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韩国人不爱用？

方法

不说不知，原来生产的世界大厂杜蕾斯，在2013年才首次以电视广告的方式「登录」韩国，原因是韩国政府一直禁止避孕广告在电视台出现，到2006年才首度解封。就是这种对广告宣传的「滞后」，促成韩国人一直对使用有奇怪的抗拒。然而为了避孕，一般韩国女性唯有在药房买口服避孕药来保护自己，抑或是在获得医生处方下购买「事后药」。
　　但是，2012年的夏天时，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厅宣布会更改法律，把传统的定期口服避孕药改为需要医生处方批准才能在药房购买，反之则把「事后药」改为可在药房随便购买。然而，由于政策引起极大争议，结果后来政府宣布把此改动暂缓推迟3年后再实行。
　　 传统男尊女卑价值使避孕责任都委于女性身上，韩国男人因而使用的比例远低于其他国家，但封建社会也为女性当众购买避孕药增添了额外的道德压力，所以韩国女性以口服避孕药的百分比也比其他国家低。意外怀孕时，「事后药」却也因为需要医生处方，面对医生「责难」的尴尬场景，也令韩国女性选择放弃这个方法。在走进绝路之际，连最后的堕胎选择也因政府禁止而变成违法行为。但国家在近年出生率低迷的环境下，进一步打击非法堕胎，所以，韩国女性在避孕这个话题上，是绝对的弱者。

时至近年，虽然韩国社会对性的观念愈来愈开放，但避孕方法的普及化却未有同步出现改变。根据统计，韩国年轻人持续使用的比例远低于其他西方国家，当中只有不足两成的青年 (18-29岁) 有持续使用的习惯，而只有18%的男性与13%的女性在他们首次发生性行为时有使用，高中生的百分比更低于一成。
　　除不使用外，韩国女性服用定期口服式避孕药的比例也同样远低其他发达国家，女性定期使用避孕药只有1-2.5%，相比美国 (14%)、英国 (26%)、法国 (36%)与纽西兰 (40%) 为低。另外，由于一直以来在韩国购买「事后药」必须获得医生处方，在传统封建思想影响下的韩国社会，女性多偏于为免于被医生歧见与责难，也未必会选择以服用「事后药」来避孕。因而，女性唯有使用高风险的「安全期计算」与「体外」方式来避免怀孕，但因意外率较高，结果进行昂贵的非法堕胎 (因堕胎是非法且要铤而走险，而且因为韩国出生率非常低，政府也刻意加强非法堕胎的惩罚，所以收费亦较贵) 便成为韩国女性唯一的出路。
　　韩国社会一直未能孕育出尊重使用的应有条件
　　 早前一项关于韩国人不安全性行为的统计，当中有接近3成曾经进行「不安全性行为」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选择使用，是因为伴侣不喜欢或拒绝使用所致。当中，社会风气是主导对带有负面印象的主因。例如若是男性提出主动携带，便被视为；若女性主动，则被视为水性杨花。所以，这类偏见，使韩国社会一直未能孕育出尊重使用的应有条件。

可是，在不使用的前提下，韩国女性服用口服避孕药却也未有提高 (只有2.5%)，所以意外怀孕便成为韩国女性经常面对的危机。为解决这种问题，女性唯有选择硬着头皮面对被医生责难的尴尬情景，取得医生处方购买「事后药」。可是有时在超过有效的72小时后，她们更要冒上更大风险，到违法的医务所进行极危险的堕胎手术，但却可能换来更大的社会潜在危机。
　　面对着持续低迷的生育率，与每年俱增的非法堕胎数字，两大引力把韩国长远竞争力带进阴霾的同时，韩国政府上年选择破天荒地把两种不同的避孕药定位倒调，即把传统定期口服避孕药改为必须获得医生处方才可购买的药物；但另外却把「事后药」改为可以随便在药房购买的药物。这种改变背后的考虑是希望把「计划避孕」的成本提高，最终影响生育计划。

到今天为止，韩国社会对避孕这问题还是停留在历史时间之中。经过数十年未能在电视台卖广告宣传，到2006年后才放宽并到2013年才迎接第一个出现在韩国电视台的广告，已经令使用的文化找不到在韩国植根的土壤。再者，传统的封建文代迫使「大男人」不需要负上避孕的责任，女性为求保护自己，避孕药却又因需要面对医生的批评而不是唾手可得，最终唯有接受非法堕胎。但是，近年政府为着提高生育率，却加强打击非法堕胎行为，把女性推至最无奈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