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刘春勇

北京大学日语系99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60到90年代间，东亚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谓是群星璀璨，其中最为耀眼的恐怕就是从一片废墟到现代化经济大国的日本了。尽管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开始滑坡，以至于现在的日元大幅贬值经济发展前景却仍不容乐观，然而它持续了四十年的经济繁荣的确是任何人也无法忽视的，它的经验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创造了又一个世界奇迹。近年来世界经济整体滑坡，而中国却一枝独秀，仍保持了较大的增长。尽管如此，我们的改革进入了“瓶颈”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何顺利通过“瓶颈”保持快速的经济发展是现在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日本的经验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关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何以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达到赶超发达经济的目标，学术界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解释。有一种观点认为，奇迹的背后有深刻的文化根源，即儒家文化的影响。显然我们无法完全接受这种说法，因为发达经济中更多的是不懂儒家思想的欧美国家。马克斯·韦伯甚至极端地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根本无法在缺乏新教伦理的中国、日本乃至整个东亚取得很大的发展。（1）当然这是不足信的，因为东亚的奇迹已经做了最好的证明，但需要指出的是，那种“《论语》加算盘”的文化解释似乎正是为了反驳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而产生的，因此不免偏激，所以我们不能企盼从文化中找到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源，经济问题还需要用经济观点来解释。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战后日本的思想文化对高速前进的经济列车所起的润滑剂的作用。于是就引出了本文所要说明的两个问题，关于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解释以及当时的思想文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研究是为了借鉴经验吸取教训，因此论文的第三部分从前面的分析中提出了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对中国发展的几点启示。

一、比较优势战略

关于战后日本高速增长的经济解释同样有很多，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把它们归纳成三种类型。（2）第一种是以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为代表，他们认为高速增长的原因是因为实行了自由市场经济，价格扭曲比较少，资源配置得当且效率高。然而从日本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我们显然可以清楚地看到对经济的积极干预，尤其是从战后到6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的“统制”特征是相当明显的，因为在恢复时期日本工业极其薄弱，没有的扶持会很快崩溃，显然这种解释把现实经济过于理想化了。第二种解释与此恰恰相反，以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Alice Amsolen和英国经济学家Robert Wade为代表，他们认为日本乃至亚洲四小龙经济的成功恰恰是有力地干预市场，有意识地扭曲价格市场作用，利用产业扶持某些关键性战略产业的结果。然而我们所知道的是，现实中有更多统制经济发展受阻的例子。要素价格扭曲的市场显然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尤其是对一个很难完全控制的大市场来说，而日本真正的高速增长期也是从六十年代逐步减少了对市场直接干预后开始的。第三种解释把日本的成功归结为实行了外向型发展。的确，外向型是日本经济的一大特征，同时也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是得益于对外开放。然而并不是只要开放就能发展，正如中国开放的同时还要改革一样，日本内部的战略和的选择也是同样甚至是更加重要的。单纯的开放不仅不会带来发展反而往往会使本国经济一溃千里，可见外向型也远非经济发展的充要条件。

以上三种假说都解释了日本经济增长中的一些问题，但又都不能完美地说明全部，所以这里要引入另一种发展战略——比较优势战略来作出更加符合逻辑解释。（3）比较优势战略并没有否定前面三种假说，而是融三者于一体指出了三者背后更为本质地东西——比较优势，它把这三种假说作为实现比较优势的条件从而作出了一种并非全新但更加深刻合理的解释。

这种比较优势战略是建立在国际分工理论的基础之上的。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一书出版是西方传统国际分工理论的开端。他认为判断一国某种商品是否便宜的标准决定于一国在某种商品的生产成本方面是否具有绝对优势，“只要甲国有此优势，乙国无此优势，乙国向甲国购买总是比自己制造有利”，（4）因此生产具有绝对优势的商品，进口处于劣势的商品所形成的国际分工能使各个贸易主体都得到更多的利益。当然，这样的分工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然而斯密忽视了一个国家所有生产都处于绝对劣势却仍可以参加国家贸易的情形，因而无法作为国际贸易中的基本理论。于是大卫·李嘉图在他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提出了更为科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即一国不必只生产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而只要生产自己产品结构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经过国家贸易就能使各贸易主体的利益都得到改进。这构成了西方传统国际分工理论的核心。100年后，瑞典经济学家厄里·赫克歇尔和伯尔蒂尔·俄林又提出了要素禀赋学说，这种理论放弃了古典的劳动价值论，而把国际贸易发生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各国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导致的价格差异。它强调“不顾不同需求条件的影响，地区之间生产要素的禀赋差异有时会如此之大而决定了贸易的基本性质”，（5）从而“进口那些含有较大比例生产要素便宜的商品”。（6）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劳动力资源相对丰裕而资本相对缺乏，那么它的生产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它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因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更好的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资源降低成本，从而在国际贸易中更具竞争力。

遵循比较优势发展优势产业的经济发展道路即是比较优势战略。而发展比较优势战略首先要求对外开放，参与国际贸易；其次还要鼓励自由竞争，让市场发挥作用从而使价格准确地反映出本国的比较优势所在，这样才能更好的遵循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再次，由于企业自身无法全面了解比较优势，所以就要采取适当提供完全信息引导企业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且适时促进产业升级。由此可见，前面所提到的三种假说正是发展比较优势战略的条件，他们都部分地反映了战后日本经济的特点，从而我们也可以想象日本战后经济正是遵循着比较优势战略快速发展的。

战争刚刚结束时的日本的经济和社会都处于崩溃的边缘。民用财富的40%丧失了，尚存的机器设备也老朽不堪，1946年工业生产仅为战前的6.6%。损失最大的是船舶，从630万吨减至153万吨，只残存24%。1945年大米产量也降至平均产量的60%。（7）战后初期日本的生产要素禀赋状态是：资本存量水平低，技术水平落后，土地面积狭小，国内资源贫乏，原料资金不足，只有劳动力过剩。日本经济学家鹤田俊正指出：“在这种生产要素禀赋状态下，只要坚持以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等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为基础的工业化，日本就必然选择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化道路”。（8）然而这似乎和当时日本的选择有所不同，日本确立了“贸易立国”的思想之后，又经过“静态国际分工论”和“动态国际分工论”的争论，最终选择了规模经济利益大，吸收就业人口能力强，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学工业化道路，并对钢铁、机械、石油精炼、石油化工、汽车等弱小的基础产业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扶持措施。（9）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别于比较优势战略的选择主要是由战后日本面临的特殊的国际环境造成的。战后美国处于政治考虑对日本大力援助，日本正是利用了这些援助资金和设备再加上廉价的劳动力才得以施行当时的“倾斜生产”。1949年美国停止了援助，日本经济马上陷入困境，这也正体现出了美国援助对日本“倾斜生产”的作用之大。不过对日本来说幸运的是，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所带来的“特需”又给了日本巨大的发展机遇，使得日本得以把有限的资金用于回报率高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从而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积累了大量的资本而无需大幅地扭曲价格，避免了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倾斜生产”的危害和成本。当然特殊的国际环境并不能解释一切。事实上，50年代日本提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时，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美国的1/4以上，（10）而且在从二战结束到50年代的经济恢复时期，甚至在实行“倾斜生产”的同时，日本也没有放弃过劳动密集型产业，纺织、服装等轻工业以及日本最为成功的大量使用劳动力的造船业也为日本迅速积累资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见战后初期日本的选择并不能构成比较优势战略的反例。日本高速发展中最重要的经验不仅在于遵循比较优势而且在于按照动态的比较优势理论适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任何一国的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都是变化的，因为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包括生产要素禀赋在内的一切经济因素都会发生变化，这种生产要素禀赋的变化意味着一国某些产业产品的比较优势或比较劣势的消长替代，这样后进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就使得它能具有动态的比较优势从而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外向发展和国际分工模式。（11）进入60年代以后，日本已经完全恢复了经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美国的1/3以上，要素禀赋结构也与战争刚刚结束时有了很大的不同，资本存量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同时劳动力价格即工人工资也有了明显的增长，比较优势由劳动力转移到了资本。在这样的要素禀赋结构下，适时干预经济，推动了产业结构向能源密集型和材料密集型的产业发展，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加大社会资本投资发展规模经济，从而开启了经济高速增长之门。

一种外生的经济发展战略需要一定内生的经济与之相适应。因此在日本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下，一旦确定了比较优势战略也就由发展比较优势战略的三个条件确定了一定的经济，即在宏观指导下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在宏观环境上尽量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让市场价格反映生产要素的稀缺程度，从而为实行比较优势战略创造条件；在资源配置制度上主要由市场自行配置生产要素，从而使资源被合理分配到各个产业；在微观经营机制上鼓励企业间进行公平竞争，从而使企业不得不改进技术降低成本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五、六十年代尽管通产省新企业进入重化学工业和同类产品进口，但同时也要求原有企业间相互竞争。在理论上，由发展战略和要素禀赋结构可以确定不移的决定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内生的经济。经济效益直接取决于发展战略是否符合要素禀赋结构，宏观经济中所谓的内在稳定器（built-in stabilizers），即现代经济中财政制度的自动调节性能，和微观经济中生产者之间经营者之间的激烈竞争所构成的内在调节机制会做好其他工作。然而在实际中这两种调节机制的作用都是有限的，“内在稳定器的作用在于减少经济制度的任何波动的一部分,它不能百分之百地消除波动，消除它所留下来的波动的是斟酌使用的财政和货币的任务”，（12）微观经济中的竞争机制也同样远非完美，完全自由的竞争往往会导致混乱。另外，宏观和微观之间的“衔接”和沟通更是单靠自动调节难以解决的，因此在基本确定了的内生经济的中的协调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产业发挥其协调作用必须以完善的市场机制为前提，其对经济的影响必须通过市场机制才能实现。战后初期日本曾实行统制经济制度，直接控制物资、资金和价格及外贸，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同时也抑制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使企业生产效率难以提高，缺乏活力。到1952年4月，日本废除了《临时物资供求调整法》，结束了对工业制品及其生产的严格。同年7月还撤销了统制经济的最高管理机构“经济安定本部”，代之以经济企划厅。至此，日本完成了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职能也转变为协调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发展，弥补市场缺陷。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的产业也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是在价格机制的作用框架内执行的，一般并不直接干预企业决策而是用非正式的劝说指导企业界。（13）而“多方面进行直接干预的产业部门，是运输通信部门、服务产业部门、金融部门”这些对国民经济发展有特殊意义的中间产品产业部门和最终产品基础产业部门，因此，日本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范围也是有选择的，并未因直接干预而窒息市场机制的作用，而且在市场价格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协调。

到这里我们已经基本可以明确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源在于选择了正确的发展战略并且较好地协调了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关系。我们当然还可以提出促进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其它因素。比如，教育的发展，日本的大学数量几乎相当于西欧各国大学数量之和；科技进步，日本人虽不善长或无心从事理论上的突破创新，但他们在吸收和改进外国先进技术方面似乎的确有某种天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也得益于搭上了第三次科技的列车；高储蓄率，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促进了资本的迅速积累，等等。然而无论如何，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发展战略符合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发挥了比较优势，这也是本文所要说明的问题之一。

二、思想文化特征的促进作用

前面的引论中提到了关于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文化解释，这恐怕是为了反驳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而产生的。韦伯认为，清教和儒教虽然都是理性的但在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清教的理性主义寻求运用理性来控制世界，儒教的理性主义则试图以一种理性的方式去适应外部世界，儒教徒的这种思想是阻止现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的主要因素，而对于日本韦伯更是几乎没有作出任何积极的评价。在战后的废墟上日本不仅建立起了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其经济取得了西方国家所没有的成就，创造了世界奇迹，于是“《论语》加算盘”、“儒教资本主义”“日本精神加西方技术”等各种关于日本奇迹的文化解释应运而生。其宣扬者中既有日本人又有西方人，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认为经济发展是日本人的“国民性”和西方先进技术相结合的成果，其中“国民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即所谓“和魂洋才”。显然这种理论无法令人信服。首先“国民性”存在与否尚属学术界争论的问题，其次同属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也同日本具有类似的传统文化特征，其“国民性”大同小异，而为何各国境遇如此大不相同呢？当然我们也无法否认，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特征对其经济发展的确是有影响的，当相似的思想文化特征作用于不同的经济时，其结果也是大不相同的。下面将集中阐述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思想文化特征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显然这些作用并非必要的。

战后日本的思想文化结构中既有传统文化特征又有经历了二战后出现的新特点。就传统文化特征来说，源于中国的儒家思想曾被认为是日本文化的核心部分，于是日本文化不过成了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而事实上并非如此。的确，日本文化中吸收了很多中国儒家思想的元素，然而究其原因日本人为什么引进这些思想，则要涉及到日本的自然、社会特点。日本是一个岛国，资源贫乏地域狭小，自然灾害频发，这样的自然条件使得日本人不得不终日为生存而奔波，于是在其内心深处逐渐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生存意识。这种生存意识要求人们必须从属于某一个集团才能生存下去，有了集团还要维系这个集团，于是集团内部的和谐，下对上的忠诚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节俭观念、重智意识、实用思想等也应运而生。然而这些并未形成理论体系，外来的儒家文化则恰好基本适应了这些思想，于是为日本人所接受并奉为真理。需要指出的是，正因为是由于需要而引进，所以日本人对儒家思想并未照章全收，而是选择了其中适合日本人思想气质的部分，并在很多地方作了改动，形成了有别于中国儒家的日本儒教。比如，中国儒家认为人类美德应包括“仁”“义”“礼”“智”“信”，而处在首位的“仁”中最重要的则是“孝”。常言说，忠孝不能两全。这时中国儒家常会把“孝”摆在首位。日本儒教虽吸收了这些思想，但为了适应日本社会的需要，“忠”被摆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而且其“忠”的含义也与中国不同。中国儒家的“忠”是指自己良心的诚实、真挚，“臣事君以忠”是以“君使臣以礼”为前提的，而日本儒教的“忠”则是说要完全献身于主人，即为了效忠主人可以牺牲自己，是下对上无条件地忠诚。由此可见，日本传统文化中的集团意识、忠诚心理、重智意识、勤俭观念等特征是日本古代思想和中国儒家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既具有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共同特征，又有日本独有的思想文化气质。尽管日本历来在思想上是一个比较保守排外的民族，但经历了二战的洗礼他们的思想文化结构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近代化特征。比如，战后面对一片废墟，崇尚武力的观念变为了振兴经济的决心；天皇发表《人间宣言》承认自己也是人不是神以后，天皇主权观念转变为主权在识；与此相联系的，战时“灭私奉公”的军国主义道德观念也转变为追求人欲、注重人性的伦理意识；战争使人变得清醒，国家主义的愚昧观念转变为卧薪尝胆的求知意识。这些新特点和传统文化一起构成了战后日本社会思想文化的主要特征，对经济的振兴和腾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完全依靠市场调节的自由经济在种种假定之下能够获得理论上的完美，然而现实毕竟严酷得多，在现实中那些假设很少能成立，有些甚至听起来是荒谬的。尽管现代经济学强调了的财政货币的作用,但也只是放宽了一点假设，结果仍然不尽如人意。正如刘易斯概括的在促进经济发展中作用的悖论：“如果没有一个明智的的积极促进，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有经济进步，另一方面也有很多给经济生活带来灾难的例子以至于要写满几页警惕参与经济生活的话也是容易的。”更明确地说，“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他们做得太少也可能是由于他们做得太多”。（14）也正因为如此，完全按照经济学教科书管理经济并不一定能获得良好的发展，因为现实中有太多我们无法预料到的偶然因素，而这时思想文化中某些特征却有可能能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思想文化特征正是起到了这样一种出人意料的作用，难怪有人把它们夸大为日本经济发展的根源。

在现代微观经济学理论中，“委托—代理”模型为我们揭示了企业经营的一般规律。委托人和代理人作为博弈双方要分别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于是委托人利用自己的残差控制权（residual control）先行一步将代理人的反应函数纳入自己的效用函数，从而用反向归纳法得出自己的最优行动策略，即给代理人的激励程度。显然这样的博弈模型中存在着效用的损失，而且由于现实中信息不对称，委托人不能获得关于企业经营状况的完全信息因而很难作出正确的决策，于是这意味着更大的效用损失。委托人要想对代理人的经营过程进行完全监督则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有时甚至是不可能达到的，但是如果委托人和代理人能实现合作，则二者的效用都会得到改进。然而在经济学理论中，二者没有理由实现长久的合作，但在现实中日本传统文化的集团意识和忠诚心理加上振兴经济的决心却使二者至少在不短的一段时期内实现了不可思议的合作。日本许多企业都是家族式的，上下一心为企业尽忠曾是上至经理下至员工们共同的信念。特别是在二战刚刚结束全体国民齐心协力恢复经济的特殊形势下日本人更是拿着极少的工资干着世界上日工作时间最长的工作，每个人都成了工作狂。显然这并非“经济人”假设所能完美解释的。

日本能取得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在很短时期内迅速积累了大量资本。诚然，这和生产的增长是分不开的，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高储蓄率。经济学教科书中关于储蓄倾向的解释大都和生命周期理论有关，然而这很难解释日本乃至整个东亚居民从年轻到年老都有很高的储蓄倾向的现象。文化方面的解释之一是节俭思想，这是农耕社会的特征之一也和日本人的生存意识有关。自然条件恶劣，社会经济破败不堪，又刚刚经过战争的洗礼，这一切使日本人的生存意识又一次复苏，于是他们倾向于把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储蓄以防不测，这样能给他们一种安全感，所以高储蓄率也成为了一种必然。当然，在经济上社会年龄构成以及日本超过退休年龄雇员工资打折扣的传统做法等也会对高储蓄率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至少文化上的解释也不能完全被否定。

此外，日本人的重智意识和善于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传统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教育的发展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一条重要经验。教育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有用的人才，而高素质的人力资本正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教育投资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以实用为准则吸收和改进国外先进技术也是日本经济能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利用所谓“后发优势”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加以改进应用于本国生产既能够扩展生产可能曲线又能促进产业升级，这也是发展中国家迅速发展追赶发达国家的重要经验。可见当时日本的思想文化特征的确或多或少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以说是经济发展列车的润滑剂，但是把它作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根源的说法显然是夸大了思想文化的作用，甚至带有某种民族主义的性质。这也是本文试图说明的又一个问题。

三、给我们的启示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适当的战略选择和产业是日本经济得以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第二，当时的思想文化特征对经济发展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然而仅仅得出结论是远远不够的，分析别人成功的经验是要对我们的改革和发展有所启示。闭门造车，盲目排外是不可取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任何好的经验都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别人的经验对我们不一定完全适用，以前的经验现在也不一定完全适用。况且日本经济曾经的高速增长也远非完美，在奇迹光环背后隐藏着许多问题，进入90年代后日本经济开始走向衰退，金融危机，消费不旺直至目前日元大幅贬值而经济前景仍不容乐观，一切的一切都和高速增长时期存留的问题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我们必须即借鉴其经验又吸取其教训，这样才能避免日本犯下的错误，实现经济和社会持续的良性发展。

在文化方面，中国和日本同属东亚儒家文化圈思想文化特征大同小异，况且文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很难把握，可遇而不可求，因此我们主要借鉴的应该是日本在发展战略选择和产业方面的经验。建国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出于种种原因我们曾选择了“赶超战略”，不顾我国资本缺乏人口丰富的要素禀赋结构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并且相应的形成了一套以重工业为导向的价格扭曲、配置资源、管理生产的经济。虽然我们在重工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我们却因此付出了更高的成本，工业增长的另一方面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停滞不前，人民生活水平迟迟得不到提高。后来，特别是以后，我们认识到了这种不切实际的发展战略的弊端，开始以比较优势为导向逐步改革旧有的经济的微观经营部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农村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市里放权让利增强企业活力，重建企业经营机制等方面的重大改革都是在微观激励制度方面。这样的经济使生产部门遵循比较优势成为可能，同时也为生产部门发挥比较优势提供了有效的激励。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正是遵循了比较优势战略的结果，这和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有极其相似之处。日本的成功还在于处理好了宏观环境和微观经营机制之间的关系，使二者相互协调，而且我们迄今为止的改革虽然在微观经营机制上进行得比较彻底且行之有效，但在相应的宏观之策环境上则显得有些滞后，而且二者之间的协调方面也存在着问题。因此如何改革宏观环境使之与微观改革相协调就成了我们的主要任务之一，日本产业选择正好为我们提供了值得参考的经验和需要吸取的教训。

自从日本乃至东亚经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之后，许多人开始推崇这种渗透着儒教文化的东亚经济模式，认为它能给经济带来极大的效率。的确，日本乃至东亚的经济中都渗透着儒家人本思想，重视人的作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是生产经营的重要特征，从日本企业的管理模式中我们就可以深切地了解到这一点。日本企业作出某一项决定往往不是在正式的会议上，而是在私下里。大家在下面交换意见达成协议之后，正式会议上的表决则成了一种仪式，很少还会有人公开反对，因为每个人都极其注重企业内部的人际关系和谐。同样，如果一项决定会触及到某些人的利益，则很可能在私下里就被否定。从现代管理学重视人和非正式制度的角度看，这样的企业管理模式是有一定优点的，正如社会学中道德约束适用于小村落一样，在小范围内这样的管理模式有时甚至是很有效的。然而如果把范围从一个企业扩展到一个大国经济，随着生产的扩大这样的“人治”或非正式制度管理显然很难实现高效率，于是制度化理性化的管理机制就显得更加有效了，这也是我们强调法治的重要原因。“人治”与人的意志相联系，尽管有时和能会“出奇制胜”，但必然会带来很大的偶然性和随意性，而相比之下法治虽然显得有些死板，会带来效率的损失却更加客观和公正，容易把握。正如当今流行的MBA培训已经从培养具有决策能力的manager转变为培养行使“执行”职能的exacutive一样，正式制度管理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东亚儒家文化的特点之一便是注重人，所以推崇“人治”也成为一种必然，然而过分的“人治”也许正是日本经济走向衰退的根源。银行金融业经营不善导致大量“坏帐”和“寻租行为”的出现显然和缺乏有效的法制化监管不无关系。这恐怕也是我们应该应该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建立稳定有效的法制化管理机制，发挥“理性化制度约束”的作用，微观上辅以非制度管理手段，这样才能创造出更大的效率，并使经济获得稳定良好的发展，避免发展背后潜伏的危机。

日本经济曾经有过世人瞩目的辉煌，而光环毕竟已经或正在逐渐退去，甚至有很多日本人承认这是自己第二次战败，因此我们当然也没有必要把日本所谓的“经验”奉若神明。然而无论如何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抛开其神秘的外衣，日本经济发展中的确有我们值得借鉴之处，同时神话破灭的教训也是发人深省的。所以正确看待日本战后的高速增长及其根源显然是必要的，这也正是本文最重要的写作目的。

注释

（1）《宗教社会学文集》I 马克斯·韦伯

（2）《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林毅夫 蔡昉 李周著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04页。

（3）《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林毅夫 蔡昉 李周著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12页。

（4）《国民财富的性质和研究原因》上卷（英） 亚当·斯密著 中译本 商务印书馆，第5页。

（5）《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瑞典）伯尔蒂尔·俄林著 中译本，第18－19页。

（6）《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瑞典）伯尔蒂尔·俄林著 中译本，第23页。

（7）《技术与社会—日本技术发展的考察》（日）林武著 张建 金海石译 东方出版社，第7页。

（8）《战后日本的产业》（日）鹤田俊正著 第34页。

（9）《日本现代化研究—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问题讨论》金明善主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 ，第210页。

（10）Augus Maddison,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1820 —1992,paris:OPECD,1995.p.197转引自《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11）《日本现代化研究—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问题讨论》金明善主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 ，第217页。

（12）Hayami,Y., “Are There Lessons to Be learned— a Commentary on the Asia Miracle ”Nov.1994转引自《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13）《经济学》上册（美）萨谬尔森著 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08页。

（14）《经济增长理论》阿瑟·刘易斯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75—5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