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以义为先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14亿中华儿女正是凭着这种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为国为民、勇敢担当的民族大义，最终取得了武汉之战的胜利，有效阻隔了病毒的传播和扩散。当国内疫情稍稍好转，面对疫情在全球的蔓延，我们从未吝啬于对友邦伸出援手，在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的朴素传统中，这就是大国该有的样子。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这句话，时隔2000多年，依然掷地有声，在传统儒家思想的星群中熠熠生辉，影响和照耀着代代后人。

太史令司马迁，褒扬李陵被匈奴所俘之后守孝道、有信义，“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的优良品性。苏辙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记载了母亲程夫人带领幼年的苏轼读《后汉书·范滂传》的故事。范滂是东汉名士，以气节和实干享誉乡里，遭人陷害后毅然选择了“义”，并慨然赴死，让苏轼深受感染。元杂剧《赵氏孤儿》更是塑造了舍生取义的程婴、韩厥等人，讴歌了他们先人后己，宁可献出生命，也要拯救孤幼的事迹。这些无不是我们的民族“以义为先”价值观形成的积淀。

可见“以义为先”自古以来就融汇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也是今天无数“最美逆行者”舍小家为大家的文化根源。屈原的抱石投江，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岳飞的精忠报国，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党人林觉民的《与妻书》，党人杨靖宇、方志敏、董存瑞等的捐躯赴难，以及如今的抗疫精神，都是中国文化“以义为先”价值理念的生动体现。他们是“以义为先”在不同层面的表现，有的带有忠君报国的烙印，有的带着英雄主义的色彩，但在危难之际舍生取义的精神是一致的，都具有鼓舞人、感召人的强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