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分析

绥靖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前的欧洲外交分析

绥靖（appeasement）由于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所起到的反作用而声明狼籍，也为后来的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所声讨。但绥靖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而它的失败也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多组变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变量包括当时欧洲的国际局势，英法和德国各自的国内局势以及各国领导人的特质等。因此，对于一种外交，不应当简单地判断它是“好”或“坏”，而应当判断它是否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如果绥靖不是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而是出现在历史上其它某个特定的时期，也许它就会成为一项成功的外交。而绥靖的可悲之处也在于它出现在了最不该出现的时代，以至于为后世的人们所诟病。

                       1  二战前的欧洲国际形势

当代的学者已经将绥靖定义为“二战前，英法统治集团对德，意，日法西斯侵略扩张所采取的姑息退让，以牺牲弱小民族利益换取大国之间的和平，避免武力冲突和对抗的一种外交。”1因此绥靖在现代已经成为对法西斯侵略者妥协退让的代名词。其实绥靖的本质就是一种以妥协为主的，但是在二战前的特殊条件下，这种妥协失败了，并且加速了战争的爆发。但是在外交实践中，妥协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应当采取妥协而不是对抗的，但是二战前的国际环境决定了这种妥协是不合时宜的。

作为国际体系层次的变量可以包括两个内容：结构和过程。所谓的结构就是体系中的权力配置，即国家依其国力在国际系统中相对位置的排列；而过程则是指单位（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和互动方式。2一战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受到了凡尔赛和约的严重束缚。凡尔赛和约对于德国而言是一个极为苛刻的，带有严重的掠夺性的条约；凡尔赛和约不仅在经济上对德国进行掠夺，德国的军备，分割德国的领土，而且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道义上的责任完全归罪于德国，而后者则更加难以令德国接受。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解决德国问题，相反还使得这个问题更加激化。《凡尔赛和约》一方面太苛刻，激起了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另一方面又太宽容，让德国拥有对抗该条约的能力。3作为一个带有严重不平等条款的和约，凡尔赛和约缺乏相应的约束机制来确保和约的条款得以执行。和约缺乏相应的约束机制主要是因为即使是一战的战胜国也认识到这个和约是不合理的，因此在心理上便失去了维持该和约的信心，从而导致和约缺乏相应的约束机制。但任何一个国际条约都必须有相应的约束机制，无论其条款是苛刻或者是宽容，否则就是一纸空文。因此，凡尔赛和约的毁灭可以说是缔造和约的战胜国们所一手造成的。正如基辛格所言，“拿破仑战争的战胜国定下了宽大为怀的和约，但也不忘组织四国同盟，以示保护此约的决心不容质疑。一次大战的胜利者定下惩罚性的和约，继而自行创造出修约最大的诱因，最后又同心协力将自己的杰作加以摧毁。”4凡尔赛和约的“先天不足”导致了这是一个不可能维持下去的条约，因此它的崩溃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凡尔赛和约的苛刻条款极大的刺激了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发展，而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则更加速了这种民族主义的形成。民族主义本是国内层次上的因素，但它也是由国际体系层次的原因导致的，这一点在一战后的德国体现得尤为明显。民族主义的本意是“热爱国家”，然而一战后德国出现了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Hypernationalism），即认为其他的国家和民族都是低劣的和危险的。1正是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兴起导致了希特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上台。希特勒大肆攻击以史特瑞斯曼为代表的魏玛共和国的“软弱”的，向饱受凡尔赛和约中所规定的赔偿义务之苦的德国中下层人民宣传纳粹主义的思想。希特勒在这一时期的成功与当时欧洲的国际体系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是凡尔赛和约直接促成了德国极端民族主义的产生。

 20实际30年代的欧洲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也明显有利于德国，而不利于英法。尽管在一战后初期德国的经济面临严重的困难，但它在30年代之后迅速地恢复，其经济实力超过了除苏联之外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20世纪30年代主要大国的经济力量对比可如下图所示：2

1929——1938年各国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中所占的份额(百分比)

欧洲国家之间的争端之中。因此，在这一时期，欧洲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明显有利于德国，而不利于英法。

  当时的国际体系中存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国际体系的过程缺乏缓和性。3德国是一个力图改变现状的国家，而不是传统的维持现状的国家。但是当时的欧洲国家的领导人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他们惧怕主义苏联的情绪甚于惧怕法西斯主义的情绪，从而导致他们不肯与苏联合作。然而从上面的统计数据中已经可以看出，没有苏联，单独凭借英法的力量已经很难遏制德国的扩张。由于英法和苏联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导致彼此之间的互动无法正常进行，从而导致了英法和苏联各自为自身的狭隘利益行事的局面，没有遏制德国的侵略扩张，而这种缺乏有效互动的最终结果就是1938年《慕尼黑协定》的签署以及1941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生效。

                    2 ， 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

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倾向于将国家看成是一个“黑匣子”，即影响国家间关系的因素只在于国际体系的层次，而国内层次的因素则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是说不用将这个“黑匣子”打开。但是在研究一项外交产生的原因的时候，国内层次的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对外是内政和外交结合的产物，任何一项对外都是有其国内的背景的。约瑟夫.奈认为有三个国内层次的原因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一，西方民主国家由于阶级分化和意识形态分野而四分五裂，几乎无法通过协商一致来制定对外；第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导致的经济崩溃；第三，美国奉行孤立主义。1绥靖的产生可以说是这几个国内层次的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最为重要的则是西方民主国家内部的危机以及美国的孤立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即使是战胜国的英法等国的民众也造成了严重的心理阴影，导致了一种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思潮的兴起；可以说产生绥靖的第一个社会背景就是和平主义思潮的泛滥。2在英国，随着国力的衰弱，昔日“日不落帝国”的风光早已不在，从而导致了民众对战争的厌倦和失望；而法国对战争的惨痛教训更是记忆犹新，由于法国在大战中遭受的损失在战胜国中是最大的，又有诸如“马恩河战役”一类的经历，所以从官方到民众对于战争都有一种畏惧之感。另一方面，法国自知自己的国力较弱，无法独自抗衡德国，只有求助于集体安全。但是巴黎和会上美国对法国的安全保障由于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而告吹，使法国在维护自身安全方面又面临严重的挑战。为了获得暂时的安全，法国甚至放弃了黎塞留的传统，它不再求自保，只盼望获得德国的善意回应，以解除本身的危机。3其实法国在此时面临着与黎塞留时代类似的局面——四邻可能都是敌对的国家。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法国不及这位伟大的前辈，他们惊慌失措，无法判定是所面临的危险还是接触危险的手段更令人害怕。4对战争的惧怕导致了和平主义思潮的盛行，并且产生了一种希望避免战争，力图实现和平的“乌托邦”主义的思想。然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权力政治并没有过时，因此爱德华.卡尔在《二十年危机》一书的序言中说，“本书旨在反击1919——1939年间英语国家国际政治思想中明显危险的错误，即，几乎完全无视权力因素。无论学界还是民间，几乎所有的思想中都存在这种错误。”5一战后的二十年和平时间的确是充满危机的二十年，而造成这种危机的最深刻的根源就是和平主义的乌托邦思想。

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态度也是绥靖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罗斯福总统在他的第一个任期之内，集中精力于国内的经济恢复问题，在国内推行“新政”，因而较少关注欧洲正在发生的危机。从1935年，美国推出了《中立法》，之后又多次修改。《中立法》的目的是让美国置身于欧洲的争夺之外，但这也助长了法西斯的侵略扩张的情绪。1938年，罗斯福总统发表了《防疫隔离》的演说，提出在一个安全和秩序已经被破坏的世界中，美国无法保证自身的安全。罗斯福总统的“隔离”演说是一个最初的信号，表明他将对国家采取经济制裁。6但是此时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势力仍然很强大，而罗斯福总统也在不断地同孤立主义思潮进行斗争；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才彻底摆脱孤立主义。

                  3 决策者个人因素的影响

 第三个层次的分析变量是决策者个人层次的因素。推行绥靖的责任当然不能完全归结为张伯伦和达拉第等人的个人因素，但他们对法西斯的侵略扩张的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促使英法领导人采取绥靖的原因也在于他们对战争的恐惧，他们害怕战争甚于担心均势出现不平衡，7同时，他们也错误地估计了希特勒的意图。由于从心理上对于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严厉惩罚感到内疚，因此英法的领导人认为德国在一定程度上冲破凡尔赛和约的束缚也是情有可源的，于是对此采取了妥协和让步的。战胜国领导人的错误在于，他们相信做出微小得到让步就会满足希特勒的要求，从而对希特勒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而且他们在起初还相信希特勒的行为是出于维护自我安全的考虑，因而没有对希特勒的扩充军备和冲破凡尔赛和约的行为采取针锋相对的态度，但结果适得其反。决策者相信对方的行为是出于自我安全的考虑，就会认为没有必要采取针锋相对的态度对待对方的军备和敌意。1英法领导人的心理弱点被希特勒恰当地利用，从而使德国能够逐步冲破凡尔赛和约的束缚。但是希特勒的目标正在于发动战争，而不是仅仅满足于战胜国领导人的微小的让步，而战胜国的领导人直到慕尼黑协定时都没认识到这一点。

 从希特勒的角度而言，也有两个错误是显著的。第一个就是他对自己的称霸世界的野心，从而打断了之前的魏玛所推行的渐进式的。在希特勒之前的史特瑞斯曼时期，德国所采取得是一种“顺应”，即德国主动履行凡尔赛和约中的赔款规定，借以促使盟国主动解除凡尔赛和约中最苛刻的政治与军事条款。2这种一种现实主义的渐进式的，它符合政治上的妥协和理性原则。这种已经显著上取得了成功，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1925年的洛迦诺公约，但是这种渐进式的被纳粹的激进式的所打断。希特勒所采取的是一种与史特瑞斯曼完全不同的，这主要取决于希特勒个人的特质。在希特勒的推动下，德国迫不及待地走上了重新武装的道路，而这于战胜国的妥协相结合，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议之前的讹诈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他利用了战胜国在心理上对于德国的愧疚感，而在慕尼黑会议之后，希特勒的继续扩张则冲破了战胜国的道德底线，因此在慕尼黑会议之后战胜国没有继续对希特勒的讹诈采取绥靖的。

希特勒的另外的一个固有的缺陷则更是致命的，那就是他的种族主义情绪。这种所谓的“理论”将人类的种族分为文化的建设者，文化的维持者和文化的毁灭者三类，而雅利安人是唯一可以代表文化建设者的民族。因此需要建立一个日耳曼民族的德意志帝国，以此来征服和消灭劣等的民族。3他的种族主义思想的另一个表现是所谓的“生存空间”的学说，希特勒认为德国的生存空间太狭小，德意志民族面临着生存危机要摆脱危机，使德意志民族永远成为统治民族，必须扩展德国的生存空间。人类在永恒的斗争中成长，在永恒的和平中毁灭，德国必须通过战争和流血来获得“生存空间”。这是一种建立在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基础之上的生物学式的现实主义，也是一种荒谬的理论。但希特勒正是以这种种族主义理论为基础，对内蛊惑民众，对外对战胜国采取步步紧逼的态势，而这种态势再和战胜国领导人对战争的惧怕和对德国在心理上的愧疚相结合，于是产生了绥靖。

                     4  小结：绥靖的是与非

如上所述，二战前的绥靖是在各个层次上的变量相互作用的复杂条件下所产生的互动的结果。随着慕尼黑协定的签署，绥靖从此也成为了妥协和退让的代名词。慕尼黑协定所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使后代的政治家们认识到，绥靖是不可取的。正如罗伯特.杰维斯所说，一个人从国际关系史的重大事件中学到的东西是决定他的认识的重要因素，这种认识又影响到他对所接收到的信息的解读。4作为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慕尼黑协定对于后代的政治家们所产生的影响不可小视，从此在国际关系中再难以见到绥靖的踪影。

但是绥靖的失败只能说明它不符合二战前特定的国际环境，而不能证明这种本身就是错误的。事实上，即使二战前的战胜国对德国采取强硬的，也并不能避免战争的爆发；因为希特勒的真正意图就在于发动战争，因此他不可能被战胜国所威慑。但是后世的政治家们从慕尼黑事件中得出的结论却是绥靖是不可取的，这也直接影响了他们在后来所采取的。如果二战后的政治家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采取绥靖，那么冷战有可能会被避免，或者美苏之间的对抗不会那样严重。这种“慕尼黑阴影”的影响包括：以一种先知先觉的态度来看待世界事雾并将国际对抗人格化和妖魔化的强烈偏好；外交分析变成了不断寻找新的希特勒的过程；以及国际道义沦为仅仅发现并与直斗争。1二战后丘吉尔的“铁幕”演说，乔治.凯南的遏制以及艾森豪威尔的“多米诺骨牌”理论都是这种影响的体现，于是苏联和斯大林也就成为了第二个希特勒。如果杜鲁门和乔治.凯南之类的西方政治家能够认识到绥靖的可取之处，那么二战后紧张的东西方关系是有可能避免的；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原因就在于二战前历史的惨痛教训。

作为一种外交，绥靖本没有对与错，而关键在于要在恰当的时机实行这种。由于在二战前这个错误的时期采取了绥靖，使得这种从此被世界所遗弃；但是冷战的历史又恰恰证明绥靖是有可取之处的。因此，这种不应当简单地对这种外交下定义为“错误的”而将它彻底抛弃。在外交实践中，妥协和让步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也要客观和历史地来评判绥靖，肯定这种的合理之处。在未来的国际关系中，在恰当的时候采取绥靖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