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保候审”到何时？

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如果涉嫌罪名较轻，或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在交纳保证金或由第三人提供担保后，可以不予羁押，取保候审。取保候审的请求，既可由犯罪嫌疑人自己提出，亦可由其亲属申请。而安庆市这起案件，提出取保候审申请的是县，所持理由是“招商引资”，而最后达到的效果，却是犯罪嫌疑人与县领导“把酒祝贺”，司法程序与法律尊严受到玷污。 类似太湖县这种“滥用行政权力干预司法”的行径，不断见诸报端。而问题出在“取保候审”程序上，也并不奇怪。一般来说，司法程序里最易滋生的环节，多为衔接松紧、界定含糊的关键点。取保候审，正是这么一个容易出问题的“点”。说其关键，是因为它关系到释放或是羁押，而犯罪嫌疑人审前是否被羁押，对案件未来走向显然有着很大影响。说其含混，是因为法律并未明确取保候审的标准，以及违反相关义务的具体责任。而一些权钱交易，就容易在上述一紧一松的过程中出现。 对司法机关来说，涉及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犯罪嫌疑人的取保候审，法律只要求“不致发生社会危险”。但任何人都可以看出，这里的“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是一个抽象、空洞的概念，任何一个非暴力犯罪的犯罪嫌疑人，都可能因“不致发生社会危险”而被取保候审。换言之，任何一个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人，也可能被以“有可能导致社会危险”为由，而被不必要地继续羁押。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取保候审在实践中缺乏有效制约，很容易成为一些司法部门自我授权、自我执行的工具。而《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关于“对需要逮捕而证据还不充足的，可以取保候审”的要求，有时也可能成为滥用取保候审的“理由”。某些司法部门在错误立案、错误拘留，最终导致无法批捕后，纷纷以该条为“台阶”将被拘留者取保候审，名为证据不足，实际是想为达到变相撤案的目的。 对犯罪嫌疑人来说，现行取保候审制度对其的制约也显不足。以安庆市这名犯罪嫌疑人为例，如果其在取保候审期间逃跑，顶多保证金被没收、保证人被罚款，其行为却不能认定为“脱逃罪”。而当他见情势不对，又返回投案时，反而会因“自首”情节获得从轻、减轻处罚的机会，这显然是“又得便宜又卖乖”。 立法者当初设置取保候审程序，是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对轻罪者的羁押，避免刑事强制措施的过分严苛，但立法上的粗疏环节，难免给了枉法者浑水摸鱼、投机取巧的机会，这其中既包括某些不负责任的执法者，也包括形形色色的犯罪嫌疑人。所谓招商引资的“大局”，不过是取保候审程序被滥用的“借口”之一，要想堵住万千悠悠之“口”，需要秉公执法、司法的理念，更需要取保候审制度的早日修订与完善，使其标准、程序、责任愈加合理、明确、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