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与我国文化传播策略

王　雄

　　内容提要　本文从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层面考察了全球化语境的形成过程,指出了垄断资本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本文分析了当前文化全球化活动中出现的新特点,即交流的加深和文化冲突的加剧并存、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本土化吁求对峙共生的格局,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应对文化全球化挑战的开放、平等和创造性交流的策略。

　　关键词　全球化　垄断资本　文化　国际性　本土化　交流　

　　王　雄,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系副教授　　210093

　　“全球化”是当今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和前沿课题,现时产生的各种有分量的学术话语似乎都难以回避这一话题并被置于该语境之中。自经济生活的全球化始,继而出现政治生活的全球化和文化生活的全球化。单就文化层面而言,它在当代具有了在全球范围内交流和互动的特征,这就意味着任何一种地域文化的生存和发展都必须纳入到全球化语境(global context)中去加以考虑。笔者以为,这是地域文化(包括中国文化在内)在当代所具有的最重要特点以及所面临的最重大挑战。应该看到,在全球化语境中,在不平等的交流态势的压力下,中国文化有丧失其固有本土性和民族性的危险。本文的主旨即在探索我国文化如何应对文化交流和互动的全球化挑战的策略问题。

一、从资本的逻辑到文化的逻辑

　　当代世界的发展,无论就社会主义国家而言

还是就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无论就经济政治状况而言还是就社会形态而言,都进入了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在西方学者的视野中,这一阶段被冠以各种名称:后工业社会(P ost-Industrial S oci2 ety)[1]、后现代社会(P ost-M odern S ociety)[2]、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3]、信息社会(In formation S ociety)、无组织的资本主义(Dis organised Capital2 ism)[4]、全球资本主义(G lobal Capitalism)[5]等。对第三世界而言,这一阶段又被称作“后殖民”(P ost -C olonial)时期。把世界划分为不同阶段的依据是什么呢?无论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还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包括生产关系的变化)无疑是主要标尺,全球资本主义首先是作为一个经济范畴进入学术视野的。

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中叶,马克思就已经在《党宣言》中对经济全球化的前景作了天才的预测[6]。马克思的预言只是提供了一幅模糊的远景,这一远景在当代已经凸现为真实、具体的实在。最值得人们注意的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仅出现了区域化和一体化的经济,而且在资本主义中心的美国,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一种近似于生产之生产的更高层次的生产,即“元生产”(metaproduction)。美国学者肯尼斯・苏林认为,当前资本主义日益扩散的元生产模式不再围绕着具体商品的生产,而是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秩序里,一切生产和再生产的条件都已直接被资本所吸收———由于取消了社会和资本之间的界限,资本自身具有了社会性[7]。在这种新的世界内,出现了一系列令人惊异的变化:1、资本作为一种强大的力量,不仅将全世界的所有经济资源纳入利润的逻辑,而且将全世界的非经济资源和非资本成分纳入为资本生产服务的逻辑。资本的剥削无所不在,即使最遥远的想象领域和无意识领域也不能例外。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克・杰姆逊指出,晚期资本主义无论对于宗主国还是殖民地都是一种“更深刻的渗透”,“可以说,

域,现在被晚期资本主义殖民地化、资本化了,这两个领域就是自然和无意识。”[8]不难看出,资本已经渗透到了社会和世界的每一个毛孔之中。2、由于资本的生产超越了原在国的界限,剥削包括它自己的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这就使得它的权力超越了民族国家的权力。但资本并不因此消灭国家,资本利用国家权力避免它可能遭到的(例如它操纵国家向其它国家施加政治、经济压力,要求其“改革”、

“开放”以利于其进入),而国家则代表资本利益组织社会力量,创造有利于资本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这样一来,国家已成为为资本服务的工具,它所制订的国际文化必然为资本的逻辑服务。3、资本生产是在一定的文化空间进行的,文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生产和消费欲望,因此资本对文化领域的渗透便不可避免。一句话,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隐秘的资本逻辑必然支配着包括文化生产在内的所有社会过程,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导致文化的全球化,全球范围内消费文化的流行便是资本力量的体现。

二、文化全球化交流的新特点

　　在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上,在垄断资本利润原则的驱动下,在西方国家文化的干涉下,当今世界的文化全球化交流活动出现

了新的特点,突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文化全球化交流中出现了严重不平等现象,全球文化交流的健康秩序远未建立起来,出现了文化压迫的新形式———国际化的“文化霸权”和“文化帝国主义”。

“文化霸权”本是意大利党领袖安东尼奥・葛兰西在分析资本主义市民社会时得出的概念。在他看来,市民社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资产阶级庞大的意识形态机构(新闻出版机构、学校、教会)和官僚制度化的工会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制度化和国际化提供了条件,并由此建立起一种“文化霸权”(hegem ony),把无产阶级的思想整合到一种单一的价值体系中去。无产阶级要自己,必须首先资产阶级文化霸权。在全球化语境中,文化霸权的概念已从单一国别的文化统治扩展为全球性的文化控制,即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所掌握的强大的文化传播机构,向第三世界国家大量灌输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从而摧毁或消蚀第三世界的民族文化和本土文化,并把它们逐渐纳入到“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一体化框架中———这就是当今西方国家的“国际文化霸权”。

如果人们承认“文化霸权”的概念,那就意味着存在着一种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相匹配的文化制度———这种制度被不少西方批评家称之为“文化帝国主义”。英国学者约翰・汤林森(John T omlins on)于1991年写作的《文化帝国主义》一书即对此进行了专题研究。汤林森依据福柯的话语理论,把文化帝国主义理解为一个结构性概念。在他看来,文化帝国主义有四种实现途径:1、文化帝国主义作为“媒介帝国主义”的一种话语;2、文化帝国主义作为一种“民族国家”的话语;3、文化帝国主义作为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一种话语;4、文化帝国主义作为现代性的批判[9]。从汤林森的分析不难看出,文化帝国主义作为一种文化霸权的表现形式,乃是西方国家(尤以美国为最)凭借其强大的科技力量、媒介优势、文化工业、意识形态对第三世界国家所实施的隐性文化侵略和精神(这种情形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存在,如美国对加拿大文化的控制,好莱坞对欧洲电影市场的宰割)。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情形将持续下去,直到西方的优势逐渐消解。美国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在19年出版的《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一书中,曾依据一次关于世界新闻流通的极广泛的研究发现,有的国家从未在其它国家的新闻栏目中出现过,关于外国新闻的报道始终集中于4个国家———美国、前苏联、英国和法国[10]。这种不对等的新闻流通的格局维持和加大着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间的差距,“已经获得所能得到的绝大部分新闻的民族,也支配着新闻在世界范围的流动。”[11]新闻流通的情形是如此,文化流通的情形也是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30多年前是如此,现代的情形并没有多少改变(由于前苏联的解体,社会主义文化在国际范围内遭到的抵制更为剧烈)。

第二,由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了激烈的文化冲突,这种冲突使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冷战结束以后,大国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大大缓解,但世界并没有获得真正的和平。一方面,种族主义和霸权主义仍然存在,在西方国家,排外浪潮和种族歧势愈演愈烈;在不发达国家,偏激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尤其在中东和国家)。由此带来的不同文化类型或不同文明类型之间的冲突成为国际政治界和知识界的重要话题。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1993年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长文《文明的冲突》,提出了他关于“后冷战”时期世界状况的基本观点:“我认为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于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割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在世界事务中,民族国家仍会举足轻重,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12]亨廷顿的依据是,文明的差异是比政治意识形态更为根本的差异,它所引起的冲突更加持久;全球化格局的形成、时空的缩小,使得民族间的互动更加频繁,交流的增多不是增加了趋同性,而是强化了民族意识和本土意识,并由此引发冲突 (13)

1996年,亨廷顿以《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为名出版专著,他继续坚持关于文明冲突的观点:“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14]也恰恰在此前的文章和本书中,亨廷顿暴露出其“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认为“西方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社会,正进入这样的一个时代,当后人回顾以往时,将会按照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文明演进模式称其为‘黄金时代’”[15];与此同时,亨廷顿又忧心忡忡于西方文明未来的可能没落。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乏某些深刻而有创见的思想,但其思想中的“西方中心主义”以及把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绝对对立起来、甚至认为儒家文明(中国文化)是对世界秩序的潜在威胁的观点也遭到不少西方学者和大多数中国学者的批判。但不管怎么说,国际间文化传播的加剧并不必然导致不同文化间的融通,而有可能加剧不同文化间的冲突的观点,对于那些不切实际的乐观主义者不啻是一针清醒剂,亨廷顿毕竟道出了文化全球化过程中的真实而紧迫的问题。

全球范围内文化冲突的加剧除了源于不同文化固有的差异性外,还源于文化的偏见。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非殖民化运动的发展,在70年代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或地区摆脱了宗主国的行政统治而获得了,但殖民者对殖民地人民进行长期文化统治所遗留下来的精神负担和精神问题却远未得到解决,这些负担妨碍了原殖民地人民的文化重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爱德华・赛义德首先在《东方主义》(1978)中尖锐而愤怒地批判了西方殖民主义在文化上的表现,集中分析了殖民话语的统治形式。赛义德认为,东方主义是基于对“东方”与“西方”所作的区别之上的一种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思维方式,也是西方文化重新建构和支配东方文化的话语。在东西方之间势力悬殊的情况下进行的任何关于东方的话语交流伴随着严重的歪曲性理解———也就是说,西方人心目中的东方文化或东方形象,与东方文化和东方形象的实际面目相差甚远,西方人带着认识论上的“先入之见”、按照他们的心理需要描绘着东方文化的形象。赛义德强调指出,东方主义的话语与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机构关系密切,它不是欧洲对东方的空洞幻想,而是有着若干代人、数百年投入的一整套理论和实践[16]。与赛义德对东方主义的批判密切相关,不少美籍亚非裔学者对东方社会的“后殖民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中代表性人物有加亚特里・斯皮瓦克(G aya2 tri S pivak)、霍米・巴巴(H omi Bhabha)、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等人。斯皮瓦克认为,后殖民指的首先是一种新的世界格局,是资本主义“危机控制”的新方式,是资本主义文化传播战略的一部分,因而他相信,“全世界都是后殖民的”,“后殖民性正是一条将我们带入全球性国际资本主义的轨道。”[17]巴巴则认为,被压迫者与压迫者语言上既反抗又依赖的情形,使得冲突的双方陷入一种复杂的充满张力的文化政治胶着状态,大大增加了被压迫文化在身份定位、策略选择等方面的困难。针对这种情况,巴巴提出了殖民与后殖民的“杂种性”命题[18]。德里克也指出:“作为一种状况和认识态度的后殖民性和促使全球资本主义产生的社会经济趋势相联系……后殖民主义本身是正在形成中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组成要素。”[19]“后殖民”状态研究者们的成果显示,当今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传播和交流既面临着冲突和矛盾,也面临着文化内部的结构性,而这一切的最终根源乃是垄断资本对文化生产的强大辐射力。

第三,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以因特网为标志的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以超强的技术逻辑极大地刺激了全球文化的交流,使全球文化交往真正落实到个人层面。

众所周知,文化的传播离不开传播工具,传播工具的每一次改进都促进着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以传播工具的改进来划分人类不同的历史时代(如“口头传播时代”、

“文字传播时代”、

“电子传播时代”),甚至认为欧洲历史的重大进程如民族国家的形成和理性意识的觉醒都离不开印刷机的发明[20]。电子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当今世界进入了以数字化、网络化为核心的信息时代,这场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全球范围内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方式、文化交流的质和量也将产生巨大变化。在因特网和其它网络中已形成一个与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不同的“信息空间”(cy2 bers pace)。在这个无国界、跨种族的空间里,千百万的人进行信息交流和情感沟通,各种文化的人们都有了一个共同的心理认同感———地球村的意识;电子图书馆、电子出版物和远程教育手段的发展,使各国之间的文化传播更加频繁、必需和便利。处于地球各个角落、属于不同文化的人们可能会追逐相同的流行时尚、收听相同的流行歌曲、收视相同的影视节目、崇拜同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流行同一种哲学。就像传统的经济生产残酷地摧残着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一样,信息领域的优势文化以同样的威力横扫着文化的多样性。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说:“信息高速公路将打破国界,并有可能推动一种世界文化的发展,或至少推动一种文化活动、文化价值观的共享……当人们更多地注意全球问题或全球文化,而减少对传统的、地区性问题或文化的关心时,也许有些文化就会感到面临着威胁。”[21]

三、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传播策略

　　意大利学者恩贝托・埃柯(Umberto E co)[22]认为,征服、文化掠夺和交流作为三种抽象的模式,反映了两种不同文化接触后出现的历史事实。毫无疑问,交流是不同文化接触的最佳模式,它能最大限度地促进不同质的文化的最大的增长。在中国文化面临全球化挑战的重要时刻,我们在考虑当代文化传播策略时应以“交流”作为基本出发点,以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播,并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保持中国文化向世界文化全方位开放的态势。

所谓“全方位”开放,就是指中国文化在各个领域向世界上所有先进文化或所有文化中的先进成分开放,向它们吸取对中国文化有用的成分,以增强自身的活力。当西方各国在文艺复兴、产业和理性精神的推动下阔步前进的时候,中国封建王朝犹如熟睡的巨人,自大而又自闭的文化传播策略使中国未能及时接受当时确属先进的西方文化的刺激,失去了历史发展的宝贵机遇。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的文化传播只允许和鼓励与社会主义苏联的交流,结果不顾国情地从苏联移植来一整套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教育制度,这种文化移植在当时促进了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但同时也暴露出单向移植和生吞活剥的种种弊端,使我们付出了几十年的时间去承担这种文化移植的代价。当前改革的主要障碍仍然是遗留下来的前苏联模式和。历史充分证明,文化交流不仅是必需的,而且必须是全方位的。

全方位的文化交流之所以是必需的,还因为任何文化都产生于特定的时空,有其产生的特殊历史条件,既有其特殊价值,也有其自身的局限———任何文化甚至文明都是有局限的,但这种局限可以通过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得到弥补。中国文化有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体系,是世界文明中唯一历经数千年而未中断的文化,但这决不意味着中国文化是十全十美、无需发展的;相反,中国文化由于长期植根于农业社会和封建的土壤之中,中国的文化启蒙和重建尚有许多工作要做。在这种背景下,文化的全方位的开放仍然是最经济、效率最高的,因为完全依赖文化内部的自然演化会使我们付出太多的时间和代价。

此外,全球化不等于西方化,而应该是世界所有文化的交响和合奏。应该承认,目前占据优势地位的现代西方文化是历经数百年长期构筑而成的一整套概念体系和价值系统,是一套覆盖政治、经济、宗教、道德诸领域并被最广泛运用的话语系统,在很多方面它确实具有先进性———西方社会无数智者和勇者为它作出了贡献。无视或厌恶这种文化,显然是愚昧和狭隘的。但是,西方文化不是世界文化的全部,第三世界的许多文化系统也有其特殊价值和不可替代性。我国的文化建设同样应该向这些文化类型开放———由于没有“文化霸权”的阻挠,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具有平等性,更易于沟通。

文化交流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会出现许多负面的现象,文化交流的过程和后果也不可能获得完全而彻底的控制———文化的交流会促进人们思想和观念的改变,这种改变自然不可能纳入完全的社会控制。但是,利弊相权,付出一定的代价而获得文化上的总体性推进自然是值得的。在全方位开放的同时,我们要特别警惕两种倾向:一种是“文化保守主义”或曰“文化民族主义”,另一种是“文化激进主义”。前者或出于盲目的民族文化优越感,或出于对外来文化的恐惧感,或出于维护文化整体性、纯洁性的动机,以“国粹”和传统文化价值的守护者自居,抗拒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后者则无原则地全盘接受外来文化,将原有的传统文化统统丢弃。无疑,这两种倾向都是极为有害的,都不利于民族文化在国际交流中有所增益。

第二,我们一方面要对资本主义文化霸权保持警惕,坚持自己的文化认同意识,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出现偏执于本土文化的“纯洁性”之倾向,在文化的本土性和世界性之间寻找更多的契合点。

如前所述,西方文化在文化全球化过程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文化帝国主义无处不在。这是客观的事实,但我们决不能屈从于这种霸权。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由于真正统一的全球文化并不存在,因此,保持我国民族文化的本土性和独特性是我们长期的策略。应该看到,第三世界本土文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的危机。众所周知,本土文化的性和完整性对于以民族国家为主要政治存在形式的区域共同体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对于维护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以及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是不可或缺的。文化的全球化语境只是创造了不同地域的本土文化进行交流的更大空间和更多契机,决不意味着本土文化的终结。英国学者本尼狄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 on)指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an imagined community),它意味着成千上万未曾谋面的同胞之间的一种文化上的深刻认同和情感纽结[23]。没有了文化,就没有那种“想象”,千百万人势必将沦为无根的一盘散沙。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绵延数千年而不绝,在遭受外患和列强入侵的多次危机中涉险过关,本土文化所培育的民族信念是最坚强的支撑;在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迫切需要凝聚全民族和全体海外同胞之力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紧要时刻,本土文化的丧失对中华民族将意味着一场灾难。

尽管如此,笔者以为,本土文化的“纯洁性”已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概念,因为当今世界上已不存在纯洁的民族或纯洁的文化之类的理想化的现实。如果坚执于这种虚幻的“纯洁性”,文化沟通将成为不可能。用“性”来取代“纯洁性”,意味着我们将摒弃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二元论思维模式,以一种辩证的、动态的策略应对全球化浪潮。当然,本土化和全球化是一对矛盾,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统一,那么,统一的中介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寻找中国本土文化和其它各民族共通的基本元素将是进行对话,清除紧张关系的唯一途径。在当今世界,一方面文化压迫、文化冲突依然存在,另一方面,不同文化之间的相通因素也在增长,因为生活在地球村中的人们不得不面临某些共同的问题和挑战,不同文化的长期交流早已使各种文化相互混杂,你中有我,我中有我。乐黛云教授认为,“无论人类多么千差万别,但从客观上讲,总会有构成人类这一概念的许多共同之处,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必然会面对许多共同利益和共同问题。”[24]当然,我们也得承认,哪一种本土文化能够更早、更好地回答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该文化就越具有国际性,也应该得到其它文化更多的尊敬,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强者。“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固然有道理,“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也同样深刻。我们既要使我国的本土文化保持其性,也要尽力提升其品格,使之具有更多的国际性,以维护本土性和国际性之间应有的平衡。

第三,我们应该对文化全球化活动作结构性分析,以科学的、理性的精神积极参与文化全球化活动。

五四运动以后,“赛先生”被请进国门,一整套西方世界的科学学科、科学规范、科学范畴、逻辑范畴被引入中国,中国学术完成了从国学向现代科学的转变。应该承认,当代中国人所接受的科学教育和学术培养基本上都建立在西方知识界的标准基础之上(少数人文学科和医学的部分领域除外)。在全球化语境中,西方的学术话语也对中国的学术话语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并在某种意义上影响着后者的发展。西方的各种哲学思潮、艺术思潮、科学新发现、学术热点涌入国内知识界,制造了各种学术时髦和前沿话题,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主宰了国内学术焦点和旨趣的生成和变化。笔者以为,自然科学无国界,学术规范也应该是统一的,但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是有祖国的,他们在顺应世界学术大潮的同时,应首先着力解决本国学术所面临的紧要问题,坚持自身的学术自信和学术品格,同时勇于创新,敢领世界之先,而不必攀附洋人,无原则地跟在其后仿制学术话题和学术语汇。当然,在科学和学术话语等精英话语层面,全球化的交流是绝对必需的,具有特别的优先地位,因为封闭不仅意味着落后,而且意味着停滞甚至是死亡。

在学术话语的层面之外,更为汹涌的是全球消费文化的泛滥。这就是所谓“媒介帝国主义”驰骋的疆场。在垄断资本的支配下,以西方强势文化为主宰的文化全球化的最突出表现恰恰就是消费文化的兴起。早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就致力于对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即文化工业)的批判。在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看来,以消费主义为特征,以技术复制为手段,以利润为终极目的的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生产已经堕落为“文化工业”,文化工业不再以满足人们的思考和创造性的需要为己任,而以商品拜物教和价值规律为自己的主人。在他们看来,文化工业由于废除了风格而成为非文化,并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统治的工具[25]。霍、阿二人对资产阶级消费文化的批判是深刻的,同时也是激进的———他们坚执于古典文化的观念,不能容忍工业技术和市场对文化领域的侵害。其实,文化工业有它的另一面:它使文化(尤其是艺术)走向了大众,并丰富了人们的文化娱乐生活。在中国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西方的影视作品、广告、快餐业、时装、化妆品、生活方式、时尚、建筑文化等随处可见,成为人人可以便利获得的东西,年轻人尤其热衷于具有异国情调的一切事物。应该承认,这些打上西方文化烙印的事物一方面满足了人们的文化娱乐需要,另一方面也改变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和信仰,甚至动摇他们的文化根性。这是我们必须十分警惕的。但是,对于西方消费文化,我们也不必一味排斥,后者实际上是一柄双刃剑,利弊互现。我国已经承诺在经济上进一步对外开放,这表明西方消费文化将不可避免地更大规模地进入中国市场。只要我们实行有选择的,积极、稳妥的准入,同时进行积极的引导和批判,我们就有可能将其负面影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此外,引入西方消费文化也有利于我国的文化生产部门学习和借鉴将文化和技术以及市场紧密结合的先进经验,向世界更多地贡献出我们的文化产品。

在西方消费文化进入中国的通道中,信息高速公路是最便捷、效率最高的通道。信息高速公路的通用语言是英语,各种信息发布机构(网站)绝大部门在西方国家,这样西方文化的许多负面因素,如色情信息、政治信息、文化渗透信息也因此大量涌入,给我国的文化控制带来了新问题。不仅如此,信息高速公路大大弱化了传统媒体的作用,降低了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机构的作用,而且使得对信息交流的控制变得十分困难。应该承认,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文化全球化的效应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加强网络管理,同时也要在信息的“上游”建立更多的本土文化网站,真正参与到文化全球化活动中去。

第四,在全球化语境中,我们必须把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斗争和建立健康的国内文化环境,解决国内文化矛盾的努力结合起来,即把抵御“外侮”和增强自身肌体活力两方面结合起来。

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文化建设的任务艰巨而繁重。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文化建设面临着多方面的矛盾:如何摆脱长期以来封建文化的遗毒,建设社会主义新型文化的问题;如何克服传统文化的狭隘性完成现代性转型的问题;如何跳出本土文化的局限融入更为广阔的全球化视野的问题;如何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形成宽松、自由的国内文化创造环境和批评空间的问题……这诸多的问题无一不具有紧迫性,而且又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的文化传播策略必须能够兼顾这些问题的解决,决不能把其中任何一种问题孤立化并凌驾于其它问题之上。

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圈中,有人在谈论文化全球化时喜欢把帝国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在文化交往中的不平等关系看作是压倒一切的问题,并且在谈论这一矛盾时,有意或无意地回避其它十分重要的矛盾。这种做法实质上把文化全球化问题抽象化为一种颇诱惑人、同时已抽去所有具体内容的命题,把它从事实分析和策略研究活

动转化为一种民族主义的道德义愤。这种情形,经常出现在遭受西方世界侵略和威胁的阿拉伯国家中。应该看到,真正具有对抗意义的民族文化理论,必然同时具有国际性和本土性,是本土文化矛盾遭遇到其它文化时所作出的防御姿态。在当今的中国,摆脱封建文化长期的、沦肌浃髓的遗毒是一项十分突出的任务。这种文化遗毒对中国当代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依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而开展全球化的文化交流,恰恰大大有利于荡涤千百年来的封建遗毒。如果将这一严重问题悬搁起来,抽象地谈论本土化和全球化的对立,有可能滋生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为上述封建遗毒张目。由于长期的封建性和封闭性,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很少有从容交流的机会,洋务派和五四时期的文化引入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和破坏性,因此,不少中国文化人中有根深蒂固的对外来文化、尤其是帝国主义文化的恐惧感和憎恶感,他们习惯于将西方文化看作是洪水猛兽,很容易祭起“本土化”法宝以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事实上,西方文化并不是一团混沌的“恶”,它在内部也经历过长期的反封建、反愚昧的斗争,它在超前发展(相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形态的基础上积累的财富,对第三世界国家是大有补益的,我们必须以辩证的、开放的心胸去理解文化的本土化命题。

此外,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还比较薄弱,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形态对文化建设的空间多少形成了一些压迫,文化的高度的创造性和多元性还有待进一步的发展。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中国逐渐向宪政国家和“市民社会”过渡,文化建设所必需的社会的公共空间亟待得到拓展。显然,如果绕开上述问题坚执自己的“民族”或“本土”身份,谈论捍卫文化的本土性或民族性将是毫无意义的。对此,赛义德的有关评论值得我们关注。在他看来,专注于某种宗教、文化、地域为标志的身份会导致自闭心态和怨天尤人心态,是跨文化研究的一个致命障碍:“在学术活动中受一种压倒一切的社会身份支配,无论这种身份在西方、非洲或亚洲,都是一种自我禁锢和削弱。”[26]不难看出,淡化身份意识,在本土文化的矛盾情境基础上思考文化全球化的应对策略,才有可能从根本上避免偏狭的道德义愤,为塑造本土文化或民族文化的国际性品格作出贡献。

　　注释

　　[1]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于1959年夏季在奥地利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首次使用这一名称,提出他对未来西方社会的设想。1973年他出版《后工业社会: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对其设想作了全面的理论阐述和实例分析。

[2]J.Ly otard:The P ostm odern C ondition,M anchester:M 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4.

[3]F.James on:P ostm odernism.Or the Cult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2 ism,New Left Review146(July/Aug.1984),PP.53-92.

[4]C.O ffe:Dis organised capitalism:C ontem porary T rans formations of W ork and P olitics,ed.Jone keane,Cambridge,M ass,1985.

[5]J.S.R oss and K.C.T rachte:G lobal Capitalism:The New leviathan,Albany,N.Y,1990.

[6]马克思:《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27-28页。

[7]引自《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

[8]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页。

[9]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0][11]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61页,第71页。

[12][13]亨廷顿:《文明的冲突》,见《二十一世纪》(中文大学),1993年10月号。

[14][15]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第77页。

[16][26]Edward Said:Orientalism,New Y ork:Random H ouse, 1997.

[17][18]引自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4页,第176页。

[19]阿里夫・德里克:《后氛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20]M cluhan M arshall:Understanding M edia:The Extensions of M an,New Y ork;M cG raw Hill,1996.

[21]比尔・盖茨:《未来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6-327页。

[22][24]《跨文化交流》(一),上海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83页,第3页。

[23]B.Anders on:Imagined C ommunities,London:Vers o,1983.

[25]H orkneimer and Adorno:Diatectic of Eneightenment.New Y ork:The C ontinuum C orporation,1982.

〔责任编辑:平　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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