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文化

儒家的慈善思想

儒家思想的内核为“仁”，认为“人性本善”，慈善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爱人之心是一种人性内在精神的体现。孔子言：“仁者爱人”，倡导从“孝悌”、“忠恕”开始实践慈善。孔子还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仁爱是一种强调自身修养的道德自律，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利他风尚和助人为善的精神，世代的儒生皆受此影响，推崇仁心慈爱，乐行善举，践行“仁者爱人”的行为准则。

孟子探究仁爱之心深层次的原因，进一步发展了儒家的慈善观。他主张先天性善，认为人性固有四个善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四种善端，是引导人们扬善抑恶，乐善好施的最初本源。孟子的“仁”由恻隐之心的道德感情直接发展成道德行为，使之成为一种趋善的道德价值观。

孔孟儒学中的民本思想，发源于儒家的仁爱观，进一步提升到安邦治国之道之中，主张一国之君要“爱民”“惠民”，施行仁政，成为历代王朝统治者实行种种惠民的文化基础和思想渊源。

道家[教]的慈善思想

道家是先秦时期以老庄为代表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流派，在道家思想中蕴含了十分丰富发人文伦理思想，如“清净无欲，独善其身”的人生哲理以及“赏善惩恶，善恶报应”的观念，成为我国古代慈善事业的又一个思想源头。

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老子劝世人不要“损不足以奉有余”，而要“损有余而补不足”，正是慈善扶危救困的谨慎体现。“天道无常，常与善人”，在老子看来，天道不可名状，不可知晓，但是赏善惩恶，使善人得福。由此，世间应顺应天道，遵循规律，人人向善，善待芸芸众生。所谓“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便是老子对行善的最形象的表述。

墨家的慈善思想

墨子的“兼爱”也蕴含了儒家“仁爱”思想之中宣扬关爱他人、和谐相助、同舟共济、乐善好施的理念。墨子提倡以强扶弱、以富济贫，相互扶持、互相协助的兼爱思想，倡导大爱无私、不图名利的奉献精神。与儒家的“仁爱”思想不同的是，墨家“兼爱”思想更加强调慈善的平等性和普遍性，主张“爱无差等”，关爱他人应一律平等，不应该受到礼俗或者社会等级的约束。除此以外，墨子提倡的“兼相爱”与“交相利”是一致的，每个人爱他人，也会得到他人的爱，阐述了“爱人”与“爱己”、“利他”与“利己”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这种相互受利的思想，与孔孟的“仁爱”思想形成鲜明的对比。

管子及法家的慈善思想

《管子》一书被誉为战国时期的百科全书，其中一篇题名《入国》，具体讲述了管仲主持国政后实施的九种惠民——“九惠之教”，其中体现了丰富的慈善思想，设置专职对老人、幼儿、孤寡、病残、贫困、死难家属进行管理照顾，基本上包括了对所有弱势群体的慈善救济。更为可贵的是，管仲还进一步提出了如何来施行这些慈善之举，采取了具体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九惠之教”展示了当时作为泱泱大国的齐国尊老爱老的礼义，体恤残疾、扶危济困的风尚。值得一提的是，管仲把齐人“重德尚仁”的礼俗用制度政令加以规定，并且通过法律的形式来保证实施，为当时的齐国创造了一个老有所养、幼有所助、扶危济困、有难共助的融洽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社会环境。至今，管仲制定的这一“慈善”还不失其历史光芒。

法家思想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重要的流派，代表人物是商鞅、李斯、韩非子等，他们共同主张以法规制度为治国方略，严明赏罚，重视农耕，发展生产，丰仓裕廪。商鞅主张来调节悬殊，使“贫者富，富者贫”，推动贫者通过努力和勤劳致富，促进富者散利施财，对贫者进行慈善救济。韩非亦主张采取“惠民”，施惠于民，但反对以向富者征收重赋的方式来救济贫者，认为“是夺力俭而与侈惰也”。后来人们汲取韩非的慈善救济思想，对传统的慈善救济方式进行改革，出现了以工代赈等新的慈善救济方式，人们在慈善救济过程中注重“养”的同时，更加重视“教”的问题，二者并重，教养兼施，向受助者传授一些基本的生产技艺，使其最终能够自谋生计，自食其力，这些思想和做法对我们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仍然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佛教的慈善思想

佛教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受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影响，伴随对现实生活的至善追求和传统伦理的不断融合，逐渐演化成为一种劝善教化之道，以通俗的教化劝导人们止恶从善。佛教的主要通过其修善功德观、因果业报说、慈悲观念来推动慈善观念的内化和传播。佛家奉行广修福田，广种善缘，多行善举，多积功德，“以己财事分与他，名之为布；己惠人，名之为施。”佛教思想劝勉佛教徒“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芸芸众生逃去劫难度向来世。因缘果报说强调“种善因得善果”，并用通俗的语言提示世人，形成中国民间伦理观念，如“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劝善警言，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更具威慑力地规范着中国人的善恶行为，使民间慈善活动和社会公益事业持续不衰。长久以来，佛学、佛教的因果福报和慈悲为怀的思想深入人心，大力推动普通民众积德行善、捐赠布施的慈善行为。

（二）西方慈善公益思想的传入与中华传统慈善思想的近代转型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慈善思想随着诸多的教会在中国的宣教、兴办慈善机构的途径渐渐流播开来，一些传教士或教会在通商口岸及内地兴办了育婴堂、孤儿院、诊所、医院等慈善机构，成为中国人了解西方慈善最直接的一个途径。

1846年，教会在上海租界设立仁济医院，用西医西药为贫民减免费用看病；开办于同治年间的上海虹口养育堂，靠西方教会捐款维持运转，收治中西病人，有广泛的影响力。受此影响，一些开明绅商纷纷联络西方人士合同开办西医诊所，成为近代受西方影响最早设立的慈善组织。

随着维新运动的蓬勃兴起，中国传统的慈善思想出现的新的变化和新的气象。一些受维新思想熏陶的慈善人士认为以往的慈善之举，大都是遭遇灾荒之后的临时救济，并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他们要改变传统慈善活动的内容与格局，创立新的慈善活动，消除传统善堂善会的积弊，以期产生更广泛的社会效益。他们主张兴办新的慈善机构，开展针对全体人民的公益活动，如看报会、新式学堂等。18年，经元善会同严信厚、郑观应、施则敬和梁启超等社会名流，在上海发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女子学堂。中国近代的民间善行依据已从传统的慈善事业的狭窄范围，逐渐向活动内容更为广泛的近代慈善公益事业过渡。此前的救灾赈济等慈善行为，皆重养而轻教，而新的慈善公益团体更加重视教育的功能，以达到革除社会陋习，推动社会进步的功能。

（三）当代中华慈善思想的重塑

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空间不断扩充，为慈善开辟空间和土壤，发展慈善事业成为辅助国家政权建设、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战略之举。慈善事业从受到批判到被肯定并大力推动，从被定义为“具有伪善性和欺骗性”的反面事物到“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崇高事业，经历了巨大的身份扭转。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慈善事业是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要“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定位慈善事业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党的报告在谈到“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更加突出地强调“完善社会救助体系，支持发展慈善事业”，使发展慈善事业成为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我国现代慈善事业发展仅仅二十多年的时间，但在在灾难救济、扶贫助困、教育培训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创下了有目共睹的历史功勋。2008年，全国爱心汇聚汶川、刮起全民慈善风暴，中国慈善迈进媒体宣称的“公益元年”。慈善不再限于少数精英群体，而是每一个普通人自由进出的领地，这标志着中国慈善进入社会化、大众化、草根化时代，人人都可以参与慈善，每个人都是慈善行动的参与者、宣传者和监督者，公众的认同和参与成为推动慈善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动力。

三、中华慈善事业的演变

（一）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发展

汉代之前的慈善事业

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社会保障与福利的制度，官府设置地官司徒，掌管土地和人民，采取慈爱幼童、尊养老叟、赈济穷乏、扶助贫困等一系列措施来安抚万民。春秋战国时期，政局动荡，连年攻伐，各国国君也都认识到庶民百姓的重要性，采用各种惠民。魏国李悝率先采用平籴法救荒，丰年由官府买入粮食，灾年由官府卖出，价平而止。除此之外，春秋战国时期还有恤老慈幼的善政，对废疾者进行收养，供以口食，并根据个人特长适当安排，用其所长，量能授事，使其能自养生存。

两汉时期的慈善事业

两汉时期统治者都奉行儒家思想，施行“仁政”，采用了很多“爱民”、“惠民”的，如医疗救济、恤幼养老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大行其道，佛教寺院实力雄厚，其慈善活动范围也非常宽广，设计济贫赈灾、施医给药、规诫杀戮、劝善修行等多个方面。

隋唐时期的慈善事业

隋唐时期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慈善事业也有了一定发展，设义仓以备赈济，置养病坊以恤孤独。两宋时期慈善事业在唐朝基础上多有创新，设立福田院、居养院、慈幼局等慈善机构，大大推动了传统慈善事业的发展。

明清时期的慈善事业

明清时期不仅出现了一些新的官办慈善机构，而且自明末起民间的慈善活动也逐渐活跃起来，慈善机构也有了官办和民办之分。官方的以普济堂、育婴堂、栖流所、漏泽园、惠民药局等机构为主，也有义仓用于救荒赈灾。明清时期民间慈善逐渐发展起来，形成了一股重要的慈善力量，各地会馆通过举办慈善活动来联络乡人；族田义庄等宗族性的慈善机构；善书、善会与善堂等功能性的慈善机构也纷纷建立起来，成为民间慈善活动的重要标志。

（二）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发展情况

近代慈善机构兴起

教会在华兴办的慈善机构，是中国人了解西方社会慈善事业最直接的一个途径。传教士或教会在通商口岸及内地兴办育婴堂、孤儿院、诊所、医院等慈善机构，如教会在上海设立的“仁济医院”、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汉口孤儿院等。西方教会慈善机构的传入，对中国旧有的慈善机构有强烈的刺激，开始借鉴西方慈善机构。张謇拜访上海比年耶教会安老院，归来之后于1912年在南通创办狼山聋哑学校，成为近代慈善楷模。

晚晴义赈——近代慈善的壮举

晚晴光绪初年，我国民间社会兴起了大规模的义赈，1876年起，中国北方出现罕见的自然灾害，庄稼颗粒无收，百姓生活无着。无锡富商李金镛驰书江浙闽粤众绅商，劝捐筹资，对中得到了胡雪岩、徐润、唐廷枢等富商的支持，募集了资金达十余万，是为“义赈之始”。后来，义赈的范围不断扩大，并逐渐形成了一套颇具规模的组织体系和比较科学的运作模式。到1978年，江浙绅商在上海发起“上海公济同人会”，专办豫赈。后来上海协赈公所成立，撰文劝捐，《申报》屡屡刊载《急筹晋赈》等启示。自1878年5月至1879年底，由上海协赈公所解往直隶、河南、陕西、山西四省灾区的捐款，攻击470,763两。除了上海设有协赈公所以外，江浙绅商还在苏州、扬州、杭州、镇江等地设立了四个协赈公所，之间相互配合，共同办赈。后来，协赈公所发展到澳门、、湖北、山东等地，深圳海外华侨聚居之地，如美国旧金山、日本长崎、横滨等地也有筹赈点，这些筹赈机构使当时的赈灾活动形成一种网格化的格局。

中国红十字会的创立

在戊戌维新运动的影响下，中国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的社会慈善事业，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主张改革传统的慈善机构，主张中国旧式的善堂应该效仿西方，教养俱备，并呼吁设立红十字会等新型慈善机构。

日俄战争爆发后，中国东北三省同胞蒙受战火纷飞，颠沛流离之苦。1904年3月10日，中、英、法、德、美五国人士数十人在上海商讨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并发表《劝募筹款救护东北难民通电》，得到全国各省的热烈响应。4月6日，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营口、烟台、辽阳、奉天等地相继设立分会，在兵灾严重地区积极开展筹款和救援活动。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和各地分会的设立在战地救护、灾民安置、生产赈济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解散后不久，1908年8月，中国红十字会正式开办，并在上海设置红十字会总医院、学堂与会所，并刊登《中国红十字会招考医学生广告》，为慈善救助事业培养专门人才。从此，红十字会在之后数十年中奉行“战时扶伤拯弱”、“平时救灾恤邻”的宗旨，为中国的慈善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时期的慈善事业

时期，1914年北京民政司下设掌管慈善救济行政单位。1927年南京国民建立后，内务部改为内政部，作为社会慈善救济的常设机构。制定了一些关于慈善事业的专门法律文件，1928年公布《各地方救济院规则》，成为国民关于社会慈善事业最重要的文献。在国民的统一管理之下，到1930年底，全国相当一部分省省区都成立了救济院、设有养老、孤儿、育婴、施医、贷款等所。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难民出现，中国红十字会和世界红卍字会在各省进行难民救济。国民也成立赈济委员会，支持各慈善团体开展救济工作。社会各界纷纷成立各种名目的慈善机构，积极推动难民救济工作的开展。许多社会名流发起成立各种慈善组织，如宋美龄、邓颖超等积极推动战时儿童保护会的成立，对各地流离失所的难童提供救助和教养，从1938年3月到1946年9月解散，历时8年半，收容的难童不下3万，为救助难童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为保护民族下一代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中国现代慈善事业发展历程

新型慈善组织不断出现

1981年，中国首家公益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辅助国家发展儿童少年教育福利事业。它实施了两项颇具影响力的公益项目：“春蕾计划”和“安康计划”。1987年，新中国第一张公益彩票突破层层阻力，谨慎登场，开启有奖募捐的历史先河。19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成立，书写了中国慈善事业史中不能绕开的动人乐章——希望工程，成为中国最动人、最知名的公益项目。1994年，中国迄今最大的综合性公益慈善组织——中华慈善总会成立，开展救灾、扶贫、安老、助孤、支教、助学、扶残、助医等方面的慈善项目，形成了遍布全国、规模巨大的慈善援助体系。

截至2012年6月，我国县级以上慈善会总数达到1923家，基本构建起覆盖整个中国社会的慈善网络。在灾难救济、扶贫助困、教育培训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产生了有目共睹的历史功勋。在1998年“抗洪救灾”、2003年“抗击非典”、2008年“汶川地震”、2010年“玉树地震”、2013年“雅安地震”等重大灾害事件中，官办慈善组织活跃的身影和积极的行动，书写了许多公益实践的精彩篇章，记录着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丰碑。

现代慈善事业的普及与改革

随着慈善事业的深入发展和公众关注度的提升，慈善逐渐走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空间，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同时，中国的草根公益、民间公益、网络微公益喷涌而出，异常活跃，迸发出鲜活的生命力量。民间慈善借助微博、微信等网络传媒工具，发起了诸多轻松快乐的平民公益项目，诸如“大爱清尘”、“免费午餐”、“爱心衣橱”、“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等，深受大众喜爱。人人都可以参与公益行动、人人都能够创造公益价值，透明、开放、自由、平等、便利、高效是这些民间公益组织的典型特征，也是他们被大众认同的基本元素。正是在这种更广泛的、主动的认同力量的驱动下，大众性、草根性、社会性的慈善事业已是大势所趋，官办慈善组织去行政化、去垄断化、去暗箱化亦成为不可逆转的改革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