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第五章 中国的新道路

一、对新道路的艰苦探索

1．在全国统治的建立

(1)南京国民的成立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成立。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出现了南京国民与武汉国民的对峙局面。经过几番周折，实现了宁、汉台流。当蒋介石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后，于1928年2月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改组国民，谭延闻为国民，蒋介石为国民军总司令、、中常委，后来又出任政治会议。武汉国民不复存在。

在暂时统一的基础上，1928年4月蒋、桂、冯、阎四派新军阀联合举行了讨伐北洋军阀张作霖的战争。6月奉系首领张作霖在退回关外途中，被日本人预埋的炸药炸兀。其子张学良于同年12月29日从东北发出通告，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改易旗帜“。北洋军润不再作为的政治力量继续存在，就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统治。

(2)政权的性质

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实行清党分共后，已经不再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是一个由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帝国主义列强一度对作出过一两项表面上的让步（如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允诺取消领事裁判权）。这个政权曾经在一个时期之内，使一些人尤其是民族工商业者产生过幻想，以为中国可能由此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在1928年至1929年间，中国民族工业有过短暂的繁荣。1928年注册厂家就有250户，资本额迭1.178 4亿元。商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以至文化教育事业等也在这段时间内有所发展。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并没有成为中国的统治阶级，民族工商业也并没有得到自由的发展。

1928年10月，常务委员会通过<训政纲领），规定“由中国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其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圄民党执行委员会执行之”；指导监督国民重大国务之施行，由中国以”政治会议行之”。这样，北洋时期还在形式上存在的议会制度也被彻底废除了。

实行的是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党专政和军事统治。其特点如下：

首先，为了人民和消灭异己力量，建立了庞大的。“全额迭二百万”。这支是统治的支柱。蒋介石运用这支，一方面血腥地人民的反抗，同时也利用这支进行军阀

混战，消灭异己。还大力加强地方反动武装。各县民团统称保安队。广大人民被置于武装的严密控制和监视之下。

其次，为了人民和消灭异己力量，还建立了庞大的全国性特务系统。如隶属于组织部的调查统计局（“中统“）和隶属于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军统”）．其主要任务就是反对党，破坏运动，绑架或暗杀者和异己分子。

再次，为了控制人民，禁止活动，还大力推行保甲制度，规定十户为甲，十甲为保，分设甲长、保长。保甲制在统治区普遍推行，这一制度使中国人民饱受其苦。湖北就曾流行过这样的民谣：“保甲，保甲，人人披锁又戴枷。”

最后，为了控制，剥夺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还厉行文化主义。对于的进步文化进行残酷的“围剿”，大批进步书刊被查禁，许多进步作家被监视、拘捕乃至杀。鲁迅在《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中说：“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刽子手了”。

主要就是通过这些方法，来维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巩固自身统治的。

的统治依然是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同北洋军阀的统治没有本质的区别。中国仍是一个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之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对象依然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的性质也依然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中国仍然迫切需要一个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中国人民受到新军阀更为苛刻的统治，因此，要争得民族和人民，就必须同反动统治作坚决的斗争。正确地认识这一问题是中国人民继续进行民主草命和制定正确路线、方针、的基本依据和战略出发点。

2．土地战争的兴起

(1)大失败后的艰难环境

大失败后，在的统治下，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城乡，中国转入低潮。

中国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党及其领导的运动遭到严厉。党被宣布为“非法”，党的组织不断遭到破坏，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许多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被捕、被杀。据六大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党员和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党员26 000多人。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周文雍等党的重要活动家先

后牺牲。工会、农民协会等也到处被查禁或解散，工农运动走向低落。

在严峻的考验面前，中国党人表现了坚定的立场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正如在十年后所指出的：“中国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投入战斗了。”一些追求进步、向往真理的人士，在的危急时刻加入了党的队伍。受尽压迫的工农群众，重新在它的周围逐步聚集起来。在黑暗中，中圉党高举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帜。

但是，在这无比艰难的情况下，怎样坚持，中国应当走什么道路？中国党人开始了长时间的艰苦的探索。

(2)开展武装反抗反动统治的斗争

1927年7月中旬，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了三件大事：一是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向南昌集中，准备：二是组织湘、鄂、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三是召集会议，讨论和决定新时期的方针和。

同年8月7日，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

第一，会议彻底清算了大后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提出了“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的任务。

第二，确定了土地和武装反抗反动统治的总方针。会议明确提出土地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的中心问题。在中国，封建土地制度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反动统治的重要基础，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始终是的根本问题。大失败后，中国党要地领导斗争，就必须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占人口绝大多数农民的支持和参加，开展武装斗争和建立政权才有广泛的、可靠的群众基础。会议提出，觉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在会上着重阐述了党必须依靠农民和掌握杆子的思想，强调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杆子中取得的”，实际上提出了以军事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的问题。

第三，会议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政治局。在中国处于严重危机情况下，八七会议的及时召开，并制定出继续斗争的正确方针，为挽救党和做出巨大贡献。中国从此开始了从大失败到土地战争兴起的历史1生转折。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2万多人在南昌举行，打响了

武装反抗反动统治的第一。这是中国党领导战争、创建人民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

9月9日，等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爆发。军公开打出了“工农军”的旗帜；在攻打长沙遭遇严重挫折后，决定南下，向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农村区域转移，并于lO月7日抵达江西省宁冈县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根据地的斗争。

12月11日，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对的发动了又一次英勇的反击。

从1927年大失败到1928年初，中国党还先后在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领导了近百次武装。

总之，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秋收和广州，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中国由此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土地战争时期，或称十年内战时期。

3．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1 1对中国新道路的探索

四一二反政变时，蒋介石的教育了中国党人和人民，促使他们拿起武器进行战斗。但是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主攻方向究竟是哪里？应当指向城市，还是指向农村呢？

工作应当以城市为中心，这是一个时期内全党的共同认识。大失败后，继续留在上海，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中心城市。然而，所有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的很1央就失败了。这些失败后保留下来的，大都经过摸索，逐步转移到了远离统治中心的农村区域，在那里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和创建工农政权的斗争。

1928年6月召开的中国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继续把城市工作的复兴视为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的同时，肯定了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新高潮的更大的发展基础和重要力量0 192,9年6月，六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在中国．拉不到一个经济力量能够统治全国的大城市，所以中国要胜利，必须要有红军，必须要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的帮助。同年9月，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更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1930年5月，机关刊物（红旗）发表署名信件，明确提出党应当以大部分力量甚至全副力量去发展乡村工作：认为势力占据了广大农村之后，即可以联合起来包围城市、封锁城市，用广大的农村势力以向城市进攻，这样，必然可以得着胜利。

在1928年IO月和11月，就

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论证了红色政权能培长期存在并发展的主客观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文章明确地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以军事发展，是一种特征；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中国党领导之下，把土地、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三者结合起来。阐明工农武装割据长期存在并发展的条件非常重要，因为只有正确回答这个问题，才能同那种怀疑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右倾悲观思想划清界限，又同那种认为可以无条件地在农村发动武装的“左”倾盲动错误划清界限，虽然，就全党来说，这时还没有解决以农村为工作中心的问题，但是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为解决这个问题奠定了基础。

1929年4月，针对国际和党内某些人担心农村斗争超过城市斗争将不利于中国的观点，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本身的。

随着红军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1930年1月，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只能走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道路。他指出：那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的实情不适合的。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这些论述，提出了党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新道路的思想。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是对1927年大失败后中国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它是在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党人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阐明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即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没育调查，没有发言权”和“中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思想，表现了开辟新道路、创造新理论的首创精神。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提出，指明了中国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思想的初步形成。

随

着新道路的开辟，中国开始走向复兴。中国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到1930年初，党领导人民群众建立了大小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军发展到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重要的根据地有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红军游击战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的主要形式，农村根据地成为积蓄和锻炼力量的主要战略阵地。

(2)反“围剿”战争与土地

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红一方面军在、朱德等指挥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连续粉碎了的三次“围剿”。1932年底，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鄂豫皖、湘鄂酉等根据地的反“围剿”作战也取得重大胜利。

开展土地，就是要消灭封建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私有制，使广大农民在政治上得到翻身，农村生产力得到和发展。

1928年12月，在井冈山主持制定中国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以立法的形式，首次肯定了广大农民以的手段获得土地的权利。由于缺乏经验，这个土地法关于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所有、禁止土地买卖等方面的规定，并不适合中国农村的实际。

1929年4月，在兴国主持制定第二个土地法，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正，保护了中农的利益使之不受侵犯。还和邓子恢等一起制定了土地中的阶级路线和土地分配方法：坚定地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在原耕地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至此，中国党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制定了可以付诸实施的比较完整的土地纲领和路线。

二、中国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1．土地战争的发展及其挫折

(1)农村根据地的建设

红一方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使赣南、闽西裉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250万人口、5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根据地。与此同时，鄂豫皖、湘鄂西、湘赣、湘鄂赣等根据地也都得到了发展。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省瑞金县叶坪村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大纲）以及土地法令、劳动法等法律文件；选举产

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当选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首先由苏维埃共和国公民直接选举产生乡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召开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乡苏维埃组成人员：在此基础上，逐级召开区、县、省和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区、县、省和全国苏维埃。各级苏维埃广泛吸收工农群众代表参加政权管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

在苏维埃的领导下，根据地军民积极进行经济建设，着重发展农业生产，努力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苏维埃注重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农村根据地成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雏形。

(2)土地战争的严重挫折

大失败后，在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党内开始滋长一种“左”的急躁情绪。从1927年7月大失败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左”倾错误先后三次在党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

弟一次是1927年Il月至1928年4月的“左”倾盲动错误，认为形势在不断高涨，盲目要求“创造总的局面”。

第二次是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地认为中国乃至世界进人高潮，盲目要求举行全国和集中红军力量攻打武汉等中心城市。

第三次是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以陈绍禹（王明1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其主要错误是：在性质和统一战线问题上，混淆民主与社会主义的界限，将反帝反封建与反资产阶级并列，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一味排斥和打击中间势力。在道路问题上，继续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将准备城市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作为党最主要的任务：指令根据地的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配合攻打中心城市。在土地问题上，提出坚决打击富农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在军事斗争问题上，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z-o在党内斗争和组织问题上，推行宗派主义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

这几次“左“倾错误，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使中国受到严重挫折。

在20世纪30年代葡期、中期，中国党内屡次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八七会议以后党内一直存在着的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国际对中国党内部事务的错误干预和瞎指挥以外，主要的原因在于，全党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理论素养不高，实践经验也很缺乏，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的特点、中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一句话，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

对于王明等人的“左”倾错误，等进行过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在主持工人运动工作的刘少奇也多发提出过反对冒险主义的主张。但是，王明等人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压制党内民主，大搞宗派主义，对坚持正确意见的或不对他们随声附和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在1931年11月召开的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通常称“赣南会议”）上，的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会议根据临时政治局的指示，设立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治委员、总前敌委员会的名艾，这就剥夺了对根据地红军的领导权。

1932年10月，苏区局全体会议f宁都会议）对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原则进行错误的批评和指责。临时决定回后方主持临时工作。

1933年初，由于白区党的工作遭到严重破坏，临时政治局无法在上海立足，被迫迁到根据地。为了全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他们在福建开展了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接着又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其矛头实际上都是对着的正确主张的。

王明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对中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其最大的恶果，就是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遭到失败，不得不退出南方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长征。这次错误使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了90%，统治区党的力量几乎损失了100%，其教训是极其惨痛而又深刻的。

2．遵义会议与中国的历史性转折

1934年10月中旬，机关和红军（又称红一方面军）8.6万人撤离根据地，向西突围转移，开始长征。长征初期，领导人博古依靠与国际有关系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在强渡湘江之后，红军和机关人员锐减到3万多人。严酷的事实教育了广大的党员和红军指战员，他们开始产生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一些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如张闻天、王稼祥等，也改变态度，转而支持的正确主张。这样，当中

央红军根据的提议，改向敌入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并在占领黔北重镇遵义之后，政治局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里召开了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经过激烈的争论，多数人同意以为代表的正确意见，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会议增选为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委托张闻天起草《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会后不久，政治局常务委员分工，根据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并成立了由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全权负责红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成为中国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3．红军长征的胜利

遵义会议后，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翻越人迹罕至的夹金山，摆脱了数十万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1935年6月红军抵达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同5月初离开川陕根据地实行转移到达那里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又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红军的严重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了贯彻北上方针，红军经过茫茫草地，历经艰险。随后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先行北上，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同红十五军团会合，中国党所领导的力量有了新的落脚点和战略基地。至此，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先后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部伟大的英雄主义的史诗。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中国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红军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

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党人和人民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一结束，中国的新局面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