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

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历史最悠久、也是最为著名的理论流派之一是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是批判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分支，通常它被简称为批判理论。这一派的理论主张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在过去50年间，它已经逐渐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泉，传播占据了这一理论流派的中心位置，因此，它对大众传播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法兰克福学派是指与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有关的一群德国知识分子。该研究所成立于1923年，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它迁往纽约，附属于哥伦比亚大学，1949年又迁回德国。其主要成员包括麦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虽然这些人从未加入过任何政党，但他们的理论最初是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指导下提出的。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学术性的，这些学者前后移民美国。他们的研究兴趣也逐渐转向大众传播，把媒体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一种压制性结构。

一 “文化工业”理论

 “文化工业”或者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化产业”，这一名词是由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在《启蒙辨证法》（1947年出版）中首次提出的，是用来取代“大众文化”的专门概念。其实，就“文化工业”的根本特征而言，最早出现在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和异化理论，这一理论开了文化工业批判的先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把政治、艺术和文学理解为“工业本身的一个特殊部门”，并明确指出，在异化范围内，“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自身异化的活动。“这就第一次把人的“文化”同“工业”活动联系起来，第一次把精神生产同物质生产统一起来。马克思通过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界说提出了文化工业的某些特征：非生产劳动是艺术家“天性的能动表现”，生产劳动则是被资本家雇佣，为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商品生产的逻辑日益渗透并控制了艺术生产，艺术家蜕变成为利润或剩余价值的雇佣生产者，艺术品也就变成了无个性标准化的商品。以上种种思想后来在法兰克福学派得到了发展，成为其批判理论的重要范畴——“文化工业”概念的萌芽。

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提出“文化工业”概念后，法兰克福学派其他代表人物马尔库塞、本杰明、哈贝马斯等人也对这个主题加以阐述，形成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他们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阿多诺的《论流行音乐》和《文化工业的再思考》、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辨证法》、霍克海默的《艺术和大众文化》和《作为文化批判的哲学》、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马尔库塞的《艺术的肯定性质》、哈尔马斯的《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等。其中尤以《启蒙辨证法》最为经典，它从艺术和哲学价值评判的双重角度对文化工业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全面的否定。

围绕着文化工业的本质特征，法兰克福学派从下面几个方面对文化工业进行了批判性分析：第一、文化服务与资本的权利。第二、艺术作品的商品化、消费化使艺术从精神领域蜕化成为一种物化的文化，从而剥夺艺术本应具有的反抗和批判功能。第三、先进的工业技术使各种文化形式能更好的操纵、控制群众的心理结构，所以文化产业是一种“更为意识形态”的大工业产品。法兰克福学派在对当代工业社会的批判中，更把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集权主义归结为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对大众意识形态的操纵。

哈贝马斯继承了从马克思到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传统，根据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这个理想型，从规范的角度，对大众文化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一方面充分肯定，大众文化在形成之初是有着历史贡献的，主要表现在对公共性和公众批判意识的培养上面。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显然是接受了洛文塔尔和本雅明的观点。但同时，他也指出，本雅明把大众文化的功能宗教化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大众文化的社会功能应当还是在于启蒙和教化。

随着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同样，作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组成因素的大众文化也走上了一条肯定现状的路途。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样一种大众文化已经彻底丧失了其社会批判和政治批判的功能，变成了一种统治的工具。它给我们带来的只有两样东西，一个就是消费主义，再一个则是"人为的公共领域"。如果说消费主义是主宰社会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的话，那么，"人为的公共性"则是政治概念当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意识形态。而无论是消费主义，还是"人为的公共性"，其本质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追求一种文化的剩余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也是对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观念批判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此外，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也可以更好地揭示现代性危机的根源，为重建文化现代性提供了可能。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对后来的文化产业理论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随着世界范围内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越来越显出其极限性。

1980年以后，从文化产业化的观点出发，人们对文化产业的关心更全面，也更具体化了。继法兰克福学派之后，西方关于文化产业的理论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基本上是沿着“基础理论”跟“应用理论”这两个方面展开的。

二 普遍语用学和社会转型理论

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思想和十月的成功做出了强烈的回应。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民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但是，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缺乏一个公认的、统一的理论模式，因而无法概括其各个成员所共用的特征。当代最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是于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他的普遍语用学和社会转型理论在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美国其影响也在日益增加。毋需置疑，他是当今法兰克福学派最重要的代言人。他对各种理论流派进行了广泛的借鉴，对传播和社会提出了有条有理的批判性主张。下面我们来看看仔细讨论一下他的贡献。

哈贝马斯指出，对社会的理解必须结合三种主要的利益：工作、互动和权力。这三种利益都是十分必要的。第一种利益是工作——它包括了创造各种物质资源的努力。它具有鲜明的工具性本质——即完成有形的任务和达到具体的目标。因此从根本上说，工作是一种“技术性利益”。它包含的是工具理性，因此要用实证—分析的科学加以体现。换言之，技术是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可以当作一种工具来使用，从而获得实践性的结果。通过工作可以设计电脑、建造桥梁、把卫星送入轨道、管理各种组织和进行各种令人惊奇的医学诊疗。

第二种利益是互动——即使用语言或者其他种类的传播符号系统。由于社会合作对于人类的生存来说十分必要，所以哈贝马斯把它称为“实践性利益”。它包含的是实践性的推理，因此要用历史学和阐释学来加以体现。互动利益主要表现在演讲、集会、心理治疗、家庭关系和其他合作性的行动。

第三种利益是权力。社会秩序自然而然地导致了权力的分配，但是人民仍然期望能把自己从宰制中出来。权力导致的是被扭曲的传播，但是，如果社群成员意识到意识形态对社会的宰制作用，那么他们自己就会努力去改造社会。结果，权力就成为一种“性利益”。权力的理性在于自我反思，批判理论探讨的恰恰是这个主题。在哈贝马斯看来，批判理论是具有性的，这是因为它们给那些弱势群体赋予了权力。

哈贝马斯特别关心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利益的宰制。他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公共领域和私人空间相互纠缠在一起，以至于公共领域无法防止私人的技术性的压制。在理想状态下，公共领域和私人空间应当取得一种平衡。强有力的公共领域可以为自由发表意见和进行争论创造一种“大气候”。但在当今社会中，这种“大气候”被扼杀了。

哈贝马斯把传播和交流奉为实现的关键性因素。这是因为语言是实现“性利益”的主要手段。因此，传播和交流能力是有效参与决策的必要条件。如果你具备了这种能力，就应当知道如何得体地运用语言来实现自己的目标——通常需要运用雄辩的技巧。

哈贝马斯的传播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言语—行为理论为基础的。当今的言语—行为理论总是跟约翰·席尔勒（John Searle）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按照这一理论，言语—行为是用来表达一定的意义和意图的最基本的语言单位。通常情况下，言语—行为是一个句子。但是，只要遵循那些能够实现意图的规则，或者说能够进行语言游戏，一个词语或者短语也可以成为言语—行为。当人们说话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也在实施一种行为。这种行为可以是陈述、质疑、命令、许诺或者其他各种可能。因此，言语实际上不止在指涉特定的事物，而且也做了特定的事情。这就是说，言语也可以被视作一种行为。因此，言语—行为理论所强调的并非是符码分别所指涉的单个事物，而是行为作为一个整体所体现的意图。

哈贝马斯把自己的言语—行为理论称作普遍语用学（universal pragmatics）——它所研究的是语言的普遍性规则。他概括了三种类型的言语行为。第一种是断言（constatives）或者是坚持某种意见，运用它可以让别人相信自己的观点是真理。比方说，你卷入了一场老姊纠纷中。为了维护工人的利益，你可以指控资方给了他们不公正的待遇。

第二种是规范语（regulative）意在对个人或者群体之间的关系施加影响——例如命令、许诺等。在以上的劳资纠纷的例子中，你有关不公正待遇的陈述旨在把资方带到谈判桌上来，一场，这一陈述就是规范性的。在此，你想要用某种方式来影响对方，从而达到规范其行为的目的——具体来说，就是引发谈判。

最后一种是宣称语（avowal）。它能够来表达说话人的内在情绪，从而强化说话人的自我表达。例如，在劳资谈判的过程中，参与者通常会表达对对方行为的愤怒情绪。

更进一步说，言语行为的种类决定了你的陈述应该达到的合理性的程度。说话人使用断言了阐明其观点的真实性；使用规范语来达到言语得体的标准；而使用宣称语时必须做到发自内心和真实坦诚。

哈贝马斯使用了“话语”这一术语来描述说话人在遇到挑战时所必须采取的特殊传播形式。与一般传播形式不同，“话语”指的是系统化的辩论过程，其中说话人可以做出特殊形式的申诉来阐明其主张的合理性。

按照话语所辩护的言语—行为的类型，哈贝马斯把话语分为三类：1 性话语是用来为真理假说做辩护的，它所强调的是证据。2 得体性的争论所运用的是实践性话语，它所强调的是模式。如果你试图与资方进行讨价还价，遭到他们的拒绝，那么你就要创造出实践性话语来阐明，进行谈判是十分得体的解决办法。如果你的真诚受到怀疑，你就要采取特殊的行为来表明你的真心。但是这与其说是一种话语，比如说是直接的行动。3 有时候，就要入更高一级的话语层面——哈贝马斯称之为“元理论话语”(metatheoretical discourse)。在此，交流各方可以争论那些是证明某种主张的有力证据，或者那些模式在特定的条件下确实是得体的。

有时候，有必要进入更高一级的话语层面——元道德话语（metaethical discourse）。在此，知识的本质也成为争论的主题。这类话语是一个有关知识的正确构成的哲学争论。批判理论做的就是这项工作，它质疑的是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知识产生的假定性程序。

哈贝马斯相信自由的言论是进行正常的、有效的传播和进入更高的话语层面的必要条件。他描述了一种理想化的言语状况。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可能实现，但它应当是值得人类社会效仿的模式。首先，这种理想化的言语状况需要理论自由，人们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不应该受到任何。第二，每个人都有同等的发言的机会。换言之，所有的说话人和他们的立场都应当被看作是合法的。最后，社会的模式和义务不是单面的，而应当有助于权力在社会各阶层平等的分配。只有满足了上述的必要条件，才会出现性传播。

以更高层面的话语形式进行的性传播在社会变革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只有进行性传播。才能满足每个人的需求。哈贝马斯认为，人们所处的是一个无可争议的生命世界（life-world）――即人们普通的日常行为。但是，生命世界受到了社会体系中的某些方面的――例如金钱、官僚机构和集团势力等。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我们看到了阿尔杜塞的影子――上层建筑创造出一种意识形态，来影响普通公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理解。哈贝马斯把这个问题称之为“殖民化”――即系统的权力凌驾于个人之上。当生命世界被社会体系殖民化以后，个人便没有多少机会运用语言来达到积极的目标。

这正是批判理论的切入点。它的首要功能便是提出那些存在于生命世界中的问题，引起人们的注意，从而认识到通过批判性反思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必要性。只有当我们意识到生命－世界存在的问题，以及社会体系是如何影响我们的人生观的，才能把我们从该体系的束缚中出来。

三 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

1 物质丰富与“异化论”

物质丰富是否一定给人带来幸福？如果不一定，原因又在哪里？在这个问题上，马尔库塞既看到了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的确给当代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物质方面的繁荣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同时，他又通过对人成了商品的奴隶，成了劳动的工具，人与人之间的对立等三个方面的分析，以其独到的眼光，深刻地揭露了这个社会表面繁荣，内部矛盾激化，仍然充满着异化现象的状况，特别是人的异化比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马尔库塞认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既是“富裕社会”，又是“病态社会”，人们过的是一种“物质丰富、精神痛苦”的被异化了的人的生活。物质生活的丰富和满足是以牺牲人的精神生活为代价的，人异化为物和物的奴隶，这也是人的精神之所以痛苦的主要原因。马尔库塞还从哲学的高度论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告诉人们，不能仅仅把注意力限于追求物质享受上。否则，社会就是不健全的“病态”社会，人就是畸型的、丧失人性的人。

然而，马尔库塞“异化论”的出发点却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他并不想通过对异化现象的揭露和批判去揭露资本主义内在的阶级矛盾。而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出发，围绕着人的“爱欲”被压抑这方面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精神痛苦。要解除人的“精神压抑”（实际上也就是“丧失人性”）的痛苦，就得使爱欲得以发泄和满足。这种理论观点显然是错误的，最后导致他走向复古主义和悲观主义，认为人类的精神没有出路。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关系问题上，马尔库塞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他看到人的精神生活的重要性，同时他又看到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人的精神痛苦的根本原因，而把它错误地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实际上，人的精神生活离不开物质基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完全可以使生产力和物质财富为人类造福，从而使人民在享受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享受高度的精神文明，这也是社会主义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所在。

2 新变化与“一体化”论

马尔库塞通过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变化的观察分析，得出工人阶级与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的结论，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观点，于是便提出了一个如何看待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发生新变化的问题。

马尔库塞揭露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采取新的统治方式对工人阶级进行心理上、思想上的操纵、控制和奴役，指出这种社会的弊端应该变革，这对于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性衰退是由于其意识的丧失，丧失了意识的阶级不是阶级。马尔库塞的“一体化”论是基于自1917年十月以后，西方工人阶级有多次应该起来的时机却没有起来这样的背景和现实提出来的。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

马尔库塞认为，作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当代科学技术绝不是中立的，它们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向性，起着意识形态的作用。对此，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分析：

首先，马尔库塞的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观点有一个形成过程。50至60年代的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者认为在西方发达工业国家，意识形态已让位于“技术的解决办法”，提倡技术统治意识，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马尔库塞等人提出了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观点。同时，马尔库塞经历了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对战后出现的冷战局面进行了悉心的观察和分析。他一方面看到当代科学技术的巨大社会作用，给人带来物质生活上的满足和舒适；另一方面也深深感到科学技术带来的对人性的摧残和核战争的威胁。认为科学技术在当代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科学技术理性成为当代社会统治的最重要的组织原则。因此，他把批判的锋芒从资本主义制度转移到科学技术本身，把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等同起来。

其次，马尔库塞完全排斥科学技术中立性意义，把资产阶级运用科学技术进行统治和科学技术本身等同起来，这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马尔库塞片面夸大了科学技术的消极作用，撇开具体社会制度的性质抽象地谈论科学技术执行意识形态的职能，把科学技术抬上意识形态的宝座，以反对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客观上起着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

 再次，正确理解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理论问题。马尔库塞着力剖析了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揭露了科学技术对政治、经济和文化造成的消极影响。他揭示出这样一个新的事实：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极力宣扬技术统治论，力图用技术统治意识来取代传统的意识形态，为自己的统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辩护，这是有借鉴意义的。科技成果会被意识形态所利用，间接地执行某些意识形态的职能。对于这一点，马尔库塞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已作了比较充分的揭露。

3 途径与“主体变化论”

马尔库塞基于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认为这个社会仍然是一个病态的、畸形的、严重地压抑和摧残人性的不合理的社会，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必要性。但是他的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论截然不同。马克思主义的论以经济和政治为主导，以无产阶级为依靠力量，是从空想走向现实的一种；而马尔库塞的论却是一种非无产阶级化的、以心理作为途径的现代乌托邦论。这表现在：

第一，在途径问题上，马尔库塞提出的“心理论”是弗洛伊德的爱欲本质论与马克思人类论的融合物，其要害是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论。马尔库塞离开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关系，大谈所谓“心理”，用爱欲和爱欲的来代替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概念。他所规划的改造方案和人类的道路片面地夸大了本能和心理、意识的作用，企图在经济、政治结构之外确立社会的目标、道路和方式，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

第二，在主体问题上，马尔库塞的“主体变化论”是片面的、有害的。首先，机械的普及和科学技术的广泛使用并没有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没有变。“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这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生产自动化程度极高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如此。只是价值的产生和剩余价值获得的过程和方式比以往更加复杂化了。机械化和科学技术本身不可能自动地创造剩余价值，但是可以成为资产阶级攫取更多剩余价值的手段。其次，工人阶级的地位和社会历史作用没有变，工人阶级仍然是的主体。在现代资本主义和新技术条件下，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并不意味着他的阶级地位的变化。工人阶级的地位也没有因为物质生活的改善而改变，其性的根源依然存在。因为他们仍然是不掌握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为生，遭受资本家剥削的阶级。而且，工人阶级物质贫困依然存在，只是表现形式与以往有所不同罢了。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无论生产力发展到什么程度，“富裕的社会”总是建立在工人阶级相对贫困基础上。可以说，贫穷是资本主义消灭不了的，它永远是工人阶级的动因之一。作为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受剥削程度最重的受害者，工人阶级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必须不断变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充当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

第三，要正确认识现代工人阶级发展中出现的复杂现象。工人阶级在数量、结构、劳动过程、思想意识等方面此消彼长，此进彼退，这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辩证发展过程。在工人阶级队伍中，非产业工人增多，科技知识分子增多，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缩小等现象，确实改变了工人阶级的面貌，然而它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一种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趋势。我们不能只看到某一个时期某一个局部的停滞和倒退，然后将其夸大。而应该站在历史大跨度上，从全局从总体的估计上去观察。从这种观察看，我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得出否认工人阶级的地位和重大历史使命的结论。相反，工人阶级正是在复杂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克服消极和不利因素，不断地更新和完善自己，实现其世界历史使命。

参考书目：

1《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欧力同、张伟著，重庆出版社1990年

2《人类传播理论》（美）斯蒂芬·李特约翰著，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

3《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

4《传播学史》(美)E·M·罗杰斯著，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

5《流行的代价-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尤战生，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

6《整合与:大众文化的辩证法》赵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7《单向度的人》（美）马尔库塞著，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8《文化研究导论》陆扬、王毅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9《启蒙辩证法》霍克海默著，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

10《批判理论》霍克海默著，李小兵译，重庆出版社，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