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刍议

第37卷

(总201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PEKIN G UN IV ERSIT Y (Humanities and S ocial Sciences )No.5,2000G eneral No.201Vol.37

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刍议

钱婉约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北京100871)

　　摘　要:在日本,对于中国及中国文化的研究,历来称为“汉学”,明治以来则称为“东洋学”、

“支那学”,本文在厘清这些概念的历史含义的同时,指出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应以“中国学”一词

更具学科意义。以此为前提,本文梳理了中国学京都学派的发展历程及重要人物,第一次全面概

括了该学派的学术特性,并指出其中国研究的基本立场以及与中国学术的联系。

关键词:;东洋学;支那学;中国学;京都学派;实证主义

中图分类号:G 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0)05-0126-08

来稿时间:2000204205

作者简介:钱婉约(1963—　

),女,江苏苏州人。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博士生。一、从汉学到中国学

日本汉学

日本与中国在地域上同处于东亚,一衣带水。从文化发生的角度看,几乎可以说日本文化就是在对于邻邦中国文化的吸收、扬弃和再造下发展起来的,它是属于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汉字文化圈的一员。由于历史上的这种特殊关系,使得日本对于中国文化的关注与研究与其他国家相比,起源早、规模大、影响深远。因而,“日本汉学”作为以中国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国际汉学中的一员,便有其独特的一面,表现出与本国文化更为贴近的、甚至血肉相连的黏着。即日本汉学不仅反映了日本人在文化、学术上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而且这种研究就其思想本质而言,在价值观念、道德标准、行为模式等方面往往都主动与中国文化趋同,甚至把中国文化的意识形态作为日本文化意识形态的主体。日本汉学以中国典籍的东传为物质基础,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在6世纪中期圣德太子的时代及江户时代三百年中,这种以中国文化为自己国家的意识形态的特性表现得尤为突出。圣德太子悉心学习儒家经典,并将儒家思想运用到他的政治活动中,相传由他制定的著名的《十七条》就是依据《诗》、《书》、《论语》、《孟子》等书写成的。而作为一种自觉的学术活动,日本汉学在江户时代臻于成熟。德川幕府把汉学中的朱子学推尊为“国家学术”、“官方哲学”,除此以外,还有阳明学派、古学派等颇具实力和特色的学派活跃于汉学领域。这是近代以前日本汉学的基本情况。

东洋学、支那学

明治维新以来,由于近代文化思潮的冲击,传统的价值观日益崩溃,与国家意识形态密切6

21

一般地,“东洋”一词与“西洋”相对应,产生于西洋文化影响力渐次增大的幕府末期,本指与以欧美文化为代表的西洋相对应的东亚地域,如中国、日本、朝鲜等国,即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汉字文化圈内的国家。而“东洋学”之成为一种学术门类和学科名称,要比“东洋”这一概念的流行通用稍稍晚些,大致是以那珂通世的倡议设立“东洋史学”为前提的。明治之前,中国历史的教学和研究内容是包含在传统学术格局的经、史、子、集中的史部的。14年,由于那珂通世等人的提议,在日本中学课程中设置了“东洋史”一门,将它与“世界史”中的“西洋史”相对应。不久后,“东洋史”又先后成为京都大学、东京大学史学科的学科门类。要之,东洋史、东洋学的建立反映了近代日本摆脱对中国文化的顶礼膜拜,把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一分子而作理性对待和学术研究的转折。虽然,东洋学与东洋史一样,都是有欠明确的、宽泛的学术概念,其研究范围除了对于中国文化历史,包括满蒙藏历史、地理的研究外,还包括对于印度史、印度哲学、西域史、西域文化史、蒙古史、塞外史等的研究内容。[1](序)可以说是以中国文化为

“东洋”各国、各民族诸种文化现象的综合研究。从另一侧面看,作中心的、不包括日本在内的、

为一个历史性的特定学术概念,它的兴起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还反映了日本在明治二十年代以后,民族意识不断高涨,主张东洋思想要于西洋求发展,并与西洋相抗衡的思想状况。甲午战争后,这种民族主义思想进一步膨胀,渐次变为国权扩张主义思想。10年陆军大臣山县有朋提出了“国界线”和“利益线”的理论,即要确保“国界线”,开发“利益线”,而满洲、、朝鲜就首先被划在此“利益线”范围内。在这样的现实政治的要求下,日本各界对东亚的关心渐次增强。“东洋学”研究的确立和受到重视,就是以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为依托的。

在东洋史、东洋学成立的同时,一段时间内,中国历史又被称为支那史,有关中国的学问,被称为支那学。这是因为,如众所周知的,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内,“支那”一词被广泛地作为中国的别称而使用;另一方面,学术界同时使用“东洋史”与“支那史”、“东洋学”与“支那学”的概念,也反映了当时在研究中国的学术圈内,存在着两种不同倾向:大致而言,称“东洋史”者,主张世界史分为东洋史和西洋史,中国史作为东洋史的中心,是世界史的一部分,这派学者以白鸟库吉、桑原　藏、矢野仁一、羽田亨等为代表;称“支那史”者,主张中国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不应分开来研究,三位一体构成支那学,正相当于当时欧美学界的Sinology,而中国史是支那学的一部分。这派学者以京都支那学会的成员为代表,有内藤湖南、富冈谦藏、冈崎文夫等人,稍后,由这些人的学生辈所创刊的《支那学》杂志,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时期支那学研究的成果。

总之,东洋学、支那学作为日本明治以后成长起来的近代文化学术,在世界研究中国文化的同领域中,创造了与西方中国学性质相近的近代学术,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业绩。

中国学

战后,由于对扩张主义思想的清理和反省,人们认识到“东洋学”与那场大东亚战争的内在牵连;另一方面,1949年以来,日本接受了新中国放弃用“支那”一词来指称中国的要求,同年

72112月,在日本成立了“日本中国学会”,“支那学”遂逐渐成为死语。近十几年来,中、日学术界开始较多地使用“中国学”这一更具有严格学科意义的学术概念来指称具有近代性质的对于中国及中国文化的研究。[2](序:我和日本中国学)“中国学”这一学术概念,一则从横向把关于中国的研究与“东洋学”中关于其他地域的研究区别了开来;一则也从纵向划出了具有近代性质的中国研究与明治以前传统中国研究的汉学的界限。这样,在学术史发展过程中自然生成的“东洋学”与“支那学”之实体及名称,就被后人在作学术史回顾和研究时归纳为“中国学”的概念范畴。本文即在这种横向与纵向的定位上接受并使用“中国学”这一概念,来探讨日本中国学研究中京都学派的有关问题。

二、京都学派的学术定位

京都学派概念之由来

论及日本中国学的学派问题,日本学界大都习惯地以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两大最早的帝国大学为地域性阵营而区分为东京学派、京都学派。追溯历史来看,东京大学是近代日本最早的帝国大学,创设于19世纪70年代。二十多年后,京都大学成立,其出发点就是要打破全国只有一家帝国大学的惟我独尊的局面,在关西建立一个与东京大学不同学风的第二帝国大学,以促进学术进步。[3](P265-275)因此,京大在创立之初,尤其是文科,在课程设置、人员聘请、教学方法等方面,都努力创造一种与东京大学文科不同的独特的。[4]具体说来,东大由于是日本的第一帝国大学,从教学到教员配制都大量倚重西方教育模式,尤其是仿效德国的高等教育,所以,东大学风“流行的是追求洋气十足的西洋学问”。[5]相对而言,京大的创立晚了近二三十年,它一方面有能力尽量依靠本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事,如京都大学创设时,外国人教师极少,即使是西洋文学科也全部由日本人教师担任;另一方面,从东大毕业的学生往往是与东大意见、学风不合的人而来就聘京大,突出的例子如西田几多郎的哲学,便是在反对其老师井上哲次郎学说的基础上而在京大发展、成熟起来的。另外,与东大教授必须是帝国大学毕业生或留洋博士这样的苛刻条件不同,京大文科大学不拘泥于此,采取“求遗贤于野”的态度,聘请了如新闻界名记者内藤湖南,文学界幸田成行等。这些因素埋下了京大学风不同于东大的基础。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两点:一,京都学派有时也是一个更广义的概念,它也包括20世纪以来京大中国学以外的哲学如西田几多郎、经济学如河上肇等人的学术体系。如1932年户坂润在《经济往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京都学派的哲学”的文章。这里他把在昔日京都大学文科大学的学风中形成的以西田几多郎为主的哲学团体命名为“京都学派”[6](序)。本文只取狭义的即中国学领域的京都学派。二,东京学派是与京都学派相比较而言的,在京都大学成立并形成京都学派之前,无所谓东京学派,因为它是惟一的存在;只有出现了一个迅速成长的新对手———京都学派,才有必要确认“东京学派”的名称和意义。所以说,从学术存在上讲,自然是先有东京学派,后有京都学派。从学术史概念上讲,则是先有京都学派,相应地才产生东京学派。

京都学派的教学机构与学会组织

日本中国学的京都学派,就时间上说,从京大文科大学1906年成立算起,到第一代学者退休的20年代中后期,是其黄金时期。从地域上说,当然是以京都大学文学部的中国学师生为大本营,也包括从东大毕业后长期在京大执教研究、在京大成就其学术业绩的人以及从京大毕业,在京大学风中陶冶培养起来,后来把京大学风带到其他地方去的人。

821京都学派的具体教学机构和学会组织,主要有以下几项;

11京都大学文学部。明治30年(17年)明治文部省发布关于成立京都帝国大学法、医、文、理工四个分科大学的敕令,其中文科大学迟至1906年才正式开学,其中又分哲学、史学、文学三科,当年哲学科成立,次年9月史学科成立,又次年文学科成立。文科大学于大正八年(1919年)改为文学部。文科大学成立初期有关中国学的主要专业和教员有:支那哲学:狩野直喜、高濑武次郎、小岛　马、武内义雄

东洋史学:内藤湖南、桑原　藏、矢野仁一、羽田亨、冈崎文夫

支那语学支那文学:狩野直喜、铃木虎雄、青木正儿

人文地理学:小川琢治

考古学:滨田耕作、富冈谦藏

21支那学会与支那学社。明治40年(1907年)由上述与中国学有关系的主要教员以及他们的学生及相关同仁组成支那学会,它是一个没有任何规章的自由性组合,每月一次例会,每年举行一次公开讲座,椐1936年刊行的《支那学会30周年纪念册》统计,30年间共举行了160多次例会和27次公开讲座。它在当时极具权威性,受到国内外学者的瞩目。1920年,在大正民主主义,尤其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鼓舞下,原来支那学会的一批年轻学者如青木正儿、武内义雄、本田成之等发起成立支那学社,并出版学会杂志《支那学》,他们欲在中国学研究中倡导一种新的学风,即在继承支那学会原来的学风基础下,在思想方法上更具性和批判性,表现出对中国古典和日本汉学的批判态度,以及对以西洋文化为旗帜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礼赞和对中国现实与未来的强烈关心。老一辈支那学者对支那学社和《支那学》是既有保留意见又支持与扶持的,他们的许多重要论文都发表在《支那学》上。可以说,《支那学》表现了京都学派第二代学者的新的学术追求和生命力。

31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东方文化研究所、人文科学研究所。1923年,日本迫于欧美等国纷纷把庚子赔款反归于中国用于教育文化事业的事实,也决定将庚款用于中国的文化、教育和研究事业。[7]所以,在中国,于1926年和1931年先后成立了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和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在日本,于1929年和1933年先后设立了京都研究所和东京研究所历史文化的研究机构,分别以狩野直喜、服部宇之吉任所长。京都方面有内藤湖南、狩野直喜、高濑武次郎、松本文三郎、桑原　藏、小川琢治、矢野仁一、新城新藏、石桥五郎、新村出、铃木虎雄、滨田耕作、小岛　马、羽田亨任评议员。由于京都方面遵照创设宗旨,坚持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东京方面则逐渐倾向于对现代中国的研究,两所遂于1938年分离,东京仍以“东方文化学院”为名,京都改为“东方文化研究所”,下设“经学文学、宗教、天文历算、历史、地理、考古学”等六个研究室。以松本文三郎为所长。作为会报,《东方学报》以东京版、京都版分别出版,每年一期。此外,由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编撰的《东洋史研究文献类目》,分类收录前一年日本、中国、欧美各地刊行的有关中国学研究的论著目录,每年一册,逐年发行,后改名为《东洋学文献类目》,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世界各国中国学研究者乐于利用的重要目录。1945年后,这项属于日本外务省拨款的研究机构与许多战争中成立的其他机构一样,宣告解散。京都的东方文化研究所并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京的东方文化学院并入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成为了文部省属下的大学内的专门研究机构。

921三、京都学派的学术特性

1945年战争结束后,日本社会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化学术也不例外;另一方面,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也在客观上改变了日本中国学界战前普遍存在的以“中国文明停滞论”为代表的中国观,中国学研究领域在反省和重建的努力中,从60年代后期起,踏上了新的发展历程。

这里以1906年京都大学文科大学成立到1945年战争结束为界,对这近40年间京都学派的学术特性作若干辨析。

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

京都学派之前研究中国学的代表性学问是江户汉学和明治以来东大的“东洋学”。正如有论者指出的,江户汉学虽推崇宋明理学,并使朱子学成为幕府的官学,但这实际是借中国的学问以建立日本自己的学问体系,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完全日本化的汉学。[8]中国在江户汉学者眼中只是一个被有目的地摘取而改造利用的对象,而不是被认真研究和认识的“客体”、“异文化”。东京学派的学者们,由于他们的学术是根据欧洲近代学术而建立起来的,特别推崇实证主义的学风,在这种以西洋为标准,追赶西洋的学术努力中,中国虽然从江户汉学的利用

“异文化”,但这个“客体”又多少成为推崇西洋文化者所蔑视和对象还原为学术研究的“客体”、

批判的对象。当时有所谓“蔑视东洋的东洋学者”的说法。结果,中国又变为一个纯粹的静止的“文本”,而从历史文化积淀和丰富现实世界中被剥离开来。江户汉学也好,东京学派也好,都是眼中没有中国的中国学,这严重妨碍了他们在感性与理性并行不废的基础上对中国的真正理解和研究。

京都学派采取了“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的态度,即承认中国历史发展的主体性,依据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来认识和理解中国。其主要体现有:

第一,对汉学有深厚的修养,鼓励多了解中国学术界。狩野、内藤等创始者们,自身有坚实的汉学根底,对中国学术,尤其是清代学术有深厚的修养和兴趣。如狩野最爱读的是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和顾炎武的《日知录》,他长期在文学部开设“清代经学”、“清代学术沿革史”等课,认为清代乾嘉学是与近代科学精神最接近的学问。狩野认为:“研究中国学问当务之急首先是从日本式的兴趣如语言表现上的俳句式的兴趣中脱离出来,还有一个需要禁忌的是粗略地阅读日本人写的汉文汉诗,而应该用中国人自身的解释方式去攻读中国原典。”[9](月报3:桑原博士こ私)内藤湖南最为推崇清代的浙东学派,他在章学诚学术被长期冷落连中国学者也未加重视的情况下,慧眼识珠,编撰《章实斋年谱》,给章学诚以高度评价。[10](《章实斋年谱》)内藤湖南本人的史学思想在某些方面都可看到章学诚史学理论的影响。[11]内藤湖南还在《支那学问的近状》一文中,介绍了中国近三百年来直至最近的学术情况,指出“现在日本的汉学与中国人之间流行的汉学相比,时间上迟了短则七八十年,长则一百年以上”。他感叹到:如果是西洋学问,日本人总是尽量了解最新状态,积极引进,假如当下引进的是一百年前的西洋学问,一定会被目为落后于时代。那么,为什么关于支那的学问是百年前的就不在意呢?内藤湖南继而说:“我希望做支那学问的人,至少要了解支那现在学问的状况,……把对于西洋学问的兴趣,同样地用在对于支那思想上,这对于学问的进步,一定是有益的。”[12](《支那学问の近状》)即使是一般被认为不大重视中国学问的桑原　藏,其实也对中国社会有相当的了解,其论文也有论及中国时事的,在治学方法上,他一生爱读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他的某些研究可见赵书的031

影响。

第二,重视对于中国的实地考察和实际接触。如狩野曾留学清朝,内藤湖南一生曾九次来访中国作实地考察,调查、收集有关资料。小川、富冈、羽田等也多次来中国作学术调查。据吉川幸次郎回忆,在二三十年代京大与中国学相关的专业的毕业生,原则上都被派往中国留学,有各种奖学金保证这项事业的进行,这成了一种传统。如佐藤广治、吉川幸次郎、木村英一、小川环树,获上野奖学金,小岛　马、仓石武四郎,获文部省奖学金,还有水野清一等人获东亚考古学会的奖学金,先后来中国留学,这些人后来成为京都学派的第三代中坚力量。吉川幸次郎说:留学的最大收获是懂得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在学术范围内来说,就是知道了中国人推崇什么学术,看不起什么学术,对此取不取同调是另外一回事,至少我是在认同这样的价值下而开展自己的研究的。[13]实地考察与留学,为京都学派的学者用与中国人一样的感受方式、思考方式去理解中国提供了切身的感性的认识基础。

第三,较多地保持与中国学者的联系与交流。在明治以来日本总体上蔑视中国的思想风气中,京都学派的学者较多地保持着与中国学术界的交流与联系。一个最为人乐道的事实就是辛亥后罗振玉、王国维的亡命京都,给新生的京都中国学研究增强了“中国式”的学风倾

向,———罗、王的移居京都,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内藤、狩野等人的积极筹划、促成的[14](《

雪堂自传》)。内藤湖南与沈曾植、文廷式、刘鹗、夏曾佑、曹廷杰等人也长年有学术交往,他曾与文、沈讨论满蒙史的问题,特别是关于《蒙古源流》一书的考辩。他对夏曾佑的著作多有褒奖,曾多次

向学生推荐夏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他称赞曹廷杰是“精通吉林掌故之第一家”

[10](《近获の二、三史料》)。狩野因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的事务,与柯劭　、王树　、江翰、王式通等人有接触。当然上述这些人,在政治立场上多是所谓清朝遗老,属于守旧派。到了第二代学者、第三代学者,则更多地与中国新一代学者如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黄侃等交往。《支那学》创刊号上刊有青木正儿写的介绍以胡适为中心的文学的长文,并且一出版就由青木正儿寄赠胡适。此后,青木与胡适间长期有通信往来,胡适的小说考证、青木的戏剧研究,某些最初的发想

就得益于他们之间的互相启发。

①实证主义的治学方法

以上所谈主要是就京都学派对于中国的态度而言,这里再谈谈京都学派的研究方法,即实证主义的治学方法。关于京都学派实证主义学术特点,严绍　先生已多有论述,他在1991年出版的《日本中国学史》中,就以“实证主义学派”来概括京都学派的特点,指出:“这一学派在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中,强调确实的事实,注重文献的考订,推行原典的研究。”[2](P373)并说实证主义的创始人狩野“引进实证主义观念,并且使它与中国清据学结合,从而构架起了从传统汉学到近代中国学的桥梁,这一学派无论在数量与质量的要求方面,都远远超越传统汉学(指原书前文述及的古义学派)中的实证概念,而具备了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2](P374-375)。最近,严先生又在《汉学研究》杂志上著文进一步论及实证主义的中国学研究。[15]这些论述可谓“贤者识其大”,定基调于前,笔者不揣浅陋,取“不肖者识其小”之意,对京都学派的实证主义方法略作补述如下。

注重文献收集与考证,以确凿的史料来证实历史事实,这种实证、求真的精神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任何国家、任何学术近代性萌芽和确立的标志之一,日本中国学也不例外。

131①笔者手中存有胡适、周作人、王古鲁、赵景深、傅深、傅芸子等中国学者给青木的通信复印件若干,反映了青木当时与北京、上海学界的广泛交流,是很有意思的学术资料。

东京大学方面,一则由于执掌史学科的外国人教师李斯传播兰克史学,再则重野安绎等史学会的人考证国史史料,甚至有“抹杀论”之争[16],使得身为弟子的白鸟库吉等人一走上中国史之学术道路时,就具有了明确的实证主义精神。白鸟对中国上古史提出的“尧舜禹抹杀论”即是他文献考证和批判精神的体现。那么,京都学派的实证主义精神,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与东京学派实证主义精神主要来源于德国兰克学派不一样,京都学派则更多地由清代乾嘉考证学发展而来。并且由于罗、王的来日,使乾嘉考证学更发展到“二重证据法”。即京都学派的所谓“考证学”,十分强调要发现能与原有的文献资料相印证的新文献和新文物,如甲骨、金石文、古碑、铜镜等为前提,否则,就不是理想的考证学。京都学派历来注重对新史料和地下遗物的发现与利用,以内藤湖南为例,他曾多次来中国收集资料,于1905年在沈阳故宫崇谟阁发现了大批尘封多年的满蒙文重要史料,为了能够研究和利用这些史料,他一方面补学满文、蒙文,一方面用官方交涉、私人贿赂的手段多方设法,终于在1906、1912年得以入宫,分别

《蒙古源流》等满蒙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京拍摄下《满文老档》、

《五体清文鉴》以及《汉文旧档》、

都学派对敦煌文物的持续不断的追踪调查和研究(后来东大方面的学者也加入),在造成了令日本人自傲的敦煌学外,也为中国学实证主义研究提供了崭新的方启示。这在严绍　先生的书中有详细论述,请参看原书,不再赘述。

其次,处理材料重归纳、忽演绎。科学研究在分析材料时,不外乎有归纳和演绎两种方法,京都学派显出重归纳,忽演绎的倾向。如前所述,京都学派注重尽可能地收集相关史料,尤其是新发现的文物材料和纸上文献,然后排比、归纳,得出信实可靠的结论,所以学问的程序是发现材料—文献考订—归纳—结论,其关键在于材料的“发现”。借用中国校勘法的术语来说,是优于对校、他校而欠缺理校。理校是一种演绎的过程,即从现有的材料出发,深入挖掘,由思考者、研究者通过思维演绎而推断出新的结论。可以说,演绎法是一项更需要研究者功力与识见“发明”活动。做得不好,容易滑入枉下结论、“信口雌黄”的险地。在乾嘉学者的“创造”活动、

中,也只有某些大家才能够成功做到。京都学派的重归纳,忽演绎,一则表现了他们十分精审、谨慎的治学态度,一则是否也可见外国学者对于中国文献的掌握、理解力的局限性。

再次,研究选题重个别问题,忽总体把握。这一学术特点在日本中国学界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不仅限于京都学派。其学术研究在对于某一时代的具体事件、某一事件的具体时间、或是某一人物、某一制度这样个别事实的研究时,显示出精湛的考据水平和学术功力,获得了堪向世界夸耀的高水平研究成果。以几位中国学名家凝结了多年心血的博士学位论文为例:桑原藏《宋末提举市舶西域人蒲寿庚的事迹》,武内义雄《老子原始》,羽田亨《关于唐代回纥的研究》,仓石武四郎《段懋堂的音学》等就属于这样的研究。当然,论者并不否认学术研究可以有以微见著,以小见大的意义,另一方面,学术大家们也并非绝无统观全局的宏论大著,但总体而言,学者们对于所研究的领域如中国文学、历史、哲学的总体把握并不重视,甚至在观念上有否定的倾向。如桑原一生强调“科学的历史学”,其著作以确凿的实证向学界提供了“颠扑不灭”的结论。他说“历史学就是不断确定事实的工作”[17]。那种对于研究对象整体性的认识或判断,被认为只是主观的议论,不具有学术意义而被排斥在“研究”之外。又如重视学问要有思想性,主张史学家应该是一位预言家———由历史的经验推断现实的发展———的内藤湖南,曾经常在报纸上发表自己对中国晚清时局、中日关系的见解和预测,但入京大后就不再多作预言高论,除分别在1914年和1923年发表了《支那论》和《新支那论》外,几乎全力偏转于纯粹的考证

《禹贡制作的时代研究》等一连串

《易疑》、

研究。如《卑弥呼考》、

《尔雅的新研究》、

《尚书稽疑》、

231的论文相继刊出,显示出以考据为学问的倾向。

[参　考　文　献]

[1]〔日〕江上波夫.东洋学の系谱[M].大修馆,1992.

[2]严绍　.日本中国学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3]〔日〕内藤湖南全集第三卷[M].筑摩书房,1971.

[4]〔日〕京都大学文学部.京都大学文学部五十年史[M].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6.

[5]〔日〕户川芳郎.汉学・支那学・中国研究[J].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会刊,1990(4).

[6]刘及辰.京都学派哲学[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3.

[7]黄福庆.近代日本在华文化及社会事业之研究[M].: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5,1997.

[8]〔日〕沟口雄三.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9]〔日〕桑原　藏全集:第三卷[M].岩波书店,1968.

[10]〔日〕内藤湖南全集:第七卷[M].筑摩书房,1972.

[11]钱婉约.章氏遗书与章学诚年谱[J].武汉大学学报,1996,(5)

[12]〔日〕内藤湖南全集:第六卷[M].筑摩书房,1972.

[13]〔日〕吉川幸次郎.わが留学记[M].筑摩书房,1979.

[14]罗振玉.罗雪堂先生全集五编第一册[M].:大通书局,

[15]严绍　.20世纪日本中国学的实证主义研究[J].汉学研究,1996(1).

[16]钱婉约.关于以尧舜禹为中心的古史考辨[J].原学,1998(6).

[17]〔日〕宫崎市定.中国に学ぶ[M].朝日新闻社,1971.

(责任编辑　　真漫亚)

A Rustic Opinion on K yoto School of Japanese Sinology

Q IAN Wan2yue

(Instit ution of Com parative Cult ure and Com parative L iterat ure,Peki ng U niversity,Beiji ng100871,Chi na)

Abstract:This paper gives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in Kyoto school of Japanese Sinology and its main representative critics.It provides for the first time a comprehensive pictur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academic school,and reveals a fundamental research stance as well as its connection with Chinese studies.

K ey w rods:Sinology;Chinese Studies;Kyoto School;Positiv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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