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产业发展的方向与路径

罗士轩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海淀100872)

【摘要】农村产业发展既面对严重危机，也面临重大发展机遇，决定了必须摒弃工业化农业的发展路径，

走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的新型发展道路。工业化农业效益低且负外部性极大、经济下行压力下返乡农民工数量激增等是需要面对的问题。而农村的生态文化价值的日益凸显、农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中等收入群体的逐渐扩大、“互联网+”带来的新思维、新业态，以及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提供的制度保障，为新型农村产业发展道路提供了重大机遇。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的本质要求在于将以前不被市场定价的农村的自然环境、传统文化风俗等资源赋值并实现资本化。当前，要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鼓励支持市民与农民对等谈判、平等交易，坚持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推进生态文化资源价值实现制度的创新。

【关键词】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市民下乡【中图分类号】D601，F30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9）01-0119-09

党的十九大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提出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和体系，深化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2018年“一号文件”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具体部署。事实上，农村产业兴旺的关键就是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道路，促进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这就要求重构城乡关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二者互为表里。长期以来，我们按照工业化方式推动的农业发展，不仅造成农业生产结构性过剩，还导致“食品安全问题”“农业面源污染”“产业效益低下”等多重负外部性，城乡关系也趋于劣化和对立。由此，农业供给侧改革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然而改革的方向与着力点在哪儿？却是值得我们

认真探究的。

一、农村产业发展的“危”与“机”

（一）激进现代化导致的农业“危局”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在于供求，而供求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供给侧。供给侧结构性矛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农产品产量供求不平衡，农产品价格“地板高于天花板”，一方面玉米等大宗农产品生产领域严重过剩，另一方面进口农产品数量逐年增加；其二，农产品质量供给不平衡，随着经济的进步，人们需要更高质量的消费需求，特别是在食品安全问题突出的今天，新兴中产阶级对食物的健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目前规模化批量生产的农产品达不到消费者提出的新要求；其三，农业融合业态产品供给

【收稿日期】2018-11-10

【作者简介】罗士轩，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Journal of 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Yan ’an

2019年1月第12卷第1期

January ，2019

Vol.12，No.1

119

DOI:10.16223/j.cnki.cn61-1456/c.2019.01.016

（二）新时代农村产业发展的“机遇”

虽然我国农业发展在近年来面临一些难题，但这也是我国农业领域改革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其一，中国的发展呈现出“去工业化”①与“去城市化”②倾向，“农民工返乡”与“市民下乡”兴起。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明显放缓，结构性问题进一步凸显出来，我国“去工业化”趋势明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房地产行业增速下降，工业去产能也导致大规模结构性失业，特别是东部地区大量农民工因去产能和产业转移而就业困难，返乡潮兴起；与“去工业化”趋势相伴随的还有“去城市化”的趋势，“市民下乡”兴起。这两个新现象为农村产业发展和农业供给侧改革提供重要机遇，及时了解这两个本来相辅相成的现象及其内涵，有利于制定者全面把握形势。其二，现阶段生态环境日益凸现，引起人们关注。工业化农业虽然在我国的发展过程中取得过很大成就，我国粮食产量连续多年获得增收，农民收入也因此获得较大提高，但是实际上付出了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近年来我国农业面源污染已经成为环境保护面临的重要难题之一，社会各界对环境问题日益关切，农业领域的污染治理也势在必行，已经意识到此问题，遂将污染防治作为“三大攻坚战”中的重要内容。最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方式发生转变。消费者对文化、健康、环境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健康安全的食品、愉悦身心的休闲活动、绿色的自然生态、陶冶情操的乡村文化对广大城市市民具有很大吸引力。

二、农村产业发展的基本方向：

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

农村产业发展的“危局”与“机遇”决定了我们必须摒弃工业化农业的发展路径，走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道路。产业生态化是指我们的种植业和养殖业要放弃追求规模化和化学化的思维，转向符合生态文明理念和亲社会的社会生态农业③。生态产业化是指我们要充分对接城市市民需求，走产业融合发展道路，让农村良好的生态环境资源转变为资本，促进价值实现。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的方向结合我国现阶段农民工返乡与市民下乡的经济特点、环境紧约束的时代特征、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以“市民下乡”为主要方式促进城乡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乡村产业兴旺。

（一）走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道路的必然性

1.工业化农业效益低且负外部性极大

传统工业化农业生产方式单纯追求种植养殖规模的扩大、产量的提高且产品具有高度同一性，农民只能通过增加种植养殖规模、不断提高机械化率、大量施用农药、兽药和化肥等方式来实现增产，农产品附加值极低。农业本身既面临着市场风险又面临着自然风险，单纯追求规模与产量不仅使农民面临的市场风险增加，还会在发生自然灾害时产生严重的损失。工业化农业要求农业机械化、化学化和规模化，导致农药、兽药和化肥达到过量使用状态，成为农业面源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的主要原因。［1，2］

我国化肥使用量及其增长速度令人吃惊。1980年到2012年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国的化肥施用量从约1000万吨快速增长到超过6800万吨，2013年，我国农用化肥施用量（折纯）为5911.86

120万吨，超过世界总用量的1/3。与此同时，农业中的农药和薄膜使用量也快速增加。1996年中国化学农药施用量约114万吨，到2014年增加到180余万吨。1996年中国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105万吨左右，到2014年达到258万多吨。④工业化农业的低效益和巨大负外部性迫切要求在农业领域实施供给侧改革，发展社会生态农业。

2.城市中产⑤整体不安全感需要缓解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生活的快节奏、高负荷使许多城市白领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导致身心疲惫，他们迫切需要一些场所和活动来释放压力。［3］食品安全、个人隐私安全和环境污染更是困扰中产阶级的几大问题。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3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72.8%的中产阶级认为“食品安全”没有保障，54.6%的中产阶级认为缺乏“个人信息、隐私安全”，48.3%的中产阶级认为缺乏“生态环境安全”，39.8%的中产阶级认为缺乏“交通安全”，28.5%的中产阶级认为缺乏“医疗安全”，22.5%的中产阶级认为缺乏“劳动安全”。中产阶级对于“人身安全”和“个人和家庭财产安全”的担忧相对较少，认为缺乏这两方面安全的比例分别为11.7%和13.8%。城市中产成员往往对生活有较高的要求，他们认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不安全因素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品质，使他们不能获得应该享有的生活质量。

此外，城市扩张过程中出现的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城市病”和食品安全问题，使城市中产生活质量下降，部分中产移民倾向显现。由于金融和房地产市场波动，城市中产普遍出现财富焦虑，亟需寻找新的、收益稳定的投资场所。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大城市化道路对这些难题基本无解。发展社会生态农业，既能为城市中产提供愉悦身心、提高生活质量的消费场所，缓解不安全感，又为其提供资产保值增值的投资场域。

3.经济下行压力下返乡农民工数量激增

由于国际经济疲软，外需不振，沿海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出口加工业出现较大规模停产、半

停产现象；国内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煤炭、钢铁等行业去产能，房地产行业抑泡沫。内外因素叠加导致返乡农民工数量激增，他们需要寻找新的就业岗位和创业领域。有学者指出，大量80后、90后农民工具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不愿单纯从事农业劳动却又无法在城市立足，这种情况对于社会来说是一个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因此有必要为他们提供一些出路。［4］发展社会生态农业，开展“三产融合”多业态经营，对于缓解返乡农民工失业，特别是对具有一定科学文化素质的青年农民工就业创业问题是一项重要手段。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年到2016年外出农民工增长率逐年下降，从2012年的3.0%下降到0.3%，2016年外出农民工数量只增加50万人，2017年则比上年增加251万人。与之对应的是，更多的农民工选择就近就业或者创业。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17年初的调查，越来越多的60后西部农民工返乡，而许多90后农民工选择不远行。伴随着《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等的实施，多业态发展下的农村将成为吸纳返乡农民工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场域。

4.农村的生态文化价值日益凸显

笔者研究发现，当前，越是经济欠发达的农村，越是普遍具有生态环境优势和保留了自身的文化特色。在工业化时代，这些地区并不具备发展工业或者规模化农业的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但伴随着新时代新的社会矛盾转化和新的社会结构产生，这些地区的劣势翻转为优势，独特的文化和良好的生态环境资源成为城市市民的重要需求，满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地区也具备了从“农业文明时代”直接进入“生态文明时代”的机会和条件。

（二）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的现实条件已具备

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不仅具有必要性与紧迫性，而且由于十多年来国家在“三农”领域

121的大规模投入，发展的基础已经具备；伴随着城

市中等收入群体的不断扩大，相关市场已经初步

发育；“互联网+”等新经济形态出现，为产业生

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发展提供了新思维和新业态；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土地确权与三权分置等

又为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提供了制度支持。1.持续十多年的财政投入完善了农村基础设施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相继提出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等重大

方略。特别是2005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以及2017年进一步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在缓解工业过剩产能的同时，逐步推进城乡

发展再平衡。2005年以来，财政在“三农”

领域的投入逐年增加，到2011年超过万亿，当年

全国财政在“三农”的投入达到近3万亿，成为国

家财政的最大开支领域之一，党的以来，

国家相继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各

级财政对“三农”的投入进一步加大。这些投

入，从根本上改善了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2016年《交通运输》公布的数据显

示，我国农村公路里程达到398.06万公里，通达99.9%的乡镇和99.8%的行政村，邮政领域乡乡设所、村村通邮总体实现，乡镇快递网点覆盖率达到70%。截止2018年6月，农村网民规模达到2.11亿，占全体网民比例的26.3%。2015年12月，在第二届互联网大会上指出，预计到2020年，我国网络宽带将基本覆盖所有农村。这些投入，从根本上改善了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实现了“村村通”，极大地拉近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距离，为农民开办农家乐、农民客栈，实现多种经营提供了基本条件，也为市民下乡提供了便利。

2.不断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是重要支撑

根据中国社科院2016年10月份的报告，我国

已经进入中等偏高收入国家行列。［5］关于我国中等

收入群体的数量，瑞信研究院2015全球财富报告

指出，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为庞大的中产阶层人

口，达到1.09亿人。而中国社科院2017年《社会蓝皮书》则认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家庭人口占比达到37.4%，其中中上收入群体占18.5%，中下收入群体占18.9%。［6］他们主要集中于城市，拥有较高的收入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具有多样化的生活消费需求。一方面对于高质量的传统农畜产品具有刚需，另一方面也为农村多种业态发展奠定了消费群体基础。以2017年为例，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共接待游客近28亿人次，营业收入超过7400亿元。［7］这其中大部分是由城市中等收入群体贡献的。

3.“互联网+”发展为社会生态农业提供新思维、新业态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已经在城市和工业领域形成了新的经营思维和经营业态，并推动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为农村产业发展提供了一系列值得借鉴的经验。比如，通过“互联网+景观”、“互联网+风俗”等方式，发挥社交网络和自媒体的口碑传播效用，打造本地吸睛题材，因地制宜开展多种业态经营，促进本地农特产品、自然景观和人文风俗开发和营销，将具有本地特色的种植养殖与休闲疗养、耕种采摘、自然教育、风俗猎奇、手工编织以及餐饮住宿等特色资源结合起来，形成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态势，盘活在地资源并促进资源收益内部化，进入农业4.0时代。⑥

4.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供给为城乡小微交易主体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以股份合作为主要实现形式，能够最大限度整合村域多样化资源，形成统一规划、全域开发、多种业态的产业发展新模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能够进一步明确农民对于土地的承包经营流转权，明确农户承包地的用益物权属性。2016年、印发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明确提出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农民可以在保留土地承包权

122（也就是保留村组集体成员权）的情况下，将土地经营权流转，获取土地租金收益。这意味着个体农户可以从过去对内交易，演变为直接对外做资源性资产租赁的小微交易主体，共享产权、分时度假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具备了制度基础。这与此前资本下乡只能通过村社精英才能开展交易的约束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

三、农村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式

——市民下乡

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的本质要求在于将以前不被市场定价的农村的自然环境、传统文化风俗等资源赋值以资本化。以前农民对这些资源都没有价值意识，但在受够了钢筋混凝土构筑的压抑生活空间的城市市民那里，就变得有价值了。由此，虽然优质绿色的农产品进城也是农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但更主要的方式却是“市民下乡”。

（一）不同于“资本下乡”的“市民下乡”

“资本下乡”与“市民下乡”的本质差异在于前者依旧因循工业化时代的激进方式，继续对农村资源进行掠夺；后者则顺应后工业化时代生态文明理念要求，形成城乡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互动。具体我们可以从动机、方式以及潜在影响三个方面进行区分。

1.下乡的理念与动机差异

“市民下乡”是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市民为提高生活品质和寻找新的就业创业空间而下乡开展消费和经营活动。这样的活动建立在对自然生态、乡风民俗和劳动体验等价值的认可与珍视基础之上，同时也是以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和基本权利为前提。“市民下乡”既包含以旅游、疗养、体验等形式为主要内容的消费行为，也包括租赁房屋开办农家乐、经营民宿等小规模、多样化的投资行为。与“市民下乡”不同，学界和界已多有研究的“资本下乡”通常只视土地、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具有价值，不仅忽视自然

生态和传统民俗的价值，还常常将其当作成本。而“资本下乡”从动机上看，要么是企图通过规模化、粗放式种植或养殖获取收益，要么纯粹为了骗取国家相关补贴，抑或遵循政治逻辑和治理逻辑纯粹为完成上级的政治任务。［8］

2.下乡的方式不同

以规模化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下乡”因面临与分散小农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形成“公司+农户”“合作社+农户”等模式，且“资本下乡”经常需要通过乡村干部和村级组织，由其作为中间人或者第三方来促进交易达成，而这一过程极易导致资本掠夺和精英俘获。与此不同的是，“市民下乡”并不需要通过乡村干部和组织，以个性化和独特性为内涵要求的“市民下乡”必然只能是市民和村民之间的直接谈判和交易，而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主要发挥全域综合开发、资产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市民下乡”意味着市民与村民之间以定制化个性化差异化产品和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无数小微交易。

3.潜在影响迥异

“资本下乡”从经济效益上看多数为亏损状态，且常常面临巨大风险和不稳定性。贺雪峰等人指出，调研过程中极少发现工商资本以高额租金租入农户耕地种粮会有不亏本和不破产的。［9］从社会效益来看，常常导致“大农吃小农”［10］和“精英俘获”［11］，弱势小农不仅无法获得土地增值收益，还常常为业主跑路而连基本租金都无法足额获取，同时造成耕地被撂荒。而从生态角度看，“资本下乡”开展规模种养殖，大量使用的农药、化肥和地膜以及牲畜粪便，常常造成面源污染。而“市民下乡”将生态环境、人文风俗视作资源，不仅能够为村民带来资源资本化收益，还具有保护生态环境与传统文化的正外部性，兼具经济、社会和生态价值。

（二）市民下乡可期实现多方共赢

市民下乡不仅能够促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实现农村产业兴旺，还可以改变农村要素长期净流出这一导致“三农”问题的重要趋势，

123促使人、财、物的回流，形成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更为重要的是市民下乡将农村在地的多样化环境资源和文化风俗资本化，有助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也能促进农村环境改善。

1.“市民下乡”促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

“市民下乡”对农业的派生需求多种多样，比如休闲、人文、教育、环境、养生、食品安全……其所推动的多业态强调定制化和个性化服务，不仅能够显著缩小消费者与生产者的距离，从而减少农产品中间流通环节带来的成本增加和食品安全风险，还能盘活以往不被纳入生产要素的生态、人文资源，赋予农业三产化的内涵和增值空间，实现“三产融合”发展。

以位于北京郊区的小毛驴市民农园为例。⑦该农园于200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指导下成立，是践行中国社会生态农业的特色市民农园。在种植方式上采用自然农业技术，重视传统农耕文化和乡土知识的传承。不施用任何化肥和化学农药，重视种植、养殖结合的循环模式。在经营模式上采取社会生态农业的经营理念。市民加入农园成为会员之后，可以根据自己情况租赁菜地，并按照自己的喜好进行蔬菜种植。市民空闲时，可以带上孩子或者亲朋到农园进行耕作劳动，没有空闲时间的时候，也可将菜地托管给农园。发展近10年以来，累积为北京市2000多个市民家庭提供了200多万斤有机蔬菜。市民参与配送份额的数量，2009年为37份，2010年为280份，2011年为460份，2012年升为620份。至今保持在400户左右。小毛驴市民农园还不断利用乡土社会特点，拓展其特色业务，利用特有的农业环境与教育资源，每年组织主题丰富、内容多样的各种农业节庆、休闲活动与亲子与农业教育活动。如开锄节、立夏粥、端午节、成员回访日、丰收节、农夫市集、木工DIY、自然农耕教育等，彰显了社会生态农业的巨大魅力。

2.“市民下乡”促进农村要素价格提升

随着“市民下乡”的推进，农村中的土地和劳动力都将获得参照城市收入水平重新进行定价的机会。市民租用农民的土地，参考的是城市休闲用地的可获得性和价格水平；农民帮助市民经营土地，比照的是市民收入水平和劳动价值。由于城乡之间要素价格差异悬殊，因此农民的要素收益比产业化经营有更大的增长空间。

以将农村闲置房屋用于发展民宿为例。杭州市在2016年12月29日提请市常委会审议的《关于我市农村民宿发展情况的报告（书面）》中提到，杭州2015年以来为发展民宿新改造农房1327幢，按每幢平均租金2万元计算，为农民增加房租收入2654万元。全市有民宿经营户2885户，吸纳农村劳动力2.5万人，按人均年工资3万元计算，每年工资总收入达到7.5亿元。⑧

3.“市民下乡”有利于改善食品安全问题和农村环境污染问题

步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城市市民，对食物安全和食品质量有着更高的要求，他们下乡与农户达成定制化协议，这样的城乡交流机制下，越是天然、环保的产品越能获得更高的评价和收益。这就要求农业生产转向以质量和安全为根本导向，最大程度减少农产品生产过程中农药、兽药、化肥等化学品的使用，从而产生巨大的社会生态效益。与基于工业文明手段通过深加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不同，社会生态农业将安全性作为产品附加值的主要内涵，在将农业对环境的损害降到最低的同时，显著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因而能够实现生态文明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4.“市民下乡”是促进要素回流农村的重要手段

从社会效益来看，中国农村的劳动力、资本、土地长期以来都是以向城市单向流动为主，进而造成农业低效、农民贫穷以及农村衰败。市民下乡进行消费和投资，不仅能够增加农村的人气，也使城市资本向农村流动，并给农民带来一定收益。以“市民下乡”为主要方式的产业发展模式强调“三产融合”，从单一化农业转变为完整的在地化综合农业业态，既为经济下行背景下返乡的农民工提供了众多就业机会，又为大众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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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极佳的创业领域。而参与到产业融合中的农民不仅能够获得较高的收入，还可避免因外出打工而造成幼无所教、老失所养的人伦悲剧。

5.“市民下乡”是缓解城市中产不安全感的有效方式

通过“市民下乡”发展社会生态农业对于缓解“城市病”具有重要作用，下乡市民特别是白领和中等收入人群能够就近亲近自然、体验劳动、感受乡村文明，使身心得到放松，也使整体上的社会压力得到缓解；通过自我耕作、自我经营还能保障食品安全；而在农村投资和经营也是城市中产在城市经济波动加剧的客观情况下实现财富保值增值的新途径。通过推动“市民下乡”，能够从整体上缓解城市中产的不安全感，在社会层面减少社会压力和不稳定因素；在国家层面变“向外走”为“向下走”，进而减少因中产移民和财产转移导致的人才和资本流失。

近几年无论是电视媒体还是网络平台都热衷于制作推出慢生活综艺节目，无论是电视收视率还是网络点击率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些节目掀起了社会的热烈讨论，引起许多城市中产和白领的羡慕之情。而从农村走出来在城市定居、工作的人也热衷于诉说他们的回忆，农村青年也在网络表达自豪之感。这些作为社会现象的综艺节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现实社会中城市人群的需求。

（三）促进“市民下乡”的对策建议

1.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推进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的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树立整体区域发展理念，改变长久以来按条块、按产业给予支持的方式，打造全域生态文化综合体概念。在硬件建设上，要加强财力支持，减少地方资金配套；进一步完善农村路网，加强农村电网、宽带改造，促进城乡互联互通；完善农村教育、医疗、普惠制金融等基本公共服务，避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成为驱使农民离开乡土的动力；在软件上，要加强农村传统风俗文化和古迹保护，复兴优秀乡土文化，为产业融合发展提供独特素材；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

2.鼓励支持市民与农民对等谈判、平等交易

一方面，鼓励“社区支持农业”理念和项目发展，通过农户与城市社区直接对接交易，形成稳定、相互信任的市场关系，进而保障农户收入的稳定与城市家庭食品的安全。另一方面，鼓励和引导城市居民以及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在农村开展多种形式经营，如城市家庭租入农户土地经营权以开辟家庭菜园；租入农户多余房屋或房间用于疗养度假或者开展农家乐、民宿等经营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避免已经大量出现的大资本下乡对农村进行掠夺的现象，和大资本下乡相反，这样的“市民下乡”恰恰是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进行直接平等谈判和交易，农民有完全自主意愿，而不是“大资本下乡”与乡村干部结合，导致“精英俘获”和对农村的粗放开发与掠夺性经营。对于这样的“微交易”，要在、法律、法规和服务上予以支持，帮助双方规避风险，节约交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武汉市于2017年4月出台了《关于开展“市民下乡、村民进城”活动加快我市新农村建设的支持措施》⑨，这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早的鼓励“市民下乡”的指导意见，被媒体称为“黄金20条”，该措施鼓励能人回乡、企业家下乡、知识分子下乡、市民下乡，以租赁、合作方式利用农村空闲农房创业创意、休闲养老养生，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

3.推进生态文化资源价值实现制度创新

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三变”⑩改革，通过股份合作方式由集体经济组织集中村内生态文化资源按照全域思维进行统一规划、统一开发和统一服务，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利用资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入股到村民个体、外来市民、农业合作社、企业等不同经营主体，形成多种股权结构。在此基础上通过吸引城市消费者，最终促进生态文化资源价值实现，达到生态环境可持续

125发展、传统文化传承创新、集体与农民富裕增收的“三赢”局面。

4.坚持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

农村产业发展离不开的引导与支持，在具有自然与社会双重风险的农业领域进行改革更是离不开对农业农村的引导与支持。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是一个全面的、多位一体的综合改革，必须建立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出台支持和规范相关领域的经济行为。例如在开展农业多业态经营领域，可以对农家乐、民宿、休闲农场等实行税收减免和信贷优惠，简化行政手续流程；完善社会生态农业以及有机食品立法保障工作，完善有机食品认证机制等。与此同时，必须根据法律法规坚持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村组土地所有权，保障农户家庭土地承包权；坚守耕地红线，防止农村多业态经营中出现滥占耕地、以劣换优等现象。

注释：

①“去工业化”即在产业资本严重过剩与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必须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去产能，且几乎是全产业性的，我国沿海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也出现了向东南亚作大规模转移的趋势和现象。

②“去城市化”是指因工业化与激进城市化而产生的城市治理问题、资源环境问题以及生活品质问题都显现出来，城市居民，特别是白领和中产对多样化的、亲自然的生态文明生活方式需求越来越大，逃离城市，享受乡村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离开城市，享受乡村生活。

③CSA刚传入中国时候被直译为社区支持农业，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消费者成员和农民提前签订合约，为来年的食物预先付费，成员与农民一起承担低收成的风险，共享丰富收获的回报，农民会为成员提供最安全、新鲜、有机的食物。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CSA实践已经超越单纯社区支持农业涵义，还承载着市民与农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建立，共担健康农业的风险和收益，促进城乡之间融合发展、良性互动，恢复人与自然和谐关系，践行生态文明的功能，体现为生态化与社会化的现代农业，故意译为：社会生态农业。④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历年统计年鉴。

⑤这里所说的“中产阶级”是由客观指标定义的中产阶级，

即：收入高于城镇职工平均值、拥有中等及以上教育水平的白领职业人员。

⑥农业1.0版指在盎格鲁—萨克逊模式下，在殖民地通过扩

大土地规模而获取绝对地租，形成剩余以用作工业原始积累，农业开始作为与工业区别的“第一产业”。农业2.0版是工业化中后期因工业资本过剩而进入农业，进而按工业化模式改造后的农业，又被称作设施化农业、工厂农业，在中国对应的词就是农业产业化（二产化）农业。工业化农业的双重负外部性一方面造成了农村土壤、水资源等面源污染，其严重性甚至超过了工业；另一方面又产生了“苏丹红”、“三聚氰胺”等食品安全问题。农业3.0版就是将农业三产化，将农业与自然景观、农耕文化等方面结合，延展价值链，进而获取更高收益。农业4.0是指在农业3.0的基础之上，借助“互联网+”本地题材、景观、风俗的方式，实现生态文明理念所要求的农业生态化、社会化以及城乡互动。

⑦案例材料来源于笔者所在团队近十年对小毛驴市民农园

的跟踪调查研究。

⑧材料来源于杭州市《关于我市农村民宿发展情况的

报告（书面）》，2016年12月29日在杭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上。见杭州网：http：//z.

hangzhou.com.cn/2016/dssychy/content/2016-12/27/content_ 29808.htm。

⑨材料来源于武汉市新农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

于开展“市民下乡、村民进城”活动加快我市新农村建设的支持措施》，见武汉农业信息网：http：//www.wuhanagri.

gov.cn/town/wenzhang.asp?NewsID=105621。

⑩即“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参考文献：

［1］史常亮，朱俊峰.我国粮食生产中化肥投入的经济评价和分析［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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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春】

The Direction and Path of R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LUO Shixuan

(1.School of Agriculture Economics and Rural Development,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Haidian,Beijing100872

100872))

Abstract:In the face of both serious crises and major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the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has to abandon the path of industrialized agriculture and take a new path of industrial ecology and ecological industrialization.Low efficiency and great negative externalities proceeded from industrialized agriculture,and the surge in the number of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to the countryside under the pressure of economic downturn are problems that needs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On the other hand,the positive factors, including th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rural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value,the constant improvement of rural infrastructure,the gradual expansion of middle-income demographic,new thinking brought about by“Internet +”,the new forms of industry,and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offered by reform of the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will offer great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rural industry.The essence of industrial ecology and ecological industrialization lie in that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ustoms,and other rural resources that were previously not priced,are evaluated and capitalized.At present,we should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guided by the vision for advanc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encourage fair bargains and equal trad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citizens,adhere to and improve relevant laws,regulations and policies,so as to promote innovations in the system for realizing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Key Words:rural revitalization;industrial development;urban citizen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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