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的异化与归化

1813年，德国古典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在《论翻译的方法》中提出：翻译的途径“只有两种：一种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在这里，施氏只是描述了他所说的两种方法，并未授之以什么名称。1995年，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在其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将第一种方法称作“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将第二种方法称作“归化法”（domesticating method）。（Venuti，1995：20）概括而言，异化法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而归化法则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从这个界定来看，异化大致相当于直译，归化大致相当于意译，但异化、归化似乎更加原则化。 

异化（foreignizing）和归化（domesticating）作为两种主要的翻译方法历来是翻译界争论的焦点之一。异化是要保存原语的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归化则是用译语文化中惯用的表达方式来转换原语。 

一 、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的人类的经历相似性造就了文化的可译性。就这点来讲，奈达（Nida）曾讲过“所有的人类都要吃饭、工作、睡觉和生育，他们制造如家俱、工具及车辆等器物。他们还组成家庭、家族、内部集团和外部集团、国家以及国家间的组织。他们对于宇宙、价值、宗教和超自然力有着意识上的相似性。事实上，世界上不同人群的相同之处远远超过相异之处。”正是由于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似性，才使得不同文化的人民可以相互理解，使翻译成为可能。奈达因此指出：“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发现使人类联系在一起的因素远远多于使之相疏离的因素，这是产生交流的基础。”许多一种文化中特有的表达，都可以在另一文化中找到几乎同样的表达，成为文化可译性的最好佐证。现代汉语中异化翻译表现在不同层次上。 

1．异化可以在语音层上出现。如ballet译作“芭蕾舞”，cigar译作“雪茄”，laser过去译成“莱塞”，现译作“镭射”、“激光”，以至于目前大街小巷都风行的“卡拉 OK”等。 

2．异化可以在词语层出现。如“crocodile tears”译作“鳄鱼的眼泪”，“an olive branch”译作“橄榄枝”，“sour grapes”译作“酸葡萄”，“the cold war”译作“冷战”等等。 

3．异化可以在句子结构层次出现。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是公认的佳译，其中就运用了不少“欧化句式”如在《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三场中，波洛涅斯告诫女儿不要轻信哈姆雷特时说：“You speak like a green girl．Unsifted in such perilous circumstance．”朱生豪将其译为：“你讲的话完全像是一个不曾经历过这种危险的不懂事的女孩子。” 

异化揭示了深层含义，又再现了原文的表层形式，一方面丰富和完善了汉语的表达力，使表达意思的手段更准确，更多样化；另一方面，也为我们了解西方文化打开了一扇窗户。因为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的载体，它必然要反映文化，传递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异化表达方式会逐渐有更多的人接受，且已经完全成为我们自己语言的一部分。如人们现在已经不再认为“武装到牙齿”（armed to the teeth），“象牙塔”（ivory tower），趁热打铁（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血浓于水”（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是异化了。 

二、 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或）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要把原作品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象或艺术映象，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中移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从另一方面讲，每一个民族都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它妨碍和其他民族的相互理解，甚至会造成文化休克。由于不同的文化传承，不同民族的语言有着各自的符号系统和词法、句法和语法的特点，这些往往使得文化不可被翻译。 

归化以本土文化为出发点，以信息接受者为核心，强调译文地道生动，因而往往对原文中的异域文化色彩和语言风格特色进行改削，使其囿于本土文化的框架之内。汉语里的许多成语、习语在英语语言里找不到与之一一对应的说法，但表达不一、内涵一致的情况比比皆是，注意比较，用归化译法翻译这些成语、惯用语，易于被读者理解，读来比较地道、生动，尚可产生异曲同工之效果。例如：An hour in the morning is worth two in the evening．译为“一日之计在于晨。” 

Love me，love my dog．译为“爱屋及乌”。 

One boy is a boy，two boys half a boy，three boys noboy．译为“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 

由于归化囿于本土文化的框架之内，有时会导致原语文化信息的扭曲、变形、甚至失落。同样一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杨宪益先生将其译为“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他将现成的英语谚语中的“God”改成了“Heaven”，从而保留了原语中的宗教色彩。而霍克斯却直接引用了英语谚语，未作任何更改，这样，他把原文的佛教色彩归化成了教色彩。从而把一个信佛的人归化成了一个信耶稣的人了，这不能不说是对原语文化信息的曲解；而林语堂译《茶花女》时把“Lord For bid！”译为“阿弥陀佛！”把“God of Heaven！”译为“观音菩萨！”则让信耶稣的教徒皈依了佛教，这都是归化失“度”的例子。 

翻译是“选择的艺术”。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面临着异化与归化的选择，通过选择，在接近作者和接近读者之间找到一个“融汇点”。这个“融汇点”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居中点”，它有时距离作者近一些，有时距离读者近一些，但无论更接近哪一方，都必须恪守一条原则：接近作者时，不能距离读者太远，接近读者时，又不能距离作者太远！换而言之，异化时不妨碍译文的通顺易懂，归化时不改变原作的“风味”，特别是不能导致“文化错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