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围城》心理描写艺术的独

钱钟书《围城》心理描写艺术的独

特之处

姚庆良   

[摘要]钱钟书的《围城》针对三、四十年代社会面和人生相进行表现与批判，并对现代文明的病态及病态人生进行批判、对人的基本存在处境等问题的探讨，用讽刺揶揄的手法精细的解剖分析了他笔下人物灵魂的每一根血管、每一个细胞，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心态。

[关键词]钱钟书；《围城》；心理描写；独特

[Abstract] Qian Zhongshu's "siege" against the three, the 1940s and the social life of performance and critical phase, and the disease of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pathological life critical to the basic existence of the situation and other issues, with Fine ironic derision of the way the anatomy of the soul of the people he works every vessels, each cell, and shaping a variety of characters mentality.

[Key words]Qian Zhongshu's ； "Fortress Besieged"；unique psychological；    description

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在国内外被誉为“本世纪四十年代最优秀的长篇讽刺小说”。美籍华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称赞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1]虽未免过誉，但也说明了它确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正因为这样，故几十年来才会在众多知识分子中流传不衰。小说的艺术风格表现在多方面。本文试图在心理描写方面作肤浅的分析。

心理描写这种传统艺术手法在我国漫长的文学史上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单一到复杂多样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大致在唐代以后，小说就有相当熟练的心理描写了，到了清末的谴责小说，出现了较为出色的心理描写。鲁迅先生是把心理描写运用到新文学创作中的开先祖，他在对人物心理描写时多采用传统的白描手法，三言两语地对人物进行传神勾勒，很少有外国小说中大段大段对人物的心理做静态的描摹。三十年代，茅盾、巴金等艺术大师们将心理描写推向了高潮。但由于茅盾、巴金、鲁迅无论是在创作道路还是在个人气质、艺术渊源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因此茅盾、巴金在对人物心理进行刻画时特别注重细腻，有时为了对人物的心理做细致的描写，不惜浓涂重抹，追求表现人物心理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剧变性。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探索人物心灵奥秘的手段并非独创，而是古已有之。但是他在运用这些早被他人运用过的艺术方法时，特别讲求一个“妙”字，正是这个“妙”字，才形成了这部小说在心理描写方面的独特风格。如果我们进一步探讨一下钱先生为什么能将这些古己有之的手法运用的如此巧妙？是小说人物性格刻画的需要？亦或时代的产物？亦或作家艺术修养、个性的缘故？我们认为是多种因素使之而成。如前所述，小说中描写的人物大都是些留洋镀金的“新儒士”，这些人浪迹江湖，比他人更会伪装，往往内外矛盾，“一个内部的人被隐藏在一个外部的人下面。”如何才能使这些儒士们立得起、站得住？心理分析法就显得特别重要和不可缺少，需要不等与人人都能给予。《围城》在心里描写方面能取得如此成就，恐怕与作者本人的生活、艺术修养分不开。钱先生本人就是一位大学者，长期生活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对知识分子在乱世里的心理特征是纯熟的，故在创作时就不自主的有所侧重，再加他当时已经是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学者，对古今中外文学艺术有深入的研究。因此，他在创作实践时，既有对我国古典小说艺术、戏剧艺术的借鉴，同时也吸取了外国文学艺术的精华，表现在《围城》的心理描写方面就特别偏重于传统的白描，但又不乏西方小说细腻深刻的特点，是对鲁迅先生提倡的，茅盾、巴金等力推崇的心理描写艺术的极大丰富与发展，在我国新文学史上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不可忽视的地位。

《围城》素来被人们誉为“新儒林外史”。书中的一些人物不是受过欧风美雨冲洗的洋博士，就是在高等学府里混过几年的新儒生。这些不同于普通的人，他们更善于扯上一层外衣将自己裹起来。因此，他们的思想意识比他人有更多的层次，性格也比他人更复杂，更丰富。要为他们塑像无疑雕心比绘形显得更重要。正如古人所说：“盖写其形，必传其神；传其神，必写其心。”[2]钱先生称得上是一位精神尸体的解剖师；抱着严酷的态度，用讽刺揶揄的手法，精细地解剖分析了他笔下人物灵魂的每一根血管、每一个细胞，塑造了各种各样的心态。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对于每一个讽刺幽默作家来说：“一切琐庸的、可怜的、鄙陋的东西，似乎都不能逃过他的眼睛。”[3]钱先生善于洞察细微的人物心理，工于犀利巧妙的心理讽刺，使其作品中的人物更具有生动性和立体感。

小说以方鸿渐为中心，颇有深度地揭示了各个阶层的各种人物的灵魂骚动和情感冲撞，披露了他们自身的矛盾、弱点。方鸿渐生长于封建味极浓的家庭，但从小又在新学堂里接受新教育，传统文化和近代文明的结合生下这个“混血儿”。传统文化培养了他顽固、爱虚荣、懦弱的个性，小说写了这个“无用人”冲进一个“城堡”又逃出一个“城堡”，又企图闯进另一个“城堡”的故事。在这反复冲进又逃出的过程中，描写了一个胆小懦弱、荒唐无聊，但又不失其善良的寂寞心理。鲍小姐“心眼伶俐，明白机会要自己找、快乐要自己寻”，仗着比自己大十二岁的未婚夫的支助去欧洲留学，学到的是一套“很能引诱人”又不怀孕的本事。她的一切心理活动都是在思想如何引诱男人寻乐，刻画了一个畸形的、病态的“性”心理。张小姐因其父在美国人办的花旗洋行里做买办，父亲只有一个女儿，不惜工本的栽培，教会学校里所能传授熏陶的洋本领、洋习气，美容院理发铺所能制造的洋时髦、洋姿态，无不应有尽有……描写的是一个洋化了的奴隶心理。苏文纨这个留学欧洲的女洋博士，一心追求方鸿渐，因对方另有所爱，便不顾一切的破坏了对方的爱情，并耿耿于怀。一年后在，当着他人把方鸿渐夫妇挖苦奚落了一番。描写了一个专横、好嫉妒、尖酸刻薄的变态女性心理。孙柔嘉这个大学毕业的女性，作品通过她对方鸿渐的追求以及得而复失的过程的描写，塑造了一个既工于心计、善于伪装、善于撒谎骗人而又蛮横的女性心理。

钱钟书善于用洞烛幽微、纤芥毕肖的笔触刻画人物心理，其犀利精微的心理讽刺，使人物形象更具有立体感。

首先，《围城》的讽刺幽默大胆借鉴西方心理描写的技巧，对人物的心理进行细腻的观察和分析，深层次地进行艺术开掘。如《围城》对少女唐晓芙初恋的心理，老处女范懿装腔作势的心态以及对汪处厚太太内心世界的刻划，就十分的传神精微而深刻。如范懿这位“女生指导”僻处山谷，年华老去，无人问津，性格也变得古怪起来。她喜欢打听消息，搬弄是非，对女性的同事总要在背后攻击几句，决不能轻易放过。听说汪太太给她做媒，求之不得，但又故弄玄虚，强自矜持，经过一番自我克制，还掩盖不了胸中的那点猴急的心情。汪处厚夫妇请吃饭，她五点钟才过就到汪家。见过辛楣以后，“像画了个无形的圈子，把自己跟辛楣围在里面，谈话密切得泼水不入”。而且处处随口凑趣。辛楣说这儿闷得很，没有玩儿的地方，范懿说：“可不是吗？我也很少谈得来的人，待在这儿真闷。”辛楣说曹禺是个伟大的戏剧家，范懿快乐得拍着手掌道：“赵先生，我真高兴，你的意见跟我完全相同。”高校长进来，辛楣乘机把首席让出来，高校长想了想后不同意，仍旧要辛楣坐，辛楣不肯。高校长让给范懿，“范小姐只是笑，身子像一条饴糖粘在椅子里”。回去的路上，她几次设法要把同行的方鸿渐、刘小姐支开，留下赵辛楣和她两个人走。她一会儿说桥太窄，让辛楣陪她走河底；一会儿说忘了手提包，让辛楣陪她回汪家去取。绘状心理，逼真如画。既不失幽默，又颇具讽刺色彩。

其次，他还善于透视人物言行举止的心理基础，挑开蒙在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温文尔雅的面纱，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出讽刺对象灵魂的丑陋，戳穿和嘲笑对象在言行举止上的虚假性。李梅亭在赴三闾大学就职的路途上所表现出的吝啬心理就很有讽刺意味。启程时，他抢着买低等船票，明明是为了自己省钱，却偏要撒谎骗取别人的好感。路途中，他因为舍不得用自己的新雨衣，便找借口用别人的伞，他带了一木箱药品，准备在内地的学校卖个好价钱，却不愿意给一些仁丹于身体不适的孙柔嘉服用。因为一包仁丹开封后就卖不到好价钱。但不给药，又显得过于小气。左思右想，忽然灵机一动，记得前些天已打开一瓶鱼肝油丸。虽然鱼肝油丸比仁丹贵，但已开封的药“好像嫁过的女人减了市价”。于是拿鱼肝油丸，给孙柔嘉服下，弄得她又一次呕吐。李梅亭这种吝啬鬼式的怪诞心理就这样在一次次的吝啬心理活动中暴露出来，给人们以厌恶之感，其正人君子的假面具也就被一层层撕下来。这样的讽刺，不同于疾言厉色的抨击，而是通过客观地揭示真想来达到幽默的效果。可谓于平淡中寓谐趣，至拙而又至妙，不失讽刺意味。

另外，钱钟书还善于把作品中各种人物的心绪交织在同一场合，形成微妙而又激烈的心理冲突。《围城》第三章写到一次青年知识分子的聚会，便是一场不期而遇的心理战。这次聚会由赵辛楣请客。有苏文纨、褚慎明，董斜川，方鸿渐等人参加。赵辛楣请方鸿渐的本意是为了使方鸿渐喝醉，在苏文纨面前出丑，以发泄妒嫉之情。结果让方鸿渐喝醉酒的目的达到了，但苏文纨却当着大家的面给予方鸿渐关心爱护，这使赵辛楣感到一种胜利后的失望；褚慎明与方鸿渐在席间互相鄙视，唇舌弹，各不相让；董斜川以会作旧体诗，懂“同光体”而自傲，又遭到赵辛楣、褚慎明的嘲弄讥讽；更有趣的是褚慎明因为美貌的苏文纨跟他讲“心”，竟激动过分，把夹鼻眼镜都掉进牛奶杯子里了。他拾起眼镜又不肯戴上，“怕看清大家脸上逗留的笑”。后来方鸿渐酒醉呕吐，褚慎明掩鼻表示鄙厌。“可是心上高兴，觉得自己泼出的牛奶，给方鸿渐的呕吐在同席者的记忆里冲掉了。”对褚慎明这种阴暗心理的讽刺，触及了某些知识分子最敏感之处--面子。这种把讽刺形象的丑陋心灵，由隐到显，由暗到明，通过心理战而昭然若揭，猛然外化的手法，显示出钱钟书讽刺幽默的高超、犀利。

钱钟书先生笔下的知识分子之所以个性鲜明、神采毕现，与作者擅长于动态式的描绘人物的心理活动，并赋于人物曲折多变的心态以及形象化的艺术密切相关。《围城》中主人公方鸿渐与女博士苏文纨的感情纠葛贯穿全书，迂回曲折、起伏跌宕。方、苏同船回国，苏文纨自视高傲，对方的感情由冷漠到主动而有节制的微妙心态，以及方鸿渐受鲍小姐诱惑戏弄后对苏文纨暗示性的有分寸的求爱言行的始则动情、继则警惕地克制的心态，在全篇的开头就先声夺人的吸引了读者。之后随着故事的展开，以苏文纨为中心纠葛，描绘了赵辛楣、方鸿渐、唐晓芙之间错综复杂的心理矛盾，从而将方和苏的心态描写展现的伶俐尽致。苏的心计和失恋后的报复心理、方的情场和生活无着的烦躁心情，在客厅、酒店、苏家花园等场景及几次电话，索还情书等细节中，充分显示了作家形象的描摹人物心态的才能，最后各自结婚后方与苏重逢的一段，更进一步展示了苏对方刻薄挖苦的狭隘心态，而方鸿渐在苏文纨的尖厉的奚落面前，两次“紧握着椅子的靠子”的细节，也进一步揭示了方鸿渐人格受辱后内心的愤怒却无才抗争的心理与平庸的作家青年止地孤立的叙述人物的心态不同。钱钟书总是在人与人的感情心理、品质等的矛盾中，形象的展示了人物心态变化和发展。钱钟书创造性的将中国古典重描写、重行动和西方十九世纪小说崇高人物心理描写的艺术传统柔和为一体。为“五四”新文学人物画廊贡献了以逼真而又艺术地展示人物心态见长的苏文纨、孙柔嘉、韩学愈等生动形象，描绘了这个知识群体的社会众生相。

泰纳说：“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内容丰富，并且人们知道如何去解释它，那么我们在这作品中所找到的会是一种人的心理。时常也就是一个时代的心理，有时更是一个种族的心理。”《围城》中这些病态的心理，正是那个特定时代里一部分脱离人民群众的上层知识分子的心理代表。时代的灾难、祖国的危亡、人民的利益没有唤醒他们，他们一心追求的是个人的功名利禄。因此，有的热衷于仕宦，有的泪洒情场，有的大发国难财。这些人表面上是堂堂大学教授、诗人、作家、哲学家、，实则是一些口是心非、吹牛撒谎尔虞我诈的伪君子。正是因为作者善于描写这些人在不同环境里的不同心理活动，所以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围城》是一部学者小说，这一特征决定了它的哲理性要远远大于形象性。加缪曾经说过:“小说从来都是形象的哲学。在一部好的小说里，其全部哲学都融汇在形象之中”。这话自然不可一概而论，但移用到《围城》上来确是再恰当不过了。它的寓言性结构显而易见，“被围困的城堡”也罢，“金漆的鸟笼”也罢，小说的中心意象“围城”是一个由作者明确指示的哲学命题，它既是人类爱情婚姻的明喻，也是一种文化精神和人类生存困境的象征。在《围城》的初版序言中，钱钟书就交待说:“在这本书里，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这个郑重其事的点题暗示了《围城》的思想批判意向最终是指向整个人类存在的，它的艺术概括是涵盖整个人生的—现代文明中的现代人生。在《围城》故事快结尾时，作者又有意假借孙柔嘉对方鸿渐的埋怨—“好好的讲咱们两个人的故事，为什么要扯到全船的人，整个人类?”再次提醒读者回味他的这一思想意向和美学追求。

世间的丑恶被真实地再现，就有利于唤起世人的觉醒，加快他们摆脱异化的步伐。

[参考文献]

[1]、《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7

[2]、 [宋]   陈 郁  《话腴﹒论写心》

[3]、 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论文文选.[M].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