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贾平凹小说的乡土情结

    （关键词）贾平凹 乡土情结 文明冲突

    绪言

    乡土作为人类诞生的摇篮，成为人类共同拥有的童年记忆，当人们成群结队地拥向文明的象征—— 城市之后，人们的情感与乡土仍然有着不能拆散的精神联系。乡土成了人类永恒的精神故乡与家园。一个遥远而又亲近的梦，马克吐温对家乡密西西比河乡村生活的揣摹；维尔加对故土西西里岛乡村底层生活的叙述；福克纳对美国南方风情画般的描绘；以及屠格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对俄罗斯广阔草原、森林和乡村生活的由衷赞美，都已证明乡土像母体一样孕育了诸多作家和他们的经典作品。在中国，从现代乡土小说的奠基者鲁迅到茅盾、沈从文、废名、汪曾祺、孙犁、刘绍棠、贾平凹，那充满苦难与温情的乡土始终被他们痴情地关注着。 作为山地的儿子，贾平凹尽管寓居都市多年，仍时常称自己是个“乡下人”，都市的喧嚣与堕落使他厌倦，令他痛苦。在都市中，他只能深情地关注、回望着故乡，感受着乡土的亲切与温馨，对乡土无限眷恋的情结使作家在小说中深情歌赞着故乡山地，无情地揭示身处都市的病态与堕落。

    纵观贾平凹近30年的小说创作，从其所描写、表现的地域看，我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他魂牵梦绕的家乡商州山地为表现对象的乡土小说，如《浮躁》、《商州》、《远山野情》、《天狗》、《鸡窝洼的人家》、《腊月< 正月>》；一类是以西京这一代表现代文明的大都市为中心，表现对象的所谓都市小说。如《废都》、《白夜》、《土门》，此外还有《高老庄》，如此粗略一看，乡土小说与都市小说似乎构成了贾平凹小说世界的二元对立。其实，这是一种误读，贾平凹乡土小说，诚然写的是作家对乡土爱与恨交织中的深深眷恋，贾平凹的都市小说，写城市的病态文明，写城市文化对乡村文明的侵袭，渗透其中的仍是作家“剪不断，理还乱”的乡土意识与乡土情结。因而，乡土情结已成为贯穿贾平凹全部小说创作、透视其审美价值与文化内蕴的最为重要的精神线索。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与作家思想的趋向成熟，贾平凹小说中呈现出的对故土爱恨交织的乡土情结也在发展变化，在不同阶段显示着不同的具体主题内涵。下面，本文就从这一角度，追寻贾平凹的乡土情结。

    正文

    一、对山地乡土的单纯咏唱

    这一时期最能显现这一主题的小说就是小说集《山地笔记》。在这个时期，贾平凹以一个刚远离乡土的“乡下人”的单纯的眼光，对商州山地风俗的古朴、美好，民性的纯真、善良进行田园牧歌式的礼赞与颂扬，着重表现生活美和普通人的心灵美，提炼诗的意境。作家对生活的感受和愿望，纯真的爱情，鲜明的是非，对乡土朴素的向往与动情的回忆都浓缩在小说所营造的田园牧歌式的明丽画面里。 小说大多从回忆的角度，写记忆中家乡的山水和人事，清泉流水，茂林修竹，从饲养室的火炕，铁匠炉的红火，到林头的老碗会，月光下唱着低低乡曲的纺车，村巷中一闪而过的女子…… 乡土的一切都是那样的可爱和美好，以至于蛮荒闭塞也被纯朴敦厚所掩盖。带着浓厚的乡恋情结，贾平凹以充满真挚与热情的孩子般清澈的眼光回望滋育他成长的苦难而饱含温情的故乡母亲，用散淡纡缦的笔调创造了温情脉脉的田园诗般的商州乡土氛围，向人们讲述着一个个温馨的故事。 如《土坑》写了一个老太太一生只有一个纯朴的愿望，那就是能有个姑娘媳妇躺在她家的火炕上，说它热乎、舒服。 她接纳了两代者的后人，无私地保护她们，供养她们。 尽管她们后来都享受了的荣华富贵、而把她忘得一干二净，可她依然时常思念她们。小说让人在愤懑中感到老太太不求回报的牺牲精神，是伟大而崇高的存在之诗。《纺车声声》塑造了一位勤劳善良、坚韧顽强的伟大乡村母亲形象。生活的苦难没有压垮柔弱的母亲，面对家庭的苦难母亲更加坚强，对丈夫与儿女的爱更加深沉。在作家内心，小说中母亲对丈夫、子女深沉的关爱何尝不是乡土对它所哺育、滋养的儿女的深沉爱的幻化。在小说中，乡土与母亲已融为一体：母亲就是乡土，乡土就是母亲。乡土意识已开始化为一股浓郁深厚的情结，纠缠、扭集在作家内心深处。

    他的作品更多的是情感上对山乡民众的勤劳、朴实、坚韧和苦难中同舟共济的仁爱情怀的礼赞。这一方面是由于作家童年的审美底衬作用；另一方面，虽说作者20岁就离开家乡，但他的父母仍生活在家乡，他的乡亲经常进城会到他家中歇脚、吃饭，给他捎去土特产，给他谈家乡的改革开放，家乡的时事变迁时刻萦绕于他的心头，成为他创作中的素材。他与他的故乡、亲人之间的情丝示曾斩断。但仅有这种恋乡情感，久而久之，作者的创作就会失去新意，思维也会枯竭。表现在贾平凹的笔下，便是一个古峰林立，栖居着谈古论今的老道，流唱着神秘的乞月歌，野物质出没，村人崇尚神明，追求古老的爱情方式的“世外桃源”。端州人有古风善良、质朴，然而，商州人也有一种自发的商品意识的鼓噪。贾平凹写商州，正如他说的那样：“作家的任务不仅仅是写出当前农村形势是好是坏这样一个主题，重要的是写出这大背景下的人的变化，面对着这个大千世界和大千世界上人的心声，一个作家应该要整个地加以把握。如何整体的把握而不沦于就事论事，我觉得应该从历史上甚至世界的角度加以俯视。而落笔下来，又要落到最本质性的也是最真实、最能引起当今农民关注的问题上。”贾平凹写商州，就是以满腔的激情及时地反映了这个时代这个地区的物事人情。写生养他的商州，是由于一种浓烈的乡土恋情迫使他“唱出这种独特的音乐”，迫使它“重复写着同一本书”。他曾这样说过：“我愈来愈爱着生我养我的山地了。就象山地里有着形形色色的花木一样，我一写山，似乎思路就开了，文笔就活了。我甚至觉得，我的生命、我的笔命，就是那山溪哩！”又说：“但真正要写出这个地方，似乎中国的三千个方块字拼成形容词是太少了，太少了。我只能这么说：这个地方是多么好啊！”可见，贾平凹是怎样地深恋着商山东省商水的，家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深深地打动着他，在他眼中都有有灵有魂之物。

    二、对乡村世俗心理和国民劣根性的批判

    贾平凹作为乡土作家这个角度来说，他写的很多都是商州的地域文化，其中汲及了很多的民俗风情，所以我们先要了解一下相关的内容。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了解他的作品乡土特色。地域文化是随着时代而发展变化的，它是一个消解和增殖的过程，稳定性与变异性的统一。要比较全面而客观地研究区域文化和文学的关系，就不能仅仅着眼于那些由于历史长期积累下来的古风民俗，而要从变的过程去审视地域文化的民展，并以此来揭示社会和时代对地域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地域文化对人的规范和影响。贾平正是从这个结合点切适应症，他的创作，是以现代意识的眼光，去重新审视地域文化的。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贾平的“商州系列”小说，写出限改革的浪潮对商州的文化习俗，伦理道德观念的冲击。《腊月正月》就是侧重从民族历史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民族变革的新途径的。作者把一个带有封建遗老气味的退休教师韩玄子放在改革初始，即新旧文化、中西文化相碰撞的历史背景一来写，既表现了以儒家学说为主轴的民族传统文化对现代化变革的深刻影响，也表现了改革浪潮不可阻挡的趋势。

    民俗文化，是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定社会区域的风情民俗，在《浮澡》里表现得亦很突出。“成人节”是州河岸上唯一的庙会，是仅次于大年三十和正月十五的，比清明节，中秋节还看得要紧。人们到不静岗寺烧香、磕头的场面;小水倒骑毛驴转村，金狗的“看山狗”图案……一切都写得逼真可信。风物、人情、风俗是地域文化的组成部分，自然对贾平的文学艺术创作有着的深刻《浮澡》的虽不像有些作家、作品那样执着于文化的指归，但他采取了严格写实的态度来叙述事件的运演和人际关系的纠葛，使得《浮澡》无论外在文化景观还是追踪人物内在心态根系方面，都呈现出了浓厚的民族文化心彩”。这种独特浓厚的商州生活气息，增加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和艺术价值。

    乡村世俗心理

    中国的农民，从来就是具有双重身份的：一方面是对于商州故土的挚念。贾平凹吮吸了故土的奶汁而长大，因而当他回忆它的时候，就不可能冷眼旁观。他尊重这里的所有的智慧和情感，因为是它们激发了他的自省自悟的心智，的主要机能，而最终玉成了他在文学天地中的充公舒展。这使他对于世风和时尚的在幅度变迁，有时会身不由己地采取一种谨慎的眼光，耽心衍化流惯在这块山地上的人的纯真、厚道、韧性的信念和沉实的生活态度，以及充满原始本性的物质的民俗风物在趋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分解、消融，或者被外来的力量冲撞的支离破碎、不伦不类。另一方面，贾平凹则在他的商州小说群体中，汇聚起他心智和情感的绝大部分。向世人表明，传统生活秩序中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被人自觉的汲纳、整合到新的生活结构中，才能不断地保有它的美质并继续发展它的功能；而这，只有商州顺应山地外的现代社会进程，物质上摆脱了贫困落后和闭塞，心理行为上摒弃了小生产的印迹和宗教的束缚之后，才可望做到。事情也确实这样，既面的生活秩序如果能够满足商州人的生活需要，那就用不着担心它会接受外面世界的影响而改变自身。此外，非道德因素也并非社会进程的必然结果。实际情况是，社会由于自已突进期的宏大激端，以致还来不及协调自身的所有环节，臻达面面俱到的完善，环节间的发展不平衡留下的某些粗疏和空隙，便使得人类长久致力控制、改善的人性中不那么完美的因素，一时得到放纵滋蘖的机会；但社会一旦完成了突进期，有了重新调整平衡自身结构的时间和精力，那么一时抬头的非道德因素就可能在充满新鲜活力的社会结构中，得到比在以前的社会结构中更加有效的规导和控制。一种极强烈的认同感和回归意识使得作家对农民问题采取了一种不拘泥于事物真实性的写法。作家对于传统的臧否取舍，对农民的批判接受态度常常表现的含混暧昧，这种态度被人称为“农裔城籍”心态。从终极意义上说，有效的潜潜治疗人性的弱点，只能落实在经济文化不断向现代社会进程中。社会的历史目标，自觉的为实现这些目标努力，这一切将使人的人性本质获得升华

    国民劣根性的批判

    这个阶段以贾平凹1980、1981年发表的《夏家老太》、《山镇夜店》、《年关夜景》、《沙地》、《好了歌》《二月杏》等小说为代表。 随着人们生活经验的增长，入世的渐深，作家用自己理性的眼光，审视乡土社会、人生，逐渐发现了乡村生活中一些丑恶、愚昧的现象与阴暗面，感受到了乡村生活并不是那样的单纯美好。因而这一阶段作品的基调也由前一阶段的明快转为滞重，明朗转为灰暗；欢快的笑声为低沉的叹息所代替，对乡土由衷的赞美，让位于深沉的批判、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变为对龌龊现实的失望与痛惜。 作家心痛之余开始效法鲁迅揭示国民性的笔法，对乡土文化中愚昧、落后、麻木等世俗心理与国民劣根性进行批判。但无疑，深爱着故土的作家内心已蒙上了一层浓重的感伤与困惑。 如，《山镇夜店》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山镇小店，住店的山民们为争床铺互不相容，而当要给到来住店的地委腾房时，大家却毫无怨言，相互帮助利索地收拾行李，并为能与同住一店荣幸万分。 到来，大家像夸赞皇帝的新衣一样在极度兴奋中对的方方面面称颂不已，有人竟兴奋得散烟给大伙抽。对此不解的小孩悟儿，在大家熟睡后上楼去，看到的却是一个具有一副和普通山民同样丑陋睡相的。 小说写出了与60年前鲁迅笔下阿Q具有同样精神状态的乡民身上的愚昧落后、易于满足、以精神胜利法医治疾苦的自欺欺人的自我陶醉的劣根性。

    这个阶段的贾平凹对作为保守的一方的批判是不留情面的，他显然认为他们属于过时的应该遭到时代淘汰的人物，他们不配享有更好的命运。虽然回回拥有如上所引的自足生活，而禾禾一开始却是多方折腾无果，妻离子散、寄人篱下，但最终是禾禾成了生活的主宰，而顽固的回回们即使拼命劳作也只能一天天没落下去。贾平凹的这些作品都是以爱情、婚姻、家庭为叙事线索的，因为它们是中国农村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存在形态，在贾平凹的叙述中，上述冲突最终都或轻或重地导致了原有的情感或家庭关系的变化或解体。最突出的就是《鸡窝洼人家》，有的论者认为这部作品的婚变在艺术真实上处理得还不够好，特别是缺乏人物性格的基础，但禾禾、麦绒与回回、烟峰两个家庭的重组在说明这场变革的力量以及人物对各自价值观念的坚持上确实具有相当的艺术冲击力，这也正如贾平凹在《古堡》中明确表现的主题，中国乡村不但存在着、经历着各种关系的变更，而且还亟待人的改革?quot;人变，什么事都好办。若人老不变，即便是钱得金山银山，保不定倒会出别的乱子！“这是贾平凹以后在相当长时间探讨的重要主题之一。

    早在《腊月·正月》、《古堡》等作品中，贾平凹已触及到社会变革的负面影响问题，喻指的实际上是文明的代价，这是一个历史哲学的经典命题，即每当新的社会变革进行时，旧所压抑的一些道德问题会因为前者的失范而泛滥开来，而由于新的的不完备，又不可能对新的道德问题提供可靠的预警。在《古堡》中，贾平凹指出了在山民身上存在的愚昧、自私、迷信、褊狭等几乎与生俱来的劣根性，张老大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后来很普遍的所谓要治贫先治愚的提法。即使在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变革者们的身上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心理和道德疾患，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杠杆问题，比如《腊月·正月》里的王才，不但自卑、胆怯，而且对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也缺乏自觉认识，开办乡村企业也好，为乡村文化捐资也好，连同处理乡间的一些人情往来，客观效果看似不错，但他原本的愿望也不排除争强好胜、嫉妒、偏执的成分。

    对故土满怀深情的贾平凹，发现他热爱着的纯朴善良的乡亲竟充溢着愚昧、落后、麻木的世俗心理与国民劣根性，内心是多么痛惜。他曾说，对故土“因为爱得太深，我神经质似的敏感，容不得眼里有一粒沙子，见不得生活里有一点污秽，而变态成炽热的冷静，惊喜的慌恐，迫切的嫉恨，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和忧郁”。 这样的主观情绪，在这一阶段的《夏家老太》《二月杏》《年关夜景》作品中有着同样的表现。 故土乡民的残缺，使作家内心深处感到极为失望，但必须注意的是，作家并没有改变对乡土的深情。对乡土愚昧、落后的痼疾的痛恨与批判，正是作家对其乡土满溢着深爱的体现——作家恨得愈是深切，对乡土的爱愈是浓郁、炽烈。对此，莫言也有过类似的感受：“尽管我骂这个地方，恨这个地方，但我没有办法割断与这个地方的联系。 生在那里、长在那里，我的根在那里。尽管我非常恨它，但在潜意识里恐怕对它还是有一种眷恋”。在这一阶段，贾平凹的乡土情结经历了一个感伤与焦灼的阵痛，忧患意识是这一时期贾平凹乡土意识与乡土情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标志着作家的乡土意识由单纯开始走向成熟。

    三、对商州乡土的文化寻根

    寻根文学

    1985 年前后出现的“寻根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中有着很特殊的转折意义。“”后的“伤痕文学”，标志以文学干预社会政治的三十年代传统的局部恢复（于是出现了“新时期文学”这个过于乐观的概念）。但真正在文学中讨论文化课题并探索文学形式的新局面是直到1985 年才出现的。

    “寻根文学”大致有三个不同路向：一是在“”后重新认识和整理民族文化支柱或检讨当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伤害，代表作家是贾平凹和钟阿城。二是挖掘当代政治在传统文化民族心理上的深层根源，最典型的作品是韩少功的《爸爸爸》和王安忆的《小鲍庄》。三是在社会现代化的“危机”中寻找“种族之根”或“道德之气”，以解救当代（城市）文化的堕落及人的精神价值困境，郑万隆、李杭育以及某种程度上的莫言、张承志等，都比较接近于这个倾向。

    “寻根”这个概念是因为韩少功在1985 年第四期《长春》上发表了他的短文《文学的“根”》而开始引人注目的。但“寻根”的作品却至少可以上溯到1983 年《钟山》第四期上的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商州初录》由一组散文体小说（或称笔记小说）所组成，题材并不醒目，情节也不奇特。最初发表时读者不多，但却在杭州的讨论会上由于阿城、李陀的大力推荐而成为同行们关注的中心。不过要讨论《商州初录》，则有必要先回顾贾平凹从起步到1983 年写《商州初录》的创作发展轨迹。贾平凹是以短篇《满月儿》（ 《上海文学》1978。7 ）而走进文坛的。严格说来，这是一篇从五十年代教化文学模子里印出来的较有乡土气息的复制品：一对乡村姐妹，姐姐满儿平静内秀热心农业科研，妹妹月儿天真调皮总是咯咯笑个不停。人物描写颇合“茅盾规范”——既有生动夸张外部细节特征，又能清楚归入某社会类型。小说可取之处在于文笔学步孙犁，自然而又流动。评论界通常认为贾平凹的创作起步于纯真的乡村赞歌，《满月儿》便是例证。这一概括颇值得怀疑。同后来贾氏在《商州》、《黑氏》、《天狗》、《浮躁》等作品中所提供的农村景象比较，《满月儿》里所描绘的“两年建成大寨队”的“明丽的乡村画”，显然是只有所谓“现实主义评论家”才会感到赏心悦目的墙报宣传画。这类宣传画在“”后“新时期文学”起步时期比比皆是，不足为奇。问题是，贾平凹何以当初也如此“纯真”？贾平凹出生于乡村教师家庭，自幼在农村长大，不可能没见过大寨队是如何建成的。与其说他当时“纯真”，不如说他的创作个性在一开始就是“扭曲”状。写作《满月儿》（及《山地笔记》集中其他作品）时，贾平凹是一个刚毕业留城的工农兵大学生。他关在西安的一间六平方米小屋中面对墙上贴着的一百三十七张退稿鉴。撇开“”前后确有不止一代青年喝过“狼奶”因而只会“纯真”地看世界不谈，即使已经到了朦胧诗人所谓“我不相信”的阶段，因时期仕途不通教育荒废，对很多以文学为奋斗途径的青年来说，现实的退稿鉴是比《莎士比亚全集》更实际的教材。将二十年乡村磨难的切肤体会放在一边，只是“纯真”地唱出带泥土芬芳的“明快赞歌”——有意无意先谋取“发言权”再说，这时贾平凹的心态其实也是“浮躁”的。当然贾平凹并非特例，类似的先唱甜美赞歌然后逐步改变创作路向的情况，在张抗抗、王安忆、韩少功、陈建功甚至张承志那里也都存在。“”一代青年作家在“”刚结束后的作品出版尺度下，不得不先“变声”（作天真状）以求发言权。难怪一旦作品获奖作家出名，贾平凹的“浮躁”便立刻向另一极端倾泄——于是便有了《晚唱》、《厦屋婆悼文》、《好了歌》、《二月杏》等色彩灰暗的作品。他的创作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这一时期的贾平凹笔下，泥土气息依然浓厚，但渗透了乡民的麻木与愚昧。明月山石还是清隽，却衬出了人生的无常和世态的炎凉。比如《厦屋婆悼文》，历数一乡村妇女艰难的大半生：有真情的恋爱被“捉奸”，穷困至极偷薯叶养猪却成“劳模”，同邻居呕气累死自己男人，当生产队长苦干反而挨批。一生辛苦一世凄惶，“命”在哪里？由于摈弃了政治说教且超越了道德评判，主人公的命运感慨里充满人道意味，反衬出几十年的社会背景（和李顺大、陈免生所赖以生存的农村背景一样），确实灰暗。又如《鬼城》，贾平凹以传奇的戏剧性笔触描写“”中的武斗：一方在俘虏身上绑上炸药点燃后任其奔跑，另一派则将几十个对立者（敌人）捆上石头投江。最后两派的坟地在山中一角相邻，死气伴着山岚，人称“鬼城”。这种对“”残酷性的描述，同一时期恐怕只有郑羲的《枫》可以相比。再如贾平凹的散文《文物》，以淡而涩的笔致，写一昔日为娼为妾的老妇人凄凉而又悠然的晚年，她在山间容身之处，“”时反成世间罕见一方“净土”。原先喜欢赞赏《满月儿》“纯真清新”的评论家们，这时对贾平凹感到失望和震惊了。偏偏1981 至82 年间平凹情如潮涌才不可遏，不仅小说画面 “灰暗”，散文也接连吟咏病树残月怪石颓花，而且在理论上还口出“狂言”，声称要寻找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美学共通之处。（十几年后，以《废都》引起争议的贾平凹访问回答有关近作《白夜》的问题，仍然坚持上述美学主张。）②于是，来自作协、评论界乃至领导的“关心”、“爱护”、劝告和“帮助”便把贾平凹包围起来了。1982 年陕西省专门举行“贾平凹近期作品讨论会”。会上有人忧心忡忡地提问：“一个诗人气质的作家，甚至在阴云蔽日的年代就唱着明快的赞歌，现在在一扫阴霾的晴空丽日下，怎么倒唱起了忧郁之歌？”这种批评意见是很有代表性的：“ （作品）里有对现实不合理现象的不满，有对普通劳动者命运的深切同情，也有不被人理解、找不到人生意义正确回答的孤独感。作者在抒写这些感情的时候，看来都是真诚的，并非矫情做作。但是这些感情，作为对社会现实的一种情感反映，却不一定是准确的，有广泛社会基础的。”贾平凹沉默了一段时间，作了两点自我反省和选择。一是他在发现自己解释生活的权利有限以后决心重回家乡陕西商洛，不再轻易地为生活唱明快赞歌或凄厉哀调，“沉”到商州里面只写乡俗民风山景农事，并浸染其间的中原文化传统；二是他听到有人说他的散文优于小说，这种评论促使他产生了自觉的“文体感”，以为三十年代以来中国小说接受了西方模式而散文却承袭了明清笔记传统，于是他也有意以散文笔法为小说——这两个反省和选择，便是贾平凹“寻根”的背景，也是《商州初录》的背景。

    贾平凹在寻根文学中的意思义

    《商州初录》由引言及十三个既似散文又像小说也可以说是采风笔记的短篇组成。其中《引言》述作者大写商州之用心立意，《黑龙江》是初入商州的游记，《莽岭一条沟》、《桃冲》、《龙驹寨》、《棣花》、《白浪街》诸篇均从容铺开某乡某镇的地理风貌民俗野趣，间或夹入人情奇事，合成一种古朴淳厚的气氛，是《初录》中最佳的几篇，令人想到周作人的《乌蓬船》或郁达夫的《浙西游记》。其余各篇则偏重写人写事，《一对情人》、《石头沟里一位退伍军人》、《屠夫刘川海》的反礼教内涵并没超越二十年代“乡土派”与沈从文《萧萧》的水准，《刘家兄弟》以传奇形式表达一种善恶观，《小白菜》、《一对恩爱夫妻》则又写了两个现实社会悲剧。写人情最出色的，当属《摸鱼捉鳖的人》，尽管其间“我”的文人腔感慨显得多余，而某些细节也似曾相识。比方说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坛像个新兴（或复兴）的都市，满街舞厅咖啡座酒家迪斯科争奇斗艳，其间却也有家青年人新开的茶馆——大众或许一时还不注意，细心人却立刻从中感受到那一份沉静从容，那一股清淡隽秀。说《商州初录》有意无意间开辟了“寻根”之路并不为过，这种开辟工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初录》提醒“”后的青年不要一味陷在“我不相信”的愤怒反叛颓放伤感的情绪之中，而应回头看看朴素平实的民间，也回头看看沉静中和的文化传统；其二，《初录》也提醒当代文学的“先锋派”（大都是青年作家），不要一味只沿着“五四”以来的小说模式西方化的方向去“探索”，不要一味只学步卡夫卡和福克纳的奇技异彩，还应回过头重新审视从《世说新语》到明清笔记再到三十年代散文的脉络线索，在语言和文体的意义上重新注意汉文学传统的魅力。同一个山沟（或山寨山庄山村），韩少功王安忆会痛感其愚昧、封闭、 “超稳定”，阿城会在其间得到“士”的顿悟超脱，郑万隆会歌颂其粗犷原始有野性，可贾平凹却在其间感受到善良、纯朴的乡情和仁义、健朗的儒风。在正面的意义上发掘乡情与儒风之间的联系，这确是贾平凹“寻根”的一个特点，不过他叹儒风却未深涉“士”如何自处的课题（他不能像周作人梁实秋那样从文人角度谈儒谈道，文人在作品里如成主角则更像法国小说《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索黑尔而全无士大夫气，如《浮躁》中的金狗）；他赞乡情却也不是真正农夫立场，在乡间他其实拥有秀才式的文化优越感，⑤进城后才更热爱据说是刨地耕土都可能掘到秦砖汉瓦的中原土地。所以贾平凹的“寻根”，主要不是寻给农人看的。其读者背景，应是处在浮躁中的都市人。后来在《浮躁》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种融合的努力。贾平凹自称《浮躁》是他同类作品的最后一篇，事实上所有以前出现过的人物、场景、画面乃至细节都一起出现了。这个长篇曾受到过政治上的批评，因为其间描写了当年打游击的地方武装领导几十年后如何各霸一方大搞官僚；同时《浮躁》也得到评论界的溢美，并在美国获奖。

    我一直认为，贾平凹“寻根”，其文体意义大于其思想意义。早在1982年发表的《文物》等作品里，他就显示了超越（或至少是大异其趣于）同时代人的清涩平和的文笔品味。《初录》则将这种远承明清笔记近袭知堂废名的笔趣情致进一步文体化格式化了。虽然当时的文学界领导正忙于清除污染下边青年人则急于借用种种西方现代派技巧来渲泄愤怒失望情绪，一时并未特别留意《商州初录》的悠然出现，但一些真正有心于文体、文字探索且不满于伤了汉语的风骨只学得海明威、福克纳翻译腔的作家，很快就发现并发展了贾平凹文体实验的影响。 1984年秋在杭州会议上阿城津津乐道谈论《商州初录》的原因，便是因为这一种笔记文体可能有纠正当代汉语文学的 “翻译腔”倾向。倘若没有阿城的“三王”，《商州初录》在当代文学史上也不会像现在这么重要。阿城当时感兴趣的，自然一是对文化传统的重新观照，二是文体、语言的“复古”实验。不过在后者他是沿着贾平凹的方向继续跨步，在前者他们虽然做同一件事，却走了不同的路径。

    乡村故土文化愚昧、落后的一面使贾平凹感伤、忧郁，但他并未停止创作的步伐，而是埋头扎进商州故乡的州县乡镇与山地，在1983年到1985年间写出了长篇小说《商州》、中篇小说《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腊月〈 正月〉》、《天狗》等诸多作品。 在这些小说中，贾平凹对商州山地乡村社会的经济、政治、道德伦理、文化心理、心态情绪进行了全面的、历史的俯瞰和审视&一方面，描绘了70年代末以来在改革开放洪流冲击下商州乡村社会生活中人们思想感情、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的具体而又深刻的变化；另一方面作家也流露出现代物质文明给传统乡土文化带来负面影响的忧虑。正是由于对商州乡土文化的全景式描绘，贾平凹不自觉地被奉为刚刚兴起的“寻根文学”的先锋。所谓“寻根”就是寻中华民族之根，寻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在贾平凹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之根无疑在中国广袤的乡土，存在于他的家乡商州。 这时的商州，在真正意义上已成为贾平凹创作上“心灵的根据地”，也标志着在乡土情感上，作家已找到精神的家园，在关于乡土的记忆中，作家不再流浪。这时的贾平凹，对乡土的认识已不再是初登文坛时单纯的咏唱与后来的一味的感伤，而是带着一种理性的成熟的眼光，闪现着坚定、自信、豁达，尽管这时传统乡土文化面临现代文明的冲击与侵蚀。无论是《小月前本》中王小月在情感与理智上对聪明活络、敢说敢做的门门与老成善良、勤劳本分的才才做出怎样的选择，还是《鸡窝洼的人家》中禾禾麦绒、回回和烟峰两对夫妻冲破乡村传统婚姻家庭观念在道德与情感矛盾对立中做出的重新组合，抑或《腊月〈 正月〉》中以韩玄子为代表的乡村传统文化势力在与以王才为代表的乡村变革力量的冲突中失去村里的中心统治地位，贾平凹都无意对他深爱的乡土与生活其中的父老乡亲做出主观的简单价值判断，而是更着意于阐发对这些的认识、理解。 对于那些跟不上时代潮流甚至成为阻碍乡土变革势力的人，如韩玄子、才才、回回，贾平凹也充满了同情与期待。这种情感认同也许含有作家发自内心的对乡土及生活在其中的父老乡亲的偏爱成分，但无疑，这包含着作家对乡土认识和理解上的达观与冷静态度，标志着作家乡土情感的成熟。

    四。乡土情感的浮躁与坚守

    改革之初，由于改革逐步给中国广袤穷困的乡土大地带来物质的丰富，以及它对传统乡土文化的冲击尚不十分显著—— 如在《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腊月〈 正月〉》中显示的—— 贾平凹对改革所带来的现代文明一定程度上还是在宽容中认同的。 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改革的弊端和改革带来的现代文明对乡土文化产生的巨大冲击，促使作家回头重新审视乡村改革，思考现代文明对传统乡土文化的负面影响。作家感到，现代文明的侵袭不仅打破了平静的乡村生活，更破坏了乡村(古老而美好)的温情世界。 作家的浮躁情绪也随之产生。正如贾平凹在《妊娠序》、《浮躁序》两篇的序言中所说：“对于严峻的丰富的又特别新奇的现实生活，我几度晕眩，迷惑，产生几多消沉，几多自信”“写《浮躁》，作者亦浮躁呀！”在《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中，作家曾经以乐观与豁达的笔触，描写了乡村改革及现代文明给中国乡土大地带来的物质生活与传统观念的改变。 然而，改革的推进，触及了乡村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也引起了乡土社会文化心理和人们价值观念的失衡与被商品经济唤醒的人的物质欲望的泛滥。 这一切使作家不得不深入思考传统乡土社会文化及生活在乡村大地的父老乡亲。这思考，体现在小说《浮躁》、《美穴地》、《白朗》、《冰炭》、《远山野情》等作品中。在这些小说中，贾平凹极力张扬商州乡土文化中美好的道德。淳朴的民性与高尚情操，试图以对传统乡土文化中优秀成分的歌赞来对抗现代文明的侵袭。 如《浮躁》中的雷大空便是一位行侠仗义的好汉。他重承诺，讲义气，对朋友一腔忠诚，两肋插刀。为严惩意欲强暴小水的乡，他不怕蹲监坐牢，敢一刀跺下这位的脚趾。《冰炭》中的白香，是一个纯朴。高洁的乡村女性，是美和善的化身。冷酷的世界泯灭不了她对美的追求和对善的同情与珍爱的天性。在极为险恶的环境中，她敢于冒险保护身为犯人的秦腔演员刘长顺，给他以物质和精神上的力所能及的帮助。 她那超脱世俗功利的情感与行为是传统乡土文化精神中美好道德与美好人性的外化显现在对贾平凹这一时期小说创作加以分析时，我们可以发现，除《浮躁》等极少数小说对乡村改革带来的冲击进行正面的现实主义描绘外，其余大多数作品如《冰炭》、《美穴地》、《白朗》、《远山野情》等都对商州山地民性的淳朴善良。道德的美好高尚与富于血性的侠义精神进行张扬与礼赞。

    愈是闭塞山乡僻壤，地域性的民俗色彩愈浓，民族意识的传统力量对比相对而言的稳定性愈强，透过风俗民情的描写，可以透视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贾平注重实效描写民俗民情，并从时代和历史的角度挖掘民俗生涯的底蕴。如《鸡窝洼人家》中孤陋寡闻的人们对求儿涧、夜哭郎的迷信；《商州初录》中山里人家猪圈上绘着的白圈，人们对这种白圈脸有使百兽畏而怯步的魔力普遍确信等，作家借助对这些民俗活动的描写，反映出历史文化的某些积垢，让人看到地域性的民俗正在以什么样的力量制约着民族文化心理，提醒我们：在这块历史悠久的土地上，还留有不少陈旧而又沉重得难以搬走的“百宝箱”。

    乡村固守与城市焦虑，

    新时期乡土文学有一个现象就是乡村固守与城市焦虑，这就是路遥、贾平凹，这些是非常让人尊重的作家，他们的价值非常坚定：我自己的价值、我笔下人物的价值都必须与乡土同在。他们也认识到乡土的贫穷、愚昧，但在最终决定人物命运和灵魂归宿的时候，他们都坚定地选择了乡土价值取向。选择了乡土就是选择了坚韧，选择了乡土就是选择了与贫穷抗争、选择了精神家园的皈依。农民在长期亘久不变的排他性的乡土环境中，任何文明要素都被变成了“奇技淫巧”，对之作妖魔化想象和认识，表明了我们乡土大地的某种陈旧和落后。一个文明追求者的脚步嘎然而止，用这样一种不惜毁坏文明追求者、一个乡土大地、一个黄土地千百年才能出现的游走者、漂流者。游走、漂流就是寻找，就是风险，就是实现，是生命的蜕化，没有斩断既有的生活秩序，没有斩断自我的生存规律，哪有人类文明的既不呢？只有在路上，你的生命才能得到历练、冶炼，只有在寻找、颠簸中，你的生命才能得到升华。只有有了这样的经历，你读作品的感觉，一样的文字和符号，对你生命的触动，对你价值的选择，你如何来看待作品，如何来审美，你就得到更多的东西。我们说北大为什么能出人才，就是因为北大是一个多文化的空间，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各种思想得到了冲击和融汇，进而能实现生命的飞跃。

    乡土坚守和都市焦虑几乎能衡量80年代很多重要作家，他们表达的乡村回归理念是非常坚定的，当然也是非常痛苦的。以贾凹平为例，他的“商州系列”小说中的意象，从山区到城里走了一遭的人，哪怕是一天，女人就变得淫荡了，男人就变得油滑了。城市在这些作家眼里，变成了罪恶的渊薮、潘多拉的盒子，里面装的都是魔鬼。城市意象和乡土作家们构成了一个很有意义的现象。中国作家一方面希望生活在城市，因为城市有着丰富的物质条件、优厚的待遇，极好的生活设施，多样的发展空间，有机遇；但另一方面，他们的情感永远在农村。施蛰存、沈从文、路遥、贾平凹等如此。所以贾平凹在西安生活很不习惯，就有了《废都》，对城市进行一种毁灭性的描写。既有他个人的感受、经验，同时，也有中国的世纪末情绪。《废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文本，但它描写的依然不是现代的都市，而是一个很古典的、名士风流的城市。乡土固守必然伴随着的是对都市的恐惧，这样导致的结果就使得我们许多作家对待乡土大地是贫穷却坚韧的精神，麻木但很温暖的情怀，同时也有狭隘的情怀、草莽的举动。这些他们都看到了，但他们都容忍了，而且以为这将是新生代、更多的一代一代年青者必须坚守的地方。哪怕你不情愿，也得坚守大地。在这个意义上，乡土情怀令人钦佩。但换一个角度，到了20世纪，乡土之外还有都市，都市之外还有更阔大的世界。作家视野的狭隘、固执和坚守不得不值得我们怀疑。有这样一个事，幼儿园的阿姨在给小朋友讲《愚公移山》，把愚公精神讲的淋漓尽致，讲完后，问小朋友有什么感受，一个小朋友举手问，“阿姨，愚公怎么那么傻，不如搬个家吗？搬家比搬座山不简单得多吗？”是啊，符合环保又符合可持续性发展。这不是夸大，而是思维空间得改变。用这样得变化背景和文化思维空间来看，我们所钦佩得当代文学得乡土作家，我们承认他们发掘出了中国乡土大地的坚韧、温馨、执着和和睦的乡土基因，但另一方面，他又认同这些基因，这些文化元素，这就走向了令人担忧的固守，也就影响了这些作家，像愚公一样，无论如何勤奋，终究不是一流的。我们缺乏一种世界级的、全球性的世界眼光的创作。 就这样，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贾平凹在困惑与浮躁中构筑着自己心中的商州乡土圣地，以此对抗现代文明，坚守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五。困惑与超越，营造精神的乡土

    “精神还乡”——现代都市人的生存悖论 

    现代工业文明对乡村农业文明的冲击与挤压，使一部分有着农民身份的作家作为知识分子首先被城市吸纳。都市的繁华与富足曾一度让他们眼花缭乱，但是人情的淡漠、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物质财富对精神世界的挤压又使他们对城市深存戒心。他们无法完全融入都市的精神生活，最熟悉最动情的仍然是心中的乡村记忆。另一方面，这些作家又决不愿放弃都市而返回农村，“倘若又使他(她)长期地去忍受物质匮乏，缺少文化气氛的生存煎熬，恐怕他(她)同样会陷入另一种逃离之中。” ④这部分作家所面临的尴尬，实际上是现代都市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尴尬。为了逃离城市文明，他们决不会选择放弃都市生活，而是试图从精神上构筑一个家园神话，这便是所谓的“精神还乡”。显然，“乡”的含义已不再指涉现实的农村故土，而是一个与现实相对立的“精神乡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对乡土的向往，实际上是对城市文明的背叛，是对回归自然的渴望。 鲁迅曾指出乡土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并不是作者所写的文章” ⑤，这就暗示了对现实乡土的远离和精神乡土的虚幻。乡土文学的情感基调应是“隐现着乡愁”的，这“乡愁”实际是漂泊在外的游子对故乡的眷恋与焦虑。一方面，他们对破败的乡村与苦难中挣扎的乡民隐现着深深的忧患；另一方面，又因为远离故土而在作品中寄托了无法排遣的怀乡之思。忧患也罢，怀乡也罢，其实都是他们寓居都市而心怀乡土的一种“精神还乡”情结。无论是鲁迅笔下悲凉的故乡，或是萧红记忆中的北方村庄，还是沈从文那未被现代文明侵染的湘西世界，都是作为一种精神的乡土而存在。90年代“精神还乡”的内涵要深刻广泛得多。它超越了“五·四”时代精神启蒙的初衷，不仅具有“隐现着乡愁”的情感基调，还融入了现代理性的批判意识和怀疑气质。作家以深刻的现实理性去反思都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冲撞、残缺与对立，并引发对人类精神困境的思考。具体来说有两种走向：首先，在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相互冲撞的背景下，农村地盘被蚕食，大量物种被灭绝，环境被污染，由此引发的生态灾难唤醒了人们对过去乡土的记忆，从而对都市文明的入侵进行某种程度的反思。工业文明摧毁农耕文明的合理性受到质疑，人与自然的关系被重新思考。

    近年乡村小说内在的精神矛盾，认为现代城市文明对农村社会的冲击弱化了农民的恋土意识，但城市文明自身的缺陷又使“精神还乡”成为普遍流行的都市情结

    这种情形到90年代发生了深刻变化，改革开放的深化逐步把农村卷入整个市场经济体系，落后的生产方式与保守的经营理念使乡村与城镇的落差越来越大，农村成了城镇工业的原料供应地和成品倾销地，土地的重要性遭到质疑。“面对日益开放，充满诱惑的外部世界，这一代人明白，要想致富，村庄是不可能提供资源和机会了，村庄已经丧失了经济上的重要意义，不再是一个可以终身依托的锚地。” ①做着发财美梦的新一代农民开始逃离村庄，土地意识在淡化，乡村情感越来越稀薄。有学者指出：“人对土地的痴恋与依赖是村社自然经济的精神标记，现代工业文明对古老的农业文明的冲击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人与土地间依存关系的淡化与疏离。处在这样的文明蜕变进程中，困守土地只能是一种历史的喜剧。” ② 由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进发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农村的现代化转型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心变动，无疑是乡村小说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因。在全球化语境甚嚣尘上的90年代，面对铺天盖地的外来文化，面对都市日益膨胀的物质文明和自我精神的逐渐丧失，栖居城市的乡村作家陷入了双重困境：一方面，他们对乡村的风俗传统和农民的处世心态有着骨子里的理解与认同，并试图以世界性的眼光来谋求一种有效的阐释途径，摇摆于传统与现代的两端。另一方面，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人性异化与自然环境的被破坏，使现代都市神话在民间温情的观照下暴露出狞狰的面目，感伤的怀旧情绪普遍萌生，作家们再次把目光投向“野地”，力图营造一个精神的家园。 

    90年代是乡村小说的分水岭，大多数作家对乡间奇风异俗的描写有了更为理性的审视，农民形象不再是某一政治符号或文化符号的替身，作家开始把笔触深入农民的内心世界，乡村书写呈现出趋向多元的态势。背井离乡进城淘金的农家子弟大量进入作家的视野，表现他们在城市的艰难处境，描写他们难以根除的农民习气成了近年乡村小说的一个新话题。农民对土地的深情不再获得肯定，而更多呈现出困守的悲剧色彩。90年代以来，政治意识逐渐从乡村作家的话语里淡出，而替之以更具现代意味的怀疑精神与反思精神。乡土意识已不仅是对土地的依恋和对故乡的深情，更是作为与现代城市文明相对立的一种精神资源而存在。

    贾平凹在90年代先后写了《土门》、《高老庄》、《怀念狼》等长篇。《土门》中城市对乡村的吞噬，是对90年代乡村社会都市化这一历史进程的形象表述。乡村的贫困落后与城市的精神贫血造成了两个世界都残缺不全，在面对面的冲突中，“乡村”节节败退，最终被步步紧逼的城市吞没。作者以略带感伤的笔调描写了仁厚村的覆灭，然而“城市”残缺，“乡村”不再，何处才是安妥灵魂的家园?近年出版的《怀念狼》则对人类与自然的对立作了更为人性的思考。捕狼英雄们在野狼快绝迹时丧失了血性，并导致生命力的萎缩。猎人对野狼的怀念，其实是人类对自然天性与强悍生命力的本能呼唤。这些小说渲染了作家对农村自然社会遭受侵染的无奈，透露出对现代文明的惶惑与无所适从的心理。他“对现代文明进行批判所持的精神立场更多是带有农识的精神特征，在贾平凹的意念里农村土地始终是生命的依托。” ⑥ 其次，“家园”意象成为烛照理想精神的明灯。寓居都市的作家，逐渐厌倦了城市的喧嚣，渴望获得精神的闲适与宁静，于是“野地”这类远离城市的意象被赋予更为广泛的生命内涵，成为这一代城市流浪儿的理想家园。“家园”已丧失了现实中乡土故园的意义，只不过是作家们逃避城市喧嚣的精神避风港。城市已成了一片“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唯有故乡大地才是精神的锚地。温情脉脉的农耕文明正在消失，城市的精神资源似乎日益枯竭，理想化的乡土已然失去了现实存在的基础。如何改造贫困落后的农村?如何挽救乡村文化在工业文明轰轰脚步下的毁灭?何处才是安妥我们灵魂的最后家园?这已不仅仅是乡土作家所面临的困惑。90年代的乡村小说再次虚构了一个精神还乡的神话，并试图以此来烛照现代人的精神品格，但作家们在现代城市文明的废墟上建构自己的乡村梦想的同时，无疑也建构了一个自相矛盾的生存悖论。面对两种文明的交汇碰撞，人类理性始终在“城”与“乡”、“现代”与“传统”的两端进行着艰难的抉择，而作家们的努力本身就是对其生存困境的自审与探讨，显然也是对“乡土意识”的超越。 

    在几部关于城市的小说中，贾平凹小说描绘的对象从曾经(心灵的根据地)的商州乡土转向现代都市。 必须注意的是尽管创作视角变化了，但是，作家审视现代文明的传统乡土文化立场并没有改变。 只是到《高老庄》，作家理性中对传统乡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负面进行了双向批判，这标志着作家乡土意识的升华。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大地的确立与发展，改革进入深化阶段。现代文明不仅剧烈冲击着广大乡村，本身为现代文明重要部分的都市文化也在发生剧变。作为来自乡村又寓居城市的作家，贾平凹对这二者深刻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与对立充满困惑，以至绝望。作家站在传统乡土文化立场，对以都市为代表的现代文明进行审视与判断。如在《废都》中，作家通过描绘庄之蝶为首的西京城四大文化名人城市生活中精神无着、理性与操守的丧失，对肉欲、金钱、名声的沉溺，抒写了现代都市文化散发出的越来越、糜烂、堕落的气息。 这腐烂、变质的气息，使作家感到滞重。困惑与绝望，精神家园已失却。何处是家园？回归乡土吧。只剩下朴素、纯净、明丽的乡村故土让人感到温情了。 然而《土门》中，城市在现代化发展中对土地的大规模开发征走了古老的仁厚村赖以生存的土地，村民们那充满诗性的茅屋和炊烟，充满田园牧歌般的亲情与乡情，都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化为乌有。 作为传统文化之根与人类最后的物质和精神家园的乡土，已被现代都市文明所湮灭。 在《废都》中，庄之蝶对城市的逃离不得，在《白夜里》，进城的乡村青年夜郎在都市中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所，到了《土门》，仁厚村在四周高楼大厦的包围下已不复存在。 人们在都市与乡村已没有安妥身心与灵魂的家了。在这种情势下，带着对家园的追寻，《高老庄》中的高子路还乡了，他带来了身为城里人的妻子西夏。代表城市现代文明的西夏很快融合在高老庄的乡土文化中了，西夏已成为贾平凹文化理想的象征：以传统乡土文化优秀成分为根基，吸纳现代文明的精髓，从而生长出一种有生命力的集传统与现代于一身的文化。 相较前面作品不同，大家普遍认为《秦腔》是一曲乡村文化的挽歌，表达了贾平凹对中国当下乡土文化衰败深深的绝望。评论家白烨指出：“小说中描写到的戏曲秦腔的衰亡，象征着旧的农民生活、地域文化的逐渐没落和衰败。”评论家李敬泽说：“乡土中国的前景是什么，没有人能够做出回答。”他认为，《秦腔》写出了这种“巨大的沉默”，他强调，“贾平凹的写作极端瓦解了乡土中国写作原有的形象。” 他曾说“我目睹故乡的传统形态一步步消亡，想要保存消亡过程的这一段，所以说要立一个碑。这一段生活和我有关系，有精神和灵魂的联系：亲属，祖坟都在那里。这种不分章节的写法，是因为那种生活形态只能这样写。我就是不想用任何方式，寓言啊，哲学啊，来提升那么一下。《高老庄》、《土门》是出走的人又回来，所以才有那么多来自他们世界之外的话语和思考。现在我把这些全剔除了。”《秦腔》也可能是作者关于他的真正意义写本土文化的一个结点，也是对故乡有深情的回忆，但主要是无可奈何的“告别”， 记忆中的故乡的消亡是不是观察和理解乡土的方式的终结。这时作家的乡土意识与情感，已由乡土与都市、传统与现代两种文明对立冲突中对前者的偏向与礼赞。变为这两种文明的熔接与整合，作家已不再单纯地以传统乡土文化立场审视、判断以都市为代表的现代文明。这显示了贾平凹对乡土中国的由衷的关怀，标志着作家乡土情感与乡土意识的超越。

    小结

    通过对贾平凹小说不同阶段显现的乡土情结主题内涵发展变化轨迹的探寻。我们可以发现。随着社会转型给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带来的深刻变化。随着作家人生经历的不断丰富。贾平凹乡土思想与意识不断走向深入。其小说呈现的乡土情结也由浅入深。由单纯走向复杂。经历了一个欢乐——忧郁——困惑—— 绝望——超越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这就是作家对社会转折时期中国乡土社会与传统乡土文化由衷诚挚的忧患与关怀，正如贾平凹自己所说：“我的情结始终在现当代。我的出身和我的生存的环境决定了我的平民地位和写作的民间视角，关怀和忧患时下的中国是我的天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