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润读书的方法很特别,他成名之后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我读书不只满足于读懂,而是要把读懂的东西背得滚瓜烂熟,熟能生巧嘛!”我国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先生把他搞文学创作的经验总结成四句话:“静观默察,烂熟于心,凝思结想,然后一挥而就。”
当时我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子!当时我能把数、理、化的许多概念、公式、定理,一一装在自己的脑海里,随手拈来应用。
拆开书一页页地读,《堆垒素数论》读了20多遍。
要把书读到滚瓜烂熟,是需要极大的毅力的,尤其是数学方面的书,没有故事情节,只有抽象的数学公式和符号。但是在陈景润眼中,却闪烁着幽远、神奇的异彩。不少数学著作又大又厚,携带十分不便,陈景润就把它一页页拆开来,随时带在身上,走到哪里读到哪里。这位可爱的“书痴”奇怪的读书方法,曾引起了一场小小的误会:数学系的老师时常看到陈景润拿着一页页散开的书在苦读,以为他把资料室的书拆掉了。后来,经过查实,陈景润拆的书全是自己的,对于公家的书,他惜之如金,从不去拆。公私分明,数学家的逻辑同样是毫不含糊。
我们不得不佩服陈景润脚踏实地的精神,他把鲁迅先生的做学问的经验融入到了数学研究之中。他在资料室工作期间,读过多少书,很难计算,也无法计算。陈景润知道知识的积累,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科学高峰的攀登,更需要打下坚实而深厚的功底。他这一段时间的钻研苦读,是为日后的腾飞一搏奠定了的坚实基础,是非常关键的。
刻苦研读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20多遍
陈景润回厦大后,他曾问厦大的教授李文清,我应该读什么书?李文清告诉他应读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 李文清说,陈景润将华罗庚的这本书读了近30遍,反复演算,并写出了第一篇论文《他利问题》。
据陈景润自己回忆:“《堆垒素数论》我一共读了二十多遍,重要的章节甚至阅读过四十遍以上,华先生著作中的每一个定理我都记在脑子里了。”当时陈景润口袋了经常装有纸片和拆成几页的书,以便随时拿出来看,他开会前念,吃饭后念,空袭报警时在防空壕念,甚至走着路也念,反复揣摩、钻研,直到烂熟于胸。
像一块砖那么厚的华罗庚的数学名著《堆垒素数论》,被陈景润一页页拆开了。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研究,整整读了20多遍,几乎达到了滚瓜烂熟的地步。华氏的这本专著,是当代数论精萃汇聚的结晶。对于其中的每一个公式、定理,陈景润都进行反复的计算、核实。住在勤业斋的人们,只看到陈景润的门一天到晚都关着,偶尔,看到他出来买饭,人影一闪,又进了那间只有七平方米的小屋。生活被陈景润简化得只剩下二个字:数论。他日夜兼程地驰骋于数论的天地里。睡眠很少。陈景润有一套独特的作息理论,在他的头脑里,没有失眠二字,他多次对人说过:失眠,就意味着不需要睡觉,那就爬起来工作吧!他困了,和衣一躺,一醒来,又继续工作。人们出于关心或好奇,有时也到陈景润的小屋中去看看,遍地都是草稿纸。数论的许多领域,是靠极为抽象的推理演算的,演算了多少道题,连他自己也没法计算了。只有陈景润,才能领略其中的苦涩和乐趣。
对于陈景润的研究方法他自己曾这样总结:“白天拆书,晚上装书,我就像玩钟表那样,白天把它拆开,晚上在一个原件一个原件地装回去,装上了,你才懂了。”
“做研究就像登山,很多人沿着一条山路爬上去,到了最高点就满足了。可我常常要试10条山路,然后比较那条山路爬得最高。凡是别人走过的路,我都试过了,所以我知道每条路能爬多高。”
说到这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能够改进华罗庚的方法的是陈景润,他为什么他能够攀上攻克《哥德猜想》高峰的第二阶梯。
对马克思“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的格言,陈景润是有亲身体验的。
李文清老师家里至今还珍藏着一本数学系的科学研究题目登记本,第一页便是陈景润报的《他利问题》,他用蓝色钢笔工整地写着“研究三角和方法,改进华罗庚先生结果”,至于目的,他写的是“论文”,时间是1956年。
( 2 )
陈景润叔叔是我国有名的数学家。他不爱玩公园,不爱逛马路,就爱学习。学习起来,常常忘记了吃饭睡觉。
有一天,陈景润叔叔吃中饭的时候,摸摸脑袋,哎呀,头发太长了,应该快去理一理,要不,人家看见了,还当他是个姑娘呢。于是,他放下饭碗,就跑到理发店去了。
理发店里人很多,大家挨着次序理发。陈景润叔叔拿的牌子是三十八号的小牌子。他想:轮到我还早着哩。时间是多么宝贵啊,我可不能白白浪费掉。他赶忙走出理发店,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背起外文生字来。他背了一会,忽然想起上午读外文的时候,有个地方没看懂。不懂的东西,一定要把它弄懂,这是陈景润叔叔的脾气。他看了看手表,才十二点半。他想:先到图书馆去查一查,再回来理发还来得及,站起来就走了。谁知道,他走了不多久,就轮到他理发了。理发员叔叔大声地叫:“三十八号!谁是三十八号?快来理发!”你想想,陈景润叔叔正在图书馆里看书,他能听见理发员叔叔喊三十八号吗?
过了好些时间,陈景润叔叔在图书馆里,把不懂的东西弄懂了,这才高高兴兴地往理发店走去。可是他路过外文阅览室,有各式各样的新书,可好看啦。又跑进去看起书来了,一直看到太阳下山了,他才想起理发的事儿来。他一摸口袋,那张三十八号的小牌子还好好地躺着哩。但是他来到理发店还有啥用呢,这个号码早已过时了。
陈景润叔叔进了图书馆,真好比掉进了蜜糖罐,怎么也舍不得离开。可不,又有一天,陈景润叔叔吃了早饭,带上两个馒头,一块咸菜,到图书馆去了。
陈景润叔叔在图书馆里,找到了一个最安静的地方,认认真真地看起书来。他一直看到中午,觉得肚子有点饿了,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馒头来,一面啃着,一面还在看书。
“丁零零……”下班的铃声响了,管理员大声地喊:“下班了,请大家离开图书馆!”人家都走了,可是陈景润叔叔根本没听见,还是一个劲地在看书呐。
管理员以为大家都离开图书馆了,就把图书馆的大门锁上,回家去了。
时间悄悄地过去,天渐渐地黑下来。陈景润叔叔朝窗外一看,心里说:今天的天气真怪!一会儿阳光灿烂,一会儿天又阴啦。他拉了一下电灯的开关线,又坐下来看书。看着看着,忽然,他站了起来。原来,他看了一天书,开窍了。现在,他要赶回宿舍去,把昨天没做完的那道题目,继续做下去。
陈景润叔叔,把书收拾好,就往外走去。图书馆里静悄俏的,没有一点儿声音。哎,管理员上哪儿去了呢?来看书的人怎么一个也没了呢?陈景润叔叔看了一下手表,啊,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他推推大门,大门锁着;他朝门外大声喊叫:“请开门!请开门!”可是没有人回答。
要是在平时,陈景润叔叔就会走回座位,继续看书,一直看到第二天早上。可是,今天不行啊!他要赶回宿舍,做那道没有做完的题目呢!
他走到电话机旁边,给办公室打电话。可是没人来接,只有嘟嘟的声音。他又拨了几次号码,还是没有人来接。怎么办呢?这时候,他想起了,马上给拨了电话。
“陈景润?”接到电话,感到很奇怪。他问清楚是怎么一回事,高兴得不得了,笑着说:“陈景润!陈景润!你辛苦了,你真是个好同志。”
马上派了几个同志,去找图书馆的管理员。图书馆的大门打开了,陈景润叔叔向管理员说:“对不起!对不起!谢谢,谢谢!”他一边说一边跑下楼梯,回到了自己的宿舍。
他打开灯,马上做起那道题目来。
(3)
陈景润在福州英华中学读书时,有幸聆听了清华大学调来的一名很有学问的数学教师沈元讲课。他给同学们讲了一道世界数学难题:“大约在200年前,一位名叫哥德的德国数学家提出了‘任何一个大于2的偶数均可表示两个素数之和’,简称1+1。他一生也没证明出来,便给圣彼得堡的数学家欧拉写信,请他帮助证明这道难题。欧拉接到信后,就着手计算。他费尽了脑筋,直到离开人世,也没有证明出来。之后,哥德带着一生的遗憾也离开了人世,却留下了这道数学难题。200多年来,这个哥德猜想之谜吸引了众多的数学家,从而使它成为世界数学界一大悬案”。老师讲到这里还打了一个有趣的比喻,数学是自然科学皇后,“哥德猜想”则是皇后王冠上的明珠!这引人入胜的故事给陈景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哥德猜想”像磁石一般吸引着陈景润。从此,陈景润开始了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的艰辛历程......
1953年,陈景润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曾被留校,当了一名图书馆的资料员,除整理图书资料外,还担负着为数学系学生批改作业的工作,尽管时间紧张、工作繁忙,他仍然坚持不懈地钻研数学科学。陈景润对数学论有浓厚的兴趣,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系统地阅读了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有关数学的专
著。陈景润为了能直接阅读外国资料,掌握最新信息,在继续学习英语的同时,又攻读了俄语、德语、法语、日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学习这些外语对一个数学家来说已是一个惊人突破,但对陈景润来说只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
为了使自己梦想成真,陈景润不管是酷暑还是严冬,在那不足6平方米的斗室里,食不知味,夜不能眠,潜心钻研,光是计算的草纸就足足装了几麻袋。1957年,陈景润被调到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工作,做为新的起点,他更加刻苦钻研。经过10多年的推算,在1965年5月,发表了他的论文《大偶数表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2个素数的乘积之和》。论文的发表,受到世界数学界和著名数学家的高度重视和称赞。英国数学家哈伯斯坦和德国数学家黎希特把陈景润的论文写进数学书中,称为“陈氏定理”,可是,这个世界数学领域的精英,在日常生活中却不知商品分类,有的商品名字都叫不出来,被称为“痴人”和“怪人”。
作家徐迟在《哥德猜想》中这样描绘陈景润的内心世界:“我知道我的病早已严重起来。我是病入膏肓了。细菌在吞噬我的肺腑内脏。我的心力已到了衰竭的地步。我的身体确实是支持不了啦!唯独我的脑细胞是异常的活跃,所以我的工作停不下来。我不能停止。……”对于陈景润的贡献,中国的数学家们有过这样一句表述:陈景润是在挑战解析数论领域250年来全世界智力极限的总和。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曾经这样意味深长地告诉人们:“像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
陈景润的小故事:
陈景润出生在贫苦的家庭,母亲生下他来就没有奶汁,靠向邻居借熬米汤活过来。快上学的年龄,因为当邮局小职员的父亲的工资太少,供大哥上学,母亲还要背着不满两岁的小妹妹下地干活挣钱。这样,平日照看3岁小弟弟的担子就落在小景润的肩上。白天,他带领小弟弟坐在小板凳上,数手指头玩;晚上,哥哥放了学,就求哥哥给他讲算数。稍大一点,挤出帮母亲下地干活的空隙,忙着练习写字和演算。母亲见他学习心切,就把他送进了城关小学。别看他长得瘦小,可十分用功,成绩很好,因而引起有钱人家子弟的嫉妒,对他拳打脚踢。他打不过那些人,就淌着泪回家要求退学,妈妈抚摸着他的伤处说:“孩子,只怨我们没本事,家里穷才受人欺负。你要好好学,争口气,长大有出息,那时他们就不敢欺负咱们了!”小景润擦干眼泪,又去做功课了。此后,他再也没流过泪,把身心所受的痛苦,化为学习的动力,成绩一直拔尖,终于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三元县立初级中学。 在初中,他受到两位老师的特殊关注:一位是年近花甲的语文老师,原是位教授,他目睹日本人横行霸道,却节节退让,感到痛心疾首,只可惜自己年老了,就把希望寄托于下一代身上。他看到陈景润勤奋刻苦,年少有为,就经常把他叫到身边,讲述中国5000年文明史,激励他好好读书,肩负起拯救祖国的重任。老师常常说得满眼催泪,陈景润也含泪表示,长大以后,一定报效祖国!另一位是不满30岁的数学教师,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知识非常丰富。陈景润最感兴趣的是数学课,一本课本,只用两个星期就学完了。老师觉得这个学生不一般,就分外下力气,多给他讲,并进一步激发他的爱国热情,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强大,自然科学不发达是万万不行的,而数学又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从此,陈景润就更加热爱数学了。一直到初中毕业,都保持了数学成绩全优的记录。
祖国光复后,陈景润考入福州英华书院念高中。在这里,他有幸遇见使他终生难忘的沈元老师。沈老师曾任清华大学航空系主任,当时是陈景润的班主任兼教数学、英语。沈老师学问渊博,循循善诱,同学们都喜欢听他讲课。有一次,沈老师出了一道有趣的古典数学题:“韩信点兵”。大家都闷头算起来,陈景润很快小声回答:“53人”。全班为他算得速度之快惊呆了,沈老师望着这个平素不爱说话、衣衫褴褛的学生问他是怎么得出来的?陈景润的脸羞红了,说不出话,最后是用笔在黑板上写出了方法。沈老师高兴地说:“陈景润算得很好,只是不敢讲,我帮他讲吧!”沈老师讲完,又介绍了中国古代对数学贡献,说祖冲之对圆周率的研究成果早于西欧1000年,南宋秦九韶对“联合一次方程式”的解法,也比瑞士数学家欧拉的解法早500多年。沈老师接着鼓励说:“我们不能停步,希望你们将来能创造出更大的奇迹,比如有个‘哥德猜想’,是数论中至今未解的难题,人们把它比做皇冠上的明珠,你们要把它摘下来!”课后,沈老师问陈景润有什么想法,陈景润说:“我能行吗?”沈老师说:“你既然能自己解出‘韩信点兵’,将来就能摘取那颗明珠: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那一夜,陈景润失眠了,他立誓:长大无论成败如何,都要不惜一切地去努力!
袁隆平的故事
1960年罕见的天灾人祸,带来了严重的粮食饥荒,一个个蜡黄脸色的水肿病患者倒下了……隆平的5尺之躯也直接经历了饥饿的痛苦。
袁隆平目睹了严酷的现实,他辗转反侧不能安睡。他想起旧社会,人民受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受战争的痛苦,缺衣少食,流离失所。今天,人民当家作主,但仍未摆脱饥饿对人们的威胁。他决心努力发挥自己的才智,用学过的专业知识,尽快培育出亩产过800斤、1000斤、2000斤的水稻新品种,让粮食大幅度增产,用农业科学技术战胜饥饿。
袁隆平赞成这样一个公式:知识+汗水+灵感+机遇=成功。
他依据对遗传学已有的较深的认识,对试验田里的退化植株仔细进行观察和统计分析,不仅论证“鹤立鸡群”的稻株是“天然杂交稻”,而且从其第一代的良好长势,充分证明水稻也存在明显的杂交优势现象,试验结果使他确信,搞杂交水稻的研究,具有光明的前景!
可是,杂交水稻是世界难题。因为水稻是雌雄同花的作物,自花授粉,难以一朵一朵地去掉雄花搞杂交。这样就需要培育出一个雄花不育的稻株,即雄性不育系,然后才能与其他品种杂交。这是一个难解的世界难题。袁隆平知难而进,他认为,雄性不育系的原始亲本,是一株自然突变的雄性不育株,也能天然存在。中国有众多的野生稻和栽培稻品种,蕴藏着丰富的种子资源,是水稻的自由王国,“外国没有搞成功的,中国人不一定就不能成功”。
袁隆平迈开了双腿,走进了水稻的莽莽绿海,去寻找这从未见过、而且中外资料没见过报道的水稻雄性不育株。时间一天天过去,袁隆平头顶烈日,脚踩烂泥,驼背弯腰地、一穗一穗地观察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第14天发现了一株雄花花药不开裂、性状奇特的植株。袁隆平欣喜若狂。
19年6月到1965年7月,他和妻子邓则,又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的植株。成熟时,分别采收了自然授粉的第一代雄性不育材料种子。经过两个春秋的试验和科学数据的分析整理,撰写出第一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在1966年《科学通报》第17卷第4期上。文中还预言,通过进一步选育,可以从中获得雄性不育系、保持系 (使后代保持雄性不育的性状)和恢复系 (恢复雄性可育能力),实现三系配套,使利用杂交水稻第一代优势成为可能,将会给农业生产带来大面积、大幅度的增产。这篇重要论文的发表,被一些同行们认为是“吹响了第二次绿色”的进军号角。
又经过8年历经磨难的“过五关”(提高雄性不育率关、三系配套关、育性稳定关、杂交优势关、繁殖制种关),到1974年配制种子成功,并组织了优势鉴定。1975年又在湖南、省的支持下,获大面积制种成功,为次年大面积推广作好了种子准备,使该项研究成果进入大面积推广阶段。
1975年冬,作出了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杂交水稻的决定,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一年三代地进行繁殖制种,以最快的速度推广。1976年定点示范208万亩,在全国范围开始应用于生产,到1988年全国杂交稻面积1.94亿亩,占水稻面积的39.6%,而总产量占18.5%。10年全国累计种植杂交稻面积12.56亿亩,累计增产稻谷1000亿公斤以上,增加总产值280亿元,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群众交口称赞靠两“平”解决了吃饭问题,一靠党的高水平,二靠袁隆平的杂交稻,人们用朴实的语言,说出了亿万中国农民的心里话。
随着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和在全国大面积推广,袁隆平名声大震。在成绩和荣誉面前,袁隆平公开声称现阶段培育的杂交稻的缺点是“三个有余、三个不足”,即“前劲有余、后劲不足;分蘖有余,成穗不足;穗大有余,结实不足”,并组织助手们,从育种与栽培两个方面,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20世纪80年代初期,面对世界性的饥荒,袁隆平心中再一次萌发了一个惊人的设想,大胆提出了杂交水稻超高产育种的课题,试图解决更大范围内的饥饿问题。
1985年,袁隆平以强烈的责任感发表了《杂交水稻超高产育种探讨》一文,提出了选育强优势超高产组合的四个途径,其中花力气最大的是培育核质杂种。可是多年的育种实践,却没有产生出符合生产要求的组合。他便果断迅速地从核质杂种研究中跳了出来,向新的希望更大的研究领域去探索。
袁隆平凭着丰富的想象、敏锐的直觉和大胆的创造精神,认真总结了百年农作物育种史和20年“三系杂交稻”育种经验,以及他所掌握的丰富的育种材料,于1987年提出了“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远瞩地设想了杂交水稻的二个战略发展阶段,即三系法为主的器种间杂种优势利用;两系法为主的籼粳亚种杂种优势利用;一系法为主的远缘杂种优势利用。这是袁隆平杂交水稻理论发展的又一座新高峰。
在袁隆平的战略思想指引下,继湖北石明松1973年在晚粳农垦58自然群体中发现一株不育的光敏核不育材料之后,1987年7月16日,李必湖的助手邓华风,在安江农校籼稻三系育种材料中,找到一株光敏不育水稻。历经两年三代异地繁殖和观察,该材料农艺性状整齐一致,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到了100%,不育期在安江稳定50天以上,并且育性转换明显和同步。这一新成果,为杂交水稻从“三系法”过渡到“两系法”开拓了新局面。关于水稻“无融合生殖”研究的进展,也使一系法远缘杂种优势利用研究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袁隆平对杂交水稻研究的前景,充满必胜信心。
随着杂交水稻在世界各国试验试种,杂交稻已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袁隆平近年来,先后应邀到菲律宾、美国、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埃及、澳大利亚8个国家讲学、传授技术、参加学术会议或进行技术合作研究等国际性学术活动19次。自1981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成果在国内获得建国以来第一个特等发明奖之后,从1985~1988年的短短4年内,又连续荣获了3个国际性科学大奖。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印度前农业斯瓦米纳森博士高度评价说:“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因为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人类带来了福音。”
袁隆平,从湖南省偏僻的安江农校里走来,从一个山村中等农校的青年教师,成长为举世瞩目的名人,登上了“杂交水稻之父”的宝座。杂交水稻研究事业方兴未艾,正朝着袁隆平新的战略设想的方向迅猛发展!
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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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步青的故事
著名的数学大师苏步青,自1931年3月应著名数学家陈建功之约,载着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的理学博士荣誉回国,受聘于国立浙江大学,先后任数学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训导长和教务长。至1952年10月,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他才有点不太情愿地到了上海复旦大学数学系任教授、系主任,后任教务长、副校长和校长。他曾任多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以及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副和民盟副等职。
回望苏步青的百年人生路,也是崎岖泥泞,故事多多,今选几则以慰读者。
故事一
公元1902年9月23日,那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可对祖辈从福建同安逃荒到浙江平阳带溪村的苏祖善家来说,那是一件难得的大喜、大吉的日子。真是老天有眼,天官赐福。苏祖善家添了一丁,夫妻俩笑得合不拢嘴,终于有了世代务农的“人”。可苏祖善夫妻俩从未上过学,尝够没有文化的苦,望子成龙心切,于是给儿子选取“步青”为名,算命先生还说上一番好话,以“步青”为名,将来定可“平步青云,光宗耀祖”。
名字毕竟不是“功名利禄”的天梯。正当同龄人纷纷背起书包上学的时候,苏祖善交给儿子的却是一条牛鞭。从此,苏步青头戴一顶父亲编的大竹笠,身穿一套母亲手缝的粗布衣,赤脚骑上牛背,鞭子一挥,来到卧牛山下,带溪溪边。苏步青家养的是头大水牛,膘壮力大,从不把又矮又小的牧牛娃放在眼里。有一次,水牛脾气一上来,又奔又跳,把苏步青摔在刚刚砍过竹的竹园里。真是老天庇佑,他跌在几根竹根中间,未有皮肉之苦,逃过一劫。
放牛回家,苏步青走过村私塾门口,常被琅琅的书声所吸引。有一次,老师正大声念:“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他听后,就跟着念了几遍。此后,他竟记住了顺口溜,放牛时当山歌唱。
苏祖善常听儿子背《三字经》、《百家姓》,心存疑惑。有一次,正好看见儿子在私塾门口“偷听”,为父的心终于动了,夫妻一合计,决定勒紧裤带,把苏步青送进了私塾。
故事二
9岁那年,苏步青的父亲挑上一担米当学费,走了50公里山路,送苏步青到平阳县城,当了一名高小的插班生。从山里到县城,苏步青大开眼界,什么东西都新奇。他第一次看到馒头里有肉末,常用饭票换成钱买“肉馒头”吃。一个月的饭票提早用完了,只好饿肚子。他见到烧开水的老虎灶,也觉得好玩,把家里带来的鸡蛋掷进锅里,一锅开水变成一锅蛋花汤,烧水工看到气极了,揪住他打了一顿。
苏步青整天玩呀、闹呀,考试时常坐“红交椅”,到期末考试,他在班里得了倒数第一名。可是,他的作文写得还不错,私塾里的“偷听”,激发了他学习语文的兴趣,为作文打了一点基础。然而,语文老师越看越不相信,总认为苏步青的作文是抄来的。因此还是批给他一个很低的分数。这样,更激发了他的牛脾气,老师越说他不好,他越不好好学,一连三个学期,都是倒数第一名。同学和老师都说他是“笨蛋”。
有一次,地理老师陈玉峰把苏步青叫到办公室,给他讲一个小故事:“牛顿12岁的时候,从农村小学转到城里念书,成绩不好,同学们都瞧不起他。有一次,一个同学蛮横无理地欺负他,一脚踢在他的肚子上。他疼得直打滚。那个同学身体比他棒,功课比他好,牛顿平时很怕他。但这时他忍无可忍,跳起来还击,把那个同学逼到墙角,揿在墙上。那同学见牛顿发起怒来如此勇猛,只好屈服。牛顿从这件事想到做学问的道理也不过如此:只要下定决心,就能把它制服。他发愤图强,努力学习,不久成绩跃居全班第一,后来成了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苏步青见陈老师不批评他,还给他讲故事,心里很感激。陈老师见他垂着头,摸摸他的头后说:“我看你这个孩子挺聪明嘛,只要肯努力,一定可以考第一名。”又说:“你爸爸、妈妈累死累活,省吃俭用,希望你把书念好。像你现在这样子,将来拿什么来报答他们?”苏步青再也抑制不住心灵的震撼,泪水像断线的珍珠淌在自已的胸前,第一次感到自己做错了事。此后,他完全变成了懂事的孩子,不再贪玩,刻苦读书,到期末考试得了全班第一名。
故事三
温州的浙江省立第10中学的一堂数学课,把苏步青引向通往数学王国的路。从日本留学回温州的杨老师在上数学课时,带着忧国忧民的真情:“当今世界,弱肉强食。世界列强仰仗船坚炮利,对我国豆剖瓜分,鲸吞蚕食。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为了救亡图存,必须振兴科学。数学是科学的开路先锋,为了发展科学,必须学习好数学。”杨老师的话,打动了苏步青的心。从此,他的兴趣从文学向数学转移。有一次,苏步青用20种不同的方法证明了一条几何定理。校长洪泯初得知后,把苏步青叫到办公室,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好学习,将来送你留学。”到苏步青中学毕业时,洪校长已调到北京教育部任职,但他仍关心苏步青的学习,寄来了200元资助苏步青留学。
1919年,17岁的苏步青买了一张去日本的船票,余170元钱要维持3个月的生活,实在很艰难。他每天只能吃两餐饭,无钱请日语老师,只好拜房东大娘为师。最后他用流利的日语回答了主考官的提问,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名牌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系。1924年,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师从著名几何学家洼田忠彦教授。1927年,大学毕业后,他又在课余卖报、送牛奶、当杂志校对和家庭老师,用所挣得的钱做学费,免试升入该校研究生院做研究生。并以坚强的意志,刻苦攻读,接连发表了41篇仿射微分几何和射影微分几何方面的研究论文,开辟了微分几何研究的新领域,被数学界称作“东方国度上升起的灿烂的数学明星”。1931年3月,他以优异的成绩荣获该校理学博士学位,成了继陈建功之后获得本学位的第二个外国人。此后,国内外的聘书像雪片似的飞来,苏步青一一谢绝。因为两年前陈建功获理学博士位时,曾约苏步青到条件较差的浙大去。苏步青说:“你先去,我毕业后再来。让我们花上20年时间,把浙大数学系办成世界第一流的数学系……”这兴许就是苏步青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不愿离开浙大的情缘。
走上工作岗位后,苏步青在科研和教学上取得了令世人叹服的光辉业绩,除做研究生时发现的四次(三阶)代数锥面,被学术界誉称为“苏锥面”外,后在“射影曲线论”、“射影曲面论”、“高维射影空间共轭网理论”、“一般空间微分几何学”和“计算几何”等方面都取得世界同行公认的成就,特别在著名的戈德序列中的第二个伴随二次曲面被国内外同行称为“苏的二次曲面”。他还证明了闭拉普拉斯序列和构造(T4),被世界学术界誉称为“苏(步青)链”。因此,德国著名数学家布拉须凯称苏步青是“东方第一个几何学家”,欧美、日本的数学家称他和同事们为“浙大学派”。的确,自1931年到1952年间,苏步青培养了近100名学生,在国内10多所著名高校中任正副系主任的就有25位,有5人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连后培养的3名院士,共有8名院士学生。在复旦数学研究所,苏步青更有谷超豪、胡和生和李大潜高足,形成了三代四位院士共事的罕见可喜现象。
故事四
“七七”事变后,浙江大学被迫西迁。在这国难当头,举校西迁时,苏步青接到一封加急电报:岳父松本先生病危,要苏步青夫妇去日本仙台见最后一面。苏步青把电报交给妻子说:“……你去吧,我要留在自己的祖国。”苏步青妻子苏松本说:“我跟着你走。”但因妻子刚分娩不久,不能随行内迁,苏步青把妻子送平阳乡下避难,直到1940年暑假,由竺可桢校长特批一笔路费,才将妻子和女儿接到湄潭。
在湄潭的日子里,师生的生活极其艰苦,大学教授靠工资也难以糊口。苏步青买了一把锄头,每天下班回家或休息日,就开荒种菜,有一次,湄潭菜馆蔬菜馆供应不上,就从苏步青菜地里要去几筐花菜。还有一天傍晚,竺校长来到他住的破庙前,看见苏步青正挑水种菜,苏松本背着儿子烧饭。细心的竺校长见锅里全是萝卜、地瓜干,就问苏步青。苏步青解释说:“我家孩子多,薪水全拿来买米也不够吃。地瓜干蘸盐巴,我们已吃了几个月了。”竺可桢惊愕了。于是,他特许苏步青两个读中学的儿子,破例吃在中学、住在家里(因为苏家拿不出被褥)的特殊待遇。
生活上的困难每况愈下,苏步青的一个小儿子因营养不良,出世不久就死去了。苏步青把他埋在湄潭的山上,在小石碑上刻着“苏婴之冢”几个字。然而,生活上的困难吓不倒有意志、有毅力的人,浙大的教学和科研依然有条不紊地进行。苏步青也是带着困难走上讲台的。当他回身在黑板上画几何图形时,学生们就会议论苏老师衣服上的“三角形、梯形……”的补丁,还有屁股上的“螺旋形曲线”!晚上,苏步青把桐油灯放在破庙的香案上写教材,终于用自己坚忍不拔的意志完成了《射影曲线概论》一书。1994年夏,笔者有幸在青岩看到苏步青迁徙途中住过的小庙,一种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令人难以忘怀。
故事五
1972年12月7日,苏步青的学生、著名数学家张素诚,因《数学学报》复刊之需,拜访各地数学家,到上海理应拜访苏老师,没想到苏老所赐的《射影几何概论》(英文版)一书上,别开生面在扉页题了一首诗:
三十年前在贵州,
曾因奇异点生愁,
如今老去申江日,
喜见故人争上游。
这不仅打破常人的题词俗话,把师生之情和盘托出,又足可看出苏老诗艺的高超,文学功底的深厚了。
许多人都知道苏步青是数学大师,却不知道他还是位文学大师,写作大家和诗人。他从小酷爱古诗文,13岁学写诗。读初小时常骑在牛背上诵读《千家诗》等。几十年来,他与诗为伴,与诗书同行,每次出差,提包里总放一二本诗集,如《杜甫诗选》等。苏步青不仅读诗,更有作诗兴趣,几十年笔耕不辍,写了近千首诗作。在他96岁高龄时,北京群言出版社出版了《苏步青业余诗词钞》,共收近体诗444首,词60首,由苏老手写影印,其中1931~1949年早期作品191首,内有词47首。从中我们可以领略苏老60年间的学术生涯和诗书技艺折射的光芒,富有时代气息,给人以诸多的启迪。
回想浙江大学内迁湄潭时期,他和数学大师钱宝琮等创设湄潭吟社,在生活极度困难下,自费出版了《湄潭吟社诗存第一辑》,内收各家诗词约100首。在国难当头日子里,诗人们品茶吟诗,或切磋教义,或评论时局,其忧国思乡,愤世嫉俗之情常流露于笔端。
1944年,苏步青以“游七七亭”为诗题作一诗:
单衣攀路径,一杖过灯汀。
护路双双树,临江七七亭。
客因远游老,山是故乡青。
北望能无泪,中原战血腥。
这是苏步表以物寄情,对家乡沦陷和祖国山河破碎的怀念和人民奋起抗战的歌颂,爱国忧世之情自心中汩汩流出。
苏步青的诗艺高超,令人叹为观止。他的诗意境高远,笔调清新,常用典故,富有哲理。
读了苏步青的许多诗,不仅使人感到苏老常对后学谆谆教导“金字塔”般基础之重要,文理相通之亮点。他几十年如一日,巧用自称“零头布”(零碎时间)来学习和研究,这些永留人间的好诗词,不就是苏步青充分利用零碎时间的佐证吗?
李四光的故事 | |
李四光教授是中国现代卓越的地质学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杰出的教育家和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把自己一生的辛勤劳动都献给了伟大的祖国和人民。他毕生从事地质科学的研究和教育事业,成就卓著,蜚声海内外,是我国冰川学研究的奠基人。他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李四光早年为悼念一个好学生曾写过一首诗,这首诗也是他自己毕生从事地质科学研究的光辉写照: 崎岖五岭路,石迹耿千秋。 山兮复何在,嗟君从我游。 峰峦隐复见,环绕湘水头。 风云忽变色,瘴疠蒙金瓯。 下面是关于他的几个故事。 蒋介石多次表示要其出任教育、大学校长或驻英大使,都被他拒绝。 李四光一生经历了中国社会几次大的变革。辛亥的经历,使他得出应以科学来改变旧中国面貌的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这种“科学救国”的理想已是难以实现的幻想。北洋时期,军阀之间混战不已,没有一个管老百姓的死活。李四光曾化名在报上发表过一些讽刺、责骂的文章。南京时期,他亲眼看到的和对科学的不重视,看到爱国青年仍然受到追捕。1933年,研究院总干事兼“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被特务暗杀,李四光非常气愤,把刚鉴定出来的一个古生物化石新属以杨铨的名字来命名,用这种科学家特有的方式表示纪念与。鉴于李四光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地位,蒋介石多次表示要其出任教育、大学校长或驻英大使,都被他拒绝。 “我在周先生身上产生一个最大的感觉———中国有了党,中国就有了希望。” 在困顿与痛苦中,李四光逐渐认识到新民主主义的必要性。抗战期间,他在重庆两次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向他介绍中国党的政治主张,分析当时形势的发展前景。李四光深受感动,情不自禁地对家人说:“我从周恩来身上产生一个最大的感觉:中国有了党,中国就有了希望。” 驻英大使接到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新中国的政协委员职务,否则予以扣留…… 从1920年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研究院地质研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有些外国人对中国的冰川进行过考察,断言“中国没有第四纪冰川”。李四光却提出“让事实说话” 冰川的分布是研究地质构造的重要依据,李四光对冰川的研究投入了极大的精力。有些外国人对中国的冰川进行过考察,断言“中国没有第四纪冰川”。李四光却提出“让事实说话”。1921年,他回国后在太行山的沙河县、山西大同盆地口泉附近发现了第四纪冰川遗迹,虽遭一些外国专家傲慢地否定,他却没有丧失勇气和信心,继续带领学生在太行山、九华山、天目山、庐山等地考察,又发现了许多有力的证据。1933年,李四光以《扬子江流域之第四纪冰期》为题,在中国地质学会第十次年会上作了学术演讲,会后专门请中外学者到庐山实地考察。有的外国专家私下对李四光说,如果这些遗迹在国外被发现,早就被公认是冰川遗迹了。此后,李四光加紧了对第四纪冰川的考察,为了进一步探讨地壳表面各种痕迹的规律,不畏艰险,几次横渡大江,跨越秦岭、南岭,亲自勘探测量,实地观察地层构造。先后在扬子江流域、黄山等地发现了大量遗迹,最终推翻了外国人的错误结论。其研究成果对掌握地下的水文和构造,对发展建设事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问:“如果中国真的贫油,要不要走人工合成石油的道路?”李四光说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 初期,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后就遇到石油短缺的困难,当时全国所需石油80%至90%都依靠进口。1953年底,、周恩来等领导人把李四光请到了中南海。十分担心地问李四光:“有人说‘中国贫油’,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如果中国真的贫油,要不要走人工合成石油的道路?” 李四光根据数十年来对地质力学的研究,从他建立的构造体系、特别是新华夏构造体系的特点,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说明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周恩来在认真听取了汇报后,支持了他的观点,并根据他的建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1954年,他亲自组织队伍,在松辽平原和华北平原开展石油普查,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相继发现了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大港油田......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中国终于摘掉了“贫油”的帽子。接着,李四光与其它地质工作者共同努力,使我国很快找到了钨、铬、铀、金刚石、煤及稀有金属矿藏,并在开发地热、地下水,研究第四纪冰川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 1968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有关方面向报告,当天清晨7时某地将发生7级地震,周总理紧急找到李四光…… 1968年冬天的一个深夜,周总理紧急找他,说有关方面向报告,当天清晨7时某地将发生7级地震,请批准立即通知居民搬到室外去住。周总理问:“李老,你的看法怎样,真是这么急吗?”李四光马上给当地的一些地应力观察站打电话了解情况,根据无异常变化的反映及自己的分析判断,对周总理说明不必发警报。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李四光的判断:该地没有发生强烈地震。 李四光晚年仍极大地关注地震研究。他经常分析大量的观察资料,还冒着动脉瘤破裂的危险,多次深入实地考察地震的预兆。逝世的前一天,他还恳切地对医生说:“只要再给我半年时间,地震预报的探索工作就会看到结果的。” 1971年5月2日,周恩来沉痛地当场宣读李四光女儿李林写给他的信,以此代致悼词 1971年4月29日凌晨,李四光的动脉瘤破裂,被送进北京医院抢救。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自己的保健医生赶到医院,一直守护在手术室旁,随时将李四光的病情和抢救措施向周恩来报告,直到李四光停止呼吸。 由于当时组织部和的主要军代表说,决定追悼会上一律不致悼词,有关负责同志就没有安排准备悼词。 5月2日,周恩来赶来参加追悼会,发现没有准备悼词,非常生气,严厉批评有关负责同志。周恩来沉痛地当场宣读李四光女儿李林写给他的信,以此代致悼词。李林在信中反映了她父亲生前对祖国地质科学工作的关注和希望,以及今后开发利用地热、加强地震预报研究、发展地质力学所提出的建议。周恩来在讲话中,高度评价李四光在地质科学上的杰出成就和对我国地质事业的重大贡献,称赞“李四光同志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