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林诺斯基 生于波兰，早期学过物理、数学和民俗心理学，1910年转入伦敦经济学院在韦斯特马克指导下学习人类学。马氏的主要作品有《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文化变迁的动力》《性、文化和神话》《文化论》等。马林诺斯基主要的学术贡献是功能论、田野研究方法、文化论。他还提出了“功能”和“需要”的概念。文化功能论是马氏理论的核心，马氏的文化功能论可以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来总结，即“文化，即工具的整体及社会群体、人类思想、信仰及风俗的规章，构成了人赖以更好的对付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适应环境时所面临的具体问题的伟大器具”。马氏天赋极高，著述颇多，40岁即荣膺学派主帅。他开创了人类学长期连续参与观察式的田野工作先例，培养了一大批人类学专业的学生，其中许多后来都成为知名的人类学家，如埃文斯-普理查德、埃德蒙·利奇、雷蒙德·弗斯、塔尔考特·帕森斯以及中国的费孝通。
米德 玛格丽特·米德是20世纪最著名的人类学家之一。在学术上，她尤其在关于青春期、性和社会化的问题上的研究而著名，在哥伦比亚大学是从博厄斯学习人类学。她的《萨摩亚人的成年》说明在美国与青春期有关的忧虑在萨摩亚并未发现，因此青春期焦虑时文化的产物，而非生理因素。《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试图展示男人和女人性角色的可塑性。米德用电影来记录巴厘的社会化进程，在人类学界大受推崇。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米德开始积极投入到大范围的比较研究工作中，和本尼迪克特等人进行远距离文化研究。1983年弗里曼出版了《萨摩亚：一个人类学的神话的形成》一书，引发了一个著名的争论。他指出，米德被报道人欺骗，并误导了对萨摩亚文化的描述。他认为，米德这样做是为了给博厄斯的有关人的本质是由文化而非生理因素决定的论点寻找证据。在弗里曼严重的萨摩亚人以暴力和竞争为标志，是一个性不能公开且没有自由的社会。这导致了一系列的有关争论。
普理查德 埃文斯-普理查德，英国社会人类学家，曾任牛津大学教授。其依循着英国功能主义大师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结构功能论而发展出了社会人类学中动态平衡论的功能主义人类学。他通过对苏丹努尔人的人类学田野研究所撰写的《努尔人》一书，已经成为人类学专业的经典著作。其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可以概括为两点：其一是对于原始认知的探寻，这一研究明显的反映出其现象学取向的思维方式；其一是他对政治人类学的贡献从一定意义上可以概括说，他从初民政治生活领域中看到了控制论的影子，并借此对看似矛盾的非洲的政治体系给出了一个独到的社会控制论倾向的解释。这特别体现在他的《努尔人》一书中。努尔人部落的社会结构特征很具有独特之处，骑在氏族和地域上抑或说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其独特的名字、共同的情感及其专属区域。一个部落裂变支围绕着这个部落中支配氏族的一个宗族而聚集到一起，裂变支越小，这一氏族分支的成员之间的谱系关系就越为密切。最为重要的是，努尔人社会的政治凝聚力不仅随着政治距离的改变而改变，而且也是其他类型的结构距离的函数。每一个裂变支本身又存在着裂变，其哥哥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的关系。
萨林斯 著名美国人类学家。其人类学思想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在1962年他出版《毛拉：一个斐济岛上的文化与自然》一书之前，他基本上以一个进化论者而知名。受其导师怀特影响，假定在文化与自然的相互作用过程中，自然处于优先地位，决定着文化的实践。1972年他出版了具有重大意义的《石器时代的经济学》一书，意味着萨林斯思想的根本性转变，这本书直指西方经济学的进化理论，认为“富裕的西方人—穷困的原始人”乃是一个西方中心论的虚构。1976年，他又出版了名著《文化与实践理性》一书，这本书综合了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和结构主义，以象征人类学理论来阐释非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他把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并置在一起，指出他们都是以自身独特的文化戒躁方式来建构他们的社会的，而长期以来流行于西方社会科学中的“实际理念”实际上恰恰是西方人构建自身社会的独特方式。这本书构成了对西方社会科学和人类学基本命题的重要批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萨林斯转向了“历史的人类学”，集中研究了夏威夷土著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接触的历史过程。他指出，这些“土著文化”并不是只能对西方文化进行消极的反应，而是出于他们自身的文化理念，在本土宇宙观的支配下将西方人纳入到他们自己的体系中去。同时，在与西方殖民者相接触的历史过程中，他们借以完成自己的文化转型。1996年，他发表了著名论文《甜蜜的悲哀》，在一种“文化并置观”中集中分析了西方社会的传统宇宙观，以此来揭示西方“现代性”的起源及转变过程。
萨皮尔 它是语言学（特别是北美印第安语言）和心理人类学先驱；在艺术和美学方面的兴趣为人文主义人类学奠定了基础。萨皮尔—沃尔夫假说，主要认为语言的习惯化形式制约思维模式，所以真实世界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群体的语言习惯之上。
弗雷泽 享有世界声誉的古典人类学家，受E.B.泰勒的影响研究原始文化。作为人类学古典进化学派的集大成者，弗雷泽著述几多，早期的《图腾崇拜》《图腾崇拜与外婚制》成为权威性的图腾研究专著，将古典神话、《圣经》中的神话和广泛搜集的民族志神话集合起来进行深入研究的《金枝》对20世纪人类学及文化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弗雷泽通过描述诸多原始民族关于死亡的信仰与习俗并对其进行比较分析，弗雷泽试图寻求和勾画出人类思维进化的共同轨迹。弗雷泽借鉴了孔德的人类智力发展序列的理论，其资料搜集与论述重在证明“巫术—宗教—科学”的进化公式，而这也是他的原始文化研究的一贯思路。尽管这一古典进化理论在后世受到许多质疑和批评，而以弗雷泽为代表的“安乐椅上的人类学”也为注重第一手材料的田野作业方法所取代，但弗雷泽等一代古典人类学家开辟的原始文化研究仍不失为人类文化研究的重要传统和资源，而其影响更是超越了人类学的领域而成为人文社会科学财富的组成部分。
莫里斯·弗里德曼 是汉学人类学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对东南亚地区的种族关系尤其是海外华人的饿家庭、婚姻、宗教和文化深有研究。弗里德曼在人类学上主要有两个贡献：其一在于他用汉学人类学的经验来反思人类学的一般理论，他的宗族理论已经成为汉学人类学研究中的一般性框架；另一个贡献在于他对中国民间宗教研究所具有的启发意义。弗里德曼试图用中国这个“文明社会”来反驳一般人类学的范式，即从“无文字社会”或“简单”中发展出来的一般人类学模式并不适合于中国。这种努力仍将是人类学者所必须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
格尔茨 美国人类学家，解释人类学的提出者。格尔茨几次走访印度尼西亚，对印尼的巴厘和爪哇进行了田野调查，巴厘和爪哇的这些田野工作孕育了大量的论文、著作，同时也奠定了格尔茨的文化理论的基础。格尔茨以论文汇集形式发表的《文化解释学》和《地方性知识》集中反映了以探索人的行为意义的格尔茨风格。格尔茨的思想理论与韦伯、帕森斯和克拉克洪有很大联系，特别是韦伯思想中的“行为”、“意义”、“理解”与“合理性”成为格尔茨理论的主要前提。对格尔茨来说，文化史一个象征系统，是由象征有机地结合而形成的意义体系。这里“意义”指的是包含认识、情感、道德在内的一般性思考，它是具有知觉、观念、理解、判断的一种包容性的概念。“象征”则被界定为所有事物、行为表现、事件、性质以及关系都是传递某种“意义”的载体。任何一种物质、行为表现、事件、言语活动，只要它是传递某种“意义”的话，那么它就是“象征”。但是意义又不是象征本身的内在属性，是人所赋予。人则是生活在由自己编织的意义网络里的动物，人的行动是一种传达意义的最直接的行为表现。格尔茨的解释人类学主张文化分析是寻求意释的科学，其目的是“理解他人的理解”。由于人们常赋予事物以特殊的社会意义，它一方面是“生性的事实”即事物原初的属性。另一方面又是“人为的事实”，即人们所赋予事物的象征意义，包括对行为意义系统的分析、分析之后要对异文化的读者说什么，甚至也包括读者的理解。而“人为的事实”只有在特定的脉络中才能得到比较切合实际的答案，但人们受其自身能力，使我们在异文化经验研究领域里常常含混不清。因此，在进行一般性理论分析之前，我们首先所面临的是如何“理解他人的理解”的问题。在方上，格尔茨的文化解释学是以当地人日常的却又往往被人们视为司空见惯的行为事实作为对象展开他的文化体系的分析。但格尔茨笔下的文化并不是运用概念符号的逻辑关系推论出来的一种静态文化，而是动态的。虽然同样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分析，格尔茨的文化解释学却是解读属于行为者场景条件下的这一文本。关于如何著述一种文化，格尔茨强调文化记述与叙述之间的“深入浅出”的一种“转换文化版本”的解释科学，即深入与浅出在一篇论文中同时并用的著述。深入，反映在深描，即在记述一个文化上，他与地方或特定场景下行为者的共识；浅出则表现在他深描之后的解释上，即与读者之间易于理解的表达方式。而有关我们记述了一种文化之后要干什么，在文化记述的基础之上你要对人类文明说些什么的问题，解释人类学正在试验一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通过异文化研究，或者发人内省，或者引起文化批判。
列维-斯特劳斯 主要作品《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忧郁的热带》《结构人类学》《图腾主义》《野性思维》《神话学》等。从研究对象涉及的专业范围来讲，列维-斯特劳斯作为文化人类学家，他的研究方法既是人类学的又是语言学的，是跨越不同专业领域的知识人，他将分析对象扩展到文学、政治、古代哲学、神学、艺术等众多领域。他的主要业绩也体现在亲缘结构、分类理论和神话构造这三个方面，他穿梭于谱系关系之中，探讨的是象征性分类规则的精神构造（不同于社会学的结构）。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 虽然马克思是一个社会主义导师和著名的家，但与他的先行者们相比，他的政治学说和理论生涯更多是建立在研究社会及其变革机制的基础之上。在他的晚年，他又回到社会的研究上来，并不断深化了这种研究。马克思阅读了大量的人类学著作，而给他留下最为深刻印象的是摩尔根的论著，马克思觉得摩尔根的学说与他的历史唯物论非常相符，于是计划写一本有关这方面论题的书，但这本书只是在他逝世后作为马克思的遗愿由恩格斯来完成了，其部分内容就是依据马克思晚年所做的人类学笔记。这部书即现在广为流传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该书提出了十分重要的思想，认为当时被人们看成秘而不宣的和固有的家庭形态，调适两性关系的道德规范以及男女之间差异等因素，事实上都是互为关联的；它们也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是相互关联的，甚至与国家的本质和存在相关联。这种观点在当时富有开创性和性意义。马克思曾提出过亚细亚生产方式，用以阐述世界某些地区诸如印度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缺环，在最近三四十年成为人类学界的理论“热点”之一。自6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形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学派，第一个是法国学者阿尔都塞创立的“结构马克思主义”……
后现代主义 在人类学中后现代主义首先是指对20世纪后期在现代化进程加剧、激进这一转变过程中的社会和文化形式的研究；其次是指因此也使人们重新关注民族志权威的认识论基础以及民族志写作中的形式与内容间的关系。近年来，将文化并置并通过文化反省和批评获得了认识论上更高的准确性的民族志写作方法有：1、对话和合作方式：注意对于作者、读者及民族志中主题的定位；注意运用心理学的写作和叙述方法；注意翻译以及不着边际的权利之间的内在关系，通过这种关系可以大致推断出别的观点；将在某一范围内具有相似性而在社会学上相当不一致的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并置2、来源于多种渠道的观念性实验，在大众的构想中扮演文化性的中转点，还蕴含了政治经济学意义，以及语言的模仿性权利；对文化分析如何获得权利的方式的认知3、改造访谈形式以及传统民族志的提问方法4、把文化形式作为认识论的指导及比较形式。此类实践使得民族住的描述形式更加精深和更新。
后殖民主义 它探寻的是过去的殖民统治给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文化带来的影响以及这种殖民关系的衍生品和它在现今的表现形式和实际情况。它是一种跨学科而且具有批判性的观念。后殖民主义起源于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和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和人类学主要的相交区域为历史人类学，这体现在为了解释印度现今的政治局势而开展的使印度历史脱离殖民统治的研究项目。后殖民主义与人类学还在全球化问题上有着一定的关联。在该领域中，本土化和全球化始终贯穿于崭新动荡的地理学中
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是一种方法，一种美学分析模式，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对此进行了完整、精细的描述，是20世纪人类学家的重要流派。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理念，大部分直接源自索绪尔和雅各布森的结构语言学、莫斯等人类学家的结构思想和心理学的深层结构理论。列维-斯特劳斯把各种文化视为系统，认为应从混乱的文化现象中找出其结构关系，而是隐藏在实际社会关系背后的深层结构。它不能被直接观察到，只有通过文化人类学家建立的模式才能认识。他提出了两种模式：1、有意识模式，即社会成员能够意识到的社会或文化的表层结构，具体指本族人根据自己对本文化的认识而向人类学家提供的情况。2、无意识模式，即隐藏在社会文化表象之后，没有为社会成员所意识到的深层结构。在社会文化现象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是人们这种深层结构中的无意识。所以，他主张通过纷乱多变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等表层，去探索在不同时空中存在并发挥着作用的真正结构体系，以认识解释社会全部现象的总原则。
进化论 社会进化论是社会科学历史上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大多数社会进化论者认为社会进化指的是体现某种定向性或直线型结果的社会变革。而且，一般认为它不仅涉及程度或范围的改变（量变），也包括社会类型的改变或某一附属部分的改变（质变）。19世纪下半期，对进化论学说影响较大的有斯宾塞、摩尔根、泰勒和马克思及恩格斯。斯宾塞的进化论则是一种社会从一种无条理的同质性向有条理的异质性社会进化；摩尔根提出人类社会进化分为野蛮、蒙昧和文明三个阶段；泰勒更加关注与精神和观念层面的进化，尤其是宗教；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前人相比，向不同方向发展了进化论。包括生产方式进化，提出以生产关系来标识的四种社会类型：原始主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19世纪90年代，出现了反进化论思潮。人类学界以博厄斯为首的历史特殊论对进化论展开了批评。然而半个世纪后，许多学者进行了复兴进化论的运动。如柴尔德的城市，怀特将人类文化当做整体运动，司徒尔德的普遍进化论、萨林斯和塞维斯的政治进化论，及哈里斯提出的文化唯物主义等。
经济人类学 研究人类各种社会的经济生活、经济制度及其演化规律的文化人类学分支学科。其开创者为马林诺斯基，他在研究了库拉交易圈后认为，西方传统经济学所谓的经济行为的目的——赚钱或获取使用价值的原则在原始经济中并不存在；原始经济只是其它社会行为如亲属制度、仪式行为的一种反映；原始社会的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是维持和完成人际间的社会关系和责任。经济人类学探讨不同社会中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
口头叙事 以口头表达为特征的叙事，一种口语的重要性超过其他表意方式为特征的文化，通常与书面语相对。口头叙事是指一种文化中可归因于口语资源方面的投入而产生的生活范式的那些方面，包括：组织思想（神话）或知识（巫术）的正是手段或者与修辞及其他和传递意义的系统相关联的手段。对口语系统进行分析是理解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的最好途径。不管工业社会里的现实状况中书面语如何得到正式的的提升和广泛运用，它依然得与永恒的口语在重要的特定文化视域存，也许在儿童早期社会化的过程中这一状况体现得最为明显。
库拉圈 库拉的概念是马林诺斯基根据在澳洲的田野研究材料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这部人类学细致的田野工作的开创性著作中，他讲述了一种名为库拉圈的交换仪式在当地人的经济生活中的意义。库拉就是一种诸部落间广泛交换的形式。在一个固定的区域内有两种物品不断地朝着相反方向进行。其一是红色贝壳做的索乌拉瓦的长项链。它不断地朝着顺时针的方向移动；另一种白色贝壳做成的叫做母瓦利的臂镯，则朝着相反的方向进行，途中彼此相遇时，常被拿来交换。库拉宝物的每次移动，每次交易的各个细节，都要接受传统规则和习俗的规制而遵行固定的方式，有些库拉行事还伴随着巫术仪式和公共礼仪。而库拉交易的基本规则有；1、两个人一旦进入库拉，就永远在库拉中2、没有哪个人能够长期保有哪件东西3、个人因拥有宝物而产生的名望，才是他们的价值之源4、人们拥有的目的在于付出5、身份越高的人，义务也越大6、权势的主要表征就是富有，而富有的表征就是慷慨。库拉仪式中我们看到了一种跟经济有关的活动，它是一种根植于神话之中，既有传统法律支持又笼罩在巫术祭仪之下的。
夸富宴 由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最初给以细致描述后来经由本尼迪克特再度解释的夸克特人的夸富宴仪式，一般都被后来的人类学家看成是一种再分配的经济制度。着中国仪式比较明显地分布在美国西北海岸的印第安土著人中。“夸富宴”可以翻译成“散尽”，在一次夸富宴的仪式中，地方上的首领会以看似非常浪费的方式，把他们所拥有的大量的物品和财产都拿出来分掉。在为当地人准备的各个阶段的人生礼仪中，每个家庭都要举行这类的大大小小的夸富宴，在举行这类宴席之前，他们都要尽力搜集食品和有价值的东西送给地方上的首领。在这类的宴席上，首领往往要比普通人拿出更好更多的东西来与和他竞争夸富的人争相散尽他们的财务。本尼迪克特从文化与人格的角度着眼，把这种夸富行为看作是一种“妄想自大狂人格”的结果。其他的人类学家则是从再分配交换过程的角度来分析夸富宴仪式，他们认为，夸富宴是把一个地区过剩的物品重新分配给了需要这些物品的其他村社的人。哈里斯则认为，在一个缺乏统治阶级的社会中，夸富宴的制度确保了物品的生产和分配的持续。而另一种很直接的解释是把慷慨的馈赠看成是获取尊敬的动机。一个人举办一次夸富宴很显然会带给他一定的声望，这种声望是与慷慨的程度成正比的。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把夸富宴的制度看成是一种不同于生产经济的耗费经济，通过耗费，人们有机会重新反省人之所以为人的另一种可能性。
跨文化比较 人类学中文化进化论者广泛使用的方法，运用传统的历史资料和第一手的民族志材料来提出和证明他们的理论观点。英国人类学家率先建立起这种解释社会文化现象的方。除了泰勒将比较法用于文化进化的研究之外，这种方法也可用于检验各种假说，这些假说试图解释文化中包含的普遍规律。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跨文化比较，遇到的难题包括界定或分离受项和完整地阐明统计结果的问题。博厄斯提出的连续性区域跨文化分析是对跨文化比较方法的在重要贡献。这种分析范例的形式，在特定的区域内取得材料，能够使分析控制在地理学、语言学和环境的各种关系里面。
跨文化研究 两个或更多的社会间的比较，狭义上，跨文化分析是一个“全面文化”的方法。系统地跨文化研究在其他学科也很重要，如技术、政治科学和人口统计学。19世纪，跨文化比较开始被进化论用来排列社会阶段，如摩尔根在其著作《古代社会》所做的那样。但这种比较式一句偶然的选择，而非样本，结论不能被统计意义上更广泛的理论所验证。泰勒在对居所和礼仪与其他社会特征进行比较时，第一次作了真正的跨文化比较。高尔顿对此表示怀疑，他认为，分布广泛的跨文化样本单位之间的相关关系可能反映功能关系，也可能是文化的传播和继承关系。共享历史的社会可能存在历史渊源关系，因而不能比较。这个争论后来成为著名的“高尔顿氏问题”，导致系统地跨文化比较研究消失了大半个世纪。直至默多克恢复这项工作。跨文化分析使用连续区域的和世界范围的两种样本。前者对存在语言系的社会进行区域性的比较研究，重点探讨跨单一地区的传播过程，如北美印第安人的研究。后者对社会的研究通过利用世界范围内全面文化样本、寻求排除语言、历史上的联系，来表明它们彼此是的。大多数跨文化比较依靠二手材料。一个重要的来源是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RAF）。人类关系区域档案时非赢利性的，是国际性的学院、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合作。默多克知道的“跨文化调查”，始于20世纪30年代，1949年形成人类关系区域档案，并在耶鲁大学落户。这是一个数据库，是对大约350个世界范围的人类社会的民族志记录的系统化收集。人类关系区域档案缩微胶片包含了这些社会相关民族志资料的全部文本。另外，它根据默多克所编写的《文化资料大纲》规则编排，使得研究者能在700多个不同主题里迅速定位信息。一些研究者用田野工作来进行共时性比较研究，即一组研究者用相同的或相近的方法集中关注于一组共同问题，其中国最著名的是怀廷夫妇的对抚养儿童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所做的研究。
禁忌 指与原始宗教观念相联系的对特定的物、人或行为的和禁止，普遍存在于原始民族中。原始人认为触犯了某些事物或作出某些行为就会遭受危险，甚或危及整个社会，因而禁止接触某些事物或作出某些行为，于是就产生了各种禁忌。“禁忌”这一概念本身具有双重含义，神圣的，崇高的和禁止的、危险的。违背禁忌常带来某一特殊的超自然的惩罚或一种普遍的灾难。禁忌常存在于那些有特殊社会地位的人和处在社会边缘的人之中，例如统治者、贱民和隐士。处于社会转变时期的人，如新入会者和新作父母的人，常被要求去遵守许多特殊的禁忌。道德、宗教和法的根源皆可追溯到原是禁忌，文化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对这种现象都进行过解释。20世纪初，用心理学观点解释禁忌现象最典型的观点是由德国心理学家冯特提出的，他认为，哪里有人类最原始和最持久的欲望，哪里就会产生禁忌。弗洛伊德认为禁忌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每一社会成员的无意识中都有欲望的需要，这些欲望破坏着社会的统一和团结，因而节制是遵守禁忌的基础。弗雷泽把禁忌视为原始无理性的表现，是一种对原始人想象的对超自然危险的防范；功能主义者认为禁忌存在有其合理性；杜尔干把它视为一种保持神圣与世俗差别的方式；拉德克利夫-布朗则认为，禁忌是强调一定人和物的社会重要性的一种机制
互惠 在人类学领域中，先后有莫斯、马林诺斯基、列维-斯特劳斯等对此有深入的研究。其明显特征是：互惠行为只是在某种关系之间进行只以社会义务为基础的对等的两个单位之间进行，由此而确立了相互之间牢固的关系。这在莫斯的礼品交还中国、在列维-斯特劳斯的婚姻关系缔结中的配偶交换中都可以见到。萨林斯依据互惠行为中个人关系的本质不同，而将其分为三种”普遍的互惠（无契约的互惠）、平衡的互惠（有时间和价值契约的互惠）、消极的互惠（期望得到他人支付和实质的对等礼物交换）。莫斯与马林诺斯基差不多同时看出了初民社会所体现出来的“互惠”的关系，莫斯曾经撰写过一部经典之作，即《礼物》，此处强调互惠的交换是一种集体的社会现象。这一点就与坚守个人需求本为的马林诺斯基有了明显的分野。后来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也恰是在互惠交换这一原则基础上来考察社会结构、原始分类制度与原始神话的，并以此为基础研究交错从表婚（即姑舅表婚），进而写出了一部有关亲属制度问题的极为重要的著作《亲族关系的基本结构》。一般人类学家将其概括为三种互惠性是：1、一般性的互惠，指给与物品的一方并不期望在未来的某个特定时间得到回报。这种互惠往往是发生在两个人情趣相投，并有着义务要相互帮助的个体之间2、平衡的互惠，指给出物品的一方希望返还的是差不多等值的物品，并且希望回报马上获得或者在未来某个特定的时间获得。体现在经济和政治联盟上。3、负向的互惠，指所获得的要大于所给出的，显然这里含有一种现代理性经济的逻辑在其中国，因而在一定意义上上，市场经济可以算是一种负向的互惠，但又与其有着很大的差异，因为在互惠的双方中间并没有金钱的流动。在前工业社会中，负向的互惠往往采取以物易物的交换形式。
话语 “话语”在政治文化分析中的特殊含义是福柯赋予的。福柯在他几乎所有的重要著作中贯穿使用了话语这个词，将这个术语突出到前所未有的显要位置上。将话语形成和变化过程中的多种因素清理出来，对于理解当代政治文化有特别的意义。对话语系谱的研究又涉及到了对“权势”的分析。话语不过是对事物的论述，论述中必定包含了对物体的价值判断，而这是由权势提供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权势在话语之先。有什么样的权势就有什么样的话语，权势推动了话语，话语也加强了权势。
家庭 家庭是一种人类社会最根本性的制度，由婚姻、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而形成的亲属间的社会生活组织单位。默多克认为，家庭是一种社会组织，其特征有共同居住、经济互助和生育。它包括成年的两性，至少其中的两人维持一种社会承认的成年人的共居和性关系，并有自己生育或收养的一个或更多的孩子……
过渡礼仪 指那些与人生的转折点有关的仪式即个人或社会从一种状况到另一种状况的转换过程。生命过程中的通过礼仪是为了个人生命的危急时刻而设并与之相伴的，这些生命的重要关口就是指出生、成年、结婚、死亡。盖纳普根据观察分析将通过礼仪分为三个主要过程：分离仪式，即与原有社会关系脱离和隔绝的阶段；过渡礼仪，即从一种状态进入另一种状态的中间阶段或曰等待阶段；整合仪式，即与新的社会关系结合为一体的阶段。这三个阶段在各种人生礼仪中并不是均等分配的，不同的仪式所突出强调的过程有所不同。盖纳普注意到，丧葬礼更强调分离仪式，婚礼突出的是整合仪式，而怀孕、订婚、特别是成年礼则把过渡仪式放在显著的地位。通过礼仪的模式不仅体现在人生礼仪当中，也表现在自然的和社会的过程中。盖纳普把它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过程。他认为任何社会中，除了最基本的男女两性的区分和圣与俗两种信仰境界的区分外，还有着特殊群体、职业集团、年龄群、等级、地域和政治集团等的区分，对于集体与个体来说，生活本身就意味着不断地改变形式与坏境、分离与重组、死亡与再生。与自然季节的交替（新年、立春、春秋分、冬夏至等）相伴的各类社会性活动，也在此“通过”过程当中。盖纳普力图挖掘仪式的内在结构模式，注重这一模式与社会生活的普遍联系及其功能，他将“更新”生命看做宇宙的普遍法则，自然、社会与人生的更新正是经由象征死亡与再生的“通过礼仪”而完成的。自盖纳普之后，通过礼仪成为人类学仪式研究中的一个经典型概念。玛丽·道格拉斯、维克多·特纳等人类学家对仪式、象征及其相关的社会分类与文化秩序的研究，都与这一概念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符号 符号最简单意义可以被理解成为象征或代表其他事物的事物。只有当符号与所指事物具有一定关系的时候它才能被称之为符号。因此，符号的性质是由它与它所指代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决定的，而不是由它本身的任何一种特质决定的。此外，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约定俗成的。符号式可以被认知的。直接的物体，气味，触觉，书写及口头文字，手势都可以作为符号使用。符号是人们交往中格外重要的工具，它使人们能够传达个人经验，思想信息以及其他的内部陈述。语言是现存的最复杂的符号系统。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和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萨皮尔被公认为是现代符号研究的奠基人。
参与观察 人类学研究中搜集第一手资料的最基本方法。被视为传统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特征之一，由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创立。它要求观察者在较长时间内置身于被观察者的社区中，通过参加他们的日常活动尽可能的成为其中一员。参与观察有很多优点：1、它实际上是对无文字民族进行民族志调查的唯一途径2、调查者可以更加容易地了解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3、融入社区生活可以提高调查者的信用度，还可以使调查者对于社区成员的行为更加宽容4、观察所得不是他人的叙述而是第一手资料5、学习当地的语言可以使调查者更好地从当地人的角度去了解他们赋予文化的意义。其不足之处在于：1、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而其中一部分的效率并不是很高2、人类学家不停提问的行为很可能引起当地人的反感3、向他人解释参与观察也比较困难4、人类学家的出现有时会影响被观察者的行为5、要证明观察者的结论是否正确事实上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在参与观察中通常还要采用其他方法，例如统计学、家谱学、问卷法、访谈等。参与观察是一种矛盾的方法，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当人类学家参与当地人的活动时，他就不再是进行纯粹的观察了。大量的人类学作品对此进行了讨论。最为理想的是人类学家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两种角色：通过小心控制不停变换着的位置，他们明智地在参与和观察之间来回移动。
冲突理论 在社会学中，“冲突理论”指的是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一股挑战正统的结构功能主义的思潮。功能主义者认为社会总体上是稳定、和谐的，而冲突总是被视作不受欢迎的、异常的。因此，功能主义拒绝接受社会可能长期处于不通集团之间的结构性冲突的可能性。冲突理论的来源可以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追溯到西默尔，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甚至到精英理论。冲突理论广泛地讲可以被分为两种形式。马克思主义是其中最典型的一种。它认为社会冲突总是沿着单一方向发生的，在马克思主义中，这是一种经典的冲突，这种冲突不受经济和生产方式的控制。这说明冲突最终将会破坏社会的稳定性。
大传统 是指一个社会中占优势的文化模式，尤其是指体现为都市文明的文化模式。此概念由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于1956年首先创用。他在研究复杂社会的过程中，为了对比拥有社会精英及其所掌握的有文字记载的文化传统的都市社区和保持有大量口传的、非正式记载的文化内涵的乡村社区的不同，创用了大传统与小传统这两个概念。他认为大传统和小传统是文明社会的两个方面，前者指都市文明，后者指地方性的社区文化。这种区分为人类学从事复杂社会的研究提供了便利，但也受到了一些批评。批评主要集中在雷氏对两种传统的职能看法上。雷德菲尔德认为，小传统的各种因素往往是由大传统进行解释的，大传统创造了文化，小传统只是简单地接受而已。但许多人类学家经过实地研究认为这种说法不妥。大传统是某种优势文明的文化形态表现于宗教、文学、艺术等的传统规模。是与地方性社区的小传统相对而言。无论从文化形态的数量，还是质量上考察，大传统的文化系统都显示出一种稳定、成熟、恢弘的气势，使这文化的代代传承不易被的文化冲击所打断。生活其中的人，传统性根深蒂固，一般不易放生巨变。
都市人类学 考察的是都是的社会组织，它注重都市独有的社会关系类型和社会生活模式并将其不同的文化背景进行比较。它作为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始于20世纪50-60年代之间。与早期关于都市生活的研究不同的是，当都市作为研究的场景二不是研究的现象时，都市人类学将人类学理念和田野调查方法运用到了实际研究当中。人类学家通过以权力的更大的组织结构来分析都市的社会生活从而考察都市中小型的社会组织形式。其中的一些研究立足于地域性单位例如邻里区域；其他的则研究社会网络以及把居住在同一区域和附近区域的人们联系起来的关系网。都市的社会网络通常不局限于一个固定的区域，它从起源的地方拓展到更为广泛的居住区域当中。都市人类学还研究大型都市中社会问题，例如犯罪、社会秩序紊乱、贫困、流浪等。这些研究考察了都市中不同群体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文化实践，例如黑帮、亲属网、酗酒者、罪犯、娼妓等。此类研究一般都包括了形成当地社区的规章系统、都市政治学、福利机构以及经济条件。其他的一些研究着重于社会控制系统，例如、法庭和监狱。尽管研究的中心在英美，但是都市人类学是一个进行比较研究的领域。对中国、印度、南美、日本以及世界上很多地方的研究与对英美的研究时同等重要的。一些人类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处于变化中的劳动性质和工会运动。其他的则考察由第三世界经济发展引起的地域性城市不均衡的消费增长。都市人类学家对迁移入城市的农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项研究对认为来自乡村的移民在城市定居使得他们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生活遭到了瓦解的看法提出了挑战，这个观念是都市生活研究理论关于生活方式的基本理论。虽然都市人类学早期受到了对都市生活研究的启发，但是它研究的是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存在的都市的社会生活，而不是都市生活本身。
反思人类学 对西方社会科学整体的反思或解构，实际上是建立在西方60年以来蓬勃开展的各种社会反省运动的基础之上。在此大背景下，年轻一代的人类学家开始反思自己专业的殖民主义根基，进而反思理论性的田野工作的实质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布尔乔亚式的西方文化的偏见。结果，马克思主义被重新引入到人类学的批判中来。从反思人类学看去，文化就是一种竞争、一种暂时涌现出来的东西。文化不再被看成是社会精英人物式的占有，而是被看成不论高低贵贱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社会所拥有的东西。对于反思人类学可以归纳为这样三个相互联系的命题：1、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出现了一种世界性的历史转变；2、对异文化的生活方式的客观解释的建构，已经变得不太可能；3、从道义上讲，有责任倡导文化的差异，并要为那些反抗西方化的人辩护。结果，“文化”而非“社会”重新占据了这一代人类学家的研究视野。原来的进化论与相对论人类学家，转而成为文化生态学和象征人类学。前者走的是进化论的老路，强调文化对于人的需求和环境压力的适应过程。而后者则从人文主义出发，主张文化不是一种谋生的机器，而是一种生活的形式；是意义的来源而非蛋白质的来源；是受理念驱使，而非受基因驱使。并坚持文化需要给予解释，而不是把文化解释掉。作为解释人类学之父的格尔茨，其主要的贡献就是在努力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试图寻求“社会思想的整合”，并寻求在解释的民族志与新左派的激进主张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反思人类学家所要打破的是经典人类学家所持守的一个神话：那就是他们相信自己是在描述客观的事实，或者说是用客观的语言报告真实。在反思人类学那里，客观性、中立以及公正性这类在学术制度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概念，在今天其效度都已经让位于有着情感、有着认知能力、有着切身体验的社会行动者。
千禧年运动 是以宣告一个时代的开始为特征的，宗教神学中的一种末世论学说。此说的传播试图复兴受压的贱民群体，他们长期蒙受社会地位地下之苦，但却独具亚文化意识。许多宗教运动是在千年开始或重新使用的。千禧年运动的社会及政治基础与异化、社会和经济掠夺或政治压迫的模式有关。著名的运动如马来西亚和太平洋地区的货物崇拜以及北美印第安人的“鬼舞”和仙人掌崇拜。后者被形容为一种对于殖民主义的回应，对其主要解释集中于这种运动是一种心理反应的结果，它表达了要战胜社会上和经济上的受到掠夺的渴望。“鬼舞”是一个宗教和政治的抵抗运动的重要例子，其主要动力来自于印第安人的宇宙观和宗教信仰中的转世的观点。货物崇拜运动的形式和进程是由许多马来西亚社会的特殊的宇宙观和交换基础而定型的。这一崇拜证明本土文化因素在形成改变和帮助理解文化的动力及宇宙观的创造的力量。总体上讲，新千年主义的动力好像是激进的社会的和经济的，以及技术的边缘化或经验的组织上的转换。
人格 泛指应对他人所表现出来的文饰行为。一般的学者都把人格看成是文化的主观方面，人格与一定的文化相匹配。从观察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人格风貌，就可以洞察社会传统以及风俗的基本特质。人类学对人格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心理学或者说心理分析学的影响，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为萨皮尔、本尼迪克特和米德等。萨皮尔虽以他的语言学见诸于世，但他凭借语言学的卓越造诣对人类的象征性行为、无意识行为都有过精细的研究。不过真正把人类学的人格与文化研究带进田野的是萨皮尔的同事玛格丽特·米德。她曾经到南海的萨摩亚社会中去研究那里青少年的青春期问题，后来写成《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她所强调的文化对人的行为影响的见解刺激了后来诸多的心理人类学的研究。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卡迪纳提出“基本人格”，即一社会成员因其早期的养育和训练而形成的共同的人格结构。在卡迪纳看来，基本人格结构是由于社会的初级制度，如家庭婚姻及儿童养育等所形成。反过来基本人格结构又经过投射而形成该社会的次级制度，如宗教信仰和神话传说等。
人种 一般的定义规定，种族是“在体质形态上具有某些共同遗传特征的人群”，但现代的专业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倾向于将其理解为“经常地在内部进行婚配和繁育的种族”。种族这个概念所要表示的主要是存在于外表体质上的人类变异。每一人种的内部差异很大。一般通用的分类标准有肤色、发色和眼色等，绝对的纯种是不存在的。目前，流行的确定人种特征的标准有：遗传性、相对稳定性、没有由外界因素而引起的变异及相对的年龄和性别。
认知人类学 研究心智、语言和文化诸因素的关系，在认知心理学和结构语言学影响下发展起来，同时与结构人类学也有很大渊源。它主要关注文化知识在日常生活中的组织和应用（如分类、推理）。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本世纪50年代，在60年代有较大发展，70年代以后发生心理学的转向。早期发展中，认知人类学与“民族科学”、“民族语义学”有着同一范畴，主要演剧民间分类系统中的概念分类结构以及它们在系统中的意义编码，最初旨在强调文化相对性和认知类型，后将注意力转到建立普遍认知图示上。晚近时期关于人类系统的研究主要集中探讨概念分类的心理现实……
社会事实 在迪尔凯姆的社会学中，社会事实特指那些对于个人有强制效果影响的社会现象。社会事实最初可能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但却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于人、有自主性的行为，并且反过来对于原初行为者形成一种强制作用。社会事实是人的主观世界的外化、符号化和物化，是经由人类的实践活动二形成的客观世界。社会事实具有客观性，强制性和约束力是社会事实的客观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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