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机制创新的产业链纵向治理优化研究

摘要：产业链纵向治理结构应顺应当今纵向产业组织垂直解体和网络化的趋势，向企业网络组织演进。为充分发挥企业网络组织的高效率，本文重点探讨该组织的稳定运行机制和高效运行机制以及这两种机制之间的逻辑关系。稳定运行机制着眼于抑制合作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高效运行机制以激励机制设计为主要手段，着眼于合作剩余的最大化。企业网络组织的稳定运行是其高效运行的基础和保证，而高效运行反过来促进其稳定运行，并使该组织实现真正的长期稳定。关键词：产业链纵向治理优化；企业网络组织；专用性投资；达州支柱产业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b最近几十年，在产业链纵向治理结构上，普遍出现了纵向产业组织垂直解体和网络化的演变趋势。本文所称产业链纵向治理结构优化，就是以企业间网络组织为研究重点的。从企业网络组织的视角进行研究，为纵向产业组织优化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为产业链上大型核心企业的经营战略以及产业组织的制定提供了依据。要促使产业链纵向治理结构向企业网络组织演化并充分利用该组织的高效率，则必须进一步研究保证该组织稳定并高效运行的相关机制。一、产业链纵向治理结构的演变趋势治理结构（governance structures）这个术语是由williamson（1985）提出的，用来描述各种组织形态，属于资源配置方式的范畴［1］。williamson指出，治理结构应与不同的交易类型相匹配。产业链纵向治理结构，也就是产业链纵向上各环节之间所形成的组织形态。学者对产业链纵向治理结构类型的认识，经历了从市场、企业“二分法”（coase，1937）到市场、企业网络组织（即中间性组织）和一体化科层组织的“三分法”的转变［2］。20世纪80年代以来，纵向产业组织的一大变化是垂直解体与网络化（李晓华，2005）［3］。垂直解体是指原纵向一体化的企业将产业链或价值链上的一些不具优势的环节分离出去，由其他厂商承担，而自己则专注于具有核心能力的环节。网络化是指纵向产业组织垂直解体后，形成介于市场和一体化科层组织之间的企业网络组织（如日本汽车业的分包制）。纵向产业组织出现垂直解体和网络化的趋势，其根本原因在于新形势下企业网络组织效率的提升。企业网络组织的效率来源于其对市场交易费用和一体化企业组织费用的节约。信息技术、交通和通讯业的发展等外部技术经济条件的变化降低了市场交易费用，使得纵向一体化对市场交易费用的节约效应趋于弱化，并提升了企业网络组织的效率。daft（2007）指出，信息技术的进步对每个行业的所有组织都有深远影响，它使组织小型化，并促进了新型网络组织结构的出现。这些网络组织结构又称为模型结构或虚拟组织。daft同时认为，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外包已经成为一个较大的趋势［4］。二、企业网络组织稳定高效运行的治理机制要充分利用企业网络组织这种治理结构的高效率，就必须保证该治理结构的稳定、高效运行，这就需要建立相应的治理机制。企业网络组织的稳定运行是高效运行的基础和保证；反过来，高效运行又会进一步促进其稳定运行。并且，高效运行前提下的稳定运行才是真正的长期的稳定运行。所以说，稳定运行机制和高效运行机制实际上并不能严格区分开。本文对企业网络组织稳定高效运行的治理机制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一）稳定运行机制利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理论中的kmrw声誉模型（reputation model）可进行企业网络组织稳定运行的条件分析［5］。该博弈模型的合作均衡条件指出，企业的合作有赖于机会主义净收益与合作净收益的比较。以三阶段重复博弈为例，为提高合作均衡解出现的可能，应降低机会主义净收益或提高合作剩余。而降低机会主义净收益可从降低机会主义收益和提高机会主义成本两个方面来实现。本文将降低机会主义净收益安排在稳定运行机制中探讨，而将提高合作净收益安排在高效运行机制中探讨。1．降低机会主义收益的机制。（1）中小配套企业的合作机制。产业链上的中小协作配套企业可以考虑建立同业商会之类的组织。该类组织具有卡特尔性质，可以增强中小协作配套企业与核心龙头企业进行缔约谈判的能力。建立同业商会，实质上是改变了产业链某个环节横向上的产业组织形态，提高了该环节的市场集中度，从而改善市场绩效。通过合作机制的运作，配套企业之间可以避免恶性竞争，有效地抵制核心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的侵害。此外，合作机制对配套企业之间的技术扩散、技术创新也具有促进作用。（2）建立多向协作关系。建立多向协作关系是指，配套企业努力与多家核心企业建立协作关系。从产业组织理论的角度分析，这实际上是改变产业链下游环节（即核心龙头企业所处环节）的市场结构，削弱核心龙头企业的买方垄断地位。配套企业同时为网络组织内多家核心企业提供中间产品及服务，甚至也可为网络外用户提供产品及服务，这就能有效抑制为单一核心企业协作配套时可能遭受的“敲竹杠”（hold-up）①行为的侵害。2．提高机会主义成本的机制。（1）资产抵押的自增强机制和信誉的自增强机制。这两种机制最初是由日本的三轮芳朗在研究日本汽车产业的下包制时发现的［6］。企业网络组织的核心企业与配套企业在形成协作配套关系的初期，双方投入的成本较高。这些成本是专门用于双方的协作配套关系的，所以是一种沉淀成本，属于抵押性质的资产投入。对配套企业来说，这种沉淀成本包括相应的技术改造和专用性设备的投资；对核心企业来说，这种沉淀成本包括核心企业为使配套企业达到自己的要求而对其所做的技术、质量、工艺、管理等方面的大量的指导和交流。沉淀成本可以有效地抑制核心企业和配套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促进二者稳定合作。企业网络组织内的核心企业与配套企业在合作过程中，双方都有积累商业信誉的激励。配套企业的商业信誉体现在产品与服务质量、交货期等方面的优良表现；核心企业的商业信誉体现在合理的订货价格、对配套企业的积极援助、长期合作的态度等方面。配套企业和核心企业的商业信誉都是一种无形资产，且只是针对与合作伙伴的交易而专用的，所以也属于沉淀成本的范畴。无论是配套企业还是核心企业的商业信誉，都可以促进整个企业网络组织的效率的提高，从而提高合作剩余。如果损害商业信誉，一方面会发生沉淀成本的损失，另一方面会降低合作剩余。所以，配套企业和核心企业都具有积累商业信誉的激励。（2）机会主义行为的赔偿机制和三方治理机制。核心企业在合作期内中止合作时，应给予配套企业一定的赔偿，该赔偿应至少能补偿配套企业的专用性投资的损失。为确保赔偿机制的正常运转，并抑制合作双方其他的机会主义行为，可考虑建立三方治理机制。例如，签订仲裁协议，将仲裁机构纳入治理结构。之所以建议仲裁而非诉讼作为第三方，是因为仲裁能体现当事人双方的意思自治，具有独特的优势，更有利于合作关系的长期维持。（二）高效运行机制在研究产业链上企业网络组织稳定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应进一步研究该组织高效运行的问题，即合作剩余（企业之间形成企业网络组织后，所带来的额外收益）最大化的问题，以充分发挥该组织所应具有的高效率，并促进该组织实现真正的长期稳定运行。本部分探讨合作剩余最大化，主要从如何提高配套企业专用性投资水平的视角来进行。核心企业与配套企业的关系，可还原为委托——代理的基本关系。核心企业是委托人，配套企业是代理人。核心企业的重要和关键任务，就是激励配套企业发挥最大努力水平，使整个企业网络组织发挥出最大化的效率。配套企业的努力程度，可用专用性投资水平来代表。专用性投资包括对专用性人才、技术、工艺、设备等的投资。专用性投资又有学者将其称为“关系特殊投资（relation specific investment）”,指只对特定的对方拥有价值、只有继续与对方保持合作关系才能收回的投资（青木昌彦，1996）［7］。一方面，配套企业的专用性投资可增加合作剩余，从而提高整个企业网络组织的效率；另一方面，由于专用性投资属于沉淀成本，配套企业担心专用性投资创造的可剥削性准租金②（appropriable rents）（klein，1978）有可能被核心企业通过机会主义行为（如以要挟中止合作为手段降低中间产品采购价）所攫取，导致配套企业专用性投资不足［8］。所以，有必要探讨如何激励配套企业进行专用性投资。1． 最优专用性投资水平的确定。为分析的简便，假定企业网络组织内只存在一家核心企业和一家配套企业。核心企业委托协作配套企业开发生产一种零部件。零部件的价值由其质量衡量。配套企业通过努力即专用性投资来提高零部件质量。假设努力水平即专用性投资水平用x表示，零部件的价值用r(x)表示，投资成本用c(x)表示。对r(x)和c(x)函数的性质作出假定：r′ (x)>0, r″(x)0,  c″(x)>0（凸性）。核心企业与配套企业的该项交易所产生的总利润为π(x)=r(x)-c(x)。该总利润属于合作剩余的范畴。最佳的专用性投资水平是使π(x)最大化的投资水平，即一阶条件r′(x)=c′(x)决定了最佳投资水平x*。最佳投资水平x*代表了配套企业进行了最恰当的努力，使得合作剩余达到最大。为简化分析，假设配套企业进行专用性投资后，形成核心企业与配套企业双方垄断的状态。在双方垄断的情况下，零部件价格不是由市场竞争决定，而是由谈判决定。也就是说，合作剩余的分配是由谈判决定的。在双方垄断的情况下，配套企业的投资水平能否实现最佳，取决于合作剩余的分配状况。而合作剩余的分配又取决于合同的完备性。下面，分两种情况来考察合作剩余的分配问题，以及由此决定的配套企业的投资水平问题。（1）完备合同的情况。完备合同属于古典契约的范畴，对各种可能情况都进行了详尽规定。这种情况下，双方将对整个合作剩余，即π(x)，进行谈判分配。为简化分析,假设该谈判符合合作博弈论中对称的两人讨价还价问题的特征,则根据纳什谈判解，双方将平分合作剩余［9］。配套企业获得的剩余为[sx(]1[]2[sx)]π(x)=[sx(]1[]2[sx)](r(x)-c(x))。配套企业会使[sx(]1[]2[sx)]π(x)最大化，即相当于使π(x)最大化。这样，配套企业将会使专用性投资达到最佳水平。（2）不完备合同的情况。这种合同属于新古典契约或关系型契约的范畴，企业网络组织内部的交易类型大多属于不完备合同。例如，核心企业与配套企业签订的零部件采购合同通常是不完备合同，即合同未对将来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进行详尽规定。这是由于：零部件开发、生产的不确定性较大，详尽规定各种可能情况费用太高；配套企业的投资水平和努力程度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可验证的。不完备合同的执行涉及到配套企业完成专用性投资后的再谈判问题，而再谈判环节容易出现“敲竹杠”问题。再谈判发生在配套企业进行专用性投资之后。如果谈判达成交易，则专用性投资带来的收益为r(x)；若不谈判或谈判未达成交易，则这一收益为0。r(x)与0之差，即r(x)，就是klein所说的可剥削性准租金③。此时，再谈判所要瓜分的对象是更大的r(x)，而非仅限于合作剩余r(x)-c(x)。这是因为，再谈判发生时，由于双方垄断，专用性投资在合作关系之外已无其他用途，c(x)已成为沉淀成本，即专用性投资的机会成本为0。这样，配套企业得到的利润是[sx(]1[]2[sx)]r(x)-c(x)。配套企业最大化其利润，将使投资水平满足[sx(]1[]2[sx)]r′(x)=c′(x)。可证明，满足该式的投资水平小于使合作剩余最大化的最佳投资水平。所以说，在合同不完备的情况下，配套企业的专用性投资水平，或者说配套企业的努力程度，是无效率的,并没有达到最佳状态。不完备合同导致配套企业努力程度不足，从根本上来说，是源自于专用性投资导致的沉淀成本和核心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核心企业通过要挟中止合作而侵吞本应属于配套企业所拥有的合作剩余。核心企业的这种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了整个产业链上企业网络组织的合作剩余，从而削弱了本地产业链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最终也会影响到核心企业自身的发展壮大。所以，有必要从激励机制设计的角度，探讨如何抑制核心企业机会主义行为、激励配套企业提高专用性投资水平和努力程度的问题。2．激励机制设计。核心企业与配套企业签订的合同可分为两类：固定支付契约和激励支付契约。固定支付是指，核心企业并不按照配套企业提供的中间产品的质量制定价格，而是按一个固定价格支付。激励支付是指，核心企业给配套企业的支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固定支付；另一部分支付与配套企业提供的中间产品的质量相关。在固定支付的情况下，可以证明，配套企业的专用性投资水平为0。这说明，固定支付契约对配套企业没有投资激励作用，专用性投资远没有达到最优水平。在激励支付的情况下，应研究最优专用性投资的激励契约设计问题。为分析方便，假设核心企业与配套企业都具有不变的阿罗—帕拉特绝对风险规避度,则最优激励支付契约应是线性的:w=w0+βλ(x)。w0为固定支付部分，即配套企业的专用性投资为0时核心企业的支付；λ(x)是配套企业进行专用性投资后，中间产品质量改善的部分，它是配套企业专用性投资水平（即努力程度）的函数；β是激励系数，也是最优激励契约设计所要决定的关键参数。由最优化问题可求解出最优的激励系数β*。在最优激励之下，配套企业得到的激励奖金应刚好能补偿与专用性投资相关的成本。并且，在线性激励机制之下，配套企业的专用性投资水平小于或等于使合作剩余最大化的最优水平。特别地，在配套企业能获得专用性投资所带来的所有收益时，专用性投资能达到最优水平（余小川，2006）［10］。 上述的激励机制属于静态的显性激励机制范畴。事实上，核心企业和配套企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一般不是一次性的，而要维持多个时期。这就使激励机制的设计呈现出不同于静态模型的特点，表现为从静态的显性激励机制过渡到动态的隐性激励机制。meyer和vickers（1997）提出了一个关于对经理进行隐性激励的声誉模型，证明当代理关系持续两个时期且经理在第二阶段的工资依赖于其在第一阶段的努力水平时，即使没有显性激励机制，经理仍然会在第一阶段付出大于零的努力水平［11］。该模型提示我们，在显性激励机制难以设计的情况下，核心企业仍可设计出诸如对配套企业定期进行合格供方资格鉴定和分级管理等隐性激励机制，以激励配套企业提高努力水平。如果存在核心企业“敲竹杠”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即使设计了激励支付契约，配套企业仍没有激励进行专用性投资。这时，需设计额外的机制以抑制核心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这些抑制核心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的机制包含在前文所讨论的企业网络组织稳定运行的机制当中。进行这些机制设计，则核心企业的机会主义动机会大幅削弱，进而配套企业的套牢预期也会削弱，最终促使配套企业专用性投资水平向前述最优激励契约下的投资水平回归。这也同时说明，企业网络组织的稳定运行是其高效运行的基础和保证。三、案例：对达州支柱产业的经验研究（一）达州支柱产业纵向治理结构现状四川省达州市的工业近几年发展速度较快，对gdp增长的贡献很大。以2010年为例，根据《达州市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增加值增长24.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80.2%。工业的较快增长，使达州就经济总量而言，在四川省内的排名较靠前。但另一方面，人均gdp排名又较靠后。这表明达州经济的运行效率有待提高。并且，从偏重经济增长数量向数量质量并重转变，关系到达州的经济发展后劲。而要实现这个转变，其中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应研究如何通过产业组织的优化来提升达州工业中的支柱产业的市场绩效和市场竞争力。达州工业中的支柱产业，根据前述统计公报中2010年工业增加值构成的统计数据，主要包括煤炭采选业、冶金工业、建材工业、食品及饮料工业、机电工业等。产业链纵向治理结构的演化可通过增加值在产业链纵向各环节的企业之间的分布情况反映出来。我们考察了达州冶金工业和建材工业两个支柱产业以及达州整个工业的规模以上的企业数、增加值，以及规模以上工业占全部工业增加值比重的演变情况，如表1所示。通过考察有两个发现：第一，这两个支柱产业及整个工业的规模以上企业数均呈现增加的趋势。特别地，从2006年到2008年，达州整个工业的规模以上企业数增加比较明显。第二，从2006年到2010年，规模以上工业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呈现先递增再递减的趋势。从这两个发现我们推测，达州的工业从整体上来说，近几年正出现纵向产业组织的垂直解体现象。达州支柱产业的企业网络组织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核心企业的核心能力和竞争能力不强，尚有待进一步将非核心生产和服务环节剥离扩散出去；二是协作配套企业配套能力不强，表现为专用性投资（包括专用性人才、技术、工艺和设备等）不足。（二）纵向治理结构优化方向达州支柱产业应结合自身特点，顺应纵向产业组织的垂直解体和网络化趋势，充分发挥企业网络组织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和组织费用的优势。1．对有明显投入产出关系的几个支柱产业来说，可构建战略联盟之类的企业网络组织。如达州的煤炭采选业、电力工业和冶金工业之间的产业关联效应显著，它们之间可通过资本纽带或关系型契约等手段组建战略联盟，实现煤炭带动电力、电力促进冶金的良性互动。2．在支柱产业的产业链内部，针对目前达州支柱产业的大企业竞争能力和小企业协作配套能力不强的问题，应注重核心企业和配套企业的分工协作。具体建议如下：（1）核心企业应集中优势资源，努力向具有核心能力和高附加价值的产业链环节移动。核心企业应认清自己的核心能力所在，根据自己的核心能力，确定自身在产业链纵向上的定位。进一步地，核心企业应通过研发和投资，掌握和具备产业链附加价值较大的关键环节所要求的技术、工艺和生产能力，培养核心能力，向高附加价值的产业链环节移动。（2）核心企业应在分析比较各种治理结构下的治理成本和生产成本的基础上，将一些不涉及核心能力的生产和服务环节剥离扩散出去，特别是那些所涉及资产的专用性程度较低的非关键环节。所涉及资产的专用性程度较低，意味着这些环节放在市场治理之下进行（即外购或分包）的交易费用较低。扩散出去的这些环节由中小协作配套企业承担。在此基础上，核心企业与协作配套企业之间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形成企业网络组织。例如，机械产业的核心企业可将一些不涉及核心能力的生产环节进行成台套产品外协、零部件外协或工序外协。（三）产业链纵向治理机制设计达州支柱产业的核心企业和协作配套企业建立企业网络组织这种合作关系后，应特别注意保证该组织稳定、高效运行的治理机制的设计问题，以促进达州支柱产业的产业链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在企业网络组织稳定运行机制设计方面，应注意抑制核心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鼓励将仲裁机构纳入治理结构的三方治理机制。鼓励配套企业的组织化程度。例如，配套企业在不违反《反垄断法》的前提下，可成立类似于同业商会的具有卡特尔性质的组织，追求整个配套行业的利益最大化。通过这种手段，配套企业可避免恶性竞争、提高与核心企业的谈判能力，从而有效遏制核心企业通过机会主义行为侵吞本该归属于配套企业享有的合作剩余。此外，还应注意配套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的抑制问题。配套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主要反映为以专用性投资水平为代表的努力的程度不足，具体表现为偷工减料、投机取巧，从而影响产品质量。配套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属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道德风险问题。对此，核心企业可通过激励机制的设计加以缓解。激励机制属于企业网络组织高效运行的机制。这说明，企业网络组织的高效运行对该组织的稳定运行是有促进作用的。在达州支柱产业的企业网络组织高效运行机制设计方面，首先，核心企业应放眼长远发展、树立产业链整体利益意识。为增强本地支柱产业的竞争能力，核心企业应站在整个产业链的高度，追求合作剩余最大化。为此，核心企业应精心设计针对配套企业的显性和隐性的激励机制，激励配套企业进行专用性投资。正如前面理论部分所述，由于核心企业与配套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一般要持续多个时期，故可更多地采用隐性激励机制，如严格的供方资格管理制度和供方动态管理制度。具体说，核心企业可对配套企业进行合格供方资格鉴定，进而根据以往业绩对合格供方进行分级管理。级别越高，则配套企业可在签约优先权、货款的确定及支付、质量检验等方面享受更多优惠。其次，核心企业应认识到，即使进行了激励机制的设计，鉴于达州支柱产业链上各环节的横向产业组织的现状，即核心企业处于买方垄断地位、配套企业处于竞争性市场结构，配套企业出于对核心企业“敲竹杠”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合理的担心，仍会缺乏激励以进行专用性投资。这就需要建立核心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的赔偿或者抵押制度，而这些制度又属于前文所述的企业网络组织的稳定运行机制。所以说，达州支柱产业的企业网络组织的高效运行又高度依赖于稳定运行机制发挥作用的程度。总之，对达州支柱产业的考察和分析印证了本文理论部分所阐述的纵向产业组织的演化趋势，并指出了企业网络组织稳定及高效运行机制的具体设计思路和运用方法。当然，企业网络组织稳定高效运行机制的设计及其对产业链纵向治理优化的促进作用仍有待更多更深入的理论及经验研究。注释：① 也有学者译为“索价”或“套牢”。② 按照klein的定义，准租金是指专用性资产在最优用途上的价值和残值之差，可剥削性准租金是指专用性资产在最优用途和次优用途上创造的价值之差。这里，可剥削性准租金是可能被核心企业通过机会主义行为侵吞的那一部分准租金。③ 若配套企业没有谈判权，即处于竞争性的市场结构，且核心企业处于买方垄断地位，则全部的可剥削性准租金（即这里的r(x)）都将被核心企业所攫取。参考文献：［1］ oliver e.williamson.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firms, markets, relational contracting［m］．the free press, 1985.［2］ oliver e. williamson, sidney g. winter. the nature of the firm: origins,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m］．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3］ 李晓华.产业组织的垂直解体与网络化［j］．中国工业经济，2005（7）：28-35．［4］ richard l. daft.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design［m］．south-western, 2007.［5］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6］ 今井贤一，小宫隆太郎.现代日本企业制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5．［7］ 青木昌彦，奥野正宽.经济的比较制度分析［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8］ benjamin klein, robert g. crawford, armen alchian. vertical integration, appropriable rents and the competitive contracting process［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8,21(2):297-326.［9］ ariel rubinstein. perfect equilibrium in a bargaining model［m］．econometrica,1982,50(1).［10］余小川，季建华，邵晓峰．物流合作中最优专用性投资的激励契约设计［m］．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6，40（9）．［11］margaret a. meyer, john vickers. performance comparisons and dynamic incentives［m］．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7,105(3):547-5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