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陈顺芝(1952-),女,江西玉山人,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六书与汉字构形
陈顺芝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西南昌 330027)
摘要:汉字构形的分析研究,历来都将许慎的六书作为依据和准则。从汉字表意的特点入手来探讨六书与汉字构形的关系,可发现六书包含了汉字构形的两个方面:一是汉字形体构造的类别,二是造字的方法。象形、象声、形声是汉字形体构造的三种类型,转注、假借是造字的方法,二者不在一个层面上。形声字是象形字与象声字的结合体,代表了汉字构形表意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构形;表意;象形;象声;形声
中图分类号:H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79(2005)022*******
Liushu and the Topography of Chinese Characters
CHE N Shun 2zh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angxi N 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7,China )
Abstract :We always regard Xushen ’s Liushu as the basis and criterion on the analysis and research of the topography of Chinese characters.Proceeding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meaning -symbol ,this text probes into the relation between Liushu and topographie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It thinks Liushu concludes tw o respects of topography of Chinese characters :One is the classification ,the other is the method to make w ord in physique of Chinese characters.Pictograph ,onomatopoeia ,ideophone are three kinds of the construc 2tion on topography ,while metaideophone ,the use of making similar exam ples are tw o methods to make w ord.The tw o are not on the same aspect.The ideophone character i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ictographic character and onomatopoeia character ,and it expresses the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on topography of Chinese charac 2ters.
K ey w ords :topography ;meaning -symbol ;pictograph ;onomatopoeia ;ideophone
一
“六书”一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保氏》篇,汉代的学者
将它解释为六种造字法。东汉末年的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确立了“六书”的义界,建立了义例,并据形立训,说解了9000多个汉字,勾勒出汉字构形的基本框架。此后,
“六书”就成了汉字构形的代名词,成为历代分析研究汉字形体构造的依据和准则。只是转注、假借二书,由于《说文》本身在义界和例字上的模糊,历来争议不断。清代的戴震、王筠都提出了“四体二用”说,[1]认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者为
造字之法,转注、假借二者为用字之法。时至今日,汉字构形
的分析研究大都还是在六书框架下进行的,“四体二用”的观点在汉字研究领域仍有很大的影响。其实,在用六书分析单个的汉字构形时,人们发现同一个汉字往往会有归类上的歧异,会出现“一书兼数类”、“一字兼数书”的现象。从南宋的郑樵到清代的王筠、朱骏声等,都将“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细分出不同的小类,[2]现代文字学家在具体汉字的归类上也有分歧。至于转注,清代的曹仁虎作《转注古义考》就辑录了晋代卫恒以下数十家的不同说法,争论至今也没有一
第38卷第2期2005年3月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Jiangxi N ormal University (S ocial Sciences )V ol.38N o.2 Mar.2005
文字学家唐兰先生首先在《古文字导论》中提出了“三书”说,他认为汉字的构形只有象形、象意、形声三种。[3]陈梦家先生在《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也将甲骨文分为象形、假借、形声三类,认为这三种造字法在甲骨文中已定型。[4]裘锡圭先生将汉字划分为表意字、形声字、假借三种类型。[5]刘又辛先生认为汉字有表形字、假借字、形声字三种,他认为这三种造字法代表了汉字发展的三个阶段。[6]
“三书”说的出现打破了汉字研究的传统观念,突破了“六书”框架,解决了“六书”分类中的一些难题,但在具体的问题上,各家的说法稍有不同。从汉字的产生及其表意形式的发展来探讨这一问题,我们认为汉字的形体构造有象形、象声、形声三种类型,“六书”中的转注、假借与象形、象声、形声不在一个层面上,属于造字的手段。
二
汉字是表意文字,它以特定的符号体系来记录语词表达语义。汉字形体符号的构成,涉及汉字的起源、构形取象的方法、意象组合的方式等多个方面。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文字资料分析,汉字起源于图画,早期的汉字是从原始的记事图画发展而来的。唐兰在《古文字学导论》中提出“汉字起源是图画”的主张,已成为文字研究者的共识。他在谈到文字形成时说:“经过长期的训练后,才能把各个物体画得逼真。当一个巨象的图画完成后,瞧见画的人不约而同的喊了出来‘象’,于是‘象’这个字在中国语言里就成了‘形象’、‘想象’、‘象效’、‘象似’等语的语根。当其他物体也都描写得肖似后,一见图就能叫出它们的名字,于是语言和图形就结合起来而成为文字。”[3](P73)这就是早期的图形文字,而象形正是这种文字突出的特征。形,即客观事物的外貌形态,是人们目中所见的自然表象。如:虎、犬、豕、斤、车、鸟等,早期的古文字形就是这些动物、工具形貌的真实再现,一个个汉字犹如一幅幅生动的简笔画。这种象形表意法是一种最古老的、最直接的文字表意方法。它的特点是以简单的线条描摹客观事物的形状,通过视觉效果把字形与具体事物联系起来,展示它所表达的意思。正是这种表意方式造就了汉字形体符号的基础形态———象形。
象形字是汉字中最早出现的文字类型。当一种图形与语言中某一语词相联系,有了固定的名称,它就脱离图画而成为文字符号。这些文字符号,“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所取之象,均为目中所见的生活中熟悉的自然景象、人体部位以及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具体物象。当这些自然之象在人们的思维活动中逐渐成为知觉形象,成为代表着一定内容
的书写符号时,就不再是对事物的机械复制,而是对其总体特征的主动把握,是语词义与人的记忆中所存留的感性印象相联接而产生的意识形象,这种意识形象就是意中之象。美国艺术心理学家阿恩海姆认为:意象“并不是对物理对象的机械复制,而是对其总体结构特征的主动把握”,[7](P176)象形字正是这种意中之象的再现。由于早期的象形字在构形时直接“画成其物,随体诘诎”,因此,在形体结构上,它又是一个不可分解的独体之文。
六书中的指事字所记录的语词多为“无形之事”,多表示抽象的概念或形态、部位不够明显的具体事物。在构形上可分成二种,一是在象形字上加注指示性符号,此类文字记录和表达的词义是事物的某个部位,或形态、部位不够固定的具体事物。构成这些字的主体都是直观视觉效果明显的象形字,在这些象形字上增加一个符号以指明意义所在。如:本、末、寸、夫、亦、旦等字;其次是用特殊的线条符号来表示抽象的概念或意义,如:一、二、三、上、下、示等字。这种特殊的线条实际上是代表着某种思想内容、寄寓着主体的思想情感的意中之象。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明确地指出:“由想象力所形成的形象显现就叫意象。”[8](P88)这些线条符号也是如此,只是更抽象些罢了。当然,无论阿恩海姆还是康德,所谓“意象”,都是针对艺术形象而言,既然“书画同源”,汉字符号的取象、表达与艺术形象也是相通的,这些抽象的线条也属于意中之象。由此可见,指事字在取象和形体结构上,与象形字是一致的。将指事字出来,反而造成了一些文字构形在归类上的分歧,如:天、果、瓜、凶等字,有些学者将其归为象形,有些则归为指事。此外,就许慎给指事字下的定义来看,“视而可识”、“察而见意”,这八个字本身就与象形字、会意字、形声字的定义不在一个层面上。“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比类合谊,以见指 ”、“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指的是造字的方式方法,“视而可识,察而见意”只是视觉效果而不是可以具体操作的造字方法。
六书中“比类合谊,以见指 ”的会意字是比并两个以上独体的象形字组合而成的合体字,它是在名物渐繁,独体象形已难以周用的情况下,对独体象形字的局限性的补救方法。其构形表意的方式也可以分为二种,一是以形会意,即意象的画面组合;一是以义会意,即语义的多重组合。意象组合是将相关的几个独体意象符号组合成一个新的画面,通过组合的意象画面表达语意,如:莫、寒、步、囚、等。早期的古文字形,一个字就是一幅画,虽然会意字在画面上呈现的组合单位的数量与独体象形字有区别,但其形体组合的构思与表意方式是相同的。语义的组合是将作为构字部件的几个独体象形字的意义组合起来以表达新的语词义,而这种组合又是多方位的,不仅涉及构字部件本身的意义,还涉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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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期陈顺芝 六书与汉字构形会观念、认识水平、思维方式、生活习俗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如,“人”、“言”组合为“信”,表真实之意;“二犬”与“言”组合为“狱”,表“官司”“案件”之意;这些组合带有明显的社会道德观念;“女”与“帚”合为“妇”、“田”与“力”合为“男”,这种组合正是汉民族“女主内”“男主外”习俗观的反映;“羊”与“大”组合为“美”、左“耳”与“又”手组合为“取”这也都留有当时社会现象的痕迹。这种语义的组合虽不像画面示意那么直接,但仍然是通过对视觉效果的感悟产生联想表达词义。
从象形到会意,虽然在画面上所呈现的组合单位数量有所不同,但其形体组合的构思与表意方式是相同的,都是以意中之象的视觉效果和直观感悟来记录语词、表达语义的。因此,象形、指事、会意应属同一类型,是汉字记录语词表达语义的第一个阶段,也是汉字形体构造的第一种类型。“因义构形”是此类汉字形体构造的基本原则,“以形示意”是此类汉字表达语词的共同方式。从形体构造的角度,此类字是象形字,从表意方式的角度,此类字可称作纯表形字。象形字的形体构造由独体向合体、由单一向的变化,正体现了汉字表意形式的发展。由此可见,象形类汉字的表意方式与形体构造是一致的。
三
六书中的假借字,许慎的定义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本来没有为语言中已有的词造相应的字,凭借语词的发音,找一个同音字来记录这个语词的意义。概念是明确的,但由于所举“令”、“长”二例字与确立的概念并不一致,尤其对此二字本身的错误说解,造成后人的不同理解、不断争议。
假借字的出现是记录语词的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新事物不断涌现,语言词汇快速增长。而记录语言的文字则不可能完全同步发展,现实中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为每个词都造一个相应的表意符号,而且“以形表意”的方式难以表达词汇中大量的表示抽象意义的或难以取象的语词,直观的象形表意法已滞后于语词的快速发展,为记录语言的需要,人们便直接找同音字来记录语词,“假借”也就应运而生。
假借是根据语词的声音来借形,借一个同音字之形作记音符号,因为这个同音字的读音象语言里这个语词的发音,就借过来记录这个语词的读音,被借字与所要表达的语词之间,仅有语音上的关联,意义上毫不相干,借过来的字实质上就是一个象声字。假借只是一种手段,是一个过程或方式,就像以“随体诘诎,画成其物”、“比类合谊,以见指 ”的方式造出象形字一样。“依声托事”的假借虽然没有直接造出新的文字符号,但被借字形已与原词义脱节,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新的文字符号,这种文字符号记录的是语词的读音,是通过听觉效果来表达词义的。如果说,通过视觉效果“以形
示意”的是象形字,那么,通过听觉效果“以声示意”的就应该说是象声字。假借则是取得象声字的手段和方法。如:易 《说文》:“蜥易, 蜒,守宫也。象形。”
亦 《说文》:“人之臂亦也。从大,象两亦之形。”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亦,‘腋’的初文。字形在正立人形的两腋部加指示符号以示意。”[5](P121)
羞 《说文》:“进献也。从羊,羊所进也;从丑,丑亦声。”
按:甲骨文、金文作从又持羊,以会进献之意。
此三字均为“以形表意”的象形字。汉字中没有专为“容易”之“易”、文言虚词“亦”、“害羞”之“羞”三字构造相应的书写符号,便分别借用这三个意义毫不相干的同音字来表示。
此类“以声示意”的汉字,从表意方式的角度来说,是纯表音字,从汉字构造的角度来说是象声字。象声字是汉字表意形式发展第二个阶段,是汉字发展中出现的第二种记录语词的基本类型,也是文字发展的必然阶段。不仅是汉字,世界上早期的象形字如苏美尔人创造的钉头文字、古埃及的圣书字都是如此,都是从表意文字向表音文字发展,最后发展为拼音文字。而汉字发展到象声字阶段后,走上了与汉语相适应、相结合的道路,朝形声字方向发展,在世界文字发展的道路上与其他的象形文字分道扬镳,成为于世界拼音文字之外的独特的文字体系。汉字表意形式的发展方向正体现了汉字的自源性特点,汉字为记录汉语而产生,它的存在形式、它的发展必然与汉语的发展相适应,必然符合表达汉语语词的需要。假借就成为新字产生的一种方法和途径。正是这种方法和途径造就了汉字新的一种类型———象声字。
作为一种造字手段,假借的方法一直在运用。20世纪50年代的汉字简化方案,就沿用了假借手段。如,简化字借“后”为“後”,借“余”为“馀”,借“干”为“ ”“乾”等等,有些简化字就直接来自古籍中的“同音替代”字。现代汉语中的音译字也属于借形表音的象声字。如今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外交领域的延伸、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新语词快速增长,记录这些新语词的文字大多是直接借用原有的同音字。如外来语中音译的人名、地名、专业术语、网络用语等等。这些借形表音的汉字在记录新语词时,原有的形义关系已完全分离,它们是通过听觉效果来表达词义的。这类文字也是通过假借手段形成的象声字。当然,这类象声字与六书中“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的象声字有所不同。六书中的象声字已与所记录的新的语词义相结合,约定俗成,成为固定用法,其原有的语词义往往用其他的文字符号来表达了,各有专司,互不相干。而现代汉语中的音译字、记录外来语的象声字则属于特定语言环境中的临时借用,其固有的形义关系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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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书中的形声字,许慎的说解非常明确:“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根据语词的意义和读音,分别取相关的象形字作意符或声符,二者相合便成为一个新字。作意符的是与新语词义相关的现成的象形字,作声符的原本也是象形字,成为声符后就是象声字了,因此,形声字是象形字和象声字的结合体。象形字和象声字的组合产生了汉字的第三种类型,这种构形法将汉字和汉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此,汉字与汉语关系密切,互相适应,互相制约,共同发展,这也是汉字能连续使用几千年至今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形声字的构形,除了直接取用声符、意符造新字外,主要是运用转注方式,这种方法与语词的发展关系密切。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象声字增加意符。语词的快速增长,使汉字中出现了大量的象声字,象声字过多,必然使汉字中产生大量的同音异义、同形异义现象,这就必然会影响汉字表意的准确性,影响书面语言的纯洁性。因此,根据早期汉字“因义构形”的特点,或为象声字的原字增加相应的意符表示本义,以示区别。如:其、西、新、孰,借为象声字后,汉字中就出现了相应的箕、栖、薪、熟等字表示本义。或为象声字增加意符表示后,如:“臧”本义为“善”,借为收藏义后,又为后起的“收藏”义增加意符造了“藏”;“戚”,本义为斧形兵器,借为悲戚义后,又为其后增加意符造了“ ”。由假借途径产生的象声字本身也存在一字多用的现象。如:“辟”,《说文》:“辟,法也。”本义为“法”、“法度”,但在古籍中又常被借来表示“避”、“嬖”、“ ”、“譬”等词义,为明确用法,后来又分别为这些字增加相应的意符,成为新的形声字。二是同源相生的古今字。语词发展的一个重要途经是词义的引申和义项的分化。当语言中某个词经过引申、分化后产生一个或几个同源的新词时,在文字上就会产生一字多义现象。为了加以区别,人们往往会以记录旧词的文字为基础,加注相应的意符或声符构成新字以记录新语词。如:丞—拯, 益—溢, 并—骈, 解—懈。前两组为原字增加意符表示本义,后两组增加意符表示新语词,原有的象形字与后起的形声字形成同源相生的古今字关系。这种以古字字音为中心、以字形为基础加注意符或声符构造新字的方法就是转注法。
形声字的出现,解决了象形字造字取象的困难,也解决了象声字表意上的易混淆现象。根据语词意义,取一个相关的象形字作意符,表示类属或意义范畴;根据语词发音,取一个读音相同或相近的象声字作声符:二者一结合就是一个新字。造字简单,表意明确,因此在汉字发展演变中很快就替代了象形字和象声字而成为汉字构形的主体。由象形和象声组合而成的文字,从表意形式的角度说是“兼表音义”,从汉字的形体构造来说是形声字。形声字是汉字表意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汉字形体构造的第三种类型。
从汉字的构形到汉字表意形式的发展来看,六书并不是平行的六种造字法,真正与汉字构形相关,能表现汉字形体特征的只有象形、象声和形声三种类型。指事、会意只是象形字的不同组合方式;转注是造字的手段和方法,是造成形声字的主要方法。所谓“建类一首,同意相受”,应是针对一语相生的同源字而言,语音同类,转换或加注意符,相互组合即为新字。对于假借,客观地说,它应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一种造字手段和途径,通过这种途径造出了象声字;另一方面,它也代表了汉字的一种类型,即借形标音的汉字。只是这一称谓只能说明此类字的来源而不能明确表明其性质特征,故本文将其改名为“象声字”,以突出其表意性能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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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期陈顺芝 六书与汉字构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