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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刑讯逼供行为的心理分析

院 （系）：       法     律     系   

专    业：   法    学 年级：  2001   

姓    名：   王  阔     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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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5月24日

毕业论文（设计）评语

摘   要

刑讯逼供犯罪从表象上来分析就是一种侵犯攻击行为，而且是一种以暴力为行为表征的侵犯攻击行为。《刑法》已经将刑讯逼供规定为犯罪，但刑讯逼供现象仍有较高的发生率，这不能不说是个相当令人困惑的问题。其原因有刑讯逼供行为个体的权力意识、权威意识、专政意识等错误认知，也有工作应激状态下的情绪渲泻。要遏制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除观念的转变即从“专政”到“服务”的转变外，还要建立心理辅导机制，对其进行长期的心理帮助。

关键词：刑讯逼供  情绪  应激  挫折

Abstract

Form the appearance inducement of a confession is a behavior of insulting attack . It is also a behavior of insulting attack by force. “Criminal law” had defined it as crime, but such case occurred frequently . So it is a puzzled problem. It is just because the person who try the extorting a confession had the sense of power, authority and dictatorship. It is the emotional instant response under the working state. If we want to prevent such cases from occurring ,we should establish the system of psychological amendment for the police and give the long term psychological help.

Key words: inducement of a confession

emotion    instant response

前言………………………………………………………………………………………………1

一、刑讯逼供行为个体的认知错误……………………………………………………………1

（一）刑讯逼供行为个体的自我角色认知………………………………………………1

（二）刑讯逼供行为个体对侵犯攻击对象的角色认知…………………………………2

（三）刑讯逼供行为个体对其与被侵犯攻击对象之间的关系认知……………………2

（四）刑讯逼供的错误归因………………………………………………………………3

二、刑讯逼供与“挫折——攻击假说”………………………………………………………3

（一）刑讯逼供行为主体受挫折的原因分析……………………………………………4

（二）刑讯逼供行为个体挫折之后的行为反应…………………………………………5

三、刑讯逼供与工作应激………………………………………………………………………5

（一）刑讯逼供行为与主要的工作应激因素……………………………………………5

（二）工作应激的心身症状………………………………………………………………7

四、基于心理分析的反思………………………………………………………………………7

（一）建立招警心理测试制度……………………………………………………………7

（二）调整的认知理念………………………………………………………………7

（三）减少的工作应激源……………………………………………………………8

（四）建立心理辅导机制……………………………………………………………9

                      前   言

在刑事侦查过程中，刑讯逼供作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已受到司法界的高度重视。法学界展开了刑讯逼供问题的激烈讨论，分析产生刑讯逼供的原因，以寻求救治之方。一些学者认为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的缺失是产生刑讯逼供的一个重要原因，主张通过立法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一些学者认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刑讯逼供，主张取消这一刑事；一些学者认为，侦查人员的素质不高和技术水平的落后是产生刑讯逼供的主要原因，主张提高刑侦队伍的素质。这些分析都有可取之处。《刑法》已经将刑讯逼供规定为犯罪，但刑讯逼供现象仍有较高的发生率，这不能不说是个相当令人困惑的问题。因此，仅仅用“以权谋私”、“素质不高”或“不尊重”等词语来概括说明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是不够的，刑讯逼供应该有更为复杂的产生原因，也应该寻求多方面的对策。

刑讯逼供从其行为的表象来分析就是一种侵犯攻击行为，而且是一种以暴力为行为表征的侵犯攻击行为。刑讯逼供行为的行为主体、攻击行为发生的环境、被侵犯攻击对象等方面有其特殊性，攻击主体及社会公众对刑讯逼供行为认识上存在显著的差异性。本文只拟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心理分析的视角——对刑讯逼供犯罪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  刑讯逼供行为个体的认知错误

（一）刑讯逼供行为个体的自我角色认知

刑讯逼供行为个体在自我角色认知方面的一些错误是刑讯逼供行为多发，而且久禁不绝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角色认知错误的突出表现就是刑讯逼供行为个体（下文以为分析对象）的权力意识、权威意识、专政意识。对于的这种角色认知并不是其天生就有的，对大多数来说，这种认知错误可能就在其入警的那一天，或从那一天起不知不觉中形成，在这种错误认知的支配下，希望权力得到实现，权威得到尊崇，其对审讯工作的影响便是强调犯罪嫌疑人对权力和权威的服从——如实回答的提问。如果这种权力意识、权威意识、专政意识在其外化的过程中受阻，对而言便是一种挫折（关于挫折与刑讯逼供的关系下文详述）。

这种自我认知方面的错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即社会遗传因素。纵观中国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五千年的“人治史”，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当然地给们输送着权力意识、权威意识、专政意识的给养。从近代主流政治理论上看，、、法庭是三大国家机器，这一切养成了在审讯工作中“权力需要服从，权威需要尊崇”的错误观念，从而形成刑讯逼供的心理动因之一。

（二）  刑讯逼供行为个体对侵犯攻击对象的角色认知

从目前得到的先秦和秦代具体审案的史料来看，在一些情况下，审案者是根据自己的“自由心证”先认定案情的是非曲直，然后获取口供，从而加以证实，而获取口供的捷径就是刑讯[1]，这也许是有罪推定的最初表现形式。这种关键一直延续到今天，受“有罪推定”观念的影响，对犯罪嫌疑多抱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这种偏见导致其对侵犯攻击对象的认知有着一些错误：一是将犯罪嫌疑人等同于罪犯，认为他们是事实上的有罪者，因而忽视了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对其在审讯中能做的无罪辩解一律视为有罪者为了逃避罪责的托辞，是其主观恶性较重的标志，甚至将律师的辩护理解为为犯罪嫌疑人开脱罪责；二是将犯罪嫌疑人客体化，认为其只是的工作对象，是刑事诉讼的客体而非主体，因而认为犯罪嫌疑人在审讯过程中会有“供认不诲”的义务而无其应有的权利 [2]，要求犯罪嫌疑人在审讯中受的指挥和，其在立法中的表现就是《刑事诉讼法》第93条有关犯罪嫌疑人对提出的问题应当如实回答的相关规定。

（三）  刑讯逼供行为个体对其与被侵犯攻击对象之间的关系认知

受传统的纠问式诉讼观念和模式的影响，长期以来，总是将其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关系对立化，而使本应在平等主体之间进行的说服失去了应有的心理基础，[这里所说的平等是指个体与犯罪嫌疑人之间] 讯问失去了其“信息传播——交流——说服”的科学过程特征，而成了单方面寻求“命令——服从”的权威满足的过程。虽说由于与犯罪嫌疑人在法律地位、审讯活动的行为目标等方面有其固有的对立，双方身份有明显的差异，但这全都是角色差异的表层现象，从更深层面上分析，与犯罪嫌疑人都是个体的人，具有普通个体所应具有的个性特征，从而在这一层面上与犯罪嫌疑人之间是平等的，他们之间存在着沟通和交流的可能。倘若将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关系对立绝对化，在审讯中保持单方面的强势，刑讯逼供的结果就是一种必然。

（四）  刑讯逼供的错误归因

《刑法》247条规定刑讯逼供是一种犯罪行为。根据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假说，该法条的存在必然对意欲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的形成心理上的强制而起到一种预防作用。但是对刑讯逼供行为的错误归因，有时即使其内心认为其在审讯中的刑讯逼供行为虽然不合法，但是却合理。心理学理论认为当个人可以推卸其行为的责任时，内在和外来的遏制力降低，产生侵略行为的概率升高[3]。具体地分析，对刑讯逼供行为的错误归因主要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

1.基于有罪推定的罪刑报应。

罪刑报应因其与我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良好契合而深入人心，在刑讯逼供中的思维过程表现为“犯罪嫌疑人有罪——有罪当受到报应——我正在使有罪者受到报应”这一模式，而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刑罚”与“刑具”之间的密切联系为刑讯逼供行为者将刑讯逼供行为合法化归因的法文化基础。

2.基于实体正义的错误归因。

不枉不纵是我国刑事诉讼长期以来的理想价值目标，在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之间，实体正义一直以来就是处于上位，是司法工作人员的最高目标。刑讯逼供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以查明案件事实，追究其刑事责任，以实现实体正义。对实体正义的偏爱和对程序正义的忽视为刑讯逼供行为者将该行为合理化归因的价值基础。

二  刑讯逼供与“挫折——攻击假说”

挫折是个人从事有目的的活动时，由于遇到障碍和干挠，其需要不能得到满足时的一种消极的情绪状态[4]。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心理学家J·多拉德等五人在研究了人在遇到挫折的行为反应后，在《挫折与侵犯》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挫折——攻击假说”，认为：攻击行为是挫折的结果。这种观点认为攻击行为的发生总是以挫折存在为先决条件的，同时，挫折的存在也总是要导致某些形式的攻击行为[5]。尽管此说因过于绝对而备受诘难，但针对人们的诘难，米勒于1941年在《挫折——侵犯假说》一文中写道：“挫折产生一系列不同类型反应的刺激，其中之一是引起某种形式的侵犯刺激。”对该假说进行了修正。刑讯逼供是一种发生在特定环境下，特定的主体之间的侵犯攻击行为，符合“挫折——攻击假说”的情境预设，用该理论对刑讯逼供行为进行分析，对于洞察刑讯逼供行为主体的心理动因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刑讯逼供行为主体受挫折的原因分析

理想的审讯过程预设是“提问——如实回答”，这种模式既能满足的工作需要，又能满足对权力的被服从，权威受尊崇的心理需求。但实际审讯过程很难按照这一理想预设进行。

1.审讯工具的缺乏或失效。

审讯是一个说服过程，需要具有相关的说服工具，也就是一种审讯技巧。要求具备这样一些能力：与审讯及案件有关的法律知识、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观察能力、分析判断能力，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定的心理学理论知识。而刑讯逼供者大多在这些能力方面存在重大欠缺，或不能正确运用所掌握的审讯工具而导致审讯工具失效。

2.审讯中的自我中心主义。

审讯是个双向的信息交流和说服过程，要求审讯人员掌控审讯节奏的同时能很好的调动审讯对象——供述积极性。但自我中心使其忽略了这一点，刑讯逼供者大多不去充分地了解审讯对象的具体情况，包括其犯罪的主观原因和客观过程，犯罪嫌疑人的性格特点及归案后的认识态度等。即使掌握了一定的审讯工具也不能加以正确利用。

3.错误的心理预期。

由于刑讯逼供行为人角色认知方面的错误，使其对审讯抱有一种错误的预期，认为犯罪嫌疑人在权力和权威之下会如实回答其提问。但人的趋利避害本能使犯罪嫌疑人总是想方设法寻求反审讯的对策，而使审讯具有相当的难度。另外，行为人总是将案件取得突破的希望寄托在审讯上，或设想从口供中获取查找其它证据的线索，因此对审讯的预期目标表现出主观性的特征，当审讯结果与其主观预期目标之间存在差异时，挫折感就产生了。

（二）  刑讯逼供行为个体挫折之后的行为反应

刑讯逼供行为人在审讯受挫之后，不是积极检讨自我方面的不足，如审讯技巧，策略等的缺乏，或及时地调整对审讯的自我心理预期，改变错误的认知观念；也不是进行积极的自我心理防卫，而更多的是觉得其作为一个执法者、专政者的权力在审讯中没有得到服从，权威没有得到尊崇，目标就在眼前，但是却无法实现。当行为人受挫时愈接近目标，其感受到的挫折也就越为强烈，由此引发攻击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当挫折感突破某种限度时，就会发生现实的侵犯攻击行为，而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则认为攻击行为是发泄行为人内心挫折感，保持行为人心里平衡的一种方式[6]。

三  刑讯逼供与工作应激

“工作应激是指工作需求超过个人成功应对的能力”[7]当工作要求在过短的时间内完成过多的工作时，就存在工作超负荷现象，这就会改变个体正常的心理或生理功能。心理学家特瑞·彼和约翰·牛芒的研究结论认为，工作应激产生三个消极的个体后果，即心理健康受损、生理健康受损和行为表现症状异常。

（一）  刑讯逼供行为与主要的工作应激因素

工作应激是客观工作环境对工作要求相匹配的技能及个体对其的感知之间相互影响。与前文对刑讯逼供行为所作的“挫折——攻击假说”所分析的一致，个体的挫折感也是导致其工作应激的内部感知的重要因素，而引起个体工作应激的外部因素主要有一下几种：

1.工作条件因素。

第一，警力资源及其它侦查资源的供给不足所导致的工作超负荷是引发工作应激的重要因素。超负荷工作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的苦衷是，一边是不断的新发案件急待侦破，一边是犯罪嫌疑人已经到案的案件需要他们去审讯，去进一步收集和完善证据体系，这种矛盾和冲突在机关实行并案侦查后体现得尤为突出，这可以称之为数量工作的超载。第二，粗糙的前期侦查及落后的技术手段使众多的案件缺乏起诉所需的证据材料，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侦查终结、提起诉讼、法庭判决三个诉讼阶段一致的证据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目前对来说是个“太高”的工作质量要求。要达到这一要求，就必须付出很艰苦的努力和代价，有时甚至是牺牲，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质量工作的超载。第三，机关行政管理中的一些领导人通常以个人的主观意愿来为具体办案人员决定工作方案或目标，如定破案数量指标，定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时间等，有时甚至给出“加大力度”等暗示。对刑讯逼供行为人来说，领导的指令给其施加的压力，尤其是针对条件不好的案件，真是不敢怒又不敢言，其结果是烦恼和紧张程度增加。

2.角色因素。

在审讯中是多重角色的复合体。一方面，是执法者，代表国家行使侦查权，以及做为执法者带来的权力意识、权威意识和专政意识；另一层面，做为个体人，具有个体的种种特征，如情绪的愤怒等。执法者的角色需要公正、冷静、客观；而做为个体人的角色上，有时也有其难以驾驭的情绪或性格。多重角色之间的矛盾冲突所导致的是个体内心焦虑和恐惧感的增加。

3.社会环境因素。

不理想的工作和社会支持体系容易导致个体的压力增大。对于而言，社会治安好坏直接决定了其工作负荷的情况，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工作压力大，而且有时还会遭到人民的白眼。近年来，对刑事犯罪的“严打”不再是一种阶段性的行动，而是一种日常性的工作，从而给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社会环境失去缓和的特征，而代之以紧张。

另外，还有职业发展因素，包括并职、降职、工作安全性等及家庭工作相互影响的因素，如夫妻之间的矛盾等，这些都可能给心理上造成压力。

（二）  工作应激的心身症状

研究表明，工作应激在行为个体上表现为工作破坏、冒险行为增加、侵犯攻击行为增加等异常现象。在审讯中因前述诸应激因素而承受巨大的压力，引起情绪的紧张和焦虑，部分为了达到渲泄的目的而对审讯对象发生刑讯逼供的攻击行为。

四  基于心理分析的反思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要遏制刑讯逼供的行为，从个体的角度来说，对心理状态的调适相当重要。

（一）  建立招警心理测试制度

预防刑讯逼供的第一道防线是把好机关招警关，即在招警的过程中，不仅要看其文化素质、智力状况、业务素质等，还要考察其情绪特点，性格特征，看其有无不良的行为习惯，看其心理健康程度等方面是否适合工作，尤其对于刑事来说，其心理素质尤为重要。这个问题近年来已经在一些省市逐步得到重视，在招警过程中已经开始进行心理测试，具体做法有两种，一是使用心理测试常用的“人格量表”进行心理测试；二是通过对报考机关（院校）的人进行测试，由心理学专业人员向其提一些问题，进行心理测评，从而考察其心理素质情况。对于心理素质明显不适应工作者，一律不予录用。

（二）  调整的认知理念。

传统的认知理念以“专政”为主导，尤其是刑事更是如此，要减少在审讯过程中的挫折感，除了要加强的业务素质和政治素质之外，更主要的是心理素质的加强，但心理素质的加强与其认知理念的调整是分不开的。

1.从“专政”到“服务”的转变。

从“专政”到“服务”的转变是整体联系认知的转变，这已形成了一种共识，但这一共识在刑事认知体系中仍然还未形成，仍然有很多人认为社会稳定是通过打击犯罪来实现的，仍然把刑警的职能定位在打击犯罪的着眼点上而忽视保护（包括犯罪嫌疑人和犯罪分子的）的一面。把打击犯罪当成维护社会稳定的唯一手段，而没有认识到社会稳定更重要的是在于消除不利于社会稳定的根源，增加消除或减少犯罪的根源。只有这样才能将过高的权力意识、权威意识、专政意识降低到适当程度，从避免由于不当的角色意识、权利意识而形成的挫折感，跳出“挫折——攻击”的心理假说。

2.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的转变。

在“有罪推定”的认知理念之下，对每次的审讯希望得到的都是审讯对象的有罪供述，而对审讯对象的无罪辩解无法接受，认为审讯对象是在对权力和权威进行挑战。

3.从“执法者”到“守法者”的角色认知转变。

在生活中也扮演着多重的角色，但其对自我角色的认知却常常出现偏差，在审讯中对自我角色的认知通常是对“执法者”的角色认知，而忽视了作为普通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守法者”的角色认知，只有完成这种角色认知的转变才有可能培养在侦查过程中的正当程序观念，才能使其严格地依据刑事诉讼法规范审讯行为，从而避免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

（三）  减少的工作应激源。

工作中的应激导致的情绪紧张、失控、焦虑状态、压力增大等是诱发在审讯中刑讯逼供的重要因素，要减少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就有必要减少工作中的应激源。

1.增加警力资源配给。这对于减少工作时间，缓解身心疲劳，有利于减少工作应激的发生。

2.科学决策，减少人为施加的主观压力。目前我国队伍的管理决定警务行为在运作过程中的浓厚的行政等级色彩，工作应激源之一便是一些部门或领导常常随意决策，如限期破案、定任务、下指标，而不讲究决策的科学性。其结果是使在工作中背负着太大的压力，形成人为的工作应激。例如，领导要求天亮前取得口供，但拿不下来怎么办？领导施加的压力就会转移到犯罪嫌疑人身上，便发生刑讯逼供。

3.建立科学合理的工作绩效评估体系。在当前的刑事的工作中，其绩效评估是以破案情况为评估的主要指标，并不注重工作中其他参量，如工作中的守法情况，尤其是程序合法情况，个人素质，业务能力等，评估标准的单一性和欠科学性，使得职业发展受到很大，容易形成工作应激。

（四）  建立心理辅导机制。

建立心理辅导机制可以对其进行长期的心理帮助。对于工作的特殊性，如经常接触社会的阴暗面，经常面对突如其来的种种变故，有时甚至是死亡，导致其工作压力、生活压力与从事其他工作的人有很大差别。容易形成职业性的心理疾病。在国外接受经常性的心理治疗，如在亲历暴力犯罪现场之后，认为心理上受到某种刺激，他们就可以到心理医生处接受治疗，以恢复负面的心理平衡。或者当有某种心理障碍时，或存在应激状态时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使其心理障碍得到消除，情绪可以得到释放，从而使刑讯逼供等暴力现象发生的可能性得到降低。

致      谢

在我选本题作为我的毕业论文之后，许素萍老师给我列了许多书目，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许素萍老师在百忙之中放下手中的工作，给予了认真的指导和大力的帮助，并在手稿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在此，向许老师表示诚挚的感谢。同时也感谢帮助过我的同学和室友，是他们深厚的理底和丰富的社会经验给我提供了写作的素材。

参考文献

[1]钱仲书.管锥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79:93.(以此为标准,后面的参考文献注的不规范)

2、《刑讯逼供的法文化考察》 北大法律信息网   2002年12月3日

3、B·瑞文、J·儒本，刘永和译《社群心理学》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3版 

4、时宏华《现代社会心理学》华东师大出版社91版

5、同上

6、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出版社　1993 1版]

7、美phillip L · Rice著，石林等译《压力与健康》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