五四时期，鲁迅先生以使年轻一代“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为己任，他不畏艰难，承担起“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为年轻人开辟一条光明的道路（《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即使在1925年那个彷徨的时期，他依然清晰地将中国历史分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奴隶的时代”，并大声疾呼：“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灯下漫笔》）。晚年，鲁迅先生更加坚信无阶级社会的必然到来（《答国际文学社问》），他毕生致力于揭露和批判社会上的不合理与丑恶现象。正如他所说，他用一生的时间，如同普罗米修斯般“煮自己的肉”，承受着最为痛苦的精神煎熬，但同时，他用针一样的红玫瑰刺，扎向所有不合理的丑恶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