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惠能禅宗的创立及发展看中外文化交流

洪修平

内容提要 惠能禅宗是外来佛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开花而结出的硕果,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交融的产物。因此,谈惠能禅宗,实际上就涉及到了中外文化的交流问题。虽然这个中外文化的交流是发生在古代,而且中印文化都是东方文化,这与现在谈中外文化交流更多的是谈中西文化交流有所不同,但与佛教文化的交流,是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第一次大规模的与外来文化的交流,而且是一次比较成功的交流,从中国禅宗的创立与发展来看中外文化的交流,这对我们今天从更广阔的范围来讨论中西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惠能禅宗 创立发展 中外文化交流

惠能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有影响的佛教人物之一,他是禅宗六祖,因此,谈到惠能,必然要谈到禅宗;而谈到禅宗,又需要从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谈起,因为禅宗虽然渊源于外来的印度佛教,但却是形成于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之中,是外来佛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开花而结出的硕果,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交融的产物。因此,谈惠能,谈禅宗,实际上也就涉及到了中外文化的交流问题。虽然这个中外文化的交流是发生在古代,而且中印文化都是东方文化,这与现在谈中外文化交流更多的是谈中西文化交流有所不同,但与佛教文化的交流,是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第一次大规模地与外来文化的交流,而且是一次比较成功的交流,从中国禅宗的创立与发展来谈一下中外文化的交流,这对我们今天从更广阔的范围来谈论中西文化的对话与交流,显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

众所周知,禅宗的创立和发展有一个过程,禅宗本身也有北宗和南宗等不同的派别。惠能所开创的禅宗南宗,是中国化最为典型的佛教宗派,也是中国佛教史上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禅宗派别。从历史上看,东汉末年,大小乘禅就已介绍到中国来,由于受社会上神仙道家呼吸吐纳的影响,当时得到流传的主要是小乘禅数之学,实际发生影响的主要是其凝心入定、坐禅数息的形式与方法等。魏晋时期,玄学的盛行带来了大乘佛教般若学的繁兴,佛教禅经过离言扫相的般若学的洗礼,形式化的倾向得到了破除,禅的重心逐渐由修持形式转向对宇宙实相的证悟。南北朝佛性论的兴起,更为中国特色的禅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由于宇宙实相与众生自性趋于合一,在自性本觉的基础上,禅修的内容主要地也转向自性自悟,并出现随缘而行的倾向。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土的发展进入了模仿世俗封建宗法制度而确立传法世系进行创宗活动的时期,而禅家又一向特重师承,认为 无师道终不成(僧!关中出禅经序∀),因此,南北朝时期来华传授 南天竺一乘宗之禅法的菩提达摩便被追奉为中国禅宗的东土初祖,其传承则一直上溯至传佛心印的摩诃迦叶。据说菩提达摩为西天第二十八祖,来华以后,又依次传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此即所谓的 东土五祖。道信、弘忍之禅,时称 东山法门。

42如果说,西天二十八祖次第相传,更多的只是传说,它实际上是隋唐时佛教各个宗派争法统的产物,那么,从达摩到弘忍,则大体可以视为是中国禅宗逐渐形成的阶段。在菩提达摩之前,中国佛教中虽已有各种禅法,但修持形式繁琐,所观之境实然,且带有神学色彩。达摩东来,倡 藉教悟宗, 安心符道,促使禅由 心注一境向 心境泯然的方向发展。到了道信和弘忍的 东山法门之时,中国的禅宗得以真正地创立。五祖弘忍门下,出惠能和神秀,于是禅宗又有惠能南宗和神秀北宗两大派别之分。惠能被视为禅宗正脉,世称 六祖。

以上禅宗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也是印度禅在中国文化的沃土中向中华禅演变的过程。如果说 东山法门基本完成了中国禅宗的初创,那么,南能北秀两大禅系,则使中国禅宗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特别是六祖惠能禅的出现,开启了中华禅在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潇洒风光上千年之久的新阶段。一般而言,神秀北宗禅注重 观心看净、 方便通经,更多地还保留了印度禅法的安心守心、藉教悟宗等特点,而惠能南宗禅则倡导顿悟心性、不立文字,对随缘任性、不随言教作了创造性的发挥,更具中国特色。惠能作为中国禅史上开一代新风的禅师,他的出现使达摩系禅由 藉教悟宗发展为 藉师自悟,从有赖于佛之经教发展到张扬人的主体,强调即心即佛。惠能以后,禅宗南宗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演化出五家七宗之禅而在全国形成巨大规模,乃至天下 凡言禅,皆本曹溪(柳宗元!曹溪大鉴禅师碑∀)。禅似乎成了惠能一家的专用名词。禅理、禅趣、禅味、禅机以及祖师禅、分灯禅,说的都是以惠能为代表的南宗禅,以至于很长一个时期以来,许多人都把惠能称为中国禅宗的真正(实际)创始人。

惠能南宗禅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禅宗乃至中国佛教的主流,之所以能得到广泛流传并在中国社会与文化中产生深远的影响,这都是同佛教与传统思想文化的长期交融、惠能禅出现的时代背景以及惠能的禅法思想特点等联系在一起的。佛教在中土经过五六百年的发展,到隋唐时进入了创宗立派的新阶段。随着封建统一王朝的建立和寺院经济的发展,佛教各家各派得到了进一步融合发展的机会和条件,顺应着思想文化大一统的趋势,一些学派在统一南北学风的基础上,通过 判教而相继形成了许多各具独特教义、教规和修持方法的中国化的佛教宗派。这些佛教宗派的思想体系中都大量融合并吸收了儒、道等中国传统的思想与方法,它们的出现,是印度佛教中国化基本完成的重要标志。惠能南宗禅虽然出现得比较晚,但作为 后起之秀而能在各大宗派中脱颖而出,在其他宗派逐渐走向衰落之际,它能继续保持兴盛发展,并得到广泛的传播,这与惠能继承发展汉魏以来佛教中国化的传统,并随顺时代的需要而对佛教所作的革新密切相关。

二

关于惠能对传统思想文化的融会和对传统佛教的革新以及惠能南宗禅的主要特点等,笔者已有另文专述。这里只想强调一点,即惠能南宗禅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就是佛教传入中土以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融,亦即佛教的中国化问题。我个人认为,惠能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把佛教的中国化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并最终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惠能这个历史人物及其所创的南宗禅的思想特点,更好地把握惠能禅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与影响,我们必须对惠能思想的出现与佛教中国化的关系给予特别的关注。

所谓佛教中国化,主要是指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为了适应中国社会与文化的需要而不断地改变自己,在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相适应过程中最终演变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表现出中华民族传统精神风貌与特征的 中国佛教。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看,佛教的中国化也就是外来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理解、接受外来佛教文化的过程。两汉之际外来佛教的传入,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自此以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又融入了新的内容与养料,变得更加丰富和灿烂,并获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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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惠能禅宗的创立及发展看中外文化交流新的发展动力,从而进入了一个在中外文化交融中不断发展的新时期。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佛教传入中土以后,一方面在中印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中主动依附迎合传统思想文化,积极地对之加以融合吸收,有时甚至不惜改变自己的某些特性或面貌以适应中国社会环境的需要,另一方面,它又以其独特的形式和内容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充实和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印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构成了汉以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

从佛教的中国化来看,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丰厚而广博,而佛教本身也是一个由众多要素构成的复杂体系,既有宗教的信仰,又有为之作理论论证的思辨哲学,还有一套相应的礼仪制度、僧伽组织、宗教伦理和修行方式等等,因此,佛教的中国化呈现出了非常错综复杂的情况,通过了各种不同的途径和方法。它不仅表现在宗教信仰、神学理论等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佛教的礼仪制度、组织形式和修行实践等许多方面。就佛教中国化的途径与方法而言,也可以从佛典的翻译、注疏和佛教经论的讲习等许多方面来理解。这些都对禅宗的创立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中国佛教改变印度佛教托钵化缘的乞食制度而把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结合到自己的修行生活中来,这就有禅宗的所谓 农禅并重;隋唐佛教各宗派模仿世俗封建宗法制度而建立了各自的传法世系以维护自己的宗教势力和寺院经济财产,这就有禅宗特别强调的历代祖师 以心传心的传法世系等。

从思想文化的层面看,笔者曾把佛教的中国化大致概括为佛教的方术灵神化、儒学化和老庄玄学化等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都对惠能禅宗的创立和发展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方术灵神化主要是说佛教对中土黄老神仙方术的依附和对灵魂不死、鬼神崇拜等观念的融合吸收。儒学化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儒家伦理名教的妥协与调和;二是对儒家人文精神和心性学说的融合吸收。如果说佛教的方术灵神化主要是在信仰和行证的层面上为佛教和禅学的传播扫除了障碍,为其与广大民众的宗教观念和行为相结合开拓了道路,那么佛教的儒学化则为中国佛教的社会伦理品格和禅宗的心性理论奠定了基础,并为文化士人接受佛教禅学进一步创造了条件。另外,佛教在中土的发展,还经历了十分重要的老庄玄学化的过程。外来佛教借助老庄道家的玄思来阐发佛理,从而加深了与中国思辨哲学的交融,也正是通过对道家自然人生论的会通,才孕育了惠能 自在解脱的禅学思想。按照胡适的说法,禅宗思想的出现,就是汉魏以来道家哲学与佛教思想相结合的结果。

三

从历史上看,外来的佛教正是通过与传统思想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才演变发展成为中国的佛教,并得以与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并驾齐驱,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产生了惠能禅宗这样富有特色的中国佛教文化的典型代表。而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也在借鉴、吸收外来佛教文化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更新与发展。我们现在经常说儒、佛、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三大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方面表示外来的佛教通过中国化而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表明,传统思想文化在融合吸收外来佛教文化的过程中大大丰富发展了它自身的内涵。

因此,应该特别注意并加以强调的是,佛教的中国化过程是佛教与传统思想文化相互影响的过程。外来佛教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为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而不断改变自己,传统文化也在外来佛教的影响下不断发生变化,这两方面是紧密联系、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历史表明,正是中国化了的佛教能够更好地得到传播发展,并对传统思想文化发生重要影响,而受到佛教影响的传统思想文化也反过来更能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进一步产生影响。例如,早期汉代的佛经翻译受到了老庄道家思想的影响,老庄化的译经又反过来对魏晋玄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六家七宗时代的佛教般若学则又是佛教玄学化的产物。同样,禅宗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在儒道等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下得以建立,而它又推动了宋明理学的形成与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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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5于禅宗等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对儒道等进行了融合,才对宋明理学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朱熹等宋儒大都在极力排佛的同时又未能避免出入于佛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在于他们所理解的儒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打上了佛教的烙印。在强调佛教中国化的同时,传统文化的佛教化也是不应被忽视的。只有从两者双向的互动中,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佛教的特点,也才能更好地研究惠能的思想。而通过对惠能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展的历史。

据此,笔者在以往对惠能禅宗的研究过程中,一方面特别注意通过惠能的个案研究来展示佛教的中国化和最终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化佛教的特点;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对惠能的研究来更好地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及其精神与特质。通过研究,笔者深切地体会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在众多民族的融合、多种文化的交汇中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在漫长的演变发展中,它形成了开放性、调和性、包容性等重要特点。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它基本上都是宽容并加以吸取的。但这种宽容和吸取又是有条件的。首先,它是以保持自身的相对发展为前提的,在开放中吸收外来的文化是为了更好地更新发展自己而不是否定自己或取代自己,当外来文化的冲击威胁到它自身的存在与发展时,传统文化就会对外来文化采取排斥抵制的态度。其次,它对外来文化的融合吸收是有选择的,它往往是在理解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外来文化以为我所用而不是生吞活剥,盲目接受。从总体上看,传统思想文化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呈现出了相对封闭中有开放、相对排斥中有吸收的基本特色。关于这一点,传统文化在与外来佛教的关系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的佛教一方面采取了一种本能的拒斥态度,例如通过 华夷之辨来排斥外来的佛教;另一方面,它又敞开其博大的胸怀有选择地吸收容纳了佛教中有价值的东西或先秦以来传统文化中比较欠缺的东西,例如佛教的思辨哲学及其对生死问题的关注等,以此来不断更新和发展自己。在这个过程中, 华夷之辨其实也有对华夏文化 一以贯之之道加以澄清并加以疏理和强化的意义,这对于辨明中外文化的异同以便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更好地更新发展自我而不是丧失自我,是有一定意义的。因此,我们认为,即使是对 华夷之辨,也应辩证地加以看待。在历史上,中华文化对外来的佛教文化,虽然强调夷夏之别,反对 舍华效夷,但同时也在肯定华夏正统的基础上包容夷术,允许夷夏并存,南北朝时顾欢所作的!夷夏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中华文化在对待外来佛教文化的过程中采取的不是绝对的排斥或简单的接纳,而是表现出了相对的封闭性和相对的开放性。我们认为这两方面对于传统文化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必要性。相对的封闭与对外来文化的拒斥,使传统文化保持了其独特的魅力和稳定的一以贯之的持续发展,而相对的开放与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又使传统文化充满朝气和活力,不断实现着自我的更新和完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正是在这种动态平衡中绵延数千年而不绝,既保持了它特有的魅力,又保持了它常新的生命力。传统文化对佛教这一历史上第一次外来文化大规模传入所表现出的双重性格和所进行的成功的交融,至今仍对我们的文化交流与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四

最后,就中印文化成功交融的历史对今天文化交流的启示再谈一点看法。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发展,最终形成了儒家为主、儒佛道 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儒佛道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三大基本组成部分(这里所说的 三教合一,并非是说儒佛道三教最终合而为一个东西,各自完全丧失了其特殊性,而是说,儒佛道最终融合为一个中华文化的整体)。在儒佛道三教中,佛教乃是由印度传入,因此,外来的佛教与儒道形成的所谓三教关系,也是一种中外文化交融的关系。从历史上看,儒佛道三教的冲突与融合都与三教的不同特点有密切的关系。例如佛教讲因缘,道教讲自然,而儒家强调伦理。正是由于儒佛道三教有许多相异不同,所以它们在历史上才冲突不断,相互之间不断争论或斗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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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惠能禅宗的创立及发展看中外文化交流而,也正因为儒佛道三教的相异不同,所以它们才能相互补充,在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系统中形成一种相异互补的格局,共同对社会人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这也就是中国文化强调的所谓 和而不同(!论语#子路∀),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由于儒佛道三教各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谁也无法完全取代谁,所以它们才能最终互补共存,共存互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曲折发展中,儒佛道不同的文化在存异的同时,通过对话(有时是冲突),达到的是共存并进,相互了解,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也就是说,儒佛道三教关系的历史表明:在中华文化体系中,不同的文化并不是消灭对方,而是在冲突中发现差异,承认他人的合理存在,认识他人的长处,并吸收来更新发展自己,从而既促进了自己的发展,最终也促进了中国文化整体的发展。这对今天全球化时代世界多元文化的并存、对话、交流与发展,应该是一个值得借鉴的范例。

就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今天的发展而言,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而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中推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与发展,如何处理好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关系,既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和世界化,努力发掘其中具有普世意义的内容和精神,又不使中国文化丧失自己的民族性与独特的意义和价值,这成为中国文化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中国传统文化要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要融入世界文化的发展与建设之中,就必须对世界各种文化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加以认真的思考,加强与世界各种文化的交流,参与到未来人类的世界性共同价值建构活动中。同时,也需要在世界多元文化并存的大背景下,以全球的视野来观照中国文化,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掘其中的现代性,并在交流中使自己的独特价值得到更好的彰显。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和世界化进程,不应也不会使中国文化丧失自己的优良传统与民族特色,反而会通过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通而在现代得到强化和锻炼。例如以儒佛道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的文化精神,包括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对人心人性的探讨,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探索,对社会伦理问题的重视等等,都将在未来世界多元文化的建构过程中展现独特的价值,并发挥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各种优秀文化的借鉴,也可以进一步丰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并使其更加充满活力。

因此,笔者认为,一方面,在物质财富和人的物欲同步迅速增长的当今之世,在人们追求外在的财富而忘却自身内在价值和 人的生活的时候,儒佛道多元互补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于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内在精神的提升,对于人们摆脱各种精神困扰以安顿自我,正确对待物欲以完善自我,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儒佛道多元互补的中国传统文化本身也需要不断地更新发展,特别是在当代社会转型中它更需要加强与世界各种文化的交流和联系,并通过这种交流和联系来推动自身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在其发展历史上曾对 出世的佛教成功地加以融会利用而更新发展了自己,表明它能够在与异质文化的碰撞中通过对话而与之交融。在今天,我们同样有理由对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发展充满希望。

通过对惠能禅宗的创立与发展以及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回顾,我们也希望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儒佛道三教由相异冲突而至相异共存、相融互补的历史能给今天全球化进程中的文明对话与文化交流提供某种借鉴。佛教作为外来的文化,通过与儒道为代表的中国固有文化的碰撞和对话,最终在中国文化的大系统中与儒、道多元并存,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整体中的不同部分,并互补发挥作用。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世界的一体化与文化的多元化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多元文化的并存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不同的文化应该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在并存中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共同为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的幸福做出贡献,共同成为人类文化中的多元色彩。这也是我们从中国禅宗的创立与发展来看中外文化交流的又一点体会与感想。

作者简介:洪修平,1954年生,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哲学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赵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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