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云南书院始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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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云南书院始末研究

●李天凤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所特有的教育与学术研究的机构，在世界教育发展史上独具中国特色，成为了我国传统教育文化中的一朵奇葩。云南的书院的建立晚于内地，直至元代方有关于书院的记载。据《元史•选举志》，至元代“二十八年（1291年），命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师，或自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其它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为书院。……凡路、府、州书院，设直学以掌钱谷，从郡守及宪府官试补。……自京学及州县学以及书院，凡生徒之肄业者于是者，守令举荐之，台宪考核之，或用为教官，或取为吏属，往往人材辈出矣。”由此便可推断在元朝时，云南可能已建有书院，但因无进一步材料考证，难以断定在哪些地方建了书院，又建了哪些书院。

云南有史可考的第一所书院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腾冲县的秀峰书院。另一说是建于明朝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大理府浪穹知县蔡肖杰在县城北（今洱源县）建立的龙华书院；之后，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御史谢明宣在大理府城西南建苍山书院，从此以后，云南的各府州的书院相继陆续设立，到清末停办，共经四百五十多年，在云南教育发展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明代云南书院的创建与发展

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二月，翌年二月，明朝廷在昆明设置云南指挥使及云南布政司，前者是云南省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后者则是全省最高行政机关，标志云南入明朝统治。此后，云南逐渐亦步亦趋，吸纳内地制度，在教育上则吸纳并发展起书院制度。云南的书院多为官办，这是因为云南的书院产生于中国书院的变革的关键时期，所以书院一经产生就成了官方控制教育的工具和读书人学习时文、以应科举的地方。云南第一批地方性县级书院便是洱源县和腾冲县县志所考证的龙华书院和秀峰书院。这两所书院由于远离云南的省会昆明，加之规模较小，因此影响力不大。但后来，在昆明设置的书院，便对全省书院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云南历史上第一所全省性的书院是五华书院，始建于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由时任云南巡抚王启所建，院址设在昆明五华山麓北，故因此而得名。书院创建之初有房舍十间，后渐荒芜衰败。50年后，万厉二年（公元1574年），“巡抚邹应龙重修……，有堂三楹，左右号舍数十间，”①万厉四十年（公元1612年），云南提学黄琮再次重修 ，“历三年方成，有屋172间。”②可谓颇具规模，在校生规模最大时有正课80名，副课80名。“遇都市之岁，并取阖省诸生上等者，选委府佐教官，督课评骘”。③五华书院成为省级学院建立最早，层次最高，影响最大的一所书院。

认真研究可以看出，五华书院在教学与组织管理上与普通学校有所不同：第一、教考制度严格。平日教学分为“官课”和“堂课”，教学内容主要是攻读“经、史、子、集”，应国家科举。官课以每月初三和十八两日，由总督、巡抚、司道以及府、州县轮流命题，对学生考试制艺一篇及律诗一首。经过评定甲乙列榜，成绩优异者均奖给“笔资”。“堂课”则为每月课诗文一次，有书院负责人进行考核，成绩优异者同样奖给“笔资”；五华书院考试规定是比较严而细的，日有课，月有试，生员根据成绩而升降，正课内成绩不合格者都降为副课，副课内成绩优秀者则升为正课。这一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学生的竞争观念和忧患意识，为学生的学习既施加了压力又增强了动力，故五华书院每次秋榜，中试率有三十人之多，少亦二十人。第二、组织机构简单。书院的主持人称为山长，也是书院的主讲，其它专职人员极为有限，冗员极少，且有吸收学生参加管理的特点。第三、山长遴选严谨。山长的品行、学术以及教学艺术风格直接决定着书院的声誉和教学质量，因此官府对山长的遴选与任命是较为严谨的。出任五华书院的山长先后有25位（直至清末），都是中过举人进士、学识高深的、做过各级的名儒，如尹楚珍、刘寄庵、戴筠等人主持书院时五华书院最负盛名，办学也颇有成就。正由于此，山长的待遇优厚。山长每年束修为白银400两，另每月再发薪蔬银15两，米2京石，每逢节有6两的节仪银。而其它人员的薪俸就低得多。而五华书院正因为这一特点而历史悠久。第四、教育经费专门。五华书院虽系官办，但经费并不完全依赖于国家，五华书院购置有一定的田产，把每年的田租作为经费，同时又购置铺面数十间，公房四所，均座落在省城的各街市，进行出租，没月收租金，年终可收200余两白银补充书院开支。

  五华书院从明一直办到清末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书院被改为云南高等学堂为止，前后共历379年，是云南书院办得最长、历史最悠久、培养学子最多的一所书院。《滇系•学校考•••》中说，明代“以云南府之五华成材，大理之忠溪之为最。”这说明，五华书院出了不少人材，大理的李忠溪最为有名。

  云南其余书院规模不大，教学内容也较浅，教学活动以考课为主。课分为“大课”作八股文；“小课”学诗赋古文。考课则分为“官课”与“斋课”。官课一般由官府出题，山长批定考卷等级后，报官府审定，然后按卷优劣奖给课本或津贴。斋课又名师课，由山长出课批改，成绩佳者，时有奖赏。

明代（公元1368——14年）276年间，云南共建了70所书院 ，平均每四年建一所，呈现了一定的发展速度，具体建院年限见下

孝宗弘治（公元1485~1505年）	建5所
武宗正德（公元1506~1521年）	建5所
安宗嘉靖（公元1522~1566年）	建24所
穆宗隆庆（公元1567~1572年）	建12所
神宗万历（公元1573~1619年）	建13所
光宗泰昌（公元1620年）	未建
嘉宗天启（公元1621~1627年）	建1所
思宗崇祯（公元1628~14年）	建2所
年代不详的	建7所

这些书院从分布的州府来说，是极为不均匀的：大理府17所（居第一），云南府13所，临安府9所，楚雄府7所，曲靖府5所，丽江府3所，永昌府5所，省会1所，各直隶厅、州共5所。

二、清代云南书院的中兴与消亡

清朝建立之初，由于王朝害怕书院讲学会危及其统治，便对书院采取抑制发展的。顺治九年（1652）清就曾下令“各地提学官督率教官，务必令诸生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意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聚众结党，及号召地方游食之徒，空谈废业。”④所以，顺治年间（14~1661），书院一度衰败，在顺治年间云南只建起了两所书院。到顺治十五年（1658年），云南纳入清朝统治。顺治十七年（1660年）正月，清朝廷命吴三桂为总管，镇守云南。吴三桂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反叛清廷，在昆明建起地方割据政权。八年后，清军就讨平吴三桂之孙吴世潘割据势力，收复昆明及云南全省。所以，康熙盛世影响仍然在云南产生了积极作用。康熙出于全国大学者相继去世，人才匮乏，才又意识到书院的重要，遂而改弦更张，变“抑制书院”的为“兴建书院”，而且从内直接拨款支持书院的建设。康熙亲自为云南育才书院题写匾额以示关怀，又“御赐图书”供书院学子研读。所以，云南在康熙年间（1662~1722年）书院有进一步发展，共建了39所，是清朝各年代建盖书院最多的一个时期。可以说，从康熙时起，云南的书院建设步入了正轨。整个清朝，云南各年代的书院建设具体情况如下表：

世祖顺治（公元14~1661年）	建2所
圣祖康熙（公元1662~1722年）	建39所
世宗雍正（公元1723~1735年）	建29所
高宗乾隆（公元1736~1795年）	建37所
仁宗嘉庆（公元1796~1820年）	建13所
宣宗道光（公元1821~1850年）	建12所
文宗咸丰（公元1851~1861年）	建2所
穆宗同治（公元1862~1874年）	建8所
德宗光绪（公元1875~1908年）	建27所
宣统    （公元1909~1911年）	未建
年代不详的	建57所

清代云南共新建226所书院，尤以康、雍、乾时期建立的最多，计有105所，占清代所建书院的46.5%。雍正十一年（1723年），曾令各省城设立书院，并给1000两银子为开办营建费。故雍正12年间，云南一下子就建起29所书院，平均每年2.5所。“咸同之乱”（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后，云南书院跟全国书院一样遭到破坏，期间有40所书院遭到毁坏。

清代云南书院分布的地区也很不平衡，具体情况是：大理府29所（仍居第一），云南府16所，临安府25所，曲靖府19所，永昌府6所，澄江府16所，楚雄府16所，丽江府7所，昭通府10所，开化府8所，东川府2所，普洱府6所，顺宁府13所，广南府4所，省会1所，各直隶厅、州41所，各盐井共7所。

清代众多的云南书院中，以昆明的经正书院办得最具规模、最为严格，也最为有影响。经正书院是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由总督王文韶及巡抚谭初奏请朝廷批准而设立的，当时朝廷还颁发给经正书院光绪亲笔写的“滇池植秀”匾额。书院座落在昆明苍翠清幽的九龙池湖畔（今翠湖），将过去的火药局房进行改建，创建经费由当时盐法道陈昆山库内积存拨出，此人是主持开办书院的得力干将，其建造风格大致仿五华书院，两旁书斋皆以“经正”二字名之，有“传经”、“拜经”、“守正”等庐舍，意在要求入院士子必以此为准则，修养自己的德行及文章，整个书院环境比五华书院更为庄严和优美。

清代云南经正书院以注重教学质量、藏书丰富、管理严格而著称：第一、培养目标明确。培养“通经致用之才”。讲学与藏书均以经史为主，不讲制艺，专攻经史辞章。第二、实行分层教学。书院除培养一般士子之外，还专设高材生24名，住院肆业，专攻一经，每日必作札记，月终呈送山长批阅；高材生每月每生给“膏火”银6两，其它学子则只发二两或一两不等。第三、考试制度严格。所有入学士子每月都要考一次试，试题皆为经史策略及诗赋。凡官课、堂课的考试成绩，每年年末都要张榜公布，对成绩优秀者还奖给“笔资”，其额度都比五华书院优厚。第四、学规赏罚分明。书院的学规十分的严格，《学规》写道：“严其纠察：住院高材生，每季各给课程日记一本，逐日登记所点诵考究之书，每十日由山长考核一次，并分别奖罚惩戒；又监院置号簿于门旁，记载诸生出入日期、事由；每月只准出院省亲访友三次，概绝不准擅自出院；勤听受于重师承。每日山长登堂讲论，则诸生环视，监院亦以侧席以待；山长入座后，即屏息静气，悉心听受；必另有见解或疑义，始准离席问难。……”⑤第五、选藏实用书籍。经正书院的山长直接由总督和巡抚选聘，初任山长许印芳，及其继任的陈荣昌，都是云南学界名宿。书院初建时，许印芳和陈荣昌这两位山长囿于成见，拒绝新学，遇有诸生所作诗文涉及经世致用或感时之作，辄遭摒斥。后来，由于新学大开，社会风行维新变革，形势不同了，特别是当陈荣昌等出洋归来后，一变而为开明学者，遂主动提倡经世致用，连藏书也选取实用之类，还重点购置了许多上海等地著译的新书，如《万国史记》、《海国图志》及大量丛书，使经正书院不仅成为育才之所，还起到了后世图书馆的作用。第六、注重兴学育才。就读经正书院学生多系滇府名士，滇中人才多出其间，书院高材生前后共计有97人，不仅以擢取科第为盛，就是具有维新思想者也不乏其人。清末所录取的云南唯一的状元袁嘉谷（经济特科）就是经正书院肄业的高材生。还有云南地方耆宿秦光玉，在书院读书十年，是书院的皎皎者，清末时创办过学务公所，年间教育厅成立后，曾担任过教育行政领导工作，创办了许多公私立学校，如成德中学、求实中学等，对云南兴学育才，功不可没。书院停办后改五华、经正、育才三书院为云南图书馆，秦光玉三度出任馆长，对地方文献图书收藏整理作出了贡献。

云南的书院和全国一样，鸦片战争之后，积习日深，弊端丛生，“山长以疲癃充数，仕子以儇簿相高，其日夕咿唔者，无过时文帖括，然率贪微末之膏火，甚至有头垂之白，不肯去者”。⑥可见书院自行淘汰已是大势所趋。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年）四月，设立京师大学堂。五月下诏各省、府、州、县大小书院一律分别改为高等、中等及初等学堂。云南则自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三年（公元1902~1911年）遵上谕改书院为学校。至此，云南历经四个半世纪的书院 ，走到了尽头。

三、明清云南书院特点的研究

明清云南书院历经四个半世纪，尽管是官办，在其发展过程中却吸取了不少内地经验，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一）云南书院起步晚，发展快。中国的书院始于唐代，兴于宋代，而云南书院是起始于明代，比全国晚了750年之久。但发展速度却很快，在明清550多年时间里，共建起了近300所书院，平均1.8年建一所。尤以清代康、雍、乾130年间发展最速，平均1.2年建一所，赶上了全国书院发展势头，形成一个从州县一级书院属初等教育或启蒙教育层次到府州一些著名书院属中等教育层次，再到省会两所著名书院属高等教育层次的“书院教育体系”，为古代云南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努力。

（二）云南书院重山长，讲条件。一是云南书院的注重山长的遴选，山长多半是当地学问高深的名儒，不少中过举人进士。起始时，他们多不是官吏，但在任期内做出卓越成绩，被重用，升为。如乾隆三十年（1766年），五华书院山长张甄陶任职五年，因教育质量卓著，经乾隆皇帝亲自批准，调为贵州“贵山书院”山长。七年后，乾隆又批准授予八品官职衔，并给以奖励。二是在认真筛选山长同时，讲求对学子入学条件的严格要求。书院把学生分为三等：内课生、外壳生和俯课生。内课生是高材生，要求条件最严，每每由地方官举报文行兼优之士加以考验后，选拔优者，收入书院肄业，并可享受“膏火”，但有名额；外课生的要求则略低些，享受膏火银也少一些；附课生，实际为旁听生，则放宽要求，无膏火银，不受名额，学习出入也皆悉听便。

（三）云南书院严管理，求质量。从上述看出，书院的学习期限、课程安排、考核考试、常规管理等都有明文规定。纪律与奖惩等也都较为规范。从管理中求质量，书院中确实出了一些有真才实学的名士，尤以两所高等教育级别的书院——五华书院和经正书院最为突出，起到了示范表彰作用，对其它书院影响颇大，许多书院都是仿照这两所书院而营建办学的。五华、经正书院培养出的许多学子，到了清代全国有名的云南历史上著名人物如钱南园、谷际歧、尹壮图等都曾是该院学子。此外，五华书院还培养出“五华五子”：即戴炯孙、杨国翰、池生春、李于阳、戴淳，这些人物为云南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过极大的贡献。

（四）云南书院经费足，有保证。云南书院的经费来源与全国一样，有三个渠道：朝廷拨款、私人捐款和公产学产。首先，云南的朝廷拨款多了两项收入，即允许按一定比例抽取盐税、锡税和拨“叛产”充学田这两种特殊补充形式，所以，朝廷拨款得到了更好的保证。据载同治十一年，巡抚岑毓英奏准，从各个盐井销盐百斤收取办学经费五分到三分银不等。其次，私人捐款主要有：一是有地方官在任或卸任时捐赠的；二是云南学子中举到外地做官后回赠家乡的；三是当地富绅、望族和一般热心人赞助的等几类。捐赠中还包括大量图书典藉，如《十三经注  》、《二十四史》、《康熙字典》、《四库全书总目》、《说文解字》、《国语》等。第三、公产学产大多数是族田、祠堂、文昌宫或庙宇。特别要提到的是私人筹建的书院，如经费不敷，可呈请在下补充，每年造册报销。

综上可述，明清云南的书院制度始末是值得研究的，有其鲜明的特色，对云南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近代云南学校教育正是在继承发展古代书院教育的基础上，顺应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历史发展趋势，以新的时代风姿取代书院教育，翻开了云南教育新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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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②③天启《滇志•学校志》卷8

④《元史•选举志》

⑤《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三十四》

⑥《清朝续通考》

主要参考书目

1.刘光智著：《云南教育简史》，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年5月版。

2.蔡寿福主编：《云南教育史》，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2001年9月版。

3.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1997年6月版。

4.昆明市教育局编：《昆明教育大事记》，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1993年6月版

5.陈景磐编：《中国近代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1983年2月版

6.吴洪成著：《中国西南古代教育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版。

作者简介：李天凤，女，云南大理人，云南师范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教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