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族主体源于东夷

究。

一、引言

原始汉族的形成,传统上一般要追溯黄帝时代,相应的考古学年代为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即距今约五千年的新石器晚期,然后经尧舜禹的禅让时期到夏代,夏代前后是原始汉族基本形成的阶段,到殷商定型。以空间看,原始汉族的萌发、成形、定型一直都限定在黄河流域特别是中下游地区。据徐旭生的说法,在黄帝时代,黄河流域的主要远古居民有西方的炎黄集团、东方的东夷集团以及偏南一点的苗蛮集团,[1]学人多同之。不过,似乎还应加上东南与东夷相邻的百越集团。这些部落集团当然与原始汉族有关。所以,弄清楚上述部族集团间的关系对研究原始汉族的形成无疑具有关键的作用。从春秋到汉魏,对原始汉族的谱系盛行如下说法:从空间来看,整个黄河流域的居民,包括黄河上游的炎帝,黄河下游的东夷、中下游偏南的苗蛮,甚至东南的百越,要吗与炎黄(主要是黄帝族)有同源关系,要吗其首领与炎黄有血源关系,以时间来看,从黄帝到禅让时代的尧舜禹、到夏代、到商代、到周代、都是黄帝一脉单传。这样,原始汉族的来源十分简单、十分清楚。但一般认为,这种“万世一宗”的观念是受春秋以来儒家大一统思想影响的结果,它与当时的实际恐怕有相当距离,所以现在学者对上述谱系的主要内容都不予认可。徐旭生等人提出原始汉族是由远古黄河流域的几大部落集团融合而成的,对此,今天的史学界可能很少有人怀疑了。这个观点是本文论述的一个重要基础。东夷是个部族概念,同时也是个地域概念,从这两个方面看,它都是很模糊的。《竹书纪年》将东方远古居民合称“九夷”,他们分布在黄河下游到江淮广大地区,在古人眼中,“九夷”应是一个部族。而今人也一般认为东方的夷应为一个系统;不少人还认为江淮下游一带的百越与东夷应属一种民族。实际上,远古东方、东北方、东南方众多的居民很难被纳入一种民族中,他们应是文化面貌有异、来源不同的民族。我们把东夷从民族和地域特征上限定为:以大汶口文化及典型龙山文化为其文化特征的,大致活动在山东西部及河北、河南东部相邻地区,其核心是其中以鸟为图腾、少昊为始祖的部族。其实,不少前代学者已有类似的观点,如郭沫若、李白凤等。没有一个民族自认是东夷之后裔,加之有关东夷的历史材料极少,因而东夷的面貌是非常模糊的,甚至形不成个大致的印像。但近来一些研究向我们提示,东夷是现实存在的而且可以找到其上古的代表。有很

多证据说明,商人属东夷,其中最重要的

是商与东夷均以鸟为图腾,《商颂》中叙述商人的早期图腾是“鸟”;而《左传·昭公十七年》中少昊后裔郯国的郯子述少昊族凤鸟氏胞族中正好有个“玄鸟氏”;不少古史学者都注意到,甲骨文中的“商”上部象凤冠,而商先祖之一王亥之“亥”上端有“鸟”形或“隹”形。商人活动地域应在大汶口乃至典型龙山文化圈内,李济说:“事实上证明殷商文化就建筑在城子崖式的黑陶文化上”。[2]田昌五认为殷商的先人应是大汶口居民,传说中的先商活动于河北河南东部山东西部一带,这大概是商先人从山东西迁与戎狄(有)融合,与西方的夏族接融,而产生一种以东夷文化为基础又别于东夷的商文化,但它仍应包括在大的东夷文化圈内。[3]张光直说,先商历史至少一部分与东夷文化可能重合,又不可避免地受夏文化影响,可见商文化是东西方文化接融的一个结果。他还认为,夏和商作为两个政治集团并存至少从黄帝时已经开始。[4]而汤之前之十四世先公,其历史已经相当光辉了,陈梦家甚至以为,夏之十四世,即商之十四世。[5]商既有能力作为东夷中与夏族长期一直抗衡的部族,它应是东夷最有实力、最有活力的主体部份,并最终取代夏族。从民族学的角度看,若干部族自然融合为一个民族,其中一个部族要成为其主体。以下条件是非常重要的: A、空间优势。融合选择在一个特定的空间,说明其地、其民、其风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优势。融合中的地主无疑处在很有利的地位;B、一定的人口优势。C、文化优势。按享廷顿的说法,在人类发展中,最后的决定的因素是文化冲突,融合中文化占优的部族无疑应居主导地位;D、实力优势。E、语言优势。语言是一个民族的基本特征之一,在融合中语言处于强势的部族无疑处于主导地位,强势的标志应是该部族语言成为融合后民族语言的主体来源。这几个条件按其重要性可排序为C、E、D、A、B,本文的主体部分即按以上几点论述。

二、东夷在原始汉族形成中的空间和人口优势

在原始汉族形成过程中,发生了四次大规模的部族融合,其中一次在黄河上游,三次在黄河中下游的东夷之地,最大、最后的融合也在东夷之地。黄河中下游东方部族的融合比较复杂,它涉及到三个主要部族:东夷和偏南的苗蛮、东南的百越。徐旭生说,九黎族在山东、河北、河南接界处,首领为蚩尤。[1]看来它正处于东夷的地盘上,关于九黎与东夷的关系,从被广泛引用的、据信为周初的材料《逸周书·尝麦篇》可见,九黎进入了东夷之地,二者关系非同一般;战争中东夷同情九黎,而战后二族实际上共为一

体,故两族应已融合到相当程度。蚩尤在东夷之地影响甚大,《史记·五帝本纪集解

》引《皇览》说,蚩尤身首异处,故在山东寿良、钜野均有其冢,寿良冢常十月祭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为“蚩尤旗”。《史记·封禅书》记齐地祀“八主”中之“兵主”即蚩尤,这些说法当来源甚古。如果东夷、九黎无同盟关系,齐人不会如此崇拜之。一般认为九黎族即三苗之前身。较早把二者联系起来的材料是《国语》,汉代学者均以为九黎即以后的之苗;今人吕思勉、何光岳等也有此看法。再看百越与东夷。在东夷的南边,从黄帝到商周以前,有若干部族存在如太昊、淮夷、徐夷、皋陶等。以前不少学者都以之归入东夷,其实有不少迹象表明,这些部族与东夷不是一回事。与少昊相关的传说部落是太昊。据名而论,很多人都直接地把大昊与少昊归为一族,但《左传·昭公十七年》说:“陈,大之虚也”。陈在今河南淮阳县,而少昊之虚,据《左传·定公四年》说在奄,即今曲阜,两地相去颇远,《左传昭公十七年》中少昊后人鲁南郯国的郯子曾系统已具体叙述了祖先少昊鸟图腾的来源,鸟名官的系统。其中也提到太昊,但将其与黄帝、炎帝等非我族类者并列,而且明确说大昊不是以鸟而以龙为图腾。这些都使相信少昊、大昊为一族者颇感为难,于是就没法将二者拉在一起,如刘敦愿就以《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中,任、宿、须句、颛臾等太昊之后居曲阜一带的材料,将太昊之虚移至曲阜;又据同一材料中这些春秋时小国均风姓的说法,将其通假为“凤”,这样,其地望、图腾都相同了。[6]但是,郭沫若说“大应该是淮河流域的氏族部落想象的祖先了”,上述几个凤姓小国“当是从淮河流域发展到那里的”。[7]按郭沫若说法,则太昊应是淮夷之祖先。大禹时代著名的皋陶应为淮夷之先人。《史记·夏本记》说,禹“封皋陶之后于英、六”,六即今安徽偏南之六安县。《左传·文公五年》说,六和蓼被灭国后,人们感叹皋陶一下子绝了祀。蓼亦在安徽巢湖一带,郭沫若说,皋陶的后裔有英氏、六、蓼和群舒:即舒蓼、舒鸠、舒鲍、舒庸、舒龙、舒龚。[7]群舒在现在安徽偏南舒城一带,而这些地方都是公认周代的淮夷之地。所以童书业说皋陶是淮夷之祖。[8]周代的徐夷在商代被称为虎方,在今洪泽湖至徐州一带,李白凤认为徐夷属与东夷不同的另一系统。郭沫若、李白凤、徐旭生等均以徐、舒为一词,徐旭生更以为同词同字。[7]那么群舒与徐夷应为一族。故郭沫若说,徐夷是皋陶的后裔。太昊、皋陶、徐夷似乎与淮夷更有关系,那么淮夷族源于何方呢?王进使用模糊聚类的方法,从考

古学角度对夏代时期的山东岳石文化(典型龙山文化的继承者)与斗鸡台文化(属淮夷文化,今安徽淮河南岸寿县)的相似程度进

行测算,结果其相似系数不超过30%,可见二者存在很大差异,显然不是同一种文化。[9]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考虑到长江下游的百越族。蒙文通推断,徐夷可能与越人同族;[10]李白凤说徐夷文化发展成为春秋以后的吴越文化;[11]王进发现,斗鸡台文化的印纹陶大部分与长江以南地区风格一致,而斗鸡台文化的锥足鼎、平沿罐等也与长江下游宁镇地区风格一致。可见以淮夷与百越为同一族类是有考古学依据的。东夷南邻诸部族应属古百越族群北上的一支,其先头在山东南境与东夷发生融合,其首领为太昊,其称与少昊相似是由于融合程度较深,成为婚姻之族造成的。但太昊毕竟为外来异族,所以纯正的少昊族后人郯子能将自己祖先少昊讲得说清清楚楚而对太昊就不甚了了,且拒绝承认大昊为自己祖先。有商一代曾多次大规模征人方,有一种误解,认为这是征东夷,我们说过,商与东夷为同一系统,这不就成了窝里斗了吗?事实上,据陈梦家研究,殷代并无大规模征东夷之举,殷晚期大举征人方,实际是征淮夷徐夷,一直打到今洪泽湖西边五河县以南。[5]这些战争也可看作东夷对淮夷之战,此时东夷部族很多都成了商人的基本力量,可见东夷的商人对淮夷、徐夷并无多少认同感,这也证明了淮夷徐夷与东夷确非一族。仅仅是有一部分淮夷与东夷产生了程度很深的融合,以至他们有了若干相似的特征。大致在公元前五千年,在黄河上游已融合的炎黄集团顺黄河东进,在生存条件良好的黄河中下游,与早已生活于此的东方部族发生冲突,先是炎帝,蚩尤在河北太行山东侧大战,炎帝败绩;随后炎黄联军大败蚩尤东夷同盟,并乘胜进军东夷腹地,《史记·封禅书》说是“封泰山、禅亭亭”;接着是炎黄内讧,黄帝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在黄河中下游这场颇费时日的循环战争应是原始汉族形成的决定条件,是黄河流域诸部族最大的也是最后的融合。尽管此前很长时间内,融合就已以非战争形式在不动声色地进行,但这场战争却使融合加速、扩展并变得不可逆转。战后,在黄河中下游大概形成了强龙黄帝族和地头蛇东夷为主的部落联盟,随后进入了以尧舜禹为主要角色的禅让时期。这个时期部落联盟首领们长期致力于两件事,一是围剿黎苗,第二件事是共同大规模地治理水患。全联盟长期的、大规模的共同事业使融合更深入、更广泛、更有基础、更有动力。原始汉族的形成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有若干部族参加了融合,以前认为是四个:炎、黄、苗蛮、东夷,实际还

应加上百越;二是有明显的层次性,先是西部炎、黄,东方东夷、苗蛮、百越分别融合,然后东西方两大部落群融合;三是东主西客,主要的融合发生在东方即东夷之地,这

应是融合的主要特点。一定的人口构成是民族最基本的因素,东夷作为自己部族的人数和进入原始汉族的人数都是很可观的。考古发现,东夷之地是远古人类重要的聚居地,密布着大大小小的居民点。例如,在东夷的根据地,寿光西边与益都接壤处,即河中流一带和白浪河中上游(今潍坊市附近)都发现了庞大的古代遗址密集区,其特点一是遗址密度极大,河密集区中呙宋台一带仅70多平方里,有40多处重要遗址;加上其外围,大小计有100多处遗址;白浪河密集区河西部分在长9公里、宽5公里的范围内,发现遗址28处,邹家庄部分区在长7公里、宽1. 5—2公里的狭长地带,竟有遗址24处。该地区内各遗址相互间距离大的不过五、六百米,小的不过200米。可见东夷之地居民居住之密集,这在当时整个黄河流域是罕见的,即使是后代,华北平原上密度如此大的村庄群也不多见。二是考古时代连续,从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周未见断裂。[12]这说明其作为早期人类大规模聚居地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而不是由于人为或自然原因突然产生的。可以想见,当几大部族开始融合之时,东夷的绝对人数应是很高的。参加融合的炎黄、苗蛮、百越都留下了相应的与汉族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民族,这说明当初他们只是部分融合进了原始汉族。但东夷却没有遗民,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曾被灭族,或举族远迁于我们所未知晓的远方。沮丧之余,我们会猛省,这其实向我们暗示:几乎整个东夷都成了原始汉族,他们当然就不会留下有自身民族特征的遗族了。这样,从本部族融合成原始汉族的比例和整体性看,其它部族也无法与之相比。据此推测,原始汉族中东夷的绝对人数应是很高的。

三、东夷在原始汉族形成中的文化和实力优势

在原始汉族形成进程中,从文化、实力和影响看,东夷居主导地位。与炎黄东进相应的考古学年代大约是仰韶文化晚期(包括马家窑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后期,距今大约5000年前,一般认为前者似与炎黄有关,而后者应是东夷创造的文化。专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大汶口文化领先于仰韶文化及黄河流域其它文

化,当仰韶文化出现家族公社时,大汶口文化就已是一夫一妻的家庭和父权社会了,而且已有较严重的不均现象,加以大汶口随葬的陶器、骨器、玉器之精美,同时代无以伦比,以致于有人认为它已进入了文明时代![13]炎黄东进,不能全解释为该部族习惯

于“不常厥邑”,大概也是看中了这一个有较好生存环境的地盘,同时可能也被这里先进的文明所吸引。大汶口文化的继承者是山东龙山文化,从考古发现可见, 4500年前开始并大约延续了500年的龙山文化在黄

河流域诸文化中仍保持着领先优势,而且这种优势还在扩大,以先进工具工艺制造的黑陶独步天下,这种黑陶文化风靡黄河流域,战胜了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黄河中游的彩陶文化,也就是说当时的东夷文化战胜了西方文化。尽管从炎黄开始,西方部族征服了东方,但东方文明却高于西方,且仍迅速发展,所以陈连开说,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较后进的征服者反被文化较先进的被征服者所征服而达于融合的过程。[14]李葆嘉也说,游牧民族(黄帝)强悍,征战虽胜,然家耕文明先进,因此,胜利了的统治者不得不被战败者(东夷)先进文明所同化。[15]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正是传说中尧舜禹的禅让时期,实际上就是在部族联盟若干大部落首领轮流执政。在联盟中,东夷的地位出人意料地高,尧(陶唐氏)属黄帝族,为黄帝十二姓中的祁姓;随后的舜,学者们均认为是东夷人。他作首领绝不是个摆设,传说舜立之时,“舜南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韩非子·五蠹》);舜立之后,“囚尧,复偃塞(尧子)丹朱,使不与父相见”(《史记·五帝本记》《集解》引《古本竹书纪年》);先打击其领袖人物,然后“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杌、饕餮”(《左传·文公十八年》);其中主要是黄帝族部落首领,以此清除黄帝族势力。在联盟管理上,大量任用东夷人或东夷之盟友,如以契(商人始祖)管人民,伯益(东夷人)管山川,皋陶(东夷盟友)作刑。郭沫若说,在当时部落议事会所有“九官”中,“大部分是夷人氏族部落的首领”。[7]后来黄帝族得天下实在有些偶然。一般认为禹父鲧之被殛是由于治水失败,但舜将其列为“四凶”之一,显然不仅仅是这一过失性的罪过。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吕氏春秋》记载,尧欲传位与舜,作为黄帝族大部落首领的鲧竭力反对将天下付与“匹夫”,故被诛。可见其真正原因是反对外人掌权,是权力之争。而其后禹“不敢怒反事之”。而舜续用禹治水显然不怀好意,是一种政治,可以推想,鲧的命运将在禹身上重现。但意外的是,禹在四岳的辅助下,居然治水成功,迫于形势,舜不得不让禹继位。以后虽然禹治水伐苗均有大功,但却不敢将位传与黄帝族,而一定要夷人当政。《史记·夏本记》、《孟子·万章上》记载,东夷盟友皋陶先被举荐,皋陶早死,又推荐了另一东夷人伯益作继任人。禹子启尽管发动政变,杀伯益以代之,但仅仅在夏代初年的太康之时

东夷有穷代首领羿就“因夏民以代夏政”,了夏政权。后羿代夏似乎很容易,并未引起夏人的强烈反抗,更不象后代异族侵略、统治而造成社会巨大的动荡,此事好象还获得了夏民的支持(“因夏民”)可见当时夏人认为东夷统治应是天经地义的事

情,这似乎说明了夏人对东夷文明的一种认同感。夏之复国成功的主要原因好象也不是夏人的反抗而是有穷氏的内乱。总之后羿代夏之事既说明了东夷的文明得到了普遍的崇拜,也说明了其实力并不弱小,在当时的夷夏之争中,东夷占有很大的文化心理优势,在实力上,也是足以对抗对手。正如本文引言中所论,先商对夏(甚至先夏)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说夏代应主要是在先商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商代夏在文化上就象后羿代夏一样并未遇到什么困难,就好象把本属于自己的东西收回一样。就如我们所说,早在黄帝时代,东西方两大部族集团就开始融合一直到夏商,这种融合的进程一直以西方的武功和东方的文明的冲突竟争作为主线,最终起决定因素的还是文明,所以商代夏是合乎逻辑的结果。有若干迹象表明,在原始汉族形成期,天下的中心应在山东及西邻地区。后羿代夏基本上发生在山东境内,李白凤认为后弈所在的有穷氏地望在山东德州市;[11]杜在忠以确凿的证据证明夏之重要部族斟灌氏斟寻氏地望分别在山东寿光县和平淮县,[12]《竹书纪年》说,“斟灌之虚,是为帝丘”,可见处于鲁西北的斟灌氏当时应是夏族最大的部族,其所在地已升格为帝丘。夏人的根据地在晋西南(亦即河南西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其大邑,夷东而夏西,这些在考古学界为多数人赞同,怎么在夏初时活动中心似乎又在东部东夷之地呢?徐旭生也发现了这一点并大惑不解。其实,夏人的根据地在晋西南这一事实并不能排除东夷之地曾是天下中心这一可能。三代都不常厥邑,夏商为甚,杜在忠就认为,夏王朝在少康中兴以前的中心区域应在山东的黄河下流和海岱之间,西部的二里头文化处于夏中晚期。[12]齐国在山东北部,“齐”的初义有肚脐之意,肚脐为人体之中心,引申为事物之中心,故作为地名的齐应有大地中心之意,齐地有不少有关的地名如济、天齐(天下之中心,齐地所崇拜的八种神之一“天主”的祭祠对象(在今临淄南山之水渊)。战国学者邹衍把九州统称为齐州,徐北文说齐州含中心之州的意思。[16]“齐”之名称来源应比较古老。周初,姜太公被封山东营丘建立齐国,其实,“齐”这个小邦名早就存在了,因为在甲骨小辞中就多次出现“齐师”之说。郭沫若说:“齐当即齐国之前身,盖殷时旧国,周人灭亡,别立新国,仍其

其旧称也”。[17]上古分封,国名往往循此例以原有国名或地名为新国名。齐之称的时代还可以往前推,徐北文认为齐地的八神(包括以天齐为祭祖对象的天主)来源很早,约出现于狩猎为主的时代。“齐”之名称虽然是东夷人自己创造的,考虑到龙山文化时代夏人活动区域已达山东,[16]“齐”之

称也应是夏人的说法或被夏人认可。泰山应是远古东方居民的神山,上述八神第二的“地主”祭祀对象即为泰山。泰山历来被尊为五岳之首,《尔雅》中一说泰山为东岳,一说“中有岱岳”即之山,徐北文认为后一说来源应更古老;[16]《舜典》中说舜四季轮流巡狩四岳,但只具体提到泰;《管子》说,远古以来泰山封禅的帝王有七十二代,末几位是禹、汤、成王。可见泰山在当时人们包括夏人及其后代心目中的地位。泰山地处东隅,不如嵩山居中,高不如华山,大不如衡山,为什么地位如此之高,这只能用以泰山为中心的东夷之地曾为天下中心来加以解释。一个地区要成为天下中心谈何容易,更何况是被征服者,如果没有优越的物质及精神文明,这是不可想象的。

四、东夷在原始汉族形成中的语言优势

原始汉族使用的语言应是参与其融合的诸部族语言的一种混合体,但就构成比例看,这种混合语相对诸部族语言来说,不是等量的。虽然缺乏直接的证据,但若干间接的材料使我们相信,原始汉语的主体是东夷语。从东夷与先商、先商与殷商、殷商语与汉语的关系看,汉语与东夷语直接有关。商人是东夷的主体,东夷的语言系统不得而知,先商(即夏乃至夏以前)的语言系统也不得而知。但甲骨卜辞却无疑是殷商的书面语系统,陈梦家说,甲骨卜辞是“殷代的王家档案”,[5]则其作为商人语言的代表性无庸置疑。另一方面,甲骨卜辞与后世汉语应是一个系统的语言,王力先生举出了汉语(大致以春秋以后的语言材料为标准)的九种语序,除被动态一种外,均与卜辞相合;[18]陈梦家在分析卜辞的十四种语法规则后及出结论:“卜辞的文法与现代的汉语法在基本上是一致的”。[5]这样,我们可以说,汉语的前辈是殷商的语言,即甲骨卜辞。我们相信,原始汉语的面貌与卜辞应无本质的差异;而相应的先商语与殷商语是否仍是一个系统呢?问题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么肯定,因为有可能先商使用的是另一语言系统,而卜辞是其后人转用的一个语言系统。这种转用会不会存在呢?回答是否定的。语言是民族的基本特征之一,一个民族除非万不得已,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语言,尤其一个强势民族更是如此。商人作为一个文明、实力都占有很大优势而且夏以前就一直自成体系的民族会在蓬勃发

展中改变自己语言,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另外,某些具体语言现象也能证明此论不谬,如果我们承认象“大昊”、“少昊”是东夷(包括先商)的更古说法的话,那么卜辞中大量的大乙、小甲之类的庙号称呼法显然来源于前者,不但其结构方式完全相同,而且其文化背景也相同,“昊”意为“白色日光”,这显然有太阳崇拜的意味,而庙号中

的甲、乙等天干字均为太阳名,从中亦可见其太阳崇拜的背景。上述对部落首领的称呼方式及文化背景似为东夷(包括先商)、殷商所特有,夏以前的炎黄、苗蛮、百越的首领均不如此称呼,只有一孤零零的、不太有名的“少典”,由于没有一个“大典”与之相配,不成系统,所以可疑。夏初有大康、仲康、少康之称,且不说要把其中的“康”与太阳联系起来有些困难,而且这种称呼也完全可能是受东夷或先商的影响而致,因为正如我们所论,这个时期,东夷、先商的影响是巨大的。可见,我们还是相信殷商的语言(卜辞)与先商是一个系统,当然,卜辞可能与先商语有所不同,它已经混合了若干相关部族的语言。先商是东夷的主体,而先商与殷商属同一语言系统;殷商书面语卜辞又是汉语的前辈,所以说原始汉语的主体是东夷语是合乎逻辑的。我们也可以从语言特征看汉语的主体来源,通过对后世汉语的分析,可以得出汉语的几个最基本的特征:①类型上汉语是分析语、孤立语;②基本语序是主动宾;③词的构成方式是单音节。若干迹象表明,原始汉语也应具有以上基本特征。通过对参与原始汉语融合的若干部族语上述几方面的分析,我们大致可推断出汉语的主体应来源于哪一种语言,其方法主要是通过这些语言的后继语言推导其原始面貌,如炎黄语←藏缅语、阿尔泰语,苗蛮语←苗瑶语,百越语←侗台语,东夷语←(无)。从语言类型看,汉语属分析语、缺乏形态变化;早期和后世汉语在这一点上没有明显不同。据此,我们相信原始汉语的主体仍是分析语。苗瑶、侗台语均属分析语,不少专家相信,与汉语一样,台苗诸语很早就具有分析语的特征;而藏缅语的类型据孙宏开说,有一个从古代粘着语向分析语演变的过程,而且其北部语言更为明显。[19]也就是说北部藏缅语的前身古羌语的类型应为粘着语。据学者研究,直到现在,某些藏缅语方言仍有较丰富的形态变化。可见,汉语属分析语这一个主体特征的来源应首先排除掉炎黄语;东夷语,古苗语、古百越语都可能是其来源,但考虑到后两种部族及语言的弱势特征,亦不应加以考虑,这样,汉语的这个语言类型特征应源于东夷语。主语、谓语、宾语的顺序是一种语言最重要的语序。汉语从东汉开

始就只有主动宾语序,以前存在一些少量的主宾动语序,有胆推测,越往前推,主宾动语序应越多,直至全部为主宾动,但相应的语言材料对此推测并不予以支持。由此,我们相信原始汉语的主体语序仍是主动宾而不是主宾动。现代阿尔泰语、藏缅语语序是主宾动,没有迹象表明它们在古代是主动宾。苗瑶语和侗台语都是主动宾。所以汉语的这种主体语序的来源应排除掉炎

黄语。由于在融合中,苗蛮、百越其部族及语言均属弱势,所以古苗语、古越语也应排除在外,这样汉语中的主动宾这种主体语序应来源于东夷语。甲骨卜辞中及后来汉语的主宾动这种非主体语序应是炎黄的语言成份。它尽管融入了原始汉语,但始终不是主体语序,而且这种语序可能还是逐渐进入原始汉语的。余志鸿以为古汉语“宾+是/之+动”这类宾语前置中的“是”或“之”来源于藏语的后置宾格助词,[20]可见这类宾语前置的句型来源于古羌语。而陈梦家则说,宾语与动词间加“之”者,在《尚书·无逸》中才有,“尤为晚出”。[5]考虑到西周初羌族的姜太公封于齐,大批的羌人随迁,这种句型可能在这个时期才进入汉语。苗瑶语和侗台语语序也为主动宾的原因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均受东夷语影响所致,一是他们的语序本来就与东夷语相同。无论如何解释,均与他们在东西大融合之前即被东夷先行融合有关,古羌语对他们影响很小,因为当炎黄集团进入黄河中下游以后,他们就一直被打击并被排挤至南方。从构词看,现代汉语以单音节语素为主,古代汉语以单音词为主,越往古代,这种特征越明显。苗瑶、侗台语词根以单音为主,这一点与现代汉语相同,但苗蛮语、百越语单词的构词类型却可能是双音的。美国人白保罗(本尼迪克特)把苗瑶语、侗台语和印尼语(南岛语)等纳入一个系统中,构成所谓“原始南方语”,认为它们之间有发生学关系。以后法国人沙加尔、邢公畹、倪大白等表示赞同并进一步论证之。他们发现,前者若干单音词与后者的双音词之间有对应关系,一般来说对应的重要部份是在后一个音节。可见其单音词应来源于双音词;炎黄语均如前所述属粘着语,其构词应以复音为主。这说明古汉语单音语为主的这个特征的主体来源应排除掉炎黄语、古苗语、古百越语,只有东夷才可能是其来源。早期汉语文献中比较保守的人名、族名等专名也能反映出由于其来源不同而表现出来的不同构词特征,一般来说,与炎黄、苗蛮、百越有关的多为复音词,与东夷有关的多为单音词。先看四大部落集团首领的称呼。黄帝号轩辕,轩辕应是古阿尔泰语的说法,唐善纯认为“轩辕”应

与阿尔泰语中“可汗”、“合汗”等相同,意为国君。[22]此说可从。由于此词与汉语基本构词方式有很大差别,很早学者们就不能够正确分析。帝之子名浑敦,亦称浑沌,按贾逵,杜预的说法,帝江即为黄帝。根据《西山经》的描述,浑敦应指太阳,突厥语太阳为[kon],正好相合。肖兵认为“匈奴”在突厥语中也指太阳。匈奴、浑敦音近,恐属同源。[21]颛顼的族属尚有争论,但鉴于黄帝族的有虞氏、夏后氏全对他行祖

祭,故应属黄帝族。黄帝族的大禹之父“鲧”,为单音,但又称“杌”。炎帝的后代有称“饕餮”的。苗蛮族的首领称蚩尤,称头。百越族首领称皋陶,皋陶在江淮间的部族有舒蓼、舒鸠、舒鲍、舒庸、舒龚等,在曲阜附近有颛臾、须句等。从上称呼可能是在原始汉语形成时的音译词,所以往往难以按汉语构词的一般规则加以分析理解,以后逐渐成为表名物的联绵词。传说中的东夷首领都以单音称之,如“昊”(“少昊”应为短语),《尝麦篇》中的少昊族首领“清”(质),《左传·昭公二九年》郯子提到少昊族高祖“挚”还提到少昊氏四叔“重”、“该”、“修”、“熙”等,夏初代夏的“羿”。从有关商人君王及先公的称呼来看,商民族首领亦以单音称呼。陈梦家说, (殷本纪)上甲前七世的称呼,昭明、昌若、曹圉等为复名,但都见于较晚的文献;契、冥、振(亥)为单名,见于较早的文献。[5]可见,把先商的构词看作单音更有理由。

五、结　论

商人应是东夷的主体,也是东夷的后继民族,商人文化至少在前期应与东夷文化重复,确认这一点对具体把握汉族的源流有重要意义。从先商与夏的关系以及后来殷商代夏看,东夷确实起了支配作用。原始汉族由五个部族融合而成,主要的融合空间在东夷,东夷在融合进程中的诸方面如文化、实力、语言、空间、人口上均有优势,居主导地位,原始汉族的主体应为东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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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in Body of the Han Nationality Originated from Dongyi

LUO Ji & GONG Hong-yu

(School of Professional Skills;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News Transmission,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2, China)

Abstract: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process of assimilation of the primitive Han nationalit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superior-

ity of the Dongyi over others in relation to its culture, language, geographical area and population, and concludes that the

main body of the Han nationality originated from Dongyi rather than from Yanhuang.

Key words:Han nationality; origin of the main body; Dongyi; Shang dynas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