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概念：从藏彝走廊到横断走廊

陈自升  张德华

（四川大学 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

〔摘要〕 “藏彝走廊”与“横断走廊”概念之争属于民族学理论研究之争，它涉及到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也涉及到老一辈民族学家与新一代民族学者研究思路的转换。更深层次而言，它涉及到学者们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藏彝走廊”是历史的产物，它是以民族识别调查为历史背景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为理论前提，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横断走廊”是当今学术氛围的产物，它以“生态史学”为理论支撑，在学界引起了一系列反响。

〔关键词〕民族学；藏彝走廊；横断走廊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民族学概念属于民族学理论研究的范畴，它涉及到民族学的研究范围和方法。大多数学者把民族学划归于人类学门下，等同于文化人类学。他们认为，人类学通常可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部分，文化人类学以民族、族群及其社会文化为研究对象，民族学也是以民族、族群及其社会文化为研究对象，所以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等同。然而，当民族学者把研究民族地区的文化现实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旨趣时，民族学概念之争就是在考量：到底哪个民族学概念更有利于民族地区的文化现实研究？这样一来，“藏彝走廊”概念与“横断走廊”概念之争也就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民族学概念及其研究方法

所谓概念，它代表具有共同属性的事物、事件、行动或者关系，它可以用一个特定的名称或符号表示。概念是人类思维活动的基本单位；没有概念，人们就无法交流、学习和思考。民族学概念是指在民族学研究过程中形成的有关理论、方法及习惯称谓，如：进化论和传播论、问卷法和访谈法、文献研读和田野考察等。

我国民族学研究的前辈们在做社会研究时提出了一些新概念，如吴文藻的“社区”概念。吴文藻先生在《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一文中说，“社区”一词是英文Community的译名，“这个译名，在中国字汇里尚未见过，故需要较详细的解释。”[1] 林耀华认为，“经济文化类型”是苏联民族学家上个世纪50年代提出的民族学概念。[2] 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和三大民族走廊概念，即：西北走廊、南岭走廊和藏彝走廊。

民族学概念的理解依赖于对民族学本身的理解。学者们是在不同的领域、从不同的角度和采用不同的方法研究民族文化，对民族学及民族学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他们可以从历史、政治、法律、经济等角度研究民族文化，也可以从民族学角度研究民族文化。然而，如何把从历史、政治、法律、经济等角度研究民族文化的相关学科与民族学本身区分开来呢？这可以从学科的研究方法着手。毋庸讳言，几乎所有的民族学者都认为，民族学的研究方法是侧重于读社会而不是读文献，侧重于实地研究民族文化；历史学、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等侧重于文献研究，侧重于论证推理。然而文献本身来自于社会调查，民族学及其他学者也是把实地调查研究的结果写成文章，最终成为文献。文献与实地调查两者本身是前后相依的两种学术活动。在这两种学术研究活动过程中，有些人忠实地记录了实际情况，有些人就掺入了幻想成分。这就使得文献资料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记录社会文化实际的文献，一类是记录社会文化理想的文献。在同一部文献中，社会文化理想和社会文化实际往往是交织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确划分民族学与其他人文学科了：民族学是侧重于社会文化实际，而其他人文科学侧重于社会文化理想。

就是说，民族学是研究现实的文化存在，而不是理想的文化存在。一部优秀的民族诗是一部理想与现实的交响乐章。民族学家的功夫就在于从这些历史典籍甑别出哪些是“理想”，哪些是“现实”，将历史的“现实”与当前的“现实”联系起来，找出他们内在的逻辑性。民族学既然是一门研究历史“现实”与当前“现实”的学问，那么它所涉及的研究方法也就与其他人文科学有一定的差异。

人文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主要有历史叙事法、比较研究法、结构功能法、阶级分析法等。民族学也承袭了这些方法，但是优秀的民族学者对这些方法进行了改造，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方法。例如，老一辈民族学家吴文藻先生在《中国社区研究计划的商榷》一文中曾论及“训练学生来做实地考察的工作”的方法。他说：“在方中，尚有必须注意几点：（1）为研究简便起见，开始时虽限于模型调查、静态研究，稍后则对于社会变化，亦应同时实习观察。（2）考察社区的文物制度，在发现地方特殊情形时，应扩大眼光，从史地的、心理的及社会的各种眼光来加以解释，而不囿于任何方面的成见。”[3] 吴文藻先生之所以这样讲，原因就在于民族学是研究“现实”的学问，它有其可以操作的实际需要，否则这些研究方法就会沦落为“空论”。

    一般而言，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分为三个层面：指导思想、基本方法和具体措施。指导思想是一切学术研究的首要问题，民族学研究也不例外。民族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将影响民族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具体措施，它是民族学研究的灯塔和灵魂。指导思想通常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世界观和方，另一部分是研究的目的。民族学概念属于世界观的范畴，也属于方的范畴。不同的世界观对于民族学概念的确立和界定是不一样的。民族学概念属于民族学研究方法的“指导思想”层面。根据不同的指导思想，民族学者就会侧重于不同的基本方法和不同的具体措施，因而，民族学概念对于民族学研究而言意义重大。

然而，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概念引发了许多争论。虽说绝大多数言论对这个概念持褒扬态度，要么阐发，要么深化，但是这些阐发和深化也暗示了这个概念本身存在一些问题。在众多学者中，四川大学徐新建教授明确指出了这个概念的缺陷。由此引出了“藏彝走廊”与“横断走廊”概念之争。概念之争与命名之争有关，它涉及民族学研究方法，也涉及到民族学家在民族研究领域的地位。民族学概念的提出，与自然科学界的科学概念的提出一样，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从元素周期表中的元素命名，到天体的命名，到数学公式、物理学公式的命名，对于命名者而言，它是莫大的荣耀。事物的名称对于事情的开展很重要。《论语·子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4] 此言所言极是。下面，我们来探讨“藏彝走廊”的历史来源及其内涵。

二、 “藏彝走廊”概念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

“藏彝走廊”概念的历史背景是民族识别调查。1950年，国家组织了民族学科研队伍对我国众多的民族进行名称识别。我国民族识别所依据的民族概念是斯大林为民族所下的定义。依照此理论进行民族识别遇到了很多麻烦。当时，民族学工作者不得不着重考虑各民族的历史渊源和各民族的归属意愿。这样，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理论与我国的具体民族学实践相结合，就成了老一辈民族学家的历史重任；社会学中国化、人类学中国化、民族学中国化就成为了学者们的历史使命。1956年费孝通和林耀华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了“关于少数民族族别问题的研究”是民族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揭示了这一历史使命的急迫性。新的民族学理论和民族学概念成了时代的呼唤。

“藏彝走廊”的前提理论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1988年8月费孝通先生写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5]一文，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理论。从宏观地理的角度，他描述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否定了中华民族起源的一元论和外来说，肯定了多元论和本土说；从宏观文化的角度，他勾勒了新石器时期黄河中游和下游存在东西相对的两个文化区及长江中下游的两个文化区，这些文化区中的文化圈是中华民族格局中多元的起点；从历史的角度，他说明了夏、商、周三代是汉族前身——华夏——从多元形成一体的历史过程，春秋战国500多年是汉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的育成时期，汉族从而成为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一个凝聚核心。

任何理论都是为现实服务的，费老提出这个理论的最主要目的是什么？理想的目标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6]；现实的目的是：帮扶少数民族，维护多元格局。他认为，我国各民族的起点不一样，如果放任自由竞争，“结果是可以预见到的，那就是水平较低的民族走上淘汰、灭亡的道路” [7],多元一体中的多元一方会逐步萎缩。那么，少数民族向汉族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少数民族实现现代化，这是否意味着更大程度的汉化？他说：“一个社会越是富裕，这个社会里的成员发展其个性的机会也越多；相反，一个社会越是贫困，其成员可以选择的生存方式也越有限。”[8] 就是说，经济越发达，越是现代化，一个民族更有可能发展自己的民族特点。费孝通先生是以博大的胸怀和仁爱之心来论述这一理论的。这种胸怀在他翻译的《人文类型》的“译者的话”一文中也有所体现。他认为，比较社会学的目的是想引导各美其美的文化观逐步走向开放，进入美人之美的相互容忍的文化观，从而削弱以至消灭原有的文化排他性，“为多元一体的格局奠定和平共处的意识基础。”[9]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一经提出，立即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达成了无可争议的共识性。

 “藏彝走廊”的形成过程众人皆知。第一次是1978年9月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族组的会议上，费孝通先生作了《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的发言。第二次是1981年12月在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座谈会上，费孝通先生明确提出了藏彝走廊概念。第三次是1982年4月在昆明召开的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的座谈会上，他认为，六江流域的民族进行考察，打破了行政的界限和学科的界限。第四次是1982年5月在武汉社会学研究班上，他确认“藏彝走廊”提法。第五次是2003年11月在成都召开的“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费老为会议发来贺信，阐述了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与藏彝走廊概念的关系。

     “藏彝走廊”概念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学者们纷纷发表文章对此进行解读和阐发。“藏彝走廊”概念最忠实的支持者是李绍明。李绍明先生在《藏彝走廊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说：“费先生五次提出‘藏彝走廊’这个概念，每一次的内涵都不同，直到2003年，才最终确定藏彝走廊这个学术概念的研究目标是为了进一步说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问题。”[10]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的赵心愚教授在《藏彝走廊古代通道的几个基本特点》一文中认为，藏彝走廊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民族学概念，是针对以民族为单位一个个研究的局限性，从整体上去把握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吴其付博士认为，藏彝走廊具有民族价值、考古价值、旅游价值、遗产价值等方面的价值，藏彝走廊概念的提出更有利于研究这些价值。[11] 湖北民族学院陈心林博士认为，藏彝走廊这个概念的生成“有着坚实的地理、文化和学术根基”，它抓住了这一民族走廊地带最显著的历史文化特征；同时，他看到了“藏彝走廊”概念的内在张力，“学界一方面质疑‘藏彝走廊’名称的学理性，另一方面又未能就新的指称达成共识”。[12] 

石硕教授在《“藏彝走廊”：一个独具价值的民族区域》一文充分肯定了“藏彝走廊”概念的学术意义与科学价值。他认为，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概念准确地概括了这个区域的人文特点；它的提出意味着这个地区可以作为一个的区域来研究；“藏彝走廊”概念较好地解决了对该区域的统一称谓问题。[13] 他认为，建国后该地区通常被称为“横断山脉地区”，它有两个不足：它是一个地理学概念，未能反映人文特征；邛崃山脉以东的岷江上游地区没有包括在“横断山脉地区”的范围内。“横断山脉地区”没有能够完整地概括这一地区。同时，他也认为“六江流域”概念也有同样的缺陷，即：缺乏人文特点，所指范围缺乏规定性，易生歧义。

虽然石硕在民族学概念方面反对用地理区域命名，但是在研究思路方面他却是“生态史学”的支持者。在《关于认识藏彝走廊的三个角度与研究思路》，他认为，我们稍加留心，就很容易发现，人类文化都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形态；原因在于“地理环境在根本上决定或了人们所能选择的谋生手段，而谋生手段则进而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14] 这显然是唯物主义路线。正是这样的理解，徐新建教授提出了“横断走廊”概念。

三、“横断走廊”概念与文明生态史观

徐新建教授主要是在他的著作《横断走廊：高原山地的生态与族群》一书和《“族群地理”与“生态史学”——由“藏彝走廊”引出的综述和评说》一文表述了“横断走廊”概念。该文章发表在《藏学学刊》第二辑，也收录于石硕主编的《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一书。

首先，他认为，费孝通1980年提出“藏彝走廊”概念的突出意义就在于对“行省史观”的突破，在民族学研究领域有重大贡献。但是，“民族走廊”虽然与设定的行省单位明显有别，它的提法仍属于人为划分之类型。如果我们从该地区的族群关系以及纵向历程考虑，那么用现行的族群名称命名这条走廊是不适合的，因为，“藏彝走廊”这样的简化命名遮蔽了该地区的弱小族群。

其次，他认为，“走廊”不是费先生的首创，施坚雅的地理图式已经包含有“走廊”类型，它是一种比喻方法。王明珂提出的“羌人地带”凸显了被“藏彝走廊”这样简化命名遮蔽的弱小民族，但“羌人地带”仍然只是局部的，没有从宏观层面审视族群关联。童恩正1980年提出的“半月形文化带”已经把作为局部的“藏彝走廊”与中国更大地带联系起来了；在古代，“藏彝走廊”上的居民可能并不是藏族或彝族。

    再次，他认为，“横断走廊”类型的划分，既是“行省史观”的兼容和突破，也是对人为划分类型的突破。如果我们换用“族群地理”的格局来看待和研究西南民族地区，会有助益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研究。从“族群地理”意义上，西南民族地区包括了从“氐羌故地”、“华夏边缘”、“藏彝通道”到“汉藏之间”和“内部边疆”等若干有待研讨的特征。所以，参照另外两个相关区域“河西走廊”与“岭南走廊”，不妨以“横断走廊”来为之命名。

     我们可以看出，徐新建教授采用“破”与“立”相结合方证了“横断走廊”概念的合理性。他所要“破”的，正是李绍明所要“补”救的。除了这个“破”“立”结合的推理论证外，他的主要理论支撑是“族群地理”与“生态史学”。“族群地理”的含义是什么？徐教授在他的著作中没有做出明确答复，笔者在其他人的著作中也没有找到相关论述。可能是从地理的角度研究族群，也可能是从族群的分布考察人文地理。至于“生态史学”，它与“生态史观”的关系，似乎生态史观属于日本学者梅棹忠夫的“专有”，“生态史学”是学界的“共有”，二者没有实质的差别。所以，下面谈一谈“文明生态史观”。

1957年，梅棹忠夫发表了题为《文明的生态史观序说》一文，提出了“生态史观”理论。“生态史观”是一种主张从地理环境的生态结构出发，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与解释人类文明发展模式的理论；它认为各种文明的形成、流变和消亡的过程很复杂，但都与其生态环境有密切的联系。《文明的生态史观序说》在日本社会科学界激起了强烈反响，日本界普遍认为该论文“提出了独树一帜的世界观”。它被日本学术界誉为“突破传统历史观的‘具有意义’的新思想，是“战后各国思想界相继提出的最重要的世界史模式之一”。[15]

梅棹忠夫认为，“主张在战后思想史中应有‘生态史观’的位置”是学界同仁的推波助澜；同时，由于一系列的“生态史观”座谈会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生态史观”专题研究班，该理论“实现了大幅度的前进”。日本的“生态史观”到底前进到什么程度，笔者无从考究。就其以宏观研究、宏大叙事、大规模的历史考察而缺乏微观的哲学心理学研究而言，该理论的影响因子还是很有限的。

梅棹忠夫的“文明的生态史观”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褒贬不一。北京师范大学杨宁一教授认为，从宏观上，梅棹忠夫的生态史观勾勒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构建了现代化发展的世界模式，阐释了日本文明在世界中的地位，特别强调了日本文明的独特性。但是，生态史观过分强调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假如把生态环境看着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决定性因素，甚至唯一的因素，完全不考虑社会因素，那么它“显然是一种环境决定论”。[16]

王子今教授高扬生态史学，提出了“中国生态史学”概念。20世纪的生态史学取得空前的进步，但是很多认识仍然是初步的。他认为，作为历史学研究者，最可贵的是“对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历史的真切的关注和认真的分析”。[17] 他认为，我国早期史学已经对人类的生态条件表示关注，《禹贡》和《逸周书·王会解》等文献记录了生态史料；《史记·货殖列传》已经注意到生态条件和经济、文化的关系；20世纪的我国学者，竺可桢、蒙文通、王树民、胡厚宣等学者从不同角度考察历史上的气候变迁，取得了比较集中的成果。他认为，多年来学界批判“环境决定论”，一些学者从事有关“环境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不得不十分谨慎；但是，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的影响，生态条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有必要进行新的理论说明。”[18]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用新的理论研究“中国生态史学”。

王利华教授借用“天人之际”一词来概括“生态史学”。他认为，生态史学的基本学术取向是陈述和分析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它“不局限于社会和人事，而是将目光较多地投向人类的生物属性和与人类社会活动发生过种种联系的那些自然事物和现象。”[19]

从上面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对生态史学普遍持褒扬的态度，只是对梅棹忠夫《文明的生态史观》的写作动机和目的提出一点质疑。那么徐新建教授在“横断走廊”概念中的主要理论支撑——“生态史学”，到底有多少成分属于梅棹忠夫的“生态史观”，多少成分属于中国学者所说的“生态史学”呢？这个很难分辨。下面，我们探讨一下梅棹忠夫文章与徐新建文章共同之处。

梅棹忠夫的生态史观得益于他的旅行。1955年11月他经由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回到日本，体察到“日本是北方国家”，也使他得到“关于自己国家的新的认识”。他思考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人口众多的原因，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官僚制度、语言文字、地方特色、宗教寺院等。他简述了教、教和印度教的内容，也探讨了印度佛教与日本佛教，等等。总体而言，他谈论的内容广泛而不深入。但是，梅棹忠夫在《文明的生态史观》一文中说，《文明的生态史观序说》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许多人都谈论到这篇论文，有赞成的观点，当然也有提出严厉批评的”。[20]

徐新建的“横断走廊”概念也得益于他的旅行。他在《横断走廊：高原山地的生态与族群》一书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化是走出来的。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徐教授除了“到过的川、滇、黔、桂民族聚居区以外，还到过四川、青海和云南等跨省交界的许多地区”。[21] 在书中，他描述了众多的民族文化特色，如：米亚罗藏家、桃坪羌寨、石棺葬遗址、茂县博物馆、卧龙大熊猫、米易火把节、丽江故事，等等。在民族地区的长期考察的基础上，徐新建对“藏彝走廊”这个民族学概念进行了反思，提出了“横断走廊”民族学概念。

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宏观的人文地理视角，这个观察角度来源于他们多年的旅行考察。他们的博闻强记，在学界及社会各界都遐迩闻名。因而，“横断走廊”概念一经提出，引发了无数争议，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横断走廊”概念的最主要的支持者是付海鸿博士。在《横断走廊：族群地理与生态史学——读徐新建〈横断走廊——高原山地的族群与生态〉》一文，她说，“藏彝”二字遮蔽掉包括汉族族群在内的众多民族族群。如果由于“该区域中的族群主要是操藏语支与彝语支就以‘藏彝’命名，那么操‘次’语支的族群就理所当然地被省略掉吗？在此区域中我们之‘多元’被缩减到‘二元’又何以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研究中真正体现多元呢？”[22] 以此推理，“藏彝走廊”概念是民族学领域的“大藏彝主义”，与政治学领域的“大汉族主义”有类似性质；而且，它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相矛盾。

为了响应 “操‘次’语支的族群就理所当然地被省略掉吗”这一呼唤，有些学者进而提出了“藏羌彝走廊”概念。张曦在他的文章中说：藏彝走廊概念缺失了本应该包含在内的羌族文化元素，“为弥补这一明显缺陷，本文首先由历史及现状出发，强调古羌在民族走廊中的历史作用，进而提出民族走廊的正确命名应该为‘藏羌彝走廊’的观点。”[23] 他认为，在费孝通五次提及的“藏彝走廊”问题中，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状来看，走廊的区域都包含岷江上游的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因而将“藏彝走廊”改换为“藏羌彝走廊”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民族学院的叶建也发表《从“藏彝走廊”到“藏羌彝走廊”——论古羌人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一文，表达了对“藏羌彝走廊”概念的声援。他说：羌族先民一直活跃在藏彝走廊上，基于历史、宗教、语言、民俗等因素，“‘藏彝走廊’应该被定义为‘藏羌彝走廊’较为合理。”[24] 他从该地区的物质文化，如农作物、彩陶、葬俗、石器、建筑等方面论证“藏羌彝”不可分，也从藏族、彝族、白族、纳西族等民族与羌人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论证“藏羌彝”不可分，最后说明，把“藏彝走廊”被定义为“藏羌彝走廊”是给予羌族历史地位最好的界定。

如果其他民族也来争取一个名，可能又会闹得不可开交。于是，苗学研究的学者另辟蹊径，提出了“古苗疆走廊”概念。例如，贵州大学的曹端波在贵州大学学报发表《国家、族群与民族走廊——“古苗疆走廊”的形成及其影响》，阐述了“古苗疆走廊”的成因、影响及其意义。他说：“‘古苗疆走廊’的提出，有助于了解明清以来中国西南纳入国家体系的进程，以及地域社会在这一地域中的对应，并扩大研究视野”。[25] 阅读其他有关“古苗疆走廊”的文章，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学者独树一帜，在“三大民族走廊”外建立第四大民族走廊，建立新的“贵州学派”，将贵州地区民族学研究纳入“古苗疆走廊”范畴。

结束语

学术之争有利于学术的健康发展，民族学概念之争是民族学研究的必然现象，也是民族学研究的客观要求。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概念是时代的产物，这一概念是逐渐建立的，后来得到了学界的认可和发展。随着历史的进展，“藏彝走廊”逐渐成为民族学研究的大旗，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内迎风招展，吸引着社会各界期盼的目光。徐新建教授提出的“横断走廊”概念是新时代的呼唤，这一概念的提出，立即招来民族学者们惊异的目光；它犹如一面彩旗在民族学研究领域中倔强地飘扬着，期待着学界同仁的认可。然而，费孝通先生在民族学界的地位加强了“藏彝走廊”概念的地位，特别是李绍明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补救”，羌学学者对它进行了“增补”——“藏羌彝走廊”，苗学学者对它进行了“回避”——“古苗疆走廊”，这些冲淡了“横断走廊”概念应有的学术光辉。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研究理论将引入民族学研究领域，民族学研究将迎来新的春天。

A New Trend of Ethnology Concept: from Tibetan-Yi Corridor to Hengduan Corridor

                Chen Zi-sheng, Zhang De-hua

(Institute of Religious Studi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

[Abstract] The battle of Concept between Tibet-Yi Corridor and Hengduan Corridor belongs to theoretical study scope of ethnology, involving method and scope of ethnology study and involving the shift of research ideas of the older and new generation Ethnologist.  In terms of deeper, it involves value orientation of academic research. Tibet-Yi Corridor is historical outcome, taking nationality recognition and investigation as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taking the Unity of Pluralistic Society of Chinese Nation as academic premise, it has important position in academic history. Hengduan Corridor is product of today's academic atmosphere, it take ecological historiography a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leading to a series of responses in the academic circle.

[Key Words] ethnology; new trend; Tibet-Yi Corridor; Hengduan Corrid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