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遭遇的疫情

作者：沈祖炜

来源：《世纪》2020年第02期

        近代中国发生过无数次的自然灾害，有正式记录的就达数百起，包括水灾、旱灾、蝗灾、风灾、雪灾、地震等等。大灾之后总有大疫，疫情流传危害甚烈。

        疫病，即现代科学认知的烈性传染病，种类繁多，病情复杂。危害近代中国最厉害的要数霍乱、天花、鼠疫等。在发明青霉素等抗生素之前，人类对付细菌性感染都很困难，对于病毒性感染更加茫然无措。所以查阅历史资料可以发现：近代中国对于疫病的记载往往语焉不详，常常分不清病因和病源，笼统地称之为“时疫”“瘟疫”“疠疫”，基本上束手无策。

        据记载，1859年“陕西安康瘟疫流行”。1862年，河北正定县4月间“瘟疫大行，被染者大半，死伤颇多”。山东文登等地秋季“疠疫”大作，“民多死亡”。同年“天津通州时疫盛行，浸及都下”，该年月间，北京一地病死人数超过1.5万。当年瘟疫流行的还有陕西、贵州、云南等地。1863年，瘟疫在苏南、浙东、湖南和陕西流行，“死亡者甚多，至有一家无一生者”。1865年，贵州“各属城乡士民，患疫之家十居七八”。1866年，广西玉林瘟疫流行。1867年陕甘部分地区瘟疫流行。1877年河南瘟疫伴以旱灾和蝗灾。1888年湖南疫病流行，云南阿迷州、蒙自县疫疠流行，死亡甚众。10年广东鼠疫盛行。12年四川瘟疫流行，死亡惨重。13年湖南瘟疫流行，死亡相继。14年鼠疫，港英当局统计死亡人数2552人。由于大批居民逃离，居民人數锐减三分之一。许多染病者在离港之后死于内地，未入统计。15年台北、彰化等地夏秋间疾疫流行。16年全岛鼠疫蔓延。1910年东北发生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鼠疫，死亡人数96998人。清第一次有组织地展开防疫，委派英国留学归来的伍连德，采取了比较科学的封锁交通、病员隔离和尸体火化等措施，从而第一次有效扑灭了疫情。1918年，南京发生鼠疫。1920年奉天、吉林、以及江南部分地区发生瘟疫。1925年发生以霍乱为主的全国性大疫，波及21省，轻者数县，重者数十县不等，数十万人丧生。1931年长江流域水灾导致霍乱在全国蔓延。上海卫生局采取了诸如饮水消毒、隔离病人、注射疫苗等措施，但是其他省市卫生设施和医疗条件无法同上海相比，所以霍乱继续蔓延，与长江水灾区域相去甚远的西北地区也出现了大批霍乱丧命者，仅陕西省死亡人数就达十三四万之众。

        这些记载，或详或略。但是总的来说，很少有详尽的描述、准确的统计和深入的分析。当时人们对于传染性疾病的认识还相当肤浅，甚至分不清传染病的种类，基本上只能以瘟疫一词统称。同样，整个社会公共卫生条件极差，缺乏有效的应对办法，无论是疫区还是外界，都只能听天由命。

        疫病流行危害极大，但是对于近代中国造成更大影响的却是各种严重的自然灾害。人们温饱不保，当然更加关注粮食收成。造成人为鱼鳖或赤野千里的水旱灾害往往会引起更多的官方重视。1932年河南114个县、陕西近百个县多灾并发，两省死亡81万人。1933年黄河决口数十处，陕豫冀鲁和苏北被淹1280万亩，灾民3万，伤亡1.8万。1934年又是黄河水灾，灾区耕地受淹46%，江、浙、皖、湘、鄂、赣、豫、鲁八个省中有241个县受灾，灾民2198万。1936年河南待赈饥民近千万。如此大规模的灾情，也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人们对于疫情的关注。

        在传统社会中，公共卫生服务的职能是缺位的，至多有一些民间团体，诸如同乡同业组织、慈善机构的“行善”和一些个人的“义举”，起到些许对付疫情的作用。对于疫情防治发挥作用直至20世纪才出现。1910年清第一次介入东北鼠疫防治。1916年北洋内务部制定了第一部《传染病防治条例》，而后还颁布了《检疫委员设置规则》和《清洁方法消毒方法》等公共卫生方面的法规。1930年、1944年南京国民也曾修订《传染病预防条例》，充实了该条例的内容，扩大了条例的涵盖面，卫生防疫工作出现了制度化和由行政部门担责的积极趋向。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爆发的当下，简要回顾近代中国遭遇疫情的历史，显然让我们深切地认识到，当代中国应对疫情具有前所未有的技术优势和制度优势。我们的科技力量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弄清疫情的来龙去脉，研究出有效的医疗方案;我们的组织体系可以组织起全国各行各业全面打响疫情阻击战;我们的社会动员能力可以实行最有效的隔离、消毒、集中收治等防疫措施。因此，我们有理由对战胜疫情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