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英英语2 Uint1-Unit10 课文译文

Adam Mayblum 过去很享受看着暴风雨抽打他办公室窗户的场景：你认为这就是权力吗？Mayblum 可能会讥笑。我在世界贸易中心的87楼。这就是权力。百叶窗上的拉绳看起来像在轻轻地摇晃，但它只是一种假象。虽然它是在距离地面1,040 英尺的高空中，但是世贸中心还是相当稳固的。

在9 月的那个早上，当Mayblum感觉到毁灭性的隆隆声时，他瞥了一眼拉绳。他们被疯狂坠入 3 英尺的任一方向。那天早上，有数千人将被卷入一场惊心动魄的灾难，Mayblum也是其中的一员。尽管多达 25,000人找到了他们安全逃生的方式，但另外的5,000 人却没有逃脱得了这场灾难。

对于有些人来说，生死攸关的是此时此刻他们所在的地理位置---不仅是哪幢楼，哪一层，更重要的是在大楼的哪个角落。 对于有些人来说，选择使用哪一个楼梯是最基本的。其他人所面对的则是终极的道德困境：拯救自己，还是拯救他人。

在名为戴维斯的金融服务公司里， Adam Mayblum 办公室内的混乱持续了几秒钟。他知道他需要逃离那里。他把 T恤撕成碎片，浸泡在水中，并分发给同事，用来捂住他们的脸。其中：有一个是戴维斯的首席交易员---哈里 · 拉莫斯。Mayblum 曾与拉莫斯断断续续一起工作了 14 年之久。

当他在楼梯上急速奔跑时，火花溅在了他的脚踝上。当他冲下一段楼梯之后，他才意识到他的贸易伙伴，朱红还落在后面。他又跑上楼，此时这个地方充满了烟和燃烧的喷气燃料。 

看不到朱红的影子。Mayblum又冲下楼梯，成功到达了78 楼，这里恰好是有一部电梯和一个楼梯的中转大厅。他看到了一个令人放心的景象，拉莫斯已经淌进混乱的场面中，协助恐慌的工人转到安全的楼梯间。

Mayblum继续往下跑，他小腿的肌肉因抽筋而收缩。在53层。他碰见了一个身材粗壮的男人，他的腿无法移动了。“你想自己过来，还是你想要我们来帮助你？” Mayblum大声喊道。

这个男的说自己需要帮助， Adam Mayblum 答应了。

在噪声、 烟气和火花中，Mayblum 没有意识到他的朋友朱红一直紧跟在他后面的那个楼梯间里。当朱红到53楼的时候，他碰见了哈里 · 拉莫斯。此时拉莫斯停下来去帮助之前Mayblum碰见的那个身材粗壮的男人。“让我帮你吧。”朱红说到。

随后，拉莫斯和朱红一起帮助这个男人下了台阶去到了有电梯的地方。

“不要乘电梯，”一个港务局尖叫到。

朱红和拉莫斯尝试着将一份杂志用电梯送下去以测试它的安全性。但是当他们按了“向下”的按钮时，电梯门却无法关闭。所以朱红决定亲身试验。

他走进电梯，电梯门随后关上了。

朱红乘着电梯到了44楼---另一个中转大厅。到目前为止，一切皆好。他按下了“52”，回到了上面，准备带着他们一起乘电梯下去。

在44楼，朱红和拉莫斯一起帮助那个男人到了那个会带他们一起下去的电梯口。

朱红再次按下了“向下”的按钮。没有反应。他们不得不走楼梯了。

拉莫斯和朱红尽力地去帮助那个男人。“一步一个台阶”朱红说到。

他们已经逃生了一个小时5分钟了。当他们感觉到南塔倒塌的时候，他们还在36楼。

 “我们不得不离开这里，”朱红说。

隔壁倒塌的塔发出的隆隆声似乎耗尽了这个体形粗壮男人的最后一口气。“我动不了了”他边说边坐了下去。

朱红和拉莫斯尝试着去说服他继续逃生。“你不用去移动你的脚”朱红大喊道。“你只需要移动你的屁股跟我们走就好了。”但是那个男人不能继续。

一个消防员跑向了他们。朱红期待着他会加入，来帮助他们一起移动这个粗壮的男人。相反的，消防员却跑向了朱红。

“你是谁，叫他快点出去？”消防员大叫道，“你应该快点出去。”

朱红看着拉莫斯，他仍然和那个身材粗壮的男人站在一起。

“我和你一起下去，”拉莫斯告诉这个男人，“我不会一个人离开的。”

“我离开，”朱红伤感的说道，“一个人。”

第二天，Adam Mayblum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向朋友和亲戚描述他的经历，让他们安心。 电子邮件是由在旧金山认识的一个名叫丽贝卡的纽约女人读取的。她的丈夫，Victor，那个身材粗壮的男人，已经遇难了。

在9月15号星期六那天，May Davis’s 的在他新泽西岛的家里举行了一场集会。Adam Mayblum，朱红和丽贝卡也在那里。丽贝卡在那时知道了他的丈夫，Victor，在他的最后时刻是怎样被安抚的，哈里 · 拉莫斯又是怎样拒绝丢下他一个人的。

拉莫斯的妻子，米奇，当时也在那儿。她一直追问Mayblum和朱红她的丈夫在哪里，想使自己确信，哈里这个唯一失踪的May Davis 的员工，还在以某种方式活着。

渐渐地，她在脑海中形成了一副他逃生的画面：当飞机撞击大楼的时候，哈里在87楼。到了78楼，他停下来去帮助那个男人，到了53楼的时候，他碰见了朱红。但是无论她多辛苦地尝试，无论她问多少问题，对36层以下的记忆都模糊了。

2- The virtues of growing older

我们所处的社会崇尚年轻。连篇累牍的广告劝我们买希腊配方的洗发水和玉兰油，这样的话，白发无处可寻。而中年人则在体育馆里锻炼，在马路上慢跑，尽量不让岁月过早地留下痕迹。

不是所有三十出头的人都会为了重获青春而心甘情愿地与魔鬼订立合约吗？长大变老难道不可怕吗？说它不可怕可能不是美国人的回答，但我却认为长大变老不可怕。青春年少令人愉悦，但长大变老也有明显的好处。

年轻时，你可能为你的外形伤脑筋。我兄弟戴维和我十来岁时拼命锻炼以健美体形。戴维练举重，大量服用维生素，一天喝上半打奶昔，目的是想让他瘦长的体形变得想象中那般肌肉发达。我在十来岁时坚持节食。但不管我体重是多少，都对自己的外形不满意。我嫌自己腿太结实，肩膀太宽，腰围太大。那时候，戴维和我都缠着父母，央求他们买“合适”的衣服。如果父母没给买的话，我们就觉得自己的世界要崩塌了一样。我们怎么好穿着松松垮垮的运动衣去上学，别人可是穿着款式时髦的皮夹克啊！人家会把我们当怪人来看的。我常常纳闷：我的父母和大多数的父母怎能如此纵容他们的小孩子。但现在戴维和我都已度过了痛苦的青少年时期。如今我圆鼓鼓的身躯看上去也不坏，只要我喜欢，我也不会不让自己吃上一块核桃馅饼。戴维还在坚持运动，只不过他真的喜欢上了自己瘦长的体形。我们两人还是喜欢穿时髦衣服，只是我们不再是流行时尚的奴隶。这一点我不得不承认，女人似乎要比男人更容易为流行时尚所左右。现在我的衣服，还有戴维的衣服都漂亮大方，我们不再为别人怎么想而感觉不安了。只要我们对自己的形象感觉不坏，就很开心。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年老比年轻要好。很明显，我还要就我的生活作一些重要的决定，但我已经作了许多很重要的决定，而年轻人生活刚刚起步，他们还面临着选择。我选择了我丈夫，我选择了生育孩子，我选择了回到大学完成我的教育。但当你还年轻时，你的每一次转折都等待你作出决定。“我该上哪所大学？我该做什么工作？我是否该要孩子？”这几个问题还只是年轻人面临的问题当中的一部分。这就难怪为什么年轻人外表无忧无虑，而事实上迷茫困惑，缺乏信心，为将来的种种未知因素而忧心忡忡。

但人到四十的最大好处便是知道我自己究竟是谁。年轻时最令人不安的就是不清楚自己的价值、目标和梦想。年轻就意味着你不知道什么值得做。年轻意味着你在今天非常开心而明天就宁愿自己没来过这个世界。年轻意味着用新的方式和不同的人交往。年轻还意味着你会在某一刻怨恨你的父母和他们的生活方式，紧接着又感到永远不会像他们那么好那么成功。相比之下，四十岁代表着理智。我现在更清楚自己是谁。对自己认为无趣的笑话，我不会勉强自己笑；我可以在全城的人面前演讲，也可以在商店里发牢骚，因为我不再担心人们会取笑我；我不会着急讨别人喜欢，我不会为自己古怪的脾性而抱怨父母，也不会列举不该生养我的种种原因。生活教会了我这一点：我是谁，这该我自己负责，而不是我父母。父母和我既非圣贤，也非妖魔，我们只是普普通通的人。

大多数美国人盲目相信新的一定就更好。但人生与这一假设相左。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发现生活大有乐趣。我的父母已年过六十，他们最近对我说他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幸福。他们不想回到我这个岁数。这出乎我的意料了吗？是的，一开始这确实令我吃惊。但随即却让我高兴。他们的满足昭示着我的未来人生充满希望，甚至可能更好。

3-my stroke of luck

事情发生在离洛杉矶北部40英里的菲尔莫尔县开会回来的路上。我的朋友诺尔布兰斯，是一位直升机飞行员，他主动邀请我乘坐他的飞机返回市区。当我们在离地面50英尺的高空时，我们的飞机与一架由飞行教练和他的学生驾驶的小型飞机相撞。Noel和我活了下来，但是那架飞机上的人却当场死亡。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样从飞机残骸中被拖出来，也不记得救护车是怎样把我送到邻近的医院。但是我很清楚地记得我的妻子，安妮，一直守护在我病床旁。当听到我发生意外时，安妮就乘着直升飞机来找我。她一直坚持把我转移到附近的一家位于洛杉矶的西达赛纳医院。由另一架直升机运送。这恰恰是我所需要的！

然而安娜是对的。在洛杉矶医院，我可以得到对于脊椎受损最好的治疗，同时我也开始看精神科医师，因为我非常真实地感觉到“幸存者的罪行”。安娜有如此好的判断力和直觉，她很少会做出错误的决定。毕竟她在1958年第一次拯救了我的生命，当时她拒绝让我参与麦克托德这位电影制片人的致命飞行。1995年当我中风后处于沮丧和自暴自弃时，她再次把我从困境中拯救出来。

安妮的秘诀就是从生活中学习，并学以致用。她出生于德国的汉诺威市，青年时期，为了躲避法西斯主义逃到了比利时。接着，她又移居巴黎，靠她的语言才能去工作，从而站住了脚跟。她精通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和她的母语德语。她靠为法语影片配制德语字幕谋生。

1953年我在巴黎主演《爱的行动》，我们就是在那时相识的。当时我在寻找一名助手，安妮来接受面试。她穿了一件带白领的蓝色西装，手腕和脚踝纤柔细嫩，显得十分引人注目。我解释了这个职位，但她礼貌地说：“我想这个工作不适合我。”我很生气。在当时，我就是一个美国的电影明星了。我本以为她会巴不得找到这份工作呢。

不过她总算接受了这个职位，但只答应是暂时性的。她最终同意和我一起出去，无论如何总算满足了我的初衷。但那也让我颇费了一番周折。初次见面之后，我打电话邀请她去图尔?达尔金特吃晚饭，那是巴黎最好的餐馆之一，在那里可以欣赏到仙境般的塞纳河景色。“不，”她说，“我累了。我想自己做几个鸡蛋吃算了，然后上床睡觉。”我当时的想法是，让她见鬼去吧！

但正是这种一意孤行的性格，使我爱上了她。在此后的几个月里，我在意大利拍摄《尤里西斯》，安妮经常与我不期而遇。当我们下一步的工作眼看要迫使我们分离几个月时，我意识到我不想失去她，于是请求她嫁给我。我们悄悄跑到拉斯维加斯去私订终身。

50年的婚姻，堪称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安妮总是使我顺利度过一些最困难的时期，在我有时以名演员自居，难免表现出自以为是的情况下，这让她做起来并非总是轻而易举。遭遇飞机失事之后，每当我坐起来时，都要忍受极大的痛苦。在我们外出时，安妮就把我放在小客车的后部，以便让我伸展四肢躺着。同朋友一起吃饭时，她会给我安排一个地方，躺在沙发上吃饭，仿佛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在我经历死里逃生的极度痛苦期间，她能安慰我，但她不会容忍的――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我为自己感到悲哀。

此外，我也从没见她为自己感到过悲哀。30年前，安妮发现她乳房上有个肿块，而后经历了外科手术。她的医生报告说，肿瘤是恶性的，而且正在扩散。他鼓励我，授权让他立马就地切除安妮的乳房。我照办了。

事后，我为自己在她失去知觉时做出那个选择而感觉内疚。安妮安慰我，说我做得对。安妮通过帮助别人来对付癌症――她对患病群体讲述自己的经历，还和6个劫后余生的病友建立“妇女癌症研究会”，现在她已完全康复了。多年来她们已经筹集了900万元资金，为塞达斯-西奈的研究机构提供财政援助。

这就是我妻子的方法――从她的生活中寻找可以帮助别人的途径。我就多次成为这种做法的受益者。我患中风的那天下午，安妮在和巴巴拉?西纳特拉打桥牌，我在家里让人修剪指甲。为我服务的指甲修剪师，原先是个护士，当发现我说话开始含混不清时，她立刻就给安妮打了电话。10分钟内我妻子就赶回了家，一小时内就把我送进了医院。

虽然安妮是我的大救星，但她信仰严酷的爱，她不愿让我只是躺着。在我康复期间，每天早晨她都赶我起床，去配合我的语言治疗医生的工作。一天，由于为自己的进步感到骄傲，我说：“我想作为一种奖赏，明天就让我在床上吃早饭吧。”

安妮看着我说：“你想在床上吃早饭？我看你干脆到厨房里去睡觉算了！”我患中风带来的一个最棘手的后果，就是我遭受的抑郁症。在我经历这种情况时，安妮可以忍受我的情绪，但她不允许我怨天尤人。

当我写最后一本书，My stroke of luck，受我妻子的影响，我顿悟了。如何应付中风就是如何应付生活。这个世界充满了遭受这样或那样不幸的人，幸运者与其他人的区别，就在于勇于前进，并乐于帮助他人前进。从我认识安妮的时候起，她就一直是这样做的。

4-cultural encounters

我们生活在一个交流非常便捷的时代便宜的机票使得我们可以到那些我们的家长只能幻想的地方去，而网络使得我们可以跟最遥远地方的人们进行交流。在这种情况下，传统邮政现在被称为蜗牛邮件系统。当学生们在背包远足的时候，他们可以用E-MAIL从喜马拉雅的网吧或者从沙漠里的绿洲给他们的家长发邮件。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我们也能通过手机来发短信。所有可以付的起这种方式的人都可以随时随地的获取最新信息。

同样重要的是，全球交流的跟英语的普及是不可分割的。英语现在变成领先的国际语言。不管与会者是否是把英语作为母语，全球不管哪个角落的会议和商业会谈都是使用的英语。英语已经变成一种促进交流的语言。同时，对很多人来说，学习英语是他们通往成功道路上的奠基石。

所以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有些人对于这些美好的发展有所顾忌，为什么英语作为一个国际通用语言会使得有些人对英语感到不适应？交流上的确实存在问题，并且这些问题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最根本的东西是，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是一个社会的核心，而我们忽视了一些最关键的事情。

不同的文化不仅仅是给不同组别的人贴上标签，语言是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的工具，每个语言之间都是有区别的。因为我们通过语言来表达我们的所见所想，而语言是跟文化密切相关的，所以有时候就可能产生我们能用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是不能用另外一种语言来表达出来的。英语的“想家 ”翻译成意大利语就变成了“怀乡病”，但是英语有时候必须要用同样的词来表示另外一种意思，这种意思不是单纯的想家，而是包含了一层渴望的意思在里面。尽管不是同一种意思，英语的想家和怀乡病放在一起的意思还有所接近的。但是葡萄牙语的 “saudade”所表达的意思却是不能用其他语言来翻译的。这个词表达的意思是不绝望，不愤怒，不悲伤或者后悔，它的意思是在以上这些意思之间。

早期的圣经翻译者就碰到了有些意思是不可翻译的这么个问题。比如你要如何把上帝的羔羊的形象翻译给一个连羊都不存在的人类文明？爱娃从伊甸园拿走的水果具体是什么？ 如果鲸鱼在温暖的南部海域是不存在的，那么吞掉约拿的生物又是什么？面对这些不能克服的语言问题，翻译家在各语言之间反复琢磨，然后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

这个折中的方案是用不同种语言交流的人们都能理解的说法。当你想表达的单词在另外一种语言里不存在的时候，你要想办法来调整接近原来单词的意思。说英语的和讲威尔士语的在灰，绿，蓝，棕表达光谱的单词上进行了一些调整。因为英语能表达出这4个单词而威尔士语只能表达出其中的三个。尽管各语言之间意思相同的单词确实存在，有时候仍然要使用折中的方案。民主这个词在不同的背景下表达出来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连像面包这种词汇对不同人的意思都是完全不同的，面包指的是那些主要原材料是面粉的食品。中亚的扁面包和“母亲骄傲”的烤面包是完全不一样的食品，面包这个单词却要同时包含这两种食物。

不可避免的，英语的广泛传播意味着成百上万的人们需要学习另外一种语言，并且要学会如何识别文化的区别和语言上的区别。这项技能在现在的混合社会里尤其重要，尤其是在这个国际之间的理解如此重要的时代。当越来越多的人们掌握了多种语言，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却正在失去优势，因为他们已经变成只会一种语言的人，所以他们不可能知道文化所产生的语言上的差别。用另外一种语言来交流不仅仅是使用语言技能，也包括要能使用另外一种文化的思维方式，来组织自己的语言。当成百上万的人正在探索如何缩小文化之间的差距时，以英语为母语的社会却变的越来越自满，并且开始删减外语课，因为他们相信会说英语就足够了。

在将来，世界和平需要各文化之间的互相理解。那些最能帮助这一进程的，并非那些拥有最新技术和保持精良移动设备状态的群体，而是那些有能力理解不同语言字里行间的意思的群体。

5-fourteen steps

人们说猫有9条命, 我倾向于认为这是可能的, 因为我现在活的是第三次生命, 而我却不是猫。1934年11月的一个晴朗、寒冷的日子, 我开始了我的第一次生命。我成了一个务农家庭8个孩子中的第6个。我15岁时父亲去世, 我们全家都得为生计艰辛奔忙。孩子们长大后, 一个个结婚出嫁, 只剩下我和一个姐姐抚养和照顾妈妈。她晚年时瘫痪, 60多岁就去世了。我姐姐不久就嫁了人, 我也在当年结了婚。

这时我开始享受我的第一次生命。我非常幸福, 非常健康, 而且是一名相当出色的运动员。我们有两个可爱的女儿。我在圣何塞有份满意的工作, 在半岛北部的圣卡洛斯有幢漂亮的房子；生活是称心如意的梦想。好景不长, 美梦中断了。我得了缓慢发展的运动神经病,并被其折磨， 先是我的右臂和右腿活动受阻, 而后是左侧。我的第二次生命就此开始……

尽管我有病, 但是借着安装在车里的特殊设备, 我仍然每天开车上下班。我设法保持健康和乐观, 从某种程度来说, 是缘于１４级台阶。

在说疯话吧？完全不是。我们的房子是个错层式建筑, 从车库到厨房门有14级台阶。这些台阶是生活的标尺, 是衡量我的标准, 也是我继续生存的挑战。我认为哪一天要是我不能提起一只脚登上一级台阶, 再费劲地拖上另一只脚--如此重复14次直到精疲力竭, 那我就完了--那时我只能承认我失败了, 可以躺下来等死了。因此, 我坚持工作, 坚持爬那１４级台阶。时光荏苒, 两个女儿上了大学, 相继幸福地结婚成家, 只剩下我们夫妻俩相濡以沫, 守居在有14级台阶的漂亮家中。

你们或许会想, 在这里行走的是个有勇气和力量的人, 事实并非如此。这里行走的是一个痛苦地失去理想的一瘸一拐的残疾人, 一个因为那从车库通向后门折磨人的１４级台阶才保持精神正常、没有失去他的妻子、房子和工作的人。随着年龄增长, 我变得更失望和沮丧。 后来, 1971年8月的一个黑夜, 我开始了我的第三次生命。那天晚上我起程回家时在下雨；我缓慢地沿着一条不经常走的路，开着车, 天刮起阵阵劲风, 急剧的雨点直落在车上。突然间, 手中的方向盘跳动起来, 车子猛烈地朝右侧转去。同时, 我听到可怕的轮胎爆裂的砰声。我费劲地把车停在因雨水而滑溜的路肩上, 在这突如其来的严峻情况下, 我呆坐在车里。我不可能更换轮胎！根本不可能！可能有个过路的车会停下来, 这个念头一闪即逝。人家为什么就该停车呢？我知道我也不会。我想起离开支路不太远有幢房子。我起动了发动机, 车子慢慢摇晃着顺着路肩朝前蠕动到土路上, 谢天谢地, 在那儿我拐了上去。透着灯光的窗户把我迎向房子, 我开上车道, 按了喇叭。

门开了, 一个小女孩站在那儿, 费力地看着我。我摇下车窗, 大声说我的轮胎爆了, 需要有人帮我换掉它, 因为我是个用拐杖的残疾人, 没法自己动手。女孩进了屋, 一会儿又出来, 裹着雨衣, 戴着帽子, 后面跟着一个男人, 他高兴地向我问候。我舒舒服服地坐在车里, 一点没淋湿, 而那男人和小女孩在风雨交加的夜晚这么辛苦地干, 我感到有点儿歉意。反正, 我会给他们钱的。雨像是小点儿了, 我把车窗一直摇下看着车外。我觉得他们干得特别慢, 我开始不耐烦起来。车后传来金属碰撞声和小女孩清晰的说话声。“爷爷, 这是千斤顶把手。”那男人低沉的喃喃声回答了她。千斤顶顶起车子时, 车身慢慢倾斜。随后是好一会儿声响、晃动和从车后传来的低声话语, 但是轮胎终于换完了。移开千斤顶时, 我感觉到车子落地时的颠动；我听到关行李箱盖的声音；而后他们俩站在车窗旁。

那男人年迈, 弯腰曲背, 身穿油布雨衣, 显得身体虚弱。我猜那小女孩大约８岁或１０岁, 有一张喜气的脸, 看我时笑容满面。他说, “这种糟糕的晚上车子有麻烦真够呛, 不过现在你没事了。”“谢谢, ”我说。“我该付你多少钱？”他摇摇头。“不要钱。辛西娅告诉我说你是个残疾人--用拐杖的。能帮上忙我很高兴。我知道你也会为我这么做。不要钱, 朋友。”我伸手递出一张5美元的钞票。“不要！我不喜欢欠人家的。”他没有收下钱的意思, 小女孩走近车窗, 轻声说道：“我爷爷看不见。”

在随后的几秒钟里, 我呆若木鸡, 那一片刻的羞耻和恐惧深深刺痛着我,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自己感到那么强烈的厌恶。一个盲人和一个孩子！他们在黑夜里用湿冷的手指在黑暗中摸索和触摸螺栓和工具---对那老人来说, 这种黑暗可能将延续到他的生命结束。我不记得他们说了晚安离去后我在车里呆了多久, 但是足够我深刻反省, 挖找一些令我不安的品性。我意识到我极端自怜、自私、漠视他人的需要和不为别人着想。我呆在车上, 做了个祷告。

“所以无论何事, 你们要别人怎样待你们, 你们就得怎样待别人：这是摩西法律和先知教训的真义。”数个月过后, 如今对我来说, 这来自《圣经》的告诫不仅仅是《圣经》中的一段话, 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我现在要努力遵循的生活方式。这不总是容易的。有时令人沮丧, 有时在时间和金钱上要付出昂贵的代价, 但是有它的价值。我现在不仅每天爬１４级台阶, 还尽量给人一些小小的帮助。或许有一天, 我会给一个坐在车里像我一样在心灵上有盲点的人换轮胎。

6-The diary of the unknown soldier

1943年11月24日

我离开美国，家人已经有6个月了。我的心无时无刻不在疼痛着，因为我眼望所即的废墟里，曾经是一座座房屋，还有欢天喜地的生命。我好像在凝视着一双充满仇恨与冷漠的死者的眼睛。如果我看到的这些只是陌生人的尸体的话，或许我会好些。但这些堆尸曾是我的同事，朋友。他们来时都充满自信，渴望，准备打胜仗。他们真傻！他们难道不知道这是条不归路吗？他们难道不能睁大眼看么？当然，以前我也一样，自从登陆日那天我们的团被指派去保护伦敦时，我改变了想法。

今天下着雨，寒气逼人，和那天德国战斗机突袭我们的小营地帐篷一样。我能听到的只有声，一声声断绝了人们的后路。我遇到了一个沟渠从而有幸躲过了头顶盘旋的战斗机。 我出来时，战斗机已经走了。几个幸存的人开始挖尸体。我头部受了轻伤，但是我所在的排不幸遇难。我唯一能用来形容这场爆炸的后果的词只有，血海，一片血海。一时间我想到了自杀，但最后还是决定活下来。我必须度过这场噩梦，不是为我的国家，也不是为我自己，只是为了我能回家。我不能让我的孩子没有父亲。家里人给我寄过信，目前只收到几封。我多想看看我亲爱的女儿！他们也在忍受食物短缺等问题的煎熬。我希望他们花园里种的植物生长良好。我又想到了我的爱妻，我们多亲密，我没办法不想她。

我现在的工作是侦查发现飞机，这本该是平民的工作，但能做的人所剩无几了。我得停下来了，没力气写下去了。我希望这一切结束后我还活着，虽然不知道会不会成真，但除此之外别无他求了。

1943年11月29日

我不记得为何来这了。为什么要靠战争来解决问题呢？聪明的人都知道战争只会带来更多问题。我猜像希特勒这种人一定很愚蠢。现在我的K计划在低速运行中。我的关节僵直了，子弹也用光了。传说轴心力量会在一个月内向本地运送。我的处境很悲哀，赢或者说活下去的几率几乎为零。血越流越多，身体支撑不住了。无论吃饭睡觉还是在战场上，我都不得不面对一群冷漠的，毫无生机的士兵。如果我还能活着回去，我发誓一定要跟这些士兵的家人讲他们如何在危机中为国家英勇就义的。那样做虽然不能为他们挽回损失，至少会让孩子认识他们的父亲并对父亲的看法有巨大的改变。

几天前，我们去了一个还没被战争破坏的欧洲小镇。那里的居民也做了一切跟战争有关的防范措施。一天晚上，我照常进行勘测时，遇到一个大约12/3岁独自回家的小女孩。看到她我忍不住又想到自己的女儿，心碎了，流泪了。好想知道何时我能再见到我的家人。就算只有五分钟，我也会不顾一切见他们。我不是为战争而生的人，更没有冒险精神。我甚至不记得为何要来参加这场。我想原本我是以为这是一种职责，我非做不可。我脑子里冒出曾经听说的一句话，任一场战争都是多余的，说这话的人表达的意思很模糊，从前我从未对我所处的人类社会如此气愤。人做错了事，难道就有理由把牺牲无辜生命甚至毁灭整个国家作为代价么？没人有那种权利，我们怎么能那么自私，视彼此生命于不顾。这种想法比起在荒瘠的土地上看到成堆的尸体更让我难受。

1943年，12月24日

我觉得我们有间谍，因为噩梦又重演了。我写下这篇日志时，我们的秘密基地正在被纳粹侵略。我把自己藏在沟渠里，这是我最后生还的希望。我整个灵魂都希望，我现在能在家里，在我自己的床上，等待着第二天圣诞节的来临。孩子会蜷缩在自己床上，我和妻子也会在自己房间睡得很香。我挣扎着使自己镇静下来，但是我的脸上全是灰尘和汗渍，我的脑袋像涨疯了。我离死神如此之近，我能很真实地感到凶残的呼吸正在包围我。为了避免痛苦，我就想象着女儿第二天早上打开礼物时惊喜的脸，我会一直记得他们的面孔，等一下，我听到有脚步声朝我的方向来了。我步没子弹了。如果这是我最后的退路，那么请发现这篇日记的人把它转交给我的家人。哦，老天，从我的据点能看到一个纳粹兵在观察这沟渠。离他发现我只有一点时间了。死之前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7-letter to A B student

你的期末成绩是一个B，一个过得去的等级。比许多年以前的及格C等级要优秀多了。但是A等级在那个年代是十分少见的，我回想起来25个人里只有两个人。但不管我们的标准如何，它们还是在提升的，不过你可能会因为这个结果为自己没有考好而失望。我相信我说什么都无法消除你们心中的失望情绪，特别是在一个社会环境下等级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你考的学校和拿到的特别项目好坏。

你的失望感。负面的展望由这种情绪形成：失败、努力不够、好位置与好名声的丧失。成功的核心是在零和博弈的游戏中没有批发的成功可以供给，有了一个人的失败才能成为另一个人成功的垫脚石。你所生所长的社会是唯成功论的，失败或者破产绝对是要命的罪恶。因为财富的多少明确的决定了未来能否被拯救。也许在另一个不一样的社会中，你对于失望的情绪能一笑而过，不过在我们的社会中不可能。

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客观判断你们的失望情绪，认真考虑你的等级意味着什么与不能说明什么，我不想在这里争辩成绩无用论，相反我希望告诉你们的是，如果只是被它的外表所蒙蔽，那对于你们与他人来说，都是一种可怕的导向。

作为大学成绩单的一种象征，你的成绩只能表明你已经成功的完成了特定课程的学习，达到了一定等级的熟练度。不过这种衡量你的表现的标准还是由传统的任务决定：参加考试、写论文报告等等。因为这种表现普遍认为应该与所掌握、记住知识的多少相结合，但是我们也知道这种假设是值得推敲的，有可能你学到的比成绩单上反应出来的要多，也有可能要少。在缺少更精准的测量工具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你的B代表着你对于这门学科的掌握不够，充其量是一个不明确的标志。

你的成绩也不能成为衡量基本能力与性格的标准。勇气、善良、智慧、好脾气，这些才是我们人类的重要性格特征。虽然它们因为批发量少很重要，但不幸的是它们无法成为我们课程学习中的一部分。当然如果你看重自己拥有的这些性格特征，那么就总会有出头之日——而且远比那些只重视纸上那一点可怜分数的人好得多。你的B等级是衣服外的价格标签，穿上生活的衣裳后就与标签没有任何关系了。

作为表现者与作为人类这个身份的学生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别需要我们时刻牢记。第一次学习这种区别是在我参军期重新回到校园的时候。当时有一大群像我一样的人，比一般的学生要老，着急着赶快获得学位继续生活，对学术生活里的习惯和考试极不耐烦。这是一群不怎么好对付的学生。

我感觉其中一位用了一种明智的方法对付我们。每当星期天的晚上，他就会来到当地酒吧，那里总有许多GI-Bill的学生光顾。他会坐下来和他们喝酒、开玩笑，和班上的学生们分享各种故事。那些学生们最近刚换下他们参军的制服，有曾经排里的中士、轰炸机驾驶员、下士、陆军上尉、中尉、指挥官、陆军上校，其中甚至有陆军中校。所有人都十分享受与他交流，他自己也是。第二天早上，他会走进教室后分发卷子给所有人考试，一场会有一半人挂掉的艰难考试。

奇怪的是，挂掉的那些人也不会讨厌他。他们也不会厌恶他身份的变化，从一个友善的朋友变成压迫性的老师。相反他们喜欢他所以会在他的课上不断努力学习，最终学期结束的时候很好的掌握这门课程——经济学。这样的教书技巧我都无法解释清楚，但我相信，他很好的区分了学生们的身份，作为教室里的学习者和单纯的人类身份。这样的区分客观的判断了你的失望与你得到的B。

客观性。尽管人们在阶层上、获得教育的程度都不一样，但从根本上大家吸收的知识都来自相同的生活素材，也因为有共同的情感紧密连接，开心也好害怕也罢，遭受的痛苦与获得的成就。认识到这点是重要的。战争、疾病、公共和私人中的重大变故，这些是生活中更大的共通点。意识到这点后会发觉社会标签其实是一种基本的无关与误导。这些标签在复杂的社会职责分配中确实很有必要，我们需要知道能相信谁，他又能做什么，所以就有分数、等级、职位、责任的差异。但是从人性出发的时候这些真的不需要太过看重，看待自身还是别人都一样。

即便是从成就看，B这个标签也并不意味着你永远就是只能达到B成就的人。我清楚的知道B档的学生以后还可能得到B就像A档的学生还会更容易取得A。但是学术学习只是一条窄窄的限定好的高速公路，毕业出去后碰到的就是杂乱无章的田野，充满波折。你曾经学到的东西也许在开始能帮你找到要走的路，但接下来就都要靠自己，在阻止我们前行的漫天大雾中定位目标、找准机遇了。

8-focus on global warming

25年前，如果你走进当地一家图书馆想细读一些跟全球变暖有关的书时，你可能只会从核心科学杂志上找到点摘要或在深奥的地理杂志上看到点简介。而如今，网上搜索结果证明全球变暖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像麦当娜和微波炉一样的公众意识根植在人们心中了。

或许这种注意是值得的。因为除了可能发生的另一场世界大战，大行星撞地球过一场致命的瘟疫外，全球变暖可能是这个行星的最大威胁。几十年来，人类工厂和汽车向大气排放了上亿吨温室气体，气候已经出现变暖的征兆。许多人认为这是即将发生什么事情的预示。如果我们不能抑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那些地势低的地区可能会被海水淹没，全球性的暴雨和干旱会随之而来，飓风也会变得越来越频繁，厄尔尼诺现象也会愈演愈烈。

现在，最让人们担心的是，在过去250年里，人们一直在人为地增加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我们的工厂，电厂，汽车燃烧煤和汽油时排放出了无穷无尽的二氧化碳。通过在废弃填埋厂里填埋垃圾，并大量饲养会呼出甲烷的牛群，我们已经制造了数百万磅的甲烷。我们用在农作物上的以氮元素为主的化肥，向大气排放了非常量的氮化铵气体。

一旦那些碳化气体进入大气，它们就会在那呆上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从研究小组对气候变化的研究来看，二氧化碳的含量已经增长致31％，甲烷是151％。从化石对地质气候的记录来看，对比过去的42万年，如今这两种温室气体量已经达到史上最大值。许多科学家担心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会阻碍地球上多余的热辐射的散发，实质上，这些气体正在阻碍大气能量的散发，这和汽车挡风玻璃阻碍阳光热量进入车内的原理差不多。我们得到的大量的气候数据证实了我们的担心。不同来源测出的全球温度数据显示地球表面温度——包括较低气层以及大洋表面温度这些年来都在急剧增加。世界范围内的海平面高度测量结果显示比上世纪上涨了0.1到0.2米，也就是说海水的温度每4000年就高1度。冰川研究结果表明，全球的冰川正处在稳步消融期。总之，所有数据表明，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地球创下了1000多年来表面温度上升最快的记录。

不足为奇，许多科学家推断这种气候变化很可能会导致天气越来越热，凉爽的日子几乎会消失。研究小组的资料表明，夏季月地表温度的上升会大大高于海水温度的上升。北半球中纬，高纬国家，像美洲，加拿大和西伯利亚地区，温度很可能上升最快。这些地区的增温幅度大概高于全球的40％。

就人类健康而言，那些穷地方没有资金抵御气候变暖居民受害最大，地球赤道附近地区轻微的热量和降雨量增加就可能导致传染病的增加，比如疟疾。更多海岸和河床边缘地区会造成更多严重的洪水导致死亡。即使海平面是一般程度的上升，也会威胁像马尔代夫那样地势低的岛。就全球而言，愈发炎热的夏季会导致更多易受侵害人遭遇中暑或死亡，像心脏有问题老人。越来越高的温度会导致汽车工厂排放的臭氧含量不下来，这种情况会导致空气质量处于危险等级的日子越来越多，同时因呼吸道问题住院的人也越来越多。

幸运的是，我们还可以采取措施减缓全球变暖的影响。全球变暖主要原因是人类活动向空气里释放了大量吸热气体和微粒。最重要的原因包括像煤炭，天然气和石油等化石燃料的燃烧，和沙漠化。我们可以通过抑制化石燃料的消费减少像二氧化碳，甲烷，氮化物等吸热气体的排放，用技术保护地球的森林。

我们也可以采取措施减缓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适应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通过严密的计划其他战略布局来减少全球变暖给我们带来的侵害。

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止步不前，我们应该提倡那些长久的抑制全球变暖的，像使用清洁能源的汽车，采用保护环境的再生能源技术，停止宝贵森林资源的砍伐。

清楚的是，全球变暖是个大问题。 我们所有人，像，工厂，组织和个人都会齐心协力改变现状。幸运的是，你是其中一员。

9- What Is Happiness?

自从呱呱坠地，美国人就被赋予了追求幸福的权利，但似乎没人确信幸福究竟在哪里。正如它发给我们狩猎证，却不给我们提供猎物。乔纳森?斯威福特似乎持此观点，他抨击幸福的想法是“鬼迷心窍的上当，”是“骗子堆中的傻瓜”的自鸣得意。因为他视社会为虚妄目标聚集的名利场。

当然用傻子、骗子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是不合美国的人的风俗习惯的，然后我们似乎确实沉溺于用金钱购买幸福的想法：只要有足够的钱，我们百年后就能上天堂。

同时，美国的商业主义却又殚精竟虑故意使我们得不到幸福。广告是我们的支柱产业之一，其存在不是为了满足欲望。而是为了制造欲望——其制造速度之快，使我们的腰包应接不暇。就此而言，我们的整个经济是基于一种无法自拔的贪求无厌。我们受到的教育是“占有却为幸福”，然后我们就被迫产生贪欲。我们甚至被告知欲望是我们的义务。引用一个简单的例子为证：仅仅几年前，全国的汽车销售商还打着“你应该立即购买汽车”的横幅。他们号召美国人民：作为一种爱国主义行为，他们应该立即按揭购买他们并不真正需要的汽车，并且在次年新款汽车发布后他们会对原来这些汽车心生厌倦。

或者任意浏览一本女性杂志。正如伯尔纳德?德?渥托 曾经指出的那样，这些杂志开头几页的广告诗情画意，而最后则以类似药典和治疗手册结尾。前者是完美美女的梦想：这该是她婴儿般的股肤，这些是她无瑕的牙齿，这该是她呼出的香气，这该是她能保持到40、50、60岁甚至永远的16岁少女般的身材。

一旦读完这些隐约让人振奋的小说和专题文章，读者在杂志最后几页就会发现梦想的：这是家庭主妇必须得系上的背带，以展现其完美身材。这些是她睡觉时必须带上的颚带。这是可以恢复青春的药剂和装备，这是她减肥用的缓泻药，这些是消化脂肪的药片，这些是使外表年轻的荷尔蒙，这些是掩盖静脉曲张的长袜。

显而易见 ，即使心智不健全的人也不会完全相信这些诗境或是这些药典和矫正术。然后有人显然正在竭力购买这些广告所兜的美梦，并为此每年耗资数十亿美元。这种幸福市场无疑不会无人问津，但他们购买的究竟是什么呢？

诚然，给“幸福”这一概念下定义远非易事：最好是尽量为这一概念确立一些极限，然后将两者折中。将幸福视为物质上的拥有和相互攀比，这就确立了其物质上的极限。将其视为一个人（比如印度的圣人）所感知的信念，则是确立了其精神上的极限。圣人的幸福是无需身外之物。无欲则无求。他静坐不动，陷入冥思，甚至脱离或者说近乎脱离自己的肉体。如果有虔诚的信徒带来食物，他硬听； 如果没有，他便淡然地饿着。有什么好牵挂的呢？对他而言，物质世界只是虚幻。宴想是他的极乐，而他通过修行来实现。这种修行要求之高，让人难以置信，其完成本身就是他内心的一种极乐。

然而，或许因为我是西方人，我对这种令人精神紧张的幸福持怀疑态度，正如我怀疑幸福市场的梦幻一样。可以确信，他这种幸福方式对几乎任何一个西方人而言都是一种折磨。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利用这些极限来划定幸福的范畴，在这一范畴内每个人都得找到某种平衡。

梭罗，一个东西思想交融的人物，对这种平衡有他自己的坚定信念。他的目标是在低层次节约，在高层次上付出。

梭罗所理解的“低层次”，即为自己而去拥有，或与邻里明争暗斗而致拥有。他心目中的“高层次”，则是这样一种积极的人生戒律，即要使自己对自己界永恒之物的感悟臻于完美。对于他从低层次上节省下来的时间和精力，他可将其致力于对高层次的追求。勿庸置疑，梭罗不赞成忍饥挨饿，但他在膳食方面投入的精力仅果腹而已，只要可以确保他能去从事更为重要的事务即可。

从来就没有过完美的幸福。人类社会不存在尽善尽美。无论人们怎样界定何谓幸福，它既不在于拥有也不在于实现，而在于追求的过程。我们应该牢记：开国元勋们为我们所宣布的与生俱来的权利，不是享受幸福而是追求幸福。假如他们当初预见到现在出现的幸福市场，他们就会强调指出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幸福在于为之奋斗的过程，在于我们终生为之努力并从中获得启迪的事业，也就是说在于追求。对于一个民族的评价不是看它拥有什么或是幸福拥有什么，而是看它想要追求什么。

By all means let the happiness-market sell us minor satisfactions and even minor follies so long as we keep them in scale and buy them out of spiritual change. I am no customer for either Puritanism or asceticism. But drop any real spiritual capital at those bazaars, and what you come to will be your own poorhouse.当然，只要我们掌握好一个度，或者只作为一种精神调节，不妨从幸福市场买点满足感甚至可以花钱买点愚蠢的东西。我既不信奉清教徒的生活准则也不赞赏禁欲主义。但如果我们在这些市场上放弃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财富，那么到头来我们只能是一无所有。

10-the Jeaning of America

美国牛仔裤史话

卡琳·奎因

本文讲述的是美国的一个坚实的象征物，如今已遍及世界大部分地区。此物不是美元，甚至也不是可口可乐，而只是一条称作蓝色牛仔裤的普通裤子。这种裤子所象征的，如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所言，是“对平等的果敢而正当的渴求”无论是还是牛仔，银行家还是赖帐徒，时装设计师还是嗜酒成性者，都同样青睐蓝色牛仔裤。这种裤子对人不分高低贵贱，只要是美国人都可以穿。不过，牛仔裤几乎在世界各地都广受欢迎——其中包括俄罗斯，其当局最近破获了一个在黑市上倒卖牛仔裤的青少年团伙，他们的牛仔裤卖到200美元一条。牛仔裤已经流行了很长时间，看来其生命力甚至可能超过领带。

他于1829年出生于德国的巴德奥切姆，1848年欧洲政治动荡期间，决定去纽约碰碰运气，他的两个哥哥已经移民去了那里。到了纽约，李维很快就发现，两个哥哥关于在这片充满机遇的土地上生活比较安逸的说法实在有些言过其实。他们说自己拥有土地，可他发现他们在向家庭主妇推销针线、锅罐、缎带、剪刀和钮扣。李维做了两年寒酸的小贩，拉着180来磅的杂货挨门挨户地叫卖，勉强维持生计。1850年，他的一个嫁到旧金山的姐姐愿意为他提供西行的路费，他急忙抓住这一机会，带着几卷帆布走了，打算卖给人家做帐篷用。

岂料这种帆布不适于做帐篷。不过，李维跟一个来自主矿脉的矿工交谈时了解到，人们简直买不到能经得起采矿磨损的结实耐穿的裤子。机会向他招手了。施特劳斯当场用一根带子量了那人的腰围和裤长，用帆布做成一条粗硬而耐磨的裤子，卖得了6美元的砂金。矿工感到很满意，于是有关“李维的那些裤子”的消息不胫而走，施特劳斯从此做起了生意。自那以后，他的公司一直在运作。

施特劳斯用完了帆布，便写信叫哥哥再发一些过来，不想收到的却是法国尼姆产的一种坚韧的棕色棉布—称作“尼姆哗叽”（serge de Nimes），很快就简称为“劳动布”（英语词jeans（牛仔裤）源自于法语的Genes，即英语的Genoa（热那亚），此地生产一种类似的棉布）。几乎从一开始，施特劳斯就把他的布料染成别具一格的靛蓝色，因此便有了蓝色牛仔裤之称。不过，直至19世纪70年代，他才往裤子上加了铜铆钉；长期以来，这铜铆钉也就成了公司的标志。给裤子加上铆钉是内华达州弗吉尼亚市的裁缝雅各布·W·戴维斯想出的主意，他这样做是为了抚慰一个名叫阿尔卡利·艾克的脾气暴躁的矿工。据说此人抱怨他往口袋里装矿石标本时，口袋总是被撑破，要求戴维斯想想办法。戴维斯有点像开玩笑似的，把裤子拿到铁匠铺，给口袋打上了铆钉。这一招果然奏效，消息再一次不胫而走。1873年，施特劳斯采纳了这一小发明，出资为之申请了专利——并雇用戴维斯做地区经理。

这时候，施特劳斯已把他的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夫招进了公司，并准备在旧金山开办他的第三个分店。此后的几十年间，公司在当地生意兴隆。1902年施特劳斯去世时，他已成为加利福尼亚的知名人士。在以后的30年中，生意虽然不大，但一直在盈利，主要的销售对象是西部的劳工阶层—诸如牛仔、伐木工、铁路工之类的人。李维的牛仔裤最初引进到东部，显然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农场度假热潮中，西去度假的东部人回家后，便到处宣扬这种带铜铆钉的奇妙裤子。二次大战期间，蓝色牛仔裤又一次走俏，被宣布为紧要商品，只卖给从事防务工作的人。该公司在1946年时还只有15名销售员，两个加工厂，密西西比河以东几乎没有什么业务，而30年后则发展成拥有2万2千多人的销售队伍，并在35个国家设有50家加工厂和办事处。每年，李维服装的销售量超过2亿5千多万件—其中包括8千3百多万条钉有铜铆钉的蓝色牛仔裤。通过市场营销，口口相传，以及显而易见的可靠性，牛仔裤已成为美国的寻常裤装。人们还可以买到进行过水洗、褪色和缩水处理的牛仔裤，以符合无产者的形象。牛仔裤经过改造还可以供各种癖好的人使用。妇女们将裤管内缝拆开，把裤子改制成长裙；男人们将其从膝盖上方截下，变成冲浪时穿的短裤。人们还给牛仔裤缀上各式各样的装饰物。

牛仔裤已成为一种传统，在其发展过程中谱写了自己的历史——这历史如此丰富多彩，公司在旧金山建立了一座博物馆。馆中的展品例如：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时候，一位列车员用一条牛仔裤代替失灵的列车挂钩；怀俄明州的一个男子用牛仔裤把汽车从沟里拖出来；一个加利福尼亚人在一个废弃的矿井里捡到几条牛仔裤，穿上后发现这些裤子已有63年的历史，还依然像新的一样，便将其捐给史密斯学会，以表彰它的结实耐用。还有一个特别惊心动魄的故事：一个粗心的建筑工人悬挂在52层楼上，直至获救，他的唯一支撑点就是李维牛仔裤的裤带扣，他的安全绳就扣着这裤带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