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批判理论

　　人类进入到21世纪，电视、报纸、广播、电脑网络等传播媒介无疑成为世界的宏大景观，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便捷的交流信息的方式，而且给我们带来了诸多全新的体验和感受，甚至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许多学者甚至认为，它已经构成了当代社会的"新的权力核心"） 。人与人的创造物之间的对话与对立、物对于人的与、人主宰于物与人被异化为物、文明成果的享受与失控，在所有这一切人类的最大快乐与最大焦虑之中，传播媒介都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也因此而成为最为人们所关注的众矢之的。

    遗憾的是，一直以来，人们惯于以美国主流传播学的视境来看待传媒，只是将传播媒介作为媒介传递工具，对传播活动和行为的价值、文化意义视而不见，这无疑已经远远不能解释传媒所带来的全新问题。为此，就要求我们必须转换视角，借助于另一种视境——批判的视境去看待传媒，从而更深刻地领悟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这又首先必须去对西方的传媒批判理论本身加以了解，而这，就正是本书的目的。 

一 

大众传媒的兴起，应该说，是社会发展及人类传播技术发生发展的结果。1837年，美国人塞缪尔?莫尔斯发明了第一台实用电报机。1844年，当美国第一条电报线路开通。当时，莫尔斯从华盛顿向巴尔的摩发出了第一封电报，其电报内容是《圣经》中的一句话：“上帝，你究竟创造了什么？”。这句话无疑是人类自身对自身创造——电子传播媒介的由衷惊叹和赞美。它预示了即将到来的传媒奇迹。

    毫无疑问，电子媒介为人类传播带来了空间距离和速度上的突破，使人们在传播的效率和质量上获得了质的飞跃。电报本身并不是大众传媒，但它作为电子媒介的开端，为大众传媒提供了快速有效的技术手段，使大众传媒的发生和发展成为可能。在19世纪30年代的“便士报”（以《纽约太阳报》和《先驱报》为标志）深入到大众阶层之后，广播便利用半导体的电子技术随之跟进，到40年代，美国家庭收音机的普及率已经超过80%。而电视的出现更是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吸引的大众数量超乎想象，1969年人类第一次在月球上行走的实况转播全世界估计有5亿人观看，电视成为了人们业余生活的主要内容，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传统生活。随着时代的发展，电影、电脑网络等也被收纳到大众传媒的领域之内，使大众传媒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主要方面。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无不感受到报刊、广播、电视、电影以及电脑网络对我们的包围，报刊、广播、电视、电影以及电脑网络构成了我们当代社会的宏伟景观。不仅如此，正如施拉姆所说：传播媒介一经出现，就参与了一切意义重大的社会变革。传播媒介一经出现，人类社会生活也相应发生了变化。鲍德里亚的例子更令人醒豁：“铁路所带来的‘信息’，并非它运送的煤炭或旅客，而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新的结合状态，等等。电视带来的‘信息’，并非它所传送的画面，而是它所造成的新的关系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团传统结构的改变” 。

    在大众传媒刚刚兴起之时，大众传媒诸如广播、留声机、电视、电影等以星火燎原之势发展，引起了当时美国和欧洲等地学者的广泛关注，并且开始着手研究。然而，由于地域、历史、学术传统等方面的原因，这种研究一开始就为两条路线：一条为美国学者所持的传媒经验实证主义研究路线，一条为欧洲学者所持的传媒批判理论研究路线。

    现在，一般将传播学学科的建立归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的传播学的美国经验实证主义研究，该研究以施拉姆和四大传播先驱：拉扎斯菲尔德、拉斯韦尔、霍夫兰、卢因的研究成果为代表，并通常被归为传媒经验实证主义学派。经验学派倡导的是美国传播学研究最主要的范式——经验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这是最早正式以传播学面目出现的传播学思潮，在随后的四十年里占据了传播研究的学术正统地位，确立了传播学及传播学的研究方式，并被赋予了“传播学的主流学派”的头衔。

    实证主义路线在历史上发展比较顺利，一般来说，传播学研究的最初阶段几乎都是经验实证学派的成果。梅尔德弗勒等人在《传播研究里程碑》中研究了美国传播学的13项里程碑式的理论学说，发现传播学“13项研究里程碑均依循北美功能理论之传统，属于纯粹实证和量化的科学研究” 。传播的经验学派对传播学的最大贡献就是遵循逻辑实证主义的思想，鼓吹用自然科学的模式来研究社会传播现象，尤其是对刚刚兴起的大众传媒如广播、报纸、电视等着力关注，为广告代理、新闻制作、公关活动等树立起标准的具有数学公式特性的知识模型，让人们明白了传媒是可以策划、预测、组织的，传播学作为一门科学是可以成立的。在经验主义的思潮之中，传播学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社会责任”理论、“把关人”理论、“议程设置”理论、“二级传播”理论、“知识沟”理论以及各种传播研究的模式。这些理论是在拉斯韦尔等人开创的传播学框架内通过实证研究而得到的，并使传播学作为20世纪的一门新兴学科得以站稳脚跟，持续发展。

但是，经验主义研究并非属于传播学唯一的研究方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远在大西洋彼岸的欧洲学者也关注到大众传媒的兴起，同时投身到传媒研究的热浪之中。由于学术背景与历史的原因，欧洲学者所走的道路与美国学者有很大差异，他们一开始就将传播学的研究定位于批判主义的研究方式之中。这种差异阿多诺足可以见证。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阿多诺在1938年美国期间，受拉扎斯菲尔德之邀到普林斯顿大学作音乐部门的负责人，参与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的“普林斯顿广播研究”，分析美国大众收听广播的行为和态度。但很快阿多诺就意识到他的思想与美国传播研究受财团资助的现状、为商业服务的目的格格不入，同时对抽象肤浅的数据调查方式极为不满；在工作一年之后，便提前离开了这一项目。他事后解释：“自然在普林斯顿广播研究的架构之下，并没有多少空间可以从事这种‘批判性质’的研究。它是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明白地表示它需要的调查是在美国现行的商业广播制度的范围之内。这也就是说，有关这个制度本身、它的文化、社会现行状况以及它的社会经济基本前提都不需要再加以分析”。

    阿多诺的感受是一个批判主义学者所特有的感受。他指出了，擅长实证分析的美国经验主义学派学者们将自己的研究在经验的内容层面上，注重“影响力”和“效果”的分析，没有去思考所持理论的前提、社会的合法性及社会“权力”的问题，决定了他们只是在内进行着一种“御用”的研究。主流学派的研究方法只是传播学研究的一种方式，主流学派的研究前提明显过于狭窄，研究方式过于保守。但是对阿多诺的理解不能仅仅限于上面所说的内容，阿多诺的指责更重要的表明了：传播的批判主义研究和经验主义研究不只是程度上、范围上的不同，而是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根本分歧。作批判主义的研究必须持与经验研究不同的社会理论观，批判理论为传播学研究者提供了一套和主流实证学派截然不同的社会研究典范，对传媒本质的研究只能从“传媒批判理论”入手。但是，阿多诺的提醒在当时大众传媒最为发达的美国基本上无人理睬，只能黯然离去，传媒主流学派继续着一统天下的旅程。

    这样，虽然传媒批判理论与传媒主流学派的思想同时发生，并与之相碰撞，但是传媒批判理论的发展却并顺利。可以看到，传媒主流学派与传媒批判理论的命运在历史中展现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经验主流学派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才是传媒批判理论阶段。换言之，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传媒批判理论研究才由于理论的自身建构及时代的发展才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扮演了很重要的理论典范角色。

一般而言，所谓经验主流学派往往从“事实陈述”出发，坚持从功能主义、行为主义、行政主义出发去考察错综复杂的传媒问题。因而，假设现存社会机体的合理性，就成为其必不可少的前提。也就是说，现存社会机体是没有问题的，它所发出的声音也都是公正、公平的，问题只是如何通过传媒去传达这一公平、公正的声音。结果，经验主流学派就仅仅从内来考虑问题，仅仅从受委托的、御用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如何充分发挥“作为工具”的传媒的功能之上。而所谓传媒批判理论则往往从“价值判断”出发，坚持从批判的视境出发去考察错综复杂的传媒问题。因而，假设现存社会机体的不合理性，就成为其必不可少的前提。也就是说，现存社会机体是大有问题的，它所发出的声音也都是不公正、不公平的，更何况，传媒作为现代技术的产物，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的生命意志。那么，传媒在传达现存社会机体的声音时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传媒如何将统治阶级的利益“装扮”为全社会的“共同利益”？传媒的意义生产如何为权利所左右？传媒如何放逐、压抑弱势阶级、阶层的声音？弱势阶级、阶层如何利用传媒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传媒自身的相对性何在？这一切，正是传媒批判理论所孜孜以求的。结果，传媒批判理论就必然从外来考虑问题，必然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如何对“作为世界”的传媒加以批判之上。当然，在批判传媒理论研究发展过程之中，伴随的争论一直不断。有的学者认为这种理论不象经验主流学派的学说那样可以检验，没有科学的严格性；有的学者认为理论太过偏激，并没有什么现实的有效性；有的只是认为传媒批判理论只是传媒经验学派的理论补充，定性研究对定量研究的补充等。其实这些争论包含了主流学派的研究者对传媒批判理论者的质问，包含了两者之间分歧的根本性问题：对于传媒研究而言，最为适宜的方式是自然科学的方式还是人文科学的方式？批判理论的研究方式为什么更适宜于传媒研究？在象阿多诺这样的批判理论学者那里，既然认定对传媒本质的研究只能从“传媒批判理论”入手，回应这些问题，就成了首要的迫切问题。

    应该说，传媒批判理论与主流经验学派的两种理论倾向不仅在表面上不同，而且在“后设理论”（metatheory）的层面上具有根本的不同；对批判理论的理解不能仅仅从表层理解，还要对传播媒介及社会研究背后的一连串后设理论上的问题，如“何谓社会”、“何谓传媒”、“何谓理解”、“何谓客观”等问题作重新的彻底验视。只有通过检视其后设理论才能真正明了其中的差异，解答以上的争论，了解批判理论的真谛之所在。 

二 

首先，我们先进入到传媒经验学派的后设理论的考查之中。大多数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仍然信守着实证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心论点，用自然科学的模式来研究社会现象，由此建立客观的社会规律。在传播学的研究中，情况也基本如此，传媒经验学派的理论正是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其思想基础，虽然现在许多学者不承认自己是实证主义的固守者，但其研究模式仍然以传播经验学派的模式为主，对那些专注于实务研究的学者而言，传媒批判理论对他们的触动微乎其微，用经验学派的方式考察传播是不证自明的真理，他们决不会考察传媒的本质及传播学的后设层面的问题；一些强烈信奉自然科学模式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进一步指出，非实证的社会科学研究包括传媒研究其实是不存在的。考察传媒经验学派的后设理论是明了传媒经验学派的本质内涵的重要途径，也是通达传媒批判理论的必要环节。

    虽然不同的社会科学家包括主流的传播学家对实证主义的看法不太一致，但是总的来说，以下两点基本上是所有实证论者都统一的论点：一、用自然科学的模式研究社会现象，其目的是要确立客观的社会规律和知识。二、“事实陈述”与“价值判断”可以作逻辑上的划分；前者可以客观地验证，后者是个人的主观选择，没有真假值可言 。传媒经验学派的论点也不外乎以上两点。很多传播学的研究者认为，实证论规定了传播学以自然科学的模式进行研究，不但给予传媒研究者严格的研究方法与技巧，并且建立了一个客观的验证程序去检视研究结果的真假值；而非实证社会科学研究似乎缺乏相类似的严格准则，也因此难于建立客观的理论。

    但是问题是，实证模式的社会研究能否真的给与研究者一套严格的验证程序和研究准则呢？一般的理解在很多时候是指量化的研究方法，在社会实务中可以直接应用。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因为方法学上的技巧是不能用来划分实证和非实证社会研究的。无疑，实证论者较倾向用量化方法作社会研究，但这并不表示这些研究方法是他们的专利 。严格的验证程序和研究准则只能从逻辑上去规定，不能只是看实际的效果或方法。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要进入到逻辑经验主义的两个概念：“发现逻辑”（logic of discovery）和“验证逻辑”(logic of justification，有的翻译为“辩护逻辑”)。在实证论者那里，“发现逻辑”是处理概念形成和研究方法及技巧运用上的问题，是建立假设、方法、技巧的准备性工作及问题。而“验证逻辑”是涉及如何客观有效的验证一个科学理论或研究成果。“验证逻辑”层面上的问题是实证社会研究的主要问题和核心，实证社会研究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能否建立一套严格的验证程序（在卡尔纳普和赖欣巴哈那里为“证实”的问题，在波普尔那里为“证伪”的问题）。在经验主流学派的传播学研究中，传播学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建立在“5W”模式基础上的，包括效果研究、受众研究在内许多研究领域的具体观点和理论都与“5W”模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就以“5W”理论为例，来看看传媒主流学派的“验证逻辑”问题。

   “5W”理论由美国学者H?拉斯韦尔1948年提出，5W指代英语中五个疑问代词的第一个字母，即：谁（Who）、说了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向谁说（To whom）、有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提出构成传播过程的五种基本要素，并按照一定的顺序结果将之排列。此即是后来的传播者、讯息、媒介、受传者、效果的研究雏形，为人们理解传播过程的结构和特性提供了具体的出发点。传播学的五大研究领域：传播者研究、渠道研究、受众研究、内容分析和效果研究与之有莫大关联。“5W”理论主要是一个验证的问题，换言之，传播学的经验学派所作的传播研究主要是“针对媒介内容所作的特定的、可测量的、短期的、个人的、态度和行为的‘效果’研究” 。

表面上看，5W强调的是严格客观程序，但如果深究其实质，主要是研究者对社会现象的一些基本假设，而这些基本假设是和研究者对社会科学本质的看法有很大关系的。实证论者认为一个理论的真假值，纯然取决于该理论能否正确描述相关的外在世界，并不受价值判断的影响。比如在“有什么效果”这个层面上，提出“电视有效”这个命题，一般的方法就必须核定电视节目与受众之间的数量关系（即收视率），如果是真的收视率达到一定的数量，就是“电视有效果”这个命题就是真的，否则，这个命题就是假的。在这种验证过程中，参加命题检验的个人主观价值成分不予考虑，因为主流经验学派认为大家对电视的感觉基本上是一样的，看电视会看色彩、图像、声音、情节等，而不是在看内部的电子元件；而不同的人所看的电视在他们的评价中可能不是一致的，但是这些评价是不可验证的，是属于价值判断的问题，因此不是实证的研究范围，或者是价值判断已经包含在行为方式之内，不需另行考虑到实证研究的范围之内。以上的分析显示了实证社会研究如“5W”理论的几个基本假设：

    一、 语句的真假值取决于该语句和该语句所描述的外在世界是否吻合，这是“符合真理论”。

    二、 外在世界的现象是于人的存在而存在的，这是一种“简单实在论”。

    三、 人的感官所感觉的事物是相同的，这是说感官是客观的或起码是基本相通的。

“5W”理论问题的关键在第二及第三点上。感官的客观性或共通性是建立于由“基本现象”存在这一个假设之上的，在电视效果的研究上，“受众看电视节目”就是一个基本现象，是复杂现象的基本单元，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持任何赞同或反对的观点看电视，都可以还原至“受众看电视节目”这个基本现象，研究者对“受众看电视节目”这个基本现象不用深究，对受众如何看电视这个问题不用演绎，采取一种中立的态度用纯感官去了解及认知这些基本现象。在实证论者的眼里，自然科学的客观性的根基是由于有不用演绎的基本自然现象的存在，亦由于此，纯感官的观察支持者客观验证的可能。实证论者用同一个模式看待社会现象，认为任何复杂的社会现象都可以还原至不用演绎的“基本现象”或“基本社会现象”。

    如果以上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实证论者所强调的严格客观验证程序，在很大程度上是指谓着他们对社会现象的基本假设。社会包括传播基本现象的设定表明了遵循主流经验学派的研究者必须做着传媒的“价值中立研究”，这亦是构成了实证与非实证传媒研究的基本分别。对很多非实证论者而言，是没有不用演绎的基本社会现象的存在，了解社会现象必然要加入研究者的演绎，任何理解都是演绎的理解。在传媒批判理论研究者那里，主流学派所作的收视率只能表明特定的节目在特定的时间占数量上的统治地位，却不能说明它们以什么方式被收看，以及电视收看中的意义和价值，在分析上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缺陷。在这里，本文并无严厉诟病经验实证主义及经验学派的研究的意思，它有它更深层次的道理，但是，在传播学研究中，我们必须在思想观念上有跳出主流经验学派思想框架的意识，因为它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三 

并不是说经验实证主义没有意识到其理论的局限性。50年代中期，一些论者引用维特根斯坦在语言哲学上的论点来解释社会科学的本质。他们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本质上绝不同类。社会研究不属于经验科学的范畴，而是类似哲学般的学科，需着重于概念上的分析。但从整体上说，首先，这一派别的论者对自然科学的理解，仍然采纳逻辑实证论的观点；其次，他们也设法提出一套较有系统的非实证社会科学观；只是通过分析“意图”、“动机”及“原因”等概念，来显示出在社会行为，或在人的行为上所涉及的因果关系的解释跟自然科学的解释的不同之处。这种理论没有使主流的社会科学观受到真正的考验。

    发轫于六十年代，由奎因的科学哲学及语言哲学所引发，经库恩在科学哲学上进一步发展，开创出一套与实证理论截然不同的后经验主义科学观，较大的冲击了主流的社会科学观。这个论点强调自然科学的理论及知识，是必然有理论或价值介入的，绝对没有如实证论者所提出的价值或理论中里的自然科学研究。就这点上，这派学说与实证的科学观产生了严重的冲突。然而，另一个方面，虽然和实证论者对自然科学有着不同的见解，但在很大的程度上，此派学者大多数都认为社会研究仍要采用自然科学的模式——一个后经验主义的自然科学模式。因此，我们可以说，就这些后经验科学哲学家而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仍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可以说，从总体上而言，经验实证主义内部并没有对传统的研究思想和方式作根本的改观，其理论的局限性得不到改变，只能期待其他的理论来弥补其根本的缺陷。

在传播学主流学派的发展中，也出现了上述类似的情况。“把关人”理论、“议程设置”理论、“二级传播”理论、“知识沟”理论等理论表现了主流学派意识到了传播中价值判断的意义。例如怀特在1949年在验证卢因“把关人”理论之时，本来是想通过对新闻选择的调查，来确认新闻学和新闻专业主义中的那些金科玉律：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等等，但是他失望和惊讶地最后发现新闻选择是建立在高度的个人主观基础上，传播者受到了种种外在压力。在之后的“二级传播”理论中就考虑到了这一点，将他人价值观念的影响放入了理论预设之中。有的学者还对近年来的主流传播理论做出这样的阐释：

“1．比以往更强调对大众传播媒介的使用。随着向更新型传播媒介的转化，受众行为的重要作用将变得更清晰。

2．向认知科学或信息处理思路的转变。这种思路至少包括下面三个方面：

a．自变量由说服变量（比如消息来源的可信度）向表述概念（即所用语言的本质）和结构本质（在媒介中事件是怎样包装和表现的）转变。

b．因变量由态度（对一个对象或反对或支持的评价）向认知（关于一个对象的知识或信念）转变。

c．对传播结果的强调重点由改变（比如，态度改变和行为改变）转向重构（包括我们建构关于事件的图解或模型，或者对真实的社会建构）。”

    这些都表现了传媒经验实证主义学派对自身的调整。但是这绝对不是本质意义上的改变，传媒主流学派遵循的仍然是实证主义的思想，研究的立足点仍是可测量性、可检验性，预设了基本现象的存在，研究者必须保持“中立价值研究”。从根本上而言，这些调整没有与主流的传媒科学观相冲突，而调整的不成功从另一角度表明了实证主义的缺陷是本身无法克服的。

    只有孕育于欧洲的批判理论，才会正面冲突着主流的实证社会科学观，动摇主流研究的根基。批判理论其中一个主要论点，是强调社会研究或任何对人的现象的理解，必然介入理解者的价值观。传媒批判理论是一个强烈的价值介入论，彻底的反对了实证论者强调的“价值中立社会研究”的观点。批判理论者认为社会现象是由文化意义和价值构成的，社会现象中的主要成分是文化意义与价值，而文化意义和价值构成人的人格、自我认同和人际沟通的必要条件。

    事实上，近二十年来，从事社会科学理论或哲学研究的学者，很少会再认同实证论的观点了。近年来，许多非实证主义者都宣称自己的学说是批判理论，吉登斯的“结构理论”就认为所有的社会理论都具有批判社会的意义，原则上是批判理论的一种 。社会研究必然有价值介入这个论点几乎成为他们的共识。但这些学者所强调的价值介入和批判理论所倡议的，有着显著的不同之处，后者强调的是一种“强烈价值介入论”。即是说研究者要有意识地介入自己的价值判断，才可以清晰地理解它所要研究的社会现象。批判理论与之不同的最重要一点就是，研究者自觉地加入自身的价值判断，这也是传媒批判理论的本质内涵。传媒批判理论正是借着这种思潮的流行而汇聚起来的。特征最为明显的莫过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有别于其他社会学说的地方，是它继承了马克思的批判传统，认为社会研究必然蕴含着对社会批判。他们的论点和吉登斯等批判理论不同之处，是前者强调社会研究内的批判，是研究者自觉地加入的价值判断。

    这样，传媒批判理论者否认了主流经验学派将“发现逻辑”和“验证逻辑”作截然划分的可能，认为不论在问题的形成阶段，或研究中的理解过程，以及研究的成果里，都必然有价值介入。同时，他们与早期的德国理论家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强调社会研究中的价值介入，是指谓研究者自己的价值判断。但是，批判论者强调在社会研究里介入的社会批判，同时这也是批判理论者所要面对的困难。如果社会本身就是一个价值介入的社会，如何客观地验证具有强烈价值介入的社会理论或研究呢？研究者作为社会的一员，具有价值信念、判断的个体，如何才能保证理论的严格性、客观性呢？带有主观性的客观理论是否存在？理论是否可以证成呢？这些是一直以来纠缠批判理论研究和理解的最困难的问题，需要我们深入地解答。 

四 

在进展我们的讨论之时，我们将重点放置到一般意义的批判学派的意义探讨之上，因为后设理论的问题带有一般性。当然这里还要考虑传媒与批判学派的关系问题，传媒和批判理论的关系问题牵涉到传媒在现代社会中的位置问题，赋予传媒（包括其作用已经大得惊人的现代大众媒介）以什么“中心”的地位，声称传媒拥有什么“决定性”的而不是“中介性”的力量的问题。如果赋予传媒的中心决定性位置，现代批判理论本身就是传媒批判理论。现代部分学者持这种观点，但是有的不同意，认为批判研究与传媒理论研究不是同一性的关系，两者具有复杂的交互关系。但是两种看法之间的差异只是程度上的差异，在研究上存在一定的区分 ，但在本质上却都是一致的。因此，无论持什么观点，现在对于传媒批判理论的解释必须放置在批判理论这个更广阔的理论脉络中，而批判理论也要与传播的研究紧密相连。这里将简化这个问题，直接来探讨批判学派的问题，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中心问题，而传媒与批判理论的关系问题是个次要的问题。

批判理论的问题涉及到一个社会理论的证成问题，这不单是依赖该理论是否能正确描述当下的社会情况，也要涉及理论的内在严格性和客观性。就传媒批判理论而言，就是要保证所具有的社会批判内在是正确的，而这问题是取决于该理论能否令有关的人觉察到自己的意识、信仰、甚至是自我理解是部分的构成现存的社会制度及其不公正的地方。简言之，个人的信仰及自我理解正好是部分地促成了社会不公正的现象，控制着个人的行为。

    从历史上看，并非只有批判理论这才提出社会研究必然有价值介入这一论点，很多德国传统的社会理论学家也持有同样的论调。不同之处是他们只强调社会研究不能避免有价值介入，但有关社会科学方法学上的讨论，则不应牵涉任何价值判断。十九世纪经济学上的两大派别，历史学派和自然学派对经济学的本质所作的争论，可以说是开启了德国社会科学界这方面的讨论。参与的讨论者在一定的程度上，都认为在社会研究里，价值介入是无可避免的，因为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具有本质上的差异：前者是一些于人的存在而存在的事物，次等事物并不具有任何价值和文化意义；而后者主要是由文化意义构成。当研究者要概念化其研究的对象时，必然会假设研究者的一些价值理念。那是说研究者在理解社会现象是，必然要从研究者的角度去诠释，因为社会现象主要是由“文化意义”或“价值系统”构成。

    这里产生了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倘若价值是主观的，而又在概念化研究对象的过程中，必然有价值介入，那么如何建立一个客观的准则来决定有效的概念化过程以及挑选研究的对象呢？第二，如果在概念形成的过程里，价值介入是必然的事，那么如何保证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呢？简言之，是否有客观标准去验证有价值介入的研究成果，是否有带主观性的客观科学？

    问题是如何才可以建立起一个具有价值或主观意义介入的客观社会研究。这是德国早期社会理论界讨论的主题，亦是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社会研究方法学层面上要处理的重要问题。韦伯提出的“价值相关性”原则去解答这个问题，把价值分为“价值判断”和“价值相关性”两种。韦伯希望由此进一步推论出，具有价值介入的客观社会研究是可能的 。“价值相关性”或许可以决定研究对象的选取和解释社会现象的普遍意义，但却不能疏解如何建立具有价值介入的客观社会研究这一个难题。首先，韦伯等学者提出的“演绎理解”或“诠释理解”，是要给与社会研究一个有别于自然科学的独特地位。如果文化和价值意义是构成社会现象的主要成分，那么要了解这些意义，便不能仅仅用因果分析方法，而是要研究理解者的行为和其相关的文化价值系统。因果分析是要建立抽象的普遍定律，但愈为抽象的律则，愈不能用来掌握具体行为的文化意义。但这并非是说演绎理解可以完全替代因果分析而成为社会研究的唯一有效方法。反之，韦伯指出，演绎理解和因果分析是相辅相成的。没有了演绎理解，社会研究会变得愈来愈抽象；缺乏了因果分析，演绎理解的有效性得不到客观的支持。但正好在这里，韦伯的“演绎社会学”显露出了它的内在困境。在一定程度上，韦伯和实证论者相类似，同样是要依靠因果分析来建立演绎理解的有效性，只是不同的地方在于对因果分析的解释上。

    对批判理论者而言，问题更趋迫切。比起韦伯的社会理论，他们的理论又多了额外的因素：他们强调了解社会现象和批评社会上的不公平，并与理论有内在而不可分割的关系。如前所述，既然社会研究必然介入研究者的价值，那么，验证一个理论的真假值，便不可能纯然有外在世界的现状去决定，而要涉及相关的价值判断。但怎样才可以验证价值判断呢？价值判断如何和社会研究或知识区分开来呢？要解答这些问题，首先要了解批判理论这对社会现象本质的看法。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例，法兰克福学派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其中一个重要学派，因此该学派学者对现代社会现实层面上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分析与批评。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有别于其他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地方，是该理论十分重视具体分析与批判理论原则的结合问题，特别是在哈贝马斯那里。在马克思学派的阵营里，大多数学者都似乎理所当然地接受马克思的主张，认为理解社会现象和批判社会不平等的制约是紧密相连的，他们较少注意到这种研究社会的方式能否提供正确的社会知识，或是否会损害社会研究的科学地位。如果了解社会必然要批判社会，那么，批判的依据是什么，而这些论据能否同时作为客观分析社会的基础？批判理论预设了社会不平等制约的存在，但从逻辑的角度看，社会研究和社会的存在并不蕴含社会必然有不平等的现象。或许没有了社会问题，社会研究会变得没有意义。这样，传媒批判理论必须要在逻辑上认定社会不平等包括传媒不平等的必然性，而不能只是从现实的层面、社会问题等方面出发假设社会问题或社会不平等的制约的存在，以一个重要的现实（非逻辑）的条件代替逻辑的论证。这种问题较一般社会科学更为复杂，有关批判理论的证成问题是要牵涉批判理论对客观、理性及社会研究等本质上的问题的看法，并且还牵涉伦理学上长久以来有关“实然”和“应然”的关联的“道德实践”争论。由于篇幅有限，以及本文侧重传媒研究的层面，因此，本文不打算在这里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而是从传媒批判理论的历史传统中去发现批判的依据之所在，集中处理有关传媒现象本质，以及传媒研究里强烈价值介入等问题，从而切入到问题的解答之中。

五 

在欧洲，特别是在德、法，学术研究传统一直与康德、黑格尔及马克思一脉有着深厚的血脉渊源，自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问世以来，欧洲学者大多在“批判”的旗帜下聚集起来，从事着这种延续性的研究。“批判”（critik）在德语中的基本含义为“区分、划界”等意，在康德那里，是一种经过区分后先验地揭示、显现人类认识意义的工作，经过黑格尔、马克思后，批判理论已经进展至社会意义的揭示之上了。批判学派基本继承了这一路向。

    首先，在批判依据的问题上，问题的重点是如何证明对社会知识的追求和对社会的批判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正由于要处理这个问题，批判理论就必须继承和回溯到康德和黑格尔的批判传统之上。

    在康德那里，主要是解决人类获得知识的可能性问题。康德指出，人类获得知识的可能性在于人类具有先验的“统觉”，将外部的世界整合为一个有秩序的世界，由此而获得知识。康德的知识论要找出究竟是理性的哪些范畴造就了人类的知识，但同时也指出了正是这些条件局限了人类的理解范围。于是，康德对知识论的批判隐含了对人类认知主体的能力的批判，人类并不能无所不能，人类的认知本质上蕴含了不平等的认知状况 。黑格尔的“批判”更是直接批判了社会世界加诸个人身上的不平等。黑格尔认为社会的不平等的是人为的内在，是个人的理解、人们使用的语言、价值判断等所造成的，而个人的演绎又可以改变受制约的现状，虽然不能完全消除不平等的因素。黑格尔在他的关于主人与奴隶的笔记中指出，人类只能通过他人的承认获得认同。奴隶的面前都有另一个自我：主人，奴隶就是通过主人而确保其身份。也就是，主人给予奴隶的制约，要他每天所完成的工作，却同时提供予奴隶超越的契机。奴隶通过自己一手完成的工作，显示了个人的真实存在，这些工作反映出奴隶作为人的本质，给予奴隶超越主人的，自觉为“人”的存在。最初这对抗的双方之间存在敌意，都以消灭对方为目的，因而出现了（暂时地）一者接受承认而另一者施以承认的情形；然而历史真理的最终显现要求这种承认是相互的与普遍的。就制约的客观条件而言，根本没有改变，主人仍然是主人，奴隶仍然过着主人要他过的生活；但是奴隶的自我理解改变了，所以工作不再是束缚而是实践人的意义和尊严。 这样，从康德的批判角度看，这是对自我认识作知识上的批判,揭示了知识和人如何使用语言和如何作价值判断不可划分。知识层面上的批判亦是对由人所做成而加诸人自己身上的制约的批判，同时是对个人的理解和社会不平等制约等现象的批判。黑格尔进一步看到，知识包含了语言的使用和价值判断，也就是说是语言的使用和价值判断构成知识的必要条件，甚或说这些便是社会知识或社会现象本身，而社会现象本身蕴含了主人和奴隶的不平等关系。

    康德的“批判”和黑格尔的“批判”被融合在批判理论的“批判”意义中。批判理论者由此认为社会中个人的自我交流、理解部分地构成了不平等的社会现象，要超越这些，首先要对自我的交流、理解做出批判。而研究者的价值介入从本质上而言为自己提供了进入世界的契机，使自身真正确立了研究的对象和研究方式，构成了客观的批判活动。

其次，批判主义理论也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在马克思那里，黑格尔的批判只是一种唯心的批判，充其量只是批判的第一步，因为黑格尔那里个人演绎即使改变了自我理解，也无法去改变真正的社会不平等现象。由此，马克思认为黑格尔这种哲学不利于实质性的政治变革，不是真正的批判，他结束了黑格尔哲学的非现实性，转而注重社会实践，用武器的批判代替了批判的武器。马克思的批判总体上而言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生产关系、意识形态的批判，它是从社会的整体现实出发将批判作了进一步的推进。批判主义理论对实证主义的攻击正好反映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但是，马克思要批判的主要对象是代表着资本家利益的社会结构和资产阶级这个阶层。批判理论和马克思在这一点上却有着相当大的不同，他们的批判对象的重点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转向了对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科技理性 、日常生活等的批判，重要的成果与传播研究联系了起来，汇聚成“传媒批判理论研究”。

    这样批判理论综合了以上两种思路。批判理论必须找出其内在根据，同时又要结合现实的实践问题；既重新评估了对个体理解的意义，强调了个体价值及研究者价值介入的重要性，同时又从社会现实出发，构造出全体人类现实实践的途径。传媒批判理论对个体的终极关怀和对社会乌托邦的理想同时结合在一起，表达了它的深层意愿：个人的超越并非纯然是唯心上的超越，而时会导致整体性的社会超越，改变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而对社会现实的整体批判也同样重要，以现实的动力带动个人实践及其对社会的改造。

    但是以上的综合并不是在批判理论的发展历史中一蹴而就的，相反这同样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从马克思到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几乎全部都跳不出笛卡尔的单向交流模式，用目的理性的角度分析当代社会现象。倘若由此回顾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人类前途的悲观看法，他们主要是受制于单向交流角度，困固于目的理性的构架，因而不能察觉双向理解的沟通历程。因此，它们只看到西方理性化过程的悲观一面，以为这是传媒世界只是一个异化的世界，看不到人类世界其他发展的可能。

虽然康德、黑格尔的学说提示了批判理论的内在根据，但是他们的理论带有很多的传统理性主义的成分，不能有针对性地解决有关现代社会的包括传播等问题。在现代批判理论中，批判理论的大家们结合结构主义、解释学、现象学、文化主义等理论从各个角度去除了传统“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的影响，完善和丰富了批判理论，并且为批判理论找出了比较充分的根据。比如结构主义理论在索绪尔那里得以开创，从语言的角度揭示了世界的本质，认为世界是语言符号及符号之间的结构性关系，简言之，是人们价值介入的“文本”世界，只有在文本世界的基础上才能展开对社会现象包括传播的研究。而文化研究学派更是将世界界定为“文化意义”的世界，世界的本质特性就是文化介入的世界，生活在世界中的人们都是文化的实践者，是文化意义的判断者和批判者，为整个学说布上了一道强烈的批判色彩。后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哈贝马斯认为，如果我们能够跳出单向理解与目的理解的框架，改用双向理解模式的沟通理性的角度分析西方理性化的历程，我们会发现现代社会是可以另有出路的。由此，哈贝马斯结合解释学、现象学等理论，以沟通行动理论建构另一套分析架构去理解西方理性化的发展和社会行为。沟通行动理论及沟通理性作为学说规范基础，认为沟通理性是交流双方共同进行价值介入的平台，使人们得以批判性的交流，为分析社会现象以及批判构成扭曲沟通的社会情境及制度提供了框架。这样，象结构主义、文化研究、哈贝马斯等都为批判理论定下了共同的基调：传媒批判理论并非如实证论者所述那样是个人的主观价值判断，而是有其普遍的论据。

    因此，在传媒批判理论看来，人们所有用来描述社会现象的语言和概念，其本身亦主要是有价值及文化意义所构成。从这个论点出发，要验证一个社会理论或陈述社会现象的语句，是不能有直接观察陈述语句和外在社会世界的关联而成立的。因为语言本身是由语言所构成的，因此，也是社会现象的本身之所在，而这种社会的本质之所在就在于传播。亦由于此，从批判理论的角度来衡量，传媒并非如实证论者所主张的那样，是客观的于人的存在而存在的实体，而是在本质上蕴含意识、意识形态、文化价值的“世界”，人们在这个世界之内生活，甚至是由这个世界构筑着自己的生活。由此，“世界”是传媒批判理论的一个内在起点，是传媒批判理论的特殊视境。当研究者用语言了解传播社会的时候，研究者只能靠自己的演绎去了解社会现象。而演绎过程不但有主观的成分，其过程本身也同时构成了该社会现象的一部分。因此，在了解任何社会现象的过程里，也必然包括了该研究者的演绎观点。社会现象如社会制度，以至整个社会的结构也包含了在该社会生活的人的主观演绎里。换言之，个人的信仰、自我理解等因素不自觉地汇聚而构成了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等社会现象。

    由于传媒批判理论一方面持价值介入的观念，指认了社会不平等的内在事实，另一方面指定研究者的责任，研究者必须在自身价值的批判下进行工作。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批判理论的目的及其证成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 批判理论认为了解社会现象和批判不平等的社会制约有内在的必然关系。

    二、 因此，在验证一个社会理论的真假值时，不能纯然取决于其要描述社会的社会现状，要同时检视该理论是否真的对不平等社会制约具有批判能力，及其研究者的目的达成状况。

    三、 批判理论认为社会不平等的制约中重要的构成部分是个人的信仰及自我理解，因此，接触社会不平等制约首先从个人的层面开始。批判理论的一个目的是要找出构成社会不平等的制约的个人理解的部分，使得个人明白社会的所在。

    总体上而言，传媒批判理论是强力价值介入的理论，不只是和传统主流学派的价值中立社会科学观相抵触，开启了另外一种研究的方式。强调在社会研究里的强烈价值介入，这个世界是一个“价值介入”和“文化意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生活的人们都具有价值判断和意义理解的能力，他们是世界中的交流者、理解者。而且在这意义上，世界显示了理解的双向性，理解的历程是双向的，理解这一方面要从被理解者的角度去理解其行为，另一方面，理解者却不能舍弃自己的理解角度，任何理解都是由研究者和被理解者合作而达致的，而“合作”的意思正是指没有主客的划分，也没有唯一而客观的了解；同时也显示了研究者如何在理解别人的行为里，反过来批判自己的理性观。故无论这些论据是否被理解者所持的真正理由，研究者在这过程里是可以局部地跳出自己习以为常的理性观点，真正领悟到与自己不同的理性观，也因此可以反过来验视甚至批评自己长久所信守的理性观点。从对宏观社会层面的批判而至微观层面的理解所蕴含着对个人所信守的理性观的批判，显示出社会传播现象的理解是如何牵涉研究者的强烈价值介入。这是传媒批判理论的可能性，也是传媒批判理论的论据所在。 

六 

从上述的论证来看，传媒批判理论有其自身的依据。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传媒批判理论受到了传播学界甚至是整个社会科学理论界的广泛重视，传媒批判理论在传播学学科的意义上得以成立，已经逐渐成为大家公认的事实 。传媒批判理论所取得的成就是不言而喻的，从各个方面打破了传统经验学派的桎梏和各种思想的束缚，为传播学的发展拓展出一条宽广的道路。

   首先，传媒批判理论将大众传媒作为价值介入的世界，突破了认为传媒是人类世界外在的、中立的物理性工具主流学派观念，展现出了传媒世界的丰富的价值意义和文化内蕴，包括揭示出传媒世界是具内在的不平等及其充满斗争、妥协意义的场域。传媒主流学派将“大众传媒作为工具”，将价值判断搁置一旁，以价值中立的观念研究传播，不可能真正涉及到传媒活动丰富的文化意义和价值内涵。传媒批判理论构造了人们生存于其中的价值“世界”，通过意识形态分析、文化研究等将“大众传媒作为世界”，并在这种基础上进行着传媒的批判研究，使传媒世界的丰富意蕴凸现出来。这是在理解批判学派之时必须抓住的一条总纲，也是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相区分的本质原因。也正由于此，传媒批判理论的批判观念不仅突破了实证主义的独断论式的、二元对立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并且也同样摆脱了社会科学中目的理性的观念，为传媒研究提供了具有严格性、客观性的理论典范。

    比如，在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霍尔那里，主流经验学派经常所提到的“编码/解码”理论在批判理论的意义上得到了重新构造，显示出了批判理论与主流理论在传媒本质理解上的巨大差异。霍尔指出，编码和解码的符码之间对称的程度，即在传播交流中“理解”和“误解”的程度依赖于“人格化”、编码者——生产者、以及解码者——接收者所处的位置之间建立的对称／不对称(对等关系)的程度。这种“编码/解码”理论指出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播者和受众之间关系与地位的结构差异，但也取决于“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符码的不对称性。传受双方都各有一个由“知识架构”、“生产关系”与“技术基础结构”组成的社会背景结构。简言之，该图式很强调传播交流中编码者与解码者之间基于社会背景结构之上的张力关系。在主流学派中，“奥斯古德—施拉姆循环模式”与之非常类似，该模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将以“传播单位”为传播活动中的基本单位，每一个传播的参加者，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 都可视为“传播单位”，一个传播单位身兼两重身份——传者与受者，执行四种功能——传 送、编码、释码与解码。由于传播单位没有任何价值介入的意义成分，许多学者指出“奥斯古德—施拉姆循环模式”说到底仍是一个经验实证主义的传播过程模式，没有注意到传播中的不平等的价值介入问题，而象霍尔那样敏锐地审视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权力较量关系、意义空间里的斗争或者说传播话语的斗争 。

   其次，传媒批判理论从批判的角度警醒人们对社会不平等的关注，并且从策略上规定了研究者的研究责任。大众传媒像一双巨大的看不见的手，时时刻刻暗示着、拨弄着、或者控制着我们的日常生活--精神和物质双重意义上的日常生活，媒介构成了当代社会的“新的权力核心”。在批判理论学者看来，大众传播媒介有着社会权力系统、意识形态等所规定的内在本质，传播批判学派的主旨是基于人类追求自由的终极关怀，批判社会中权力支配的各种面向(McKerrow,19) 。这样，研究本身也有明显的价值取向，对媒体的分析不仅止于了解媒体为什么和如何进行意义的建构，而且还要质疑媒体在社会控制中扮演何种角色，在人类及社会变迁中应扮演何种角色。传媒批判理论的使命是在资本主义不平等的权力性资源分配下，为弱势群体争取权力，代边缘群体请命，为这些群体在大众媒体中寻求话语权。

    同时，在研究者这一层面，批判理论要求研究者必须自觉的反省如何启发批判意识，如何揭橥抗争的策略，如何带动历史的变迁，成为葛兰西所称的“有机知识分子”。葛兰西所界定的有机知识分子的特征是：有机的知识分子必须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方面他有机的知识分子不能推卸传播知识、把知识运用于了解霸权的实质与运作机制，行使反抗实践的使命；另一方面，研究者作为知识分子，必须严格遵从价值介入观，理解世界的价值意义和文化内涵，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一种彻底的和批判，理解文化是一种共享的意义体系，为每个个体组织、建构自身的日常生活，只能借助于它来实现社会传播中的互动与理解。这样，研究者在研究中既保持了一种批判的精神，同时也保持了价值社会的洞察，

   最后，传媒批判理论的最终目的是政治性的而非学术性的，它带来的是政治 上的实践效应。

    在很多人眼中，传媒理论学派取得了理论上的成就，分析问题有理有据值得赞叹，但这只是一门以说理见长、短于实务的学说；这也是主流学派对批判理论诟病最多的地方，他们认为这个学说不能应用于事务社会研究里。这其实是对传媒批判学派一个颇大的误解。主流实证模式的实务社会研究，非常注重量化的研究方法，而其中广为应用的是问题调查法。这类研究方法是尽量使研究的程序及结果合乎自然科学研究的准则，并呈现出研究程序的“可重复性”以及其结果的“可验证性”。然而，这些对实务研究的要求，其实是预设了采用自然科学模式去了解社会现象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预设了因果关系的理解模式是传媒研究的唯一模式。可是，在非实证社会研究的圈子里，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并非纯然有因果模式所穷尽，很多是涉及丰富或深层的理解。“深层理解”模式其实已预设了社会研究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对社会现象作深入的描述，找出其具体的价值和文化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实证主义所坚持的“可重复性”及“可验证性”等标准，并不适用于这类实务的社会研究。这反过来启示了我们，对传媒批判理论实务社会研究的有效性的评价，需要采用一个全新的构架，用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来衡量及表达。

从根本上而言，传媒批判理论蕴含着理解人类行为的意图，牵涉到理解者对自身存在状况的反思与批判研究者必须与自身所处的社会背景连结、并伴随着个人对人性、知识、理性和个人感觉的反省批判，从而带来了深层次意义上的社会变迁。深层意义是，如果人们的传播行为不含“道德实践”与“批判”的话，人们包括研究者就根本无法理解事物的。当研究者这样做的时候，反过来会构筑社会现象的运作和理解者理解周围事物的角度，产生了对现实的变革和对未来的努力的效应 。传媒批判理论带来的是人们价值观念上的改变和人的，是人们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和信念，意味着传播活动有着不可阻挡的政治实践作用，只不过它不是激烈的。政治传播学学者布鲁勒（Jay Blumler）指出，当时的社会危机也引发了媒介危机，许多社会群体认为媒体扭曲了他们的本质。 传媒批判理论的这些理论无疑是对这个社会的对症下药，为思考社会现实，理解大众传媒提供了武器。在当下社会中，大众传媒更加展现出它的力量，传媒批判理论仍在做着持续不断的努力，而这些学者所建构的理论更显深度和厚度，在这个时代中彰显出理论的张力。 

在西方，传媒批判理论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起，从学术边缘地位移动到了学术研究的中心，这种移位所带来的建制化后果，甚至已经开始被人们担心，它会被无往不在的资本力量改写为主流秩序的一种文化和声。而且，传媒批判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发展较为迅速，例如在拉美国家及印度、马来西亚等国家，近年来在港台地区也颇流行。传播学作为一门正式的学科引入中国，最早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复旦大学新闻系教师郑北渭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师张隆栋等人的译介工作，其后传播学的研究一直跟随美国主流学派和新闻学的研究套路，成果基本上限于相对狭小的译介活动的范围。迄今为止，国内对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研究及其成果可谓屈指可数。其中，最早开始关注批判学派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张基，她在80年代初曾对此做过初步探讨。1986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王志兴（后赴英留学），在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宣读了一篇颇受瞩目的论文——《欧洲批判学派与美国传统学派的分析》 （后刊发于《新闻学刊》1986年第6期），对批判学派做了专题研究。次年，正负笈东瀛的郭庆光先生，又在《新闻学论集》第11辑上发表了《大众传播学研究的一支新军——欧洲批判学派评介》，进一步论述了批判学派及其理论。郭庆光先生在《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里，也对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进行了初略的比较分析。

    近几年来，由于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及思想的深入，许多研究传播学的学者意识到传播学需要作更深入地拓展，批判学派研究在我国越来越受到思想界和学术界的重视。“传媒批判理论”随之被这些学者提及并加以部分的研究介绍，批判学者们相关的译著 也在一本接一本出版，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传播与文化译丛”、商务印书馆的 “文化与传播译丛”、编译出版社的 “大众文化研究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另外，象《读书》、《天涯》、《文化研究》、《视界》等文化学术辑刊，也都成为我国批判学派研究的制高点。但即使是这样，系统地介绍传媒批判理论的著作仍付阙如。本书的写作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并且希望以此来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下篇 

传媒批判理论作为在传播学中与主流经验学派相对立的一支，在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其理论有着自身的传统和有着自身的逻辑和线索，所涉及领域（“传媒作为世界”）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出了主流学派所界定的范围，这也同时决定了传媒批判理论内在地分化为诸多理论路向，理论内容也显得精深芜杂，不易把握。从传媒批判理论的内部而言，既有各理论派别的发展，又有派别之间的相关的交叉联系；各理论派别既同时分散，又同时汇集于“批判”门下，共同行使着批判的职责。因此，对传媒批判理论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了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庞然大物，迫使我们进一步去深入到批判理论的内部。下面我们将简要阐释一下各个理论的内容及其它们之间内在发展历史和逻辑结构，并更为细致地做出自己的评论。 

一 

1923年成立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云集了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等理论大家，法兰克福学派由此诞生，同时也标志着“传媒批判理论”的开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被专门称之为“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首先关注传媒、并与批判学说紧密结合的工作正是起始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一支，其思想深深根植于马克思主义之中。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异化”的思想，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导致了人类劳动的异化，物的生产代替了人类的真正需要，导致了人类的剥削和阶级的分化。同时，马克思充分注意到了生产力自身的复杂性。也就是说，按照马克思的定义，所谓生产力，不仅包括现代的科学技术，更包括无产阶级的主观潜能。在马克思的理解当中，无产阶级的主观能动性既表现为他们有创造性的生产活动，也表现为他们有性的批判活动，并由此来解决资本主义“异化”问题。卢卡契完整地继承了马克思的批判立场，但视角有了很大的转变。具体而言，一方面，卢卡契提出了“物化”批判概念，修正了马克思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解，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力量具有两重性：即它在带来进步的同时，也制造了一种新的主宰人的意识形态，这就是所谓的科学主义，最终的结果则是使人在自我的途中遭遇到了自我异化——物化。另一方面，卢卡契又进一步深入挖掘了人身上所潜藏着的对于物化的抵抗力量。卢卡契认为，人身上具有一种“自身理性的形式特征”，这对于物化构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极限 。马克思的“异化”和卢卡契的“物化”理论深深指导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物化理论及其分析方法拓殖于大众传媒的研究之中，他们的研究使我们深刻关注到大众传播这一时代事件，并且很多思想为后来者提供了源泉。 同时，法兰克福学派更将卢卡奇关于意识形态和阶级意识的分析推向深入。他们不再是仅仅从保卫马克思的的立场上来批判经济决定论，而是试图从根本上修正马克思的阶级意识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并进行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这样一来，无疑就越来越远离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分析、越来越远离实际的阶级斗争，但是，他们的文化批判仍旧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思想资源。

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导致了过度的、满足着“各种虚假的需要”的物质制造，而且也导致了文化的异化和物化现象，大众传媒作为文化的生产工具，就越发加速着文化的全面异化。法兰克福学者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将大众传媒（包括电影、电视与广播等）制造的文化命名为“文化工业”，认为文化工业的特征就是文化产品的标准化生产。从相差无几的预制零件到熟能生巧的装配程序，大众文化产品与生产一辆汽车相仿。这种标准化文化生产的背后隐藏了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垄断，这时，所有的大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们的结构无不来自某种固定的设计。这个意义上，人们开始默认一个可怕的预设：工业式生产之下的文化主体已经被剥夺了多样性，活跃的文化主体沦为不断重复的机械动作。这无疑是文化商品化的必然后果。在这个过程之中，主体的艺术创造已经没有任何地位。大众传媒所体现的文化是被异化了的文化，就是一种商品的拜物教，它千篇一律，丧失了自主的性格，完成不了“”、“否定”和“救赎”的使命。

法兰克福学派大多数学者深刻地洞察到现实世界在商品异化之外的最新堕落：文化的异化和物化。这种文化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与大众传媒紧密相关，正是大众传媒的生产特性导致了这种文化的异化和物化。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很明显与主流经验学派的研究有着绝大的不同，它超越了主流经验学派的传媒工具论，将传媒放置于文化的世界之中进行考察，开启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起点。显然，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蕴涵着一种深沉的人本主义精神和犀利的价值批判态度，它关于传媒的研究所给予我们的最为宝贵的财富就在于一种哲学的深度，一种对于现代社会中文化异化现象的“杜鹃啼血”般的提醒。然而，深刻与片面往往同路而行，法兰克福的硬伤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受当时的时代所局限，大众传媒仍然是他们哲学总体框架中的部分对象，他们以“目的理性”的观念将这种对象仍然认作为生产工具，没有彻底的将它作为一种文化世界来看待之，大众传媒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极度的怀疑，特别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大众传媒的社会控制力量的多元性缺乏明确的把握。即使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内部，本雅明已经初步意识到大众传媒不仅如此，它还拥有着更多的意义，人们不必以一种悲观的态度来对待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摄像和电影等。

后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继承和超越了早期法兰克福的批判思想，用哲学的语言、社会和历史的理论传统建构了“沟通行动理论”，来探讨传媒与社会变革的问题，对传媒理论有特殊的启示。哈贝马斯认为，如果我们能够跳出单向理解与目的理性的框架，改用双向理解模式的沟通理性的角度分析西方理性化的历程，我们会发现现代社会是可以另有出路的。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正是要建构另一套分析架构去理解西方理性化的发展和社会行为。作为一个分析社会现象的架构，沟通理性和目的理性有着显著的分别。目的理性着眼于社会行动中如何以手段满足其目的之部分。因此，对人的理解集中在个人如何利用外界的资源重组个人的目的之层面上；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亦主要被视为满足目的之手段。这是一个单向的理解历程。但是，沟通理性对人类行为的分析重点，是放在“真诚沟通”的层面上。作为一个分析架构，沟通理性并没有反对满足一己的欲望是人的一个基本性质，但却反对用这一个性质诠释所有其他人的特质。哈贝马斯认为人渴求与别人交往，达至真诚的相互了解本身便是一个目的，也是人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本质。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及沟通理性，强调在社会研究里的强烈价值介入，可以作为一个规范基础、批判理论的深层根据来分析社会现象以及批判构成扭曲沟通的社会情境及制度，以此衡量及批判扭曲的社会行为和现象。 

二 

在早期批判理论的发展史上，意识形态理论学派以葛兰西、阿尔都塞为代表，结合整个时代现实以自身的思考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他们以法兰克福学派未能阐明的途径——意识形态的途径思考了整体世界结构及其本身的呈现（再现），为批判学派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采用意识形态分析，就是将世界作为意识的价值系统来对待之，表明了意识形态的世界是人们生活于内的世界，意识形态塑造着人们的生活。葛兰西从意识形态角度通过“霸权理论”的提出，开启了一种新的理论模式。“霸权理论”揭示出社会是一个各种权力争霸的系统，权力在其中互相争斗、妥协，资本主义社会霸权的争夺并不是简单地显现为赤裸裸的压迫和反抗，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在霸权的争夺之中存在某种协商、谈判和妥协，统治阶级必须腾出一定的空间考虑被统治阶级的意见。社会由此构成了复杂的权力世界，统治阶级除了依靠强力来维持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还必须通过意识形态的领导，来争取被统治者的自发同意和拥护，从而使其统治合法化。因此，这种世界表现在文化霸权的争夺之上，文化不再是某一个阶级本质的体现，这种文化是包含了、或者说混杂了多种社会群体的意识形态的领域。大众传媒就是置身于这种意识形态世界之中的重要文化霸权阵地。同时，文化霸权的争夺需要“有机知识分子”的参与，“有机知识分子”同“普通人”进行价值观念上的接触，从而建立一个智力—道德集团，将统治阶级的意志“社会化”为人们协调一致的精神和道德要素，也即取得“文化霸权”。

这种理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深入分析和考察了社会本质，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重点放置在对意识形态、权力系统考察上，摆脱了经济决定论的影响以及象法兰克福学派所持的过于狭隘的阶级视角，实现了思考角度的转折。葛兰西拒绝以抽象的、外在的方式探讨社会存在与意识或意识形态的关系，恰恰相反，他强调了社会存在不能被理解为抽象的“社会物质”和界限分明的阶级活动，而必须被理解为在社会生活过程中与意识或意识形态不可分割的交织。这样，意识或意识形态不是什么“虚假现象”，也不是抽象认识论意义上的什么真假问题，而是现实的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力量，是一切认识活动的前提。 这样，所谓文化也不再是某一个阶级本质的体现，换言之，阶级属性之外的文化范畴也将进入文化研究的视域，诸如性别、种族、文化身份等等，文化研究则可以从中发现更为复杂的压迫、反抗、共谋以及隐藏在表象背后的各种权力关系网络。这样，葛兰西的发现不但可以启发文化研究去进而考察某一种文化的复杂内涵，而且还可以启发人们去发现许多以前根本未曾意识到的研究课题。

以大众传媒为例，在现代社会之中，大众传媒作为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的承载者，霸权理论对大众传媒的研究具有独特的地位。首先，霸权理论确立了大众传媒的“争霸”场所及其地位，大众传媒是社会意识形态系统之内进行运作的，不在社会意识形态系统内确认大众传媒就不能明了大众传媒的实质，不关注大众传媒领域就不能理解现代社会的本质内涵；其次，霸权理论从根本上改变了大众传媒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必须担负起“有机知识分子”的责任，从各个角度：性别、代别、种族、民族、宗教等坚持霸权分析，谨慎分析异常复杂的压迫、反抗、共谋以及隐藏在表象背后的各种权力关系网络，才能进入到大众传媒的世界。总之，霸权理论不仅启发大众传媒研究的复杂内涵，另一方面，这些观点还会启发人们发现许多以前未曾意识到的研究课题，深刻影响到了以后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文化主义、女性研究、全球化与民族化问题、权力（如福科的权力）研究等各个领域，为合理的解释大众传播现象提供了理论范式。

再进一步，阿尔都塞综合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等的成果细致化了意识形态理论，他一方面为意识形态做了深入的理论思考，认为“意识形态是个体与其存在的真实状况的想像性关系的‘再现’” ；另一方面阿尔都塞通过结构、问题框架、相对自主和多元决定的结构因果性等理论继承了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重新定义了国家，认为国家在一般情况下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意识形态的再生产维持着它的存在。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不同于性国家机器的又一种国家机器，任何一个阶级若不同时重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在其中行使领导权，就不能长时期掌握政权。意识形态是包括主义社会在内的任何社会都不可避免的特征，因为人类必然生活在与他们的生存环境的一种神秘化了的关系中，这种境况是社会内聚力的一个先决条件，是社会国家的本体结构。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不能从机械的物质决定论上去理解，相反只能将物质生产活动纳入到意识形态之中进行考察；同时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也不能从虚假意识的层面上去理解，只能从意识形态本身及内在关系的神秘化、颠倒和无意识上进行细致的解读，而不是重新将之设定为决定论模式。这样，阿尔都塞的理论表明了意识形态是一个隐蔽而又坚固的“质询”主体的观念体系，主体通常根据这种体系形成的框架想象自己与现实环境的关系。许多时候，人们甚至意识不到这种观念体系的存在。尽管如此，意识形态的特殊效果就在于，人们仍然会按照这种框架陈列就力、按部就班的站好自己的位置，并以此来感知、理解、阐释自己的生活状况。更加重要的是，由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论凸现了意识形态的“再生产”的能力，凸现出意义、文化、价值、权力问题的重要性，必须要从价值介入的观念分析国家及社会传播权力系统。在阿尔都塞理论的启发之下，大众传媒研究重点放在了揭示社会文化如何建构特定历史时期的主体之上了。意识形态不仅表现为各种政治学说或者宣传口号，而且从风俗礼仪、电视新闻到某一个足球明星的生活花絮等日常生活，这一切都是社会权力的运作体现，将作为某种意识形态巨大结构的组成部分塑造着个体的意识。阿尔都塞的理论在大众传媒社会成为应用最为广泛的理论范式。同时，阿尔都塞本人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相对自主”和多元决定的“结构因果性”理论及其对主体主动和被动性的反省，带来了一系列的思想地震，有力地冲击了持传统决定论和阶级分析论的传媒批判理论，为现代、后现代传媒批判理论打下了基础，为我们解读有关大众传媒蕴涵的深刻而复杂的内涵提供了综合素材：这包括大众传媒的虚假欺骗性和物质性、斗争与权力、意识与无意识、话语与语言、具有能动性的主体与臣服的主体等之间关系的概念和相关命题。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评为后来者提供了总体思想及各种分析方法的源泉。

传媒受经济力量的直接支配，是权力的产物，在政治经济学派看来就是永远的真理，这一点与意识形态理论的关注点一脉相承。政治经济学派深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影响，分析和揭示传媒的所有制结构及其与权势集团的利益关系，意在拆穿西方传媒诸多流行的神话，如客观、公正、多元化、新闻自由等等。与主流传播学派的功能主义相比，政治经济学派深刻的揭露了主流传播学对现行的深信不疑的虚幻梦想，力图展示大众传媒作为社会机构的本质内涵；与法兰克福学派相比，政治经济学派更为关注大众传媒本身的物质实体性，认为它是社会权力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而非简单的看似具性的文化（物化）问题，显得更为激进，揭示出对大众传媒作文化研究过于脱离现实的弊端。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默多克在讨论如何看待文化的话题时说可以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文化的工业化商业化的历史——沿着这条线索，我们可以看到几个世纪以来，文化成为怎样的一种商业，文化产品怎样成为一种可买卖的商品，另一条线索是象征和言说的，文化在这里成为一张由语言、形象、具体物品和风格交织而成的网，有自己于政治和经济的历史” 。而第一条线索便是政治经济学派始终固守的，并以此与以后转向后的文化研究学派分道扬镳。默多克和戈尔丁在其著作中吸收了马克思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并且着重从经济结构和所有制关系的层面来剖析大众传媒的内在矛盾。他们指出，大众传媒、大众文化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集中在若干经济和金融集团的手中，集中和垄断的后果是：大众传媒、大众文化成为若干经济和金融集团的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和发泄渠道，并自动确保了从属群体对统治阶级的支配的默许，从而得以维持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莱斯特学派的批判政治经济学、加汉姆的文化产业论、乔姆斯基的宣传模式论、斯密塞的受众商品论、席勒（Herbert Schiller）的媒介帝国主义观都是这个学派的鲜明观点。另外，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Glasgow University Media Group）的工作也值得称道。总之，政治经济学派的目的非常明确，试图从传媒作为社会机构的最明显的层面揭示社会政治经济的权力网络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操控，以此来警醒人们。但是，一直以来，对政治经济学派的批评持续不断，认为其学说将大众传播机构作为简单的生产工具过于简单，政治经济学派对此也与文化研究融合起来，试图解决此问题，但解决的效果却不能定论。不论怎样，政治经济学派是以“传播作为权力世界”观中最为坚定的一派，由此也确立了它在批判学派中的特殊地位。

意识形态理论、政治经济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对传媒作文化的强调有所不同，他们对传媒的强调集中在社会权力本质之上。但是可以说，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和意识形态学派、政治经济学派的研究共同完成了传媒批判理论的早期旅程。这样，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到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在大众传媒批判的理论史上宣告了早期批判理论一次综合的完成，这种综合是批判理论内在的思辨运动所赋予的。这些学说极大地指引了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的走向；大众传播理论在他们的理论框架下，与在各种传媒学科的名目下发展起来的一般意义的大众传播实证理论有着绝大的不同。传媒成为广泛牵涉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社会有机组成部分，传播学既保持了学科的特殊性，同时它又成为一门公认的日趋成熟的跨学科的理论研究性学科。因此，在此以后，文化生产、大众日常生活、大众传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广告、电视剧、流行歌曲、新闻报道、电影等成为分析的主要对象，进入到理论的视野之中；国家/媒介、社会/文本、公民/读者观众等范畴相互交织，纷纭交错，成为进行对社会的本质思考的理想途径；批判本身也成为绵绵不息的运动了。但是早期的批判理论多少都持有“工具论”和“目的理性”的观念 ，在理论的严格性和客观性上遭到了人们的质疑，怎样找到理论的根基仍是传媒批判理论面临的重大问题。 

三 

随着批判运动的深入发展，生发于欧洲的有着共同血脉的各种理论、学派和人物都汇集到“批判”的旗帜之下交相呐喊，行使着各自的职责和使命；他们丰富了传播的意义和内蕴，从各个角度扩大甚至改变了传播学的内容和视野，为传媒批判理论成为一门门类俱全、深意迭出的学说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此期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研究与结构主义所取得的成果。

在英国本土一直进行的文化研究学派发端于五十年代的英国伯明翰一批具有平民精神的知识分子的研究，这批知识分子包括雷蒙?威廉斯、霍加特、霍尔、费斯克等人。

文化研究甫始，雷蒙?威廉斯这位早期最重要的精神领袖的作用不可低估。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固然奠定了文化直接参与政治的思路，但是，却未能展开深入的探讨，文化直接参与政治的运作机制、规则、模式，属于上层建筑的文化为什么可以推动（乃至决定）历史的发展？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葛兰西虽然也有所涉及，但却毕竟没能详尽予以阐述。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观则正是对此的回应。他否定将文化作为“物质现实”的简单“反映”、“回声”或“升华”从而掩盖文化的物质的一面的做法，进而突出文化的社会性与物质性，把文化视为全部社会物质过程，用占统治地位的、残留的以及新兴的文化实践这样三个概念来代替葛兰西的统治的文化与被统治的文化模式， 从而将文化与政治关系的研究推向更加深入与细致的层面。

具体来说，威廉斯将文化从传统的思想、艺术经典或者人类精神成果的文献式记录中带到一种文化研究特有的文化定义之上。他认为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在艺术和知识过程中得到表述，同时也体现在机构和日常行为中。文化研究则是对这一整体生活方式的完整过程的描述。这意味着：在文本修辞与阅读趣味之间、阅读文本与阅读主体之间的、文字文本与现实社会之间存在着复杂的权力支配、反叛以及认同关系，传媒研究迫切需要与社会、政治经济分析相联系，需要在方的意义上寻找一个文化分析与政治经济分析的结合点。这样，作为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平台 “文化研究”的出现，就是必然的。

但是最初的文化主义的文化观毕竟还是纯经验式的，只有转向后的文化研究学派以霍尔、费斯克等为代表，才更精确地表述了文化及文化研究的内涵。关于这个文化概念的含义，霍尔指出：“关键点在于通常被分开的诸种要素与诸种社会实践之间的积极的不可分离的联系。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关于文化的理论’被界定为‘对于总体生活方式之间诸种要素的关系的研究’，‘文化’不是一种实践，也不是只是对于社会‘习惯与民俗（mores and folkways）’的描述体系——就像它在人类学的某些类型中那样，它卷入了所有的社会实践，是社会实践的内在关系的总和” 。这种文化定义反对了三种有关文化的思想：第一是唯心主义传统中把文化等同于观念，第二种是精英主义传统把文化等同于理想或高雅文化，第三种则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划分，包括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的文化理论。这样，文化研究高度重视思想、文化、意识、意识形态的作用，确立起了“文化”的本体论地位。在文化研究者那里，文化不等于文化产品，文化是活生生的意义生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接受者及接受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意义的生产，世界就是文化意义生产、交换的世界；文化研究不是关于文化的研究，而是世界本身的研究。在这里，文化研究超越了传统哲学基础：物质/文化二元论与机械的还原论与决定论，也远离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层建筑、物质/文化、存在/意识二元对立基本框架，弥补了意识形态理论中关于文化自主性、相对性的基本缺憾。也就是说，社会应该由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文化的等多种实践构成，它们各具相对的特性，而且不可还原，即不可被压缩到经济中去。由此，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概念的统一性得以维护、发扬。文化不再是经济或者政治的“副现象”，文化的作为一种具有物质性的基本人类实践活动以及文化在建构社会现实与人性结构中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被密切关注。

由于这种文化含义的确立，文化研究学派转而建立了现在批判理论中广泛应用的文化研究典范。从文化研究开始，才把传媒作为一个的世界、的文本来考察，各种声音在其中进行对话、交锋。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由于只是关注大众传播所代表的文化工业内容，就不能保证文化分析的独一无二性，因为大众传媒除了文化内容之外，很容易被人们指出它与文化相互的经济、政治内容；同时，文化也不是意识形态理论所倾向的，去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进行考察；在文化研究学派那里，文化是文化、经济、政治的统一体，文化已经内涵了政治经济活动，构成了具有庞杂意义的“文本世界”。因此，文化研究学派试图说明的是传媒世界是一个文化的文本世界，无论是说明大众传媒的象征意义还是其中的内在丰富性，那么，文本的研究方式不可忽视。文化研究可以放大考察的半径，但是，文本始终是一个不可摆脱的圆心。从程度上可以说，文化研究从文本出发，试图在语言学转向的基础上建立超越自律与他律、内在与外在的新的社会研究，真正将价值介入的思想融入了批判理论之中，开创了具有客观严格意义的批判理论研究典范。

文化研究典范的意义在于“把文化理论化为与所有的社会实践紧密相关；同时反过来也把这些实践理论化为人类活动的一种共同的形式：感性的人类实践、人类经过它而创造历史的活动。它与基础/上层建筑的思考方式是对立的——尤其是在把基础简单地界定为经济的决定作用方面。它更加倾向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辨证，它们相互之间的不可分离性。它把文化界定为产生于不同的社会群体与阶级的、以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与关系为基础的意义与价值，他们通过文化而‘掌握’或回应生存条件；同时也把文化界定为活着的传统与实践，通过它们，各种各样的理解才被得以表达，这些理解也具体地体现在这些传统与实践中” 。因此，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的强调不同，文化研究关注文化是因为文化在他们看来是社会变迁的重要面向，而不是因为文化是什么高高在上的东西。文化研究倡导“微观政治”，反对关于阶级的“宏大叙事”，必须避免机械的阶级论取向，不能把社会关系简单、机械地还原为阶级关系，力图对社会权力关系做更复杂、更细微的分析与辨认。机械的阶级论势必忽视社会关系/权力关系的复杂性与多元性以及人的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的超阶级的维度--如民族的维度、性别的维度、代际维度等。文化研究则关注比阶级关系更加复杂细微的社会关系与权力关系--比如性别关系、种族关系等。因而文化研究所给与的关注也就带有强烈的政治性。换言之，他们与其说是关注文化，还不如说是关注文化政治。这也使得英国的文化研究拓宽了“政治”一词的含义，从狭义的党派政治拓宽到社会政治，凡是存在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地方就存在政治。这不仅涉及到对于政治控制方式的重新认识，同时也涉及对政治反抗的方式的重新认识。简言之，政治控制与政治反抗的空间都决不仅仅局限于经济生产或党派政治领域，而是遍布社会各个空间，这与福科的权力理论不谋而合，后来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人物，如德塞都与约翰?费斯克的抵抗理论也都与此相关。

在文化研究者看来大众传播既是文化产品生产的过程，也是文化产品消费的过程。霍尔用结构与能动的关系来说明传播的过程，他指出文化传播不是一个从传播者到接受者的直线行为，意识形态的被传送不等于被接受。费斯克认为在消费社会中，民众在消费过程中自有其积极的创造力。因此，文化研究学派将大众传媒作为文化对待之，将关注点放在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之上。由于他们直接关注传媒的文化精神层面，而非物化层面，这一学派一开始就关注传媒文本解读的开放性，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关注大众传媒的物化、异化）不同，文化研究学派一方面转变了将大众传媒归结为文化、物化层面的做法，对长期以来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包括法兰克福学派所取的路向来了一次逆转，表明了大众传播对世界的优化作用；另一方面，文化研究学派又继承了马克思对下层阶级工人阶级的态度，进一步发挥扩充了这种思想。与此相应，文化研究学派关注从属阶级如何利用传媒来建构自己的文化，关注高扬他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是亚文化的生活。文化研究学派以一种醒目的方式恢复了人们对文化实践活动的潜在影响力和民众自己丰富的生产力关注，揭示了大众传媒对世界的优化力量。因此，现今的文化研究之中，性别问题、同性恋问题、种族问题、移民问题、身份问题均是文化研究的重点所在。这时人们可以看出，文化研究正在展开一个十分广阔的前景。

在阿尔都塞那里，结构主义已成为他最为关注的理论学说，并由此成为他学说的基本理论内核，可以想象得到，结构主义已在二十世纪初成为了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学派了。结构主义经常与符号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称之为“符号学、结构主义分析”。结构主义符号学发轫于语言学转向的时期，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指出对世界的追问应该起始于语言，世界是语言的世界，而绝非传统本体论意义上的实体构成的世界，语言是对世界实体的反映。这样，语言具有了一种本体的内涵，世界只能是语言世界本身，世界的本质是语言符号及符号之间的结构性关系，符号的意义并不取决于它自身，而取决于它在结构中的位置。由此世界显现为“文本”（符号的集合体）的世界，对世界的研究必须限定在语言符号的本体论层面之上，即文本研究之上。索绪尔接着提出四组符号学的概念：语言与言语、共时态与历时态、所指与能指、横轴与纵轴，指出了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研究方法。索绪尔揭示出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基本原则和内涵，强调了文本世界的内涵，并找到了解读这个文本世界的特定方法。

由此，结构主义从语言的角度出发，建构了在严格和客观意义的批判理论典范。这一典范与上述文化研究典范有非常一致的地方，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共同的地方是注重价值意义介入的客观性与严格性，赋予意义、价值以理论建构的力量，文化主义的特点从总的意义上说也就是结构主义的特点。在霍尔那里，两种典范被称之为批判理论的两大典范，为批判理论的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但是这两个范式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分歧。一般认为：在文化主义的范式中，虽然也偶尔使用“意识形态”的概念，但不是核心概念；而结构主义的范式则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意识形态”概念而得以建立，而且它与马克思主义关系更加紧密。结构主义使得我们能够在某种东西的基础上思考一种结构的关系，而不是把这些关系还原为“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也是马克思的立场：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不是赤裸裸的个体。如果结构主义符号学分析与意识形态、权力系统相联系，就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将意识形态、权力系统的原本寓意拓展开来，形成巨大的可供阐释的空间。其次，结构主义还批判文化主义范式过分强调主体性及主体的生活经验在历史中的作用，认为社会结构的不同场域之间的结构因果律，这些场域之间既有一定的自主性与性，但是又相互影响、相互决定，过分强调文化将是另一个意义上的化约主义。结构主义坚持认为思想不是反映现实，而是接合（articulate）现实并挪用（appropriate）现实。这应当被当作一个必要的起点。

结构主义符号学经过列维--施特劳斯神话分析和罗兰?巴特的相关诠释，符号学从语言学的范畴逐渐扩展到了社会学和大众文化的领域，将传播的文化意义与意识形态多方面的问题一并纳入，成为一门普遍用于大众传媒研究的理论。另外，有符号学、结构主义生发而出的叙事理论不得不提，它侧重于文本，认为在叙事中有着潜在的结构把握着一定的规律。在此基础上，它关心意义如何产生，是由怎么样的叙事代言人将问题抛出，并认为社会群体的叙事逻辑和结构促成并未来的叙事、作者和观众。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传播学学科在文化研究和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基础上形成了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在此基础上的传播学才是最为严格的传播学。这种传播学研究并不就是封闭性的研究，它既在保持自身严格性的同时，又在不断地开拓着自己的疆界。在此之后取得成果的传播学研究包括女性主义、媒介帝国主义等或多或少在思想内质上都与之趋同。 

四 

传媒批判理论从内在精神上出发，批判理论认为价值理论没有任何抽象的意味，理论不可能站在意义之外产生意义，只能在价值的交流中获得价值，它所传达的学术研究意义担负着具体的实践意义，具有最务实的精神。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在特定的场域中建构起来的、具有特定权力功能的话语实践，不存在什么超越的元话语，它否定超历史地掌握元话语的主体，否定普遍自由、平等、进步等宏伟叙事，没有任何（前期卢卡契的）总体性的要求。随着研究内在要求的深入和现实的发展，传媒批判理论不再集中“总体性”问题，不再把文化、意识形态等首先当作整体性的东西来解读。这样，理论考察的半径随之扩大，多元化、解中心化、分散化的运动随之出现。

首先是在新兴的女权主义研究的冲击下，女性主义开始兴起。如果说结构主义符号学定下了文本研究的基调，女性主义则关系到文本中性别身份怎样被界定的问题。在女性主义看来，世界是一个充满斗争的领域，她们考察的问题是：不同的媒介实践和阅读方式如何制造形成两性间差异的审美形态或意识形态。无论是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激进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或是其他女性主义，都是围绕着意义的生产与接受以及性别身份的心理与社会内涵的构成方式而展开的，从而在男性传统中打破女性的边缘化和沉默。

20世纪60——7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大众传媒，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强加于第三世界国家，是第三世界国家处于“文化殖民”的境地之中，一些学者就此以媒介帝国主义的角度将传媒的全球性问题纳入到他们的视野之中。媒介帝国主义关系到文本中地区国家身份怎样被界定的问题。法侬认为“善恶对立寓言”是西方进行文化殖民的模式；而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指出东方主义是西方文化的掩人耳目的派生物，“东方就是西方人的发明，是西方人充满偏见的文化构想中的‘他者’” ；汤林森认为传播媒介是媒介帝国主义的重要构成部分。媒介帝国主义关涉到全球化传播之时的地域性传播问题及相关的种族、民族和宗教等问题，引起了全球各地域对传媒全球化问题的反思。女性主义、媒介帝国主义是从性别、地域与国家的角度深化与丰富了解读这个文本世界的特定方法，并且揭示了这个文本世界中所蕴涵的特定复杂多元内涵。

至于后现代主义学派的出现，应该说与20世纪后半叶西方进入资本主义时代、消费社会时代到来有关。后现代主义集中了一大批现时社会的理论大家，从福科、德里达、利奥塔到鲍德里亚、詹姆逊、布迪厄等，为后现代主义呐喊。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上说，后现代理论强调元叙事的合法性消失、价值多元化和一般准则的崩溃。德里达提出消解中心和移置中心的解构的策略。在本文里不存在理论意义的中心，只存在着意义链。文本不是一个既定的“在场”，而是二元对立不断转化的不在场的共在。符号的意义有不确定的特征。符号在不断的区分和延异中产生新的意义，暗示了意义的无限性。意义的传达不是指向一个中心，也不是直线性的，而是呈弥散、零乱和不完整的样态，本文与本文之间形成了“互为本文性”。在后现代主义那里，根本就没有特殊的文本，没有符码，符号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从而消解，所以媒介并不制造意义、意识形态和主体，它只是不断地进行自我指认，最终形成的就是网络、平面和类像物。在这样的网络与平面中，人是由多种话语和文化所构建的，后现代的主体再也不具备单一身份，世界成为了“游戏”的世界。后现代主义理论揭示出大众传媒所构造的社会普遍特性——游戏性，展现的是一个综合性的庞大系统，与其说是传媒批判理论的再次综合，倒不如说是传播学永不结束的开端性预言。

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范围内，美国及所影响的北美地区无疑是传媒的天堂，出于美国传播理论实证的传统与多元主义的理论主导，有人认为美国学者当局者迷，深陷功利与实证的漩涡，不可能拥有批判的眼光，只有欧洲的理论才能够有隔岸观火的从容。这样的观点有失公允。由于对大众传媒的深入关注，美国存在着类似于批判学派的思想和思想家 ，其传媒分析具有相当的批判精神。

麦克卢汉以惊世骇俗、花样百出的言论及美国人闻所未闻、倍感震撼的思想风靡全美，其思想特质严格说来是带批判主义性质的。麦克卢汉彰显了传播媒介技术本体的本质内涵，他认为，媒介最重要的方面，并不是根植于与文化内容有关的各种问题，而是在于传播的技术媒介；探究技术媒介影响人类感知的方式，如时间、空间，构成了今天传媒研究最为重要的理论问题。麦克卢汉由此认为媒介即信息和媒介即抚摸，认为媒介的本质是信息本身而不是信息的载体。应该说，麦克卢汉标明了传播研究中研究思路的一次转换，表明媒介本身具有本体的力量，使人类新的生存方式成为可能，同时又制约着这种生存方式。另外，麦克卢汉的研究对现代传媒社会中人们的经验感知方式提出了重大课题，启示了后来者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的传播思想。但是，麦克卢汉的思想因具有很大的“技术决定论”的成分而受到人们的批判，这也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由此观之，受主流学派影响的一些学者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实践，发展出了一套属于批判性质的思想，并成为传媒批判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学者和思想家们的加盟，反映了主流学派内部或内在的分化运动，是人们思想深化的一种表现。 

五 

我们可以看到，文化研究学派从“意义”的角度、结构主义符号学、叙事批评从“如何说话”的角度、政治经济学派从“经济”的角度（商品逻辑如何操纵传媒）、女性主义从性别、媒介帝国主义从地区、麦克卢汉从技术本体的角度分别带领大家解读传媒所构成的世界。从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学派到文化研究学派、符号学结构主义、政治经济学、女性主义、媒介帝国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学派的流传转接，汇聚成批判理论的浩浩川流，为传播学史铸就了一页又一页的辉煌篇章。应该说，传媒批判理论自身有自身内在的学术历史和逻辑性；但同时传播学的批判学派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一个多元的平台。一方面，我们要注意每一个学派的学术要点不同，学说内容复杂，每一个学派都可成章，不是说有了文化研究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就不重要了，有了后现代主义，其他的就不值一提了，各个学派有着自身的价值和位置，行使着不同的职能；另一方面，研究者在此有必要厘清各个学派的要点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在点面结合之下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对传媒批判理论作进一步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深入到传媒批判理论共同的理论内核之中。我们在这里将试图着重说明后一方面的内容。

从历史上看，批判理论始终围绕着价值介入论的观念进行着，并经历了自身调整的历程。批判理论的理论内核在一开始就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这种影响直到现在还一直存在着，但其局限也相应地存在着；到了50～60年代各种哲学思潮的影响，如结构主义、文化研究学派思想等的影响，确立了自身的典范；随着整个社会的大众传媒的进一步发展、各类社会政治运动包括女权运动、反殖动等的兴起，传媒批判理论进一步进行了修正和调整。调整的结果最终表现在：一、传媒批判理论中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比如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制度所作的激烈指控，在批判学派的意识形态分析乃至后现代主义的分析中已不多见；因此，传媒批判研究摆脱了“目的理性”影响，现多致力于分析来自语言、仪式、习惯、常识，甚至是日常生活方式的“内在”领域，多诉诸于个人对日常生活层面中权力运作的觉醒，促成了“民主——参与”模式的传播策略。二、批判研究突破“传媒作为工具”的观念，坚定了“传媒作为世界”这一思路，它所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关注传媒的工具性问题，更重要的是去厘清传媒的本身的内在意涵。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从根本上而言，大众传媒作为世界的观念仍然是非常模糊的，传媒的工具性特征规定了大众传媒只能具有“异化”的一面；但随着批判研究的调整，人们发现大众传媒既存在“异化”的一面，更存在“优化”的一面，因此，大众传媒所带来的一切，都必须也只能由此得到正确的阐释。

从理论横向层面来看，批判研究通过四个环节把“大众传媒作为世界”的思路加以深化：传媒作为文化世界、传媒作为权力世界、传媒作为文本世界、传媒作为游戏世界这四个层面。首先，传媒批判理论早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就揭示了传媒的文化内涵。其次，与大众媒介相关的权力意义也得到了发掘，这个维度揭示的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传媒作为权力世界”而存在。再次，与此相关的是，传媒具有文本的特性。大众传媒不是物理性的事实，而是需要解释意义的文本叙事的过程。人类都悬浮在一个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之中，只有借助哲学和历史的广阔视野、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才能弄清这些意义的产生之源，才能深刻地揭示文本的复杂性和文化的矛盾性。最后，传媒作为游戏本体世界也被后现代主义揭示出来了。将传媒批判理论的历史纵向发展与逻辑横向层面结合起来作一归纳和粗略的分类即是： 

传媒作为文化世界 传媒作为权力世界 传媒作为文本世界 传媒作为游戏世界

法兰克福学派 意识形态分析

政治经济研究 文化研究

结构主义与符号学

女性主义

媒介帝国主义 后现代主义 

传媒批判理论由各门学派理论共同组成，构筑成了一个多元的平台，其研究不是哪一个单一的派别所能涵盖的，甚至也不是单一的典范所能概括的，而批判传播学本身内在的、几次理论综合发展展示了传播学研究内在深入的特点及与时代相契合的特质。由于批判的含义广泛，传媒批判理论的发展融合各种思想，有的理论倾向于综合运用，有的理论倾向于独门独派的发展，所包含的这些学派互相索引论证，同时又互相论战，合纵连横，兼容并蓄，可谓百花齐放，不拘一格。传媒批判理论的这些学派既相区分又相互联系，承担了各自的任务的同时，共同集合成了“传媒批判理论”。传媒各个方面的特性及其本质在此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释放，对传媒的思考现在已深入到了各个层面和角度，问题也更加趋于深刻复杂。整个传播学在此基础上也愈见健全完善。

本书将把历史的演进与逻辑的结构结合起来，以上表的条理及罗列的类目铺陈开来。当然，由于批判理论本身学派思想的多样性和联系性，甚至是每个派别、每个人物思想的深刻复杂性，要做到面面俱到、万无一漏几乎是不可能的。有的为了成书的方便，如麦克卢汉等只是在导言中提及一下，并未在本书中加以详细论证。同时也有遗漏的地方，这些地方非常重要，比如当代的精神分析批评 等，以待后补。

批判学派的研究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有赖于大家的共同努力。本书的出版只不过是做了一点聚而合之的皮毛之事，不可能将传媒批判理论的方方面面透彻地讲述清楚，更没有用这些二手资料代替原著性一手资料研究的企图，能够让大家从整体上了解、理解传媒批判理论的内涵框架、人物及代表思想，本书的目的就达到了。更何况，中国的社会历史处境与西方国家有着巨大的差异，如果无视这种差异，很可能导致我们的传媒批判理论研究脱离中国的社会现实，也从根本上脱离了传媒批判理论研究的实践精神。读者所要切记的是，要彻底地研究传媒批判理论，需要的正是批判理论内在的精神——批判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