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代茶诗看宋代的茶文化精神

《出歌》:“姜桂荼荈出巴蜀,椒橘木兰出高山。”但唐以前关于茶的诗仅有4首。唐五代是茶文学的兴盛时期,据当代学者考证,唐五代诗中直接以茶为主题的诗达148首。宋代是茶文学的巅峰时期,其中以茶为主题的诗达828首,大大超越了唐代。

宋代茶文学体裁较以前更为丰富,除茶诗外,还有散文、小说、词、戏曲等多种题材。宋代茶诗继承了唐代茶诗古风、律诗、绝句、歌行、宫词等题材,且在内容上更为丰富,在意象上更为丰满,在宋代茶文学中占比最大。宋代茶事散文体裁很丰富,有赋、记、表、序、跋、传、铭、奏疏等,数量较唐代大为发展。两宋茶词也是茶文学的新体裁和新形式。另外,两宋戏曲中也有大量描述茶文化融入两宋社会的片段。

从创作主体上看,宋代士大夫群体是宋代茶文学尤其是茶诗词创作的主力军。宋代士大夫普

从宋代茶诗看宋代的茶文化精神*

尹江铖

摘要:较唐代而言,宋代茶文学在体裁上有所出新,在内容上更为丰富,在内涵上有所发展。宋代士人重视心性、重视个体、重视世间的精神浇灌出了宋代的茶文化,并在茶诗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从宋代茶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宋代茶文化以俗为雅,以平常为道,茶饮生活成了宋代士人身心得以安顿的真实写照。

关键词:宋代;茶文化;以俗为雅;身心安顿

中图分类号:K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335(2019)05-0025-06

Tea Culture Reflected in Tea Poems of Song Dynasty

Yin Jiangcheng

Abstract:Compared with Tang Dynasty,the tea literature in Song Dynasty,richer in both content and connotation,de⁃veloped a new style.Scholars of Song Dynasty emphasized the temperament,attached importance to individuals and laid stress on the secular world,which formed the tea culture of Song Dynasty.Moreover,such a spirit was well expressed in the tea poems of Song Dynasty.In the tea culture of Song Dynasty,vulgarity was regarded as elegance,mediocrity being consid⁃ered a life creed,and drinking tea made people of Song Dynasty comfortable both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Key words:Song Dynasty;tea culture;the practice of vulgarity being regarded as elegance;state of being comfortable both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尹江铖,男,哲学博士,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中西哲学比较、茶文化。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华茶文化在‘一带一路’中的价值及其实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7YBQ091);湖南省社科联基金一般项目“基于‘一带一路’的湖南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编号:XSP18YBC325);衡阳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衡阳市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编号:2016B(Ⅰ)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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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有着饮茶的嗜好,带动了整个社会的饮茶风

尚。他们代表着两宋时期的文明,由此而赋予茶

形而上的精神维度并通过诗词流传后世。文学源

于生活,是作者生活实际情况的忠实再现;文学

高于生活,既吐露了作者心情心境以及主观看

法,又是整个时代观念、时代精神的体现。两宋的

茶诗既保存了大量的茶文化史料,又真实地反映

了当时的茶文化精神。通过分析宋代与茶相关的

诗作,我们才能更细致入微地揭示宋代茶文化的

精神实质。

当前关于宋代茶文化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

分为四个大类:其一是综合性的茶文化史研究。

沈冬梅所著《宋代茶文化》、夏涛主编的《中华茶

史》等多种著作都对宋代茶文化有所论述,涉及

茶艺、茶俗、茶书、茶政、茶文化交流等宋代茶文

化的方方面面。其二是宋代士大夫与茶文化的关

系研究。如施由明认为“大量的茶诗和茶词反映

了宋代文人以茶艺与山水或超然物外的环境相

结合的审美取向。他们沉湎于山水,沉湎于品

茶,特别是面对人生的无可奈何时,在超然物

外的环境中品茶,才能寻得生命的安慰”[1](P34)。其三是茶与儒、释、道的关系研究。赖功欧在《茶

哲睿智》中认为:“儒释道三家都与中国茶文化有

甚深的渊源关系,应该说,没有儒释道,茶无以形

成文化。儒释道三家在历史上既曾分别地作用于

茶文化,又曾综合地融贯地共同作用于茶文化。”

[2](P1)“道家的自然境界,儒家的人生境界,佛家的禅悟境界,融汇成中国茶道的基本格调与风貌。……没有儒释道的共同参与,我们今天就无法享受与体味这种文化了。”[2](P132)其四就是两宋茶文学研究,如石韶华著《宋代咏茶诗研究》等。现有的两宋茶文化研究成果已经颇为丰富,且其中已有不少通过诗词来对宋代茶文化精神进行研究的论著,对资料的掌握已经比较全面,对宋代茶文化整体面貌的勾勒也已比较清晰,但对宋代茶文化的精神实质的探究性文章比较少。下文在前贤基础上,通过分析两宋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两宋茶诗的精神内涵,通过与唐代文化特别是唐代茶诗的比较,从而进一步揭示宋代茶文化的精神实质及其承上启下的作用。

一、重视心性、重视个体、重视世间:宋代文士的精神

众所周知,宋代以文治天下,文人不仅是宋代政治的实践主体,也是宋代茶文化的主要开创者和践行者。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特置龙凤模,遣使即北苑造团茶,以别庶饮”(《宣和北苑贡茶录》),通过自丁谓开始的多任福建路转运使的努力,使北苑贡茶成为两宋茶业的典范。史载丁谓“善谈笑,尤喜为诗,至于图画、博弈、音律,无不洞晓”(《宋史·丁谓传》),曾著《北苑茶录》。蔡襄也曾在宋仁宗庆历七年任福建路转运使,创制小龙团茶,并著《茶录》,在他的主持下,北苑贡茶日益精致。丁、蔡二人都是典型的文人,苏轼作诗

“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荔枝叹》),称赞两人对茶文化的贡献。宋代文人主持茶业生产,并以极大的热情为茶著书立说,这自然与单纯从农业技术上发展茶叶生产是有本质性的区别的,自然会给茶注入文人的审美理念,丰富茶的精神内涵,提升茶的文化高度。从丁谓、蔡襄二人开始,宋代文人茶的品性便确立了。后来文人皇帝宋徽宗赵佶又作《大观茶论》一书,使得“茶书,也从低贱的地位升到尊显的祭坛”[3] (P256),由此将宋代文人茶饮文化推崇至历史的最高峰。宋代文人不仅主持茶业生产,亲自为茶著书立说,而且终其两宋都热衷茶饮,精研茶艺,讴歌茶文化。他们或以写诗作词,或以书法绘画的方式,表达着他们对茶文化的热爱,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茶文化艺术瑰宝。不可胜数的诗词自不必说,流传至今的茶事书法、绘画作品就有蔡襄《精茶帖》、苏轼《啜茶茗》、黄庭坚《奉同公择尚书咏茶碾煎啜三首》、赵佶《文会图》、刘松年《撵茶图》等等。

一个时代的文学之所以有共同的时代特征,固然是因为当时的作家有共同的社会背景,但还有一个很重要但却容易被忽略的原因,那就是当时的作家所共有的观念与心态。这种观念与心态是受当时文化的熏陶而有的。宋代文化虽然和唐代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但却是承唐代文化发展而来,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4]。在由唐至宋的文化演进过程当中,三教合一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占据着十分显要的位置。可以说,三教合一始于魏晋,兴于李唐,完成于赵宋。

宋代三教合一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重视心性,二是重视个体,三是重视世间。

首先是对心性的重视。佛教心性学说的传入,推动了中国学术的全面发展,不论儒学、道家,都起而应之,借鉴佛教学说弥补自身不足,充实自己的理论,这从隋朝前后就已经开始了,但真正完成却在宋代。《礼记·中庸》中本来就有深刻的心性论思想,朱熹称之为“孔门传授心法”。宋代道教的性命双修理论也一改以往炼养成仙的观念,如南宗张伯端就曾说:“老氏以炼养为真,若得其枢要,则立跻圣位;如其未明本性,则犹滞于幻形。”(《道藏·悟真篇》)北宋名臣晁迥曾说:“庄子所云心斋者,性之自然戒也;孟子所云我四十不动心者,性之自然定也;孔子所云吾四十而不惑者,性之自然慧也。内典统而名之曰三无漏学。夫识敏智圆之士,方能和会,不滞于一隅尔。”(《法藏碎金录·卷十》)他以心性为儒道释三家共通的理论基础,这在宋代是极具代表性的观点,儒道释三家学人都是以心性论作为三教义理相通的基础。

其次是对个体的重视。重视心性就是重视个体的理论基础,从对心性的重视,自然就会发展为对个体的重视。佛教心性论,源于众生能否成佛的问题,众生皆具佛性,所以众生皆能成佛。那么,成佛与否的关键,就在于能否认识到自己本来具有的佛心佛性。唐代禅宗的确立,代表着佛教由重视心性到重视个体体悟的转变。宋代理学虽然表面上排佛,但其理论却与佛教有着极大的相关性。从重视心性到重视个体体悟这个方面来讲,程颐说:“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二程集·遗书》),儒家讲性本善,宋明理学讲性就是天理,这和佛教众生之性即佛性有很大的相似性。既然天理就是人性,那么对天理的追寻也就是个体自觉醒悟的过程了,学人通过修身功夫,自然能体悟天理。可以说,只有重视个体,强调性即天理,理学功夫论才能成立。

最后是对世间的重视。个体是世间的个体,世间是个体的世间,由对个体的重视,必然会拓展为对世间的重视。佛教本来是讲求出世的,儒家才讲究入世。就心性论来讲,印度佛教本来也只讲“本寂”,在儒学思想的影响下才转而强调

“本觉”。本寂则强调不动,有出世的性质;本觉则强调能动,有入世的性质。在这种思想下,才有禅宗“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理论,强调世间生活的重要性。佛教这种对世间的重视观念延续到宋代,有了更为深入的发展和更为广泛的影响。宋代佛教,尤其是禅宗,将“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理论发展到极致,实现了万法唯心到心唯万法、不立文字到不离文字的转变,“佛法即是世法,世法即是佛法”(《大正藏·圆悟佛果禅师语录》)的观念深入人心。圆悟克勤禅师曾开示学人修行不应“厌喧求静,弃彼取此”,“不必尽弃世间有漏有为,然后入无为无事,当知原非两般,若怀去取,则打作两橛也”。

唐以来文化发展日益昌盛,文化交流也日益深入。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宋代士人为学广纳百家之言,融汇三教精髓,读书颇为广泛。宋代三教合一中的主流是佛教思想对其他思想的浸润,除儒学经典以外,对宋代士人影响最大的也莫过于佛教。宋代信奉佛教的士大夫颇多,一时成为风尚,比较有名的就有:富弼、杨亿、李遵勖、张商英、张九成、吕本中、晁迥、文彦博、苏轼、黄庭坚、晁补之、晁说之、王日休,等等。但宋代的三教合一代表着形而上与形而下相统一的趋向,代表着文化的世俗化倾向。宋代士人对三教学说都采取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以服务于自己的为学与实践。

宋代三教合一重视心性、重视个体、重视世间的三个特征就是文化趋向世俗的特征,就是人间世界被重视的表现。宋代文士重视心性、重视个体,但其对心性和自我的追寻是在世间完成的。宋代文士面向大地,亲爱世间,他们以讴歌世俗生活,珍爱人文生命的方式来实现心性的安顿和自我的超越,这才是宋代文士精神的核心部分。正是以这种文士精神作为普遍的观念和哲学的基础,宋代文人才有了文与道统一的观念,宋代的文学艺术才能登峰造极。重视心性、重视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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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重视世间的宋代士人精神也是宋代茶文化的

主要内涵,这在宋代茶文学中得到了隐秘的体

现。

二、以俗为雅的叙事:宋代的茶诗所呈现的

茶文化精神

宋代茶文学从主题上来看,内容更为丰富,

意象更加丰满。比如,宋代茶文学中茶、香并提之

作很多,这在以前是没有的。如陆游的《白莲慈云

小憩》中就有“香浓烟穗直,茶嫩乳花圆”之句;范

成大的《王园官舍睡起》有“睡觉有忙事,煮茶翻

续香”的句子;蔡京《延福宫曲宴记》亦载:“次诣

穆清殿,后入崆峒洞天,过霓桥,至会宁殿,有八

合东西对列,曰琴、棋、书、画、茶、丹、经、香”。唐

诗中多以琴、棋、画、丹、经和茶并提,少有书、香

意象。宋代文人将茶与其他文人雅事并提,拓展

了茶文化的外延,在茶诗中使许多文人所钟爱的

事物与茶相关联,丰富了茶文化的意象。但这只

是宋代茶诗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宋代茶诗更

是将许多世俗之物引入茶诗,表现出以俗为雅的

趋势。

在宋以前,诗歌的创作主要是以表达高雅的

风尚与玄妙的意趣为主,世俗的生活并未被当作

审美对象。正如莫砺锋先生所说的,“王维虽时时

咏及樵夫牧童,孟浩然也写过‘开轩面场圃,把酒

话桑麻’的句子,但那只是作为诗人静谧心境的

点缀和衬托,自身并不具有的审美价值。白

居易等人也常在诗中描写下层人民的疾苦,但那

是为了‘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作诗的目的

既然是功利性质的,题材当然也不会被当作审美

的对象”[5]。与唐代诗歌不同,宋代诗歌以文为诗,体现出平淡、叙事等以俗为雅的风格。宋代文

士重视心性、重视个体、重视世间,认为一切超越

的东西都蕴藏于世间万事万物当中,此岸与彼岸

的张力消失了,文与道的张力消失了,雅与俗的

张力消失了,一切都归于日常的一饮一啄,归于

不论山村还是闹市都能看见的日升日落,不需要

超越,不需要起伏,平常即是道。诗风自然趋向平

淡简约,也自然从对意境的追求与经营转向对世

俗的个性化叙事。这就是宋代士人精神在文学上

的反应。

让我们来看几首有名的茶诗。首先是范仲淹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

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冰微开。

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

新雷昨夜发何处,家家嬉笑穿云去。

露芽错落一番荣,缀玉含珠散嘉树。

终朝采掇未盈襜,唯求精粹不敢贪。

研膏焙乳有雅制,方中圭兮圆中蟾。

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

鼎磨云外首山铜,瓶携江上中泠水。

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

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

其间品第胡能欺,十目视而十手指。

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

吁嗟天产石上英,不愧阶前蓂。

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

屈原试与招魂魄,刘伶却得闻雷霆。

卢仝敢不歌,陆羽须作经。

森然万象中,焉知无茶星。

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阳先生休采薇。

长安酒价减千万,成都药市无光辉。

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

君莫羡花间女郎只斗草,赢得珠玑满斗归。

这首足以跟唐代卢仝《七碗茶歌》相媲美的诗作,以叙事的手法描述斗茶的场景。作者先从采茶、制茶写起,直到对斗茶场景的描写,最后写茶对社会的影响。全诗主题为茶,但作者并未将茶描写成为一个超越世俗的仙家之品,而是通过世俗景象来烘托出茶的人间性。如作者说采制之精则“终朝采掇未盈襜,唯求精粹不敢贪”;说斗茶的具体情形则“其间品第胡能欺,十目视而十手指。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说茶的影响则“长安酒价减千万,成都药市无光辉”,从始至终,没有脱离世俗中的人、情、事来谈茶。虽然说也有“武夷仙人从古栽”“焉知无茶星”等神化茶的句子,但全诗的落脚点却在世间,描写的也是茶在世间备受宠爱,茶文化在世间大放光彩的景象。这在本质上与卢仝的“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不同。

再看杨万里的《澹庵坐上观显上人分茶》:分茶何似煎茶好,煎茶不似分茶巧。

蒸水老禅弄泉手,隆兴元春新玉爪。

二者相遭兔瓯面,怪怪奇奇真善幻。

纷如擘絮行太空,影落寒江能万变。

银瓶首下仍尻高,注汤作字势嫖姚。

不须更师屋漏法,只问此瓶当响答。

紫微仙人乌角巾,唤我起看清风生。

京尘满袖思一洗,病眼生花得再明。

叹鼎难调要公理,策动茗碗非公事。

不如回施与寒儒,归续茶经傅衲子。

作者详细描写分茶的高超技艺,这在唐诗中是没有的。这固然是饮茶方式在宋代得以发展的体现,但更重要的原因却在于宋代文士认为超越性的道就寓于形而下的技艺当中。技艺本是世俗之事,但宋代文士却赋予它超越性的意义。唐诗中的茶多是一种高雅意象的代表,象征着“雅人深致”,表达着诗人对世俗生活的超越和对高妙玄远境界的追求。只有在宋代文士那里,茶才具有了自己的意义,才代表了世俗生活的意义。宋代茶诗对茶事的细腻描写,表达着宋代文士对茶本身的喜爱,在这里,茶并非是超越境界的代表,茶也并非营造意境的工具和超越世俗生活的通道,而是世俗生活的代表和人文精神的体现。对茶事的叙述和描写并非宋诗中的偶然现象,而是随处可见。若没有对茶本身的热爱,没有对茶所代表的世俗生活的热爱,又是什么在驱动诗人去吟咏讴歌呢?

另还有陆游的《听雪为客置茶果》:

病齿已两旬,日夜事医药。

对食不能举,况复议杯酌。

平生外形骸,常恐堕贪著。

时时邻曲来,尚不废笑谑。

青灯耿窗户,设茗听雪落。

不饤栗与梨,犹能烹鸭脚。

作者平淡地叙述了自己日常饮茶生活的情景。将茶与“栗”“梨”“鸭脚”并列,尽显世俗生活之状。往来者也并非什么博学鸿儒,而是普通的邻居,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以俗语“邻曲”二字入诗,这也是宋诗的主要特征之一,在宋以前是难以一见的,表达出诗人以俗为雅的意趣。同样以俗物、俗世入茶诗的作品还有:苏轼的《汲江煎茶》一诗,内有“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一句。在唐诗中,有“听好鸟”“听山钟”“听琴”

“听竹声”“听猿”“听鹤”等,都是不俗之物,多借以表达隐居山林之意,而“长短更”则是世俗打更之声。苏轼的《试院煎茶》一诗,内有“且学公家作茗饮,砖炉石铫行相随”一句,“公家”亦为俗语,指官府长官。还有戴昺的《尝茶》一诗,内有“卧听黄蜂报晚衙”一句,“晚衙”指官府下午升堂理事。这些都显示出宋代茶文化“以俗为雅”的特征。

三、茶饮生活:身心安顿之体现

唐代的茶文化主要体现着一种隐逸精神。茶圣陆羽是历史上有名的隐士,《玉川茶歌》的作者卢仝不到二十岁便隐居少室山,终生不愿仕进。朝廷曾两度要起用他为谏议大夫,均不就。创作茶诗最多的白居易也以“中隐”闻名于世。隐逸精神所体现的是“乘桴浮于海”的无奈,表达的是对现实的失望和对世俗的逃避。中唐时代国力转衰,朝堂昏暗,士人建功立业的抱负难以实现,宏图大志难以施展,不得不放弃对理想的追求,转而寻求心灵的慰藉。士人一方面隐居自处,以茶为伴,另一方面放弃不了对时政的关心和对功业难立的哀叹。卢仝曾作《月蚀诗》讽刺宦官乱政,以至于最终被宦官加害“脑后加钉”而死。白居易也曾惭愧于自己安于中隐生活,不顾民间疾苦。终唐一代,虽然有禅宗从哲学上调和出世入世之间的矛盾,但并未形成普遍的观念,士人仍然以儒家修齐治平为最高理想。一旦功业难立,志向难达,就会选择隐逸自安的道路,追求高雅的生活以弥补内心的创伤,绝不肯以安于世俗的生活之中。在唐代士人眼中,要么建功立业,要么追求高雅,世俗生活永远是最受鄙夷,毫无意义的。当无可奈何不能“兼济天下”时,诗人就寄居于茶而“独善其身”了。唐代的茶文化在整体上而言只能算作儒士不得志而寄居于其中的山林草庐,是儒士借以调节出世与入世之间张力的工具,也是被张力撕裂后的内心的修复剂。唐代的茶文化是略带苦涩的儒家生活美学,是无法作为之时转而寻求孔颜之乐的舟船。而他们眼中的孔颜之乐,也并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论语·雍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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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士生活,而是衣食无忧,追求高雅的“中隐”生活。

到了宋代,三教合一促成了士人对世间生活的重视,赋予世俗生活以审美意义和超越性意义。尤其是受到禅宗的影响,以俗为雅的的世俗生活便有了“无非般若”的宗教意义,所谓“禅茶一味”才真正成立并被广大的文士阶层所接受。这在苏轼的《游诸佛舍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一诗中有很好的体现:

示病维摩元不病,在家灵运已忘家。

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示病维摩元不病”的典故出自《维摩诘所说经》。《维摩诘所说经》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宣扬“心净则佛土净”“亦入世亦出世”“在入世中修证佛法”的大乘教义。经中载维摩诘居士生病,释迦摩尼遣文殊师利菩萨前往探望,共谈佛法。维摩诘居士在经中说:“如我此病非真非有,众生病亦非真非有。”(《维摩诘所说经·文殊师利问疾品第五》)疾病本是世俗之事,“非真非有”为佛法真谛。维摩诘认为他自己的疾病本来就是“非真非有”的,世间众生的疾病也是“非真非有”的,这就赋予世俗以终极的解脱意义。“在家灵运已忘家”的典故出自《景德传灯录》。唐朝有位招贤会通禅师,自幼不食荤腥,志愿从释。唐德宗时他任“六宫使”,因为聪敏过人,形象端严,深受王族喜欢,后辞官回家,准备出家为僧。回到家乡后参鸟窠禅师,以求剃度出家,鸟窠禅师对他说:“汝若了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即真出家,何假外相?汝当为在家菩萨,戒施俱修。如谢灵运之俦也。”他请求再三,鸟窠都没有答应,后来经人说情,才准予剃度。鸟窠禅师所谓“即真出家,何假外相”即是苏轼诗中“在家已忘家”的来源。“何须魏帝一丸药”典出魏文帝《折杨柳行》诗:“西山一何高,高高殊无极。上有两仙僮,不饮亦不食。与我一丸药,光耀有五色。服药四五日,身体生羽翼。轻举乘浮云,倐忽行万亿。”苏轼用维摩诘与谢灵运两个典故,表明自己深契佛法在世间,出世入世不二的道理,这里又用曹丕典故,流露出自己安住世间,不假追求而得自在解脱的潇洒。“且尽卢仝七碗茶”意合赵州从谂禅师“吃茶去”的公案,诗的前三句讲无修无证,此末后一句乃有作有为,充分流露出苏轼上追灵运,效法维摩的不二境界。

但在苏轼那里,饮茶生活并非安顿身心的事业,而是身心安顿的体现。饮茶生活如果只是安顿身心的事业,那么饮茶只是一个通道和方式,并非终极的解脱;饮茶生活如果本身就是身心安顿的体现,那么饮茶与解脱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才合赵州从谂禅师“吃茶去”的本意。“且尽卢仝七碗茶”,弥合了世俗与解脱之间的裂缝,赋予了茶饮生活,乃至整个世俗世界以终极的意义。

宋代的茶诗并无“茶道”字眼,整个宋代茶文化也没有茶道的概念,但这并不能说明宋代茶文化没有深刻的精神意蕴。宋代的茶文化内含着宋代文士的精神,在重视心性、重视个体、重视世间的观念基础上,将艺术技艺与心性安顿天衣无缝的结合起来,艺术不妨碍心性的安顿,心性的安顿也就是审美生活的实质,这一切都在宋代饮茶文化中得到了实现。

宋代这种融入世间生活,赋予世俗以形而上意义的茶文化精神发展到明清,就是茶饮真正走向市民社会。这当然是商品经济、市民社会发展的结果,但这其中有一条隐秘的线索,即中国茶文化从宋代以来世俗化(中性词)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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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青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