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诚生平事迹

1925年12月王忠诚出生于山东烟台，因为家庭贫困，高中时曾辍学。他本来是想学工的，后来因经济很困难，要靠自己恐怕非常困难，所以他被几个大学录取时，选择了北平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前身）——因为不要钱，不收学费。在这样一个朴素而又无奈的愿望支配下，王忠诚走进了医学学府的门槛。在大学里，王忠诚半工半读，通过自己赚来的钱维持生活。那个时候，他在外边从事家教，冬天还给居民送煤。在许多同学帮助下，王忠诚才在读与不读中坚持读下来。毕业后成为天津总医院的一名外科大夫，有了薪水，日子才稍好一点。不多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刚刚学了两年外科的王忠诚踊跃参加了抗美援朝医疗队，作为天津医疗队的小组长之一来到鸭绿江边，不分昼夜地抢救志愿军伤员。 

　　“冲啊，冲啊……”很多战士因头部中弹而受了脑外伤，临终前，不少人在昏迷中还高喊着冲锋陷阵的口号。这喊声，在王忠诚的脑海里，至今仍清晰地回响着。那时，很多战士都是脑外伤，但内科、外科、骨科都可以治的王忠诚，却做不了脑外科手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士们死去。他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就知道中国没有专门的神经外科医生，全中国也没有一家医院有的神经外科。王忠诚回忆道：“抗美援朝伤员很多，各种伤员都有，像外科、骨科、泌尿科、胸外科的，我都曾经学过，都有一些办法，但是脑外科我一点不懂，大学时没这个专业，只讲过几堂课，当然讲的是很浅的。所以这个志愿军为我们保家卫国受伤了，但是我没有办法，只能看着伤员痛苦呻吟甚至死去，觉得很内疚，那时候我就下决心，有那么一天，如果国家能够有神经外科，我也去学神经外科，要把中国的神经外科建立起来。”从此，王忠诚用一生去实践自己的诺言。 

1952年，王忠诚从朝鲜战场回到天津。碰巧卫生部在天津筹建神经外科培训班，他毫不犹豫地申请加入，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神经外科医生。当时条件很艰苦，因为没有现成的课本，也没有教材，大家只得到没有主的坟地去挖颅骨以解剖做实验。挖的时候味道很难闻，挖出来那颅骨里面都是蛹，要把它洗干净，煮，漂白，再把骨头一个一个地穿起来做标本。教科书没有，只有从前在学校学的解剖书。在图书馆找了一本英文的解剖学就去读，从头读到尾，背得倒是很熟，费的精力很大，但是不一定适用。 

不久，中国第一个神经外科研究所在北京成立，王忠诚随之调到北京。王忠诚治学的一生，充分展示了自控性、自主性、性、冲动性、探索性、灵活性和耐久性的创新人格特征。有人说王忠诚是一员福将，干什么成什么。实际上，他成功的动力是对人类疾患痛苦的深深体验。当他选择让人望而生畏的神经外科的时候，是因为他目睹了面对脑病战士当时中国医学的无可奈何。日本一位著名神经外科专家不幸患上丘脑胶质瘤但拒绝手术而死去。这种刺激也正是王忠诚问津世界难题——丘脑胶质瘤的原因。[4] 

“神医”

　　脑里包含着密如纱网的中枢神经系统。中枢神经支配人的醒觉、思维、语言、内脏功能和肢体活动，被称为人体的“司令部”。中枢神经细胞极为脆弱，缺血缺氧5分钟就告死亡，而且不能再生。在直径不到一毫米的血管上做吻合手术，无异于是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每一次手术前，王忠诚总是从思想上做好充分准备，想到病人可能出什么情况、怎样预防或怎么挽救，尽量让手术达到理想的效果。他说，医生很需要病人和病人家属的理解，因为探讨神经外科不容易，教科书没有，从不懂到懂，从懂得少一点到懂得多一点，有个摸索过程，难免出差错。王忠诚对自己曾经有过的失误直言不讳，从没有因有医疗风险而放弃诊治，而是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一切为了病人，因此，他得到病人的谅解与拥戴。我国神经外科创业初期，由于不掌握当时国际先进的神经外科诊断技术——“脑血管造影术”，对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是很难的，因而治疗就带有相当大的盲目性。当时的神经外科界有“诊断难死人，手术累死人，疗效气死人”之说。那时，血气方刚的王忠诚认识到，诊断是治疗的基础，决心开创我国自己的脑血管造影技术。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外国资料，不能代替自己的实践经验。他开始在解剖尸体上练习。时值盛夏，在没有通风设备的室内，窗户也要蒙起来，尸臭催吐、大汗淋漓，全不顾及，终于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使初期的六七个小时确诊时间缩短至15分钟。以后又经过7年的积累和对照手术分析，王忠诚所著、我国第一部囊括了2500份造影资料的《脑血管造影术》问世，这标志着中国神经外科划时代的进步，使中国神经外科诊断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缩短了30年。

此书1978年获全国科技大会奖，至今仍是一部神经外科的重要学术专著。他是以健康为代价换来突破的。就是因为当年在毫无防护条件下的造影实验研究，他的身体承受了大量射线侵害，至今血液中的白血球数一直在4000个/mm3（正常为7000－9000个/mm3）以下。由于免疫功能受损，他曾六患肺炎、两度胸积水，却始终不悔。几十年来，他研究并总结出脑血管造影术，第一次利用显微外科手术的新方法完全切除脑垂体腺瘤，成功地进行了第一例枕动脉及小脑后下动脉吻合术。在国内，他是将手术刀探进人体生命中枢的第一人。他创造了令国内外同行叹服的一个又一个奇迹。

医学奇迹在他手下诞生

　　见惯了生生死死的王忠诚，对每一个病人的生命看得很重，对自己的生死却看得很淡。“治好一个病人我非常高兴，如果他不好，就老想着他们。”一位社会学家曾经说过，健康、快乐、财富是人生三宝，王忠诚正是通过他精湛的医术和崇高的医德，把这三宝直接或者间接地赠送给了千万个家庭。无影灯下，王忠诚那双曾拯救过许多生命的手，小心翼翼地揭起一块颅骨。刹那间，一团粉白色颤悠悠搏动着的脑体显现在眼前。他端坐在手术台前的圆凳上，透过花镜和放大10倍的外科显微镜，给一位偏瘫患者进行小脑血管吻合术。这是1977年的一个病例。早在1976年，王忠诚从文献上看到美国和瑞士的医生已成功地做了这种高难度手术。他想，如果我们掌握了“吻合术”，就会给许多中国的脑血管病人带来福音。从此，他把这个项目列为攻关的目标，一遍又一遍地吻合着动物的脑血管。 

王忠诚不仅医术精湛，医德也有口皆碑。他一次又一次在手术后虚脱病倒，一次又一次拒绝了病人所赠送的礼物，一次又一次到贫困山区为那里的人们诊疗。

1995年春天，江苏淮阴市一个叫范勇的18岁男孩被送进天坛医院。病人全身肌肉严重萎缩，1.8米的大个子，体重还不足45公斤。患者脊髓内长了一个巨大肿瘤：粗约2.5厘米，长约22厘米，侵占了9节椎体的空间，把脊髓挤压成了扁片。王忠诚知道，做这个手术难度实在太大了。手术那天，年逾古稀的王忠诚在手术台前整整奋战了10个小时，直到把这个大瘤子干干净净地剥离下来。 

这是世界上成功切除的最大的一例脊髓内肿瘤，无论是手术的难度和病人术后结果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病人没有留下一点后遗症，3个月后体重就增加到120多斤。有人把这次手术称为惊人的“世纪之作”。2000年6月6日，王忠诚主持的一台罕见的高难度手术，完整地切除了一个直径达6.5厘米的血管母细胞瘤，创造了世界神经外科领域的又一个奇迹。

患者周易是个来自云南昆明的小伙子，他的祖父、父亲、伯伯、叔叔都是由于脑瘤在青壮年去世。周易也陷入厄运——一个大脑瘤长在生命中枢旁。他的母亲不愿意向命运低头，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给王忠诚写信求救，甚至愿意捐出自己的活器官来换回孩子的生命。周易的脑部CT片寄过来了，王忠诚发现，周易的肿瘤直径达到了6.5厘米，相当于一个孩子的拳头大小，而且长在后脑深处的颅底部分，紧挨着脑干和小脑，因为长时间挤压，脑干只有原来的五分之一。一边是成功率很低的世界性难题，一边是危在旦夕的年轻生命，王忠诚当即和院领导研究决定：通知周易来京手术治疗。手术难度世界罕见——周易做过两次手术，脑组织正常结构被破坏；天坛医院此前曾完成过3例类似手术，但瘤体都比这次小。已经债台高筑的周易的母亲却觉得不能两手空空就去看病，于是拼命地省吃俭用，每天只吃米饭和土豆，希望能筹到去北京看病的钱。从1999年12月到2000年5月，王忠诚不断让科里的医生写信打电话催促周易的母亲尽快带孩子北上。面对王忠诚的真诚，面对孩子不断恶化的病情，面对经济上的困难，周易的母亲肝肠寸断，她最终通过媒体筹到两万块钱来到天坛医院。6月6日，王忠诚主持了13个小时的手术，从死神的手中夺回了周易的生命。这台手术堪称“艺术杰作”，王忠诚镇定自若、挥洒自如。手术成功了！等在手术室外边的母亲声泪俱下：“我有儿子了！我有儿子了！”一个延续了几代的厄运终止了，一个神经外科的医学奇迹诞生了。现在这位小伙子已经完全恢复健康。 

前几年，在英国因车祸陷入昏迷的凤凰卫视女主播刘海若，在北京宣武医院经过诊治而恢复神志，并且能够开口说话。刘海若入院时病情严重，颅内、胸腔创伤明显，身体多处肿胀、淤血，浑身插满各种管子。像她这种头部严重损伤的病人能够恢复到如此程度，在医学史上也不失为一个奇迹。当年，刘海若从英国回到北京入住宣武医院后，是经过王忠诚等医学权威人士的集体会诊，制订了一套特殊的综合治疗方案，精心治疗才得以苏醒、康复的。王忠诚常说：“当医生必须有技术，但首先是要有服务精神，必须把病人放在第一位，为病人提供最佳的治疗方案。”

每天4000米，为了工作，他要锻炼身体。“给患者做神经外科手术，不仅要有高超的技术，而且还得有极好的体力。我要求年轻的神经外科医生都要熟练掌握的技能，我自己就要首先做到。做我们这行没体能不行。”的确，一上手术台，少说也得七八个小时，不吃、不拉、不撒，两条腿钉在那里，连大气都不能出。一条直径仅一毫米的脑血管，要均匀地缝合12针。人命关天，不能有丝毫疏忽。一次，王忠诚给一个重病人做手术，连续20多个小时没动窝儿。手术成功了，病人得救了，而他却瘫在了手术台前，因高烧不退自己也住进了病房，一病就是一个月。[4] 

站在学科前沿

前些年，王忠诚每周都要做4到8台高难度手术，患重病不能主刀时，则到手术室助阵。近几年由于年事已高，王忠诚渐渐开始离开手术刀。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有各方面条件都是最好、最合适的医生，才能上手术台，不能拿病人的生命开玩笑。”如今他除了仍然坚持每周出一次专家门诊，已经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带学生和著书立说方面。王忠诚为了能以充沛的精力去工作，坚持锻炼身体，每天早上在健身器上做曲膝直立和仰卧起坐，一口气能做100个；每天下午4点半后，如果没有手术或会议，那就是王忠诚打乒乓球的时间，天天如此，坚持不懈。

1997年，在日本东京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时，各国与会专家举办了一次乒乓球比赛，他和助手伽玛刀主任刘阿力二人合作，夺取了男女混合双打的“世界亚军”。作为世界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大学科带头人，王忠诚的工资不算高，生活很简朴，但是他很满意。 

王忠诚凭着这种信念，半个多世纪来不停地求新、进取、发展，走前人没走过的路，不断地取得新的突破，一次次向另一个“不治之症”进军，使自己所率领的中国国家队站在了世界前沿。这一辈子他带了很多的学生，他亲手培养的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就有70多人。全国上万的神经外科医生中，有近1/3是在王忠诚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他不仅教他们医术，更重要的是教给他们行医原则。

王忠诚一再强调，我们的知识主要是来源于病人，病人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应该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好务。时至今日，王忠诚常对学生讲的就是：“我希望你们拿起手术刀，在世界神经外科状元榜上不断刻上‘中国’两个字。今天你们是我的学生，明天你们会做别人的老师，我盼望你们把手术刀传下去，把神经外科事业推向更高峰。”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每次坐飞机，他都要把腰托的说明书拿给安检人员，因为没人知道，眼前这个名冠中外的专家，是靠这个次次要惊动警报器的腰托来对付因为多年曲身手术留下的职业病——腰椎管狭窄，他甚至带着这个痼疾远赴边远的西部讲学、指导手术。全国除以外的所有省区，都留下了他讲学和技术指导的身影。在他的带领下，北京天坛医院在全国建立了22个技术协作单位。他一直在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专科医生培养之路。2004年，在他的领导下，建成了北京神经外科学院，从课程设置到学习周期，从招生方案到培养计划，都是王忠诚精心设计的。[4] 

编辑本段人物影响

　　近半个世纪以来，在神经外科临床、教学、科研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在脑干肿瘤、脑动脉瘤、脑血管畸形、脊髓内肿瘤、显微神经外科、神经介入治疗及神经影像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和重大贡献，创造了五个世界第一。 

　　第一，他是世界上做神经外科手术唯一超过万例的人； 

　　第二，他是世界上做脑血管畸形手术数量最多、经验最丰富的神经外科专家； 

　　第三，十年前他就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位成功施行脑动脉瘤手术超过1000例的神经外科专家之一，他1985年成功切除的直径9cm巨大动脉瘤至今为世界首例； 

　　第四，近十年来，他在脑干上做手术524多例，手术死亡率不足1%，居世界首位； 

　　第五，他在最近几年内完成的脊髓内肿瘤切除手术共290例，无一例死亡，无一例瘫痪，处世界领先地位。他医德高尚，技术精湛，勤俭廉洁，体贴病人，受到患者的高度赞扬和同行的尊敬。 

　　目前中国有7000多名神经外科医生，其中1/3是在他领导下的神经外科培养出来的。他先后带出了35名硕士、博士、博士后研究人员。发表论文278篇，出版专著26部，取得科研成果54项，其中国家级成果9项，部市级23项，局级22项。 

编辑本段王忠诚逝世

9月30日，走过了人生87个春秋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天坛医院名誉院长、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王忠诚，与世长辞。

9月30日，我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开拓者王忠诚院士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住院期间，老人念念不忘3件事：建一家大型的现代化神经外科医院，搭一座国家级神外研究平台，办一所培养神外专科医生的医学院。

“王老一生把神经外科事业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把病人看得比自己还重要。” 北京天坛医院宋茂民说。

“病人的需要就是命令”

“王老行医60余载，学术风范可用四字概括：‘守正出新’。”总医院神经外科专家、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主任委员周定标说，“守正”就是求真务实，“出新”即开拓创新。

“老先生常说医生要‘德才兼备，德为先’。在他眼里，病人生命高于一切。”北京天坛医院院长王晨介绍，王忠诚设计了一套独特的医德考核标准：手术该做到什么程度、该和病人怎样交流、该用什么样的药……细微之处都提炼出来。

王忠诚的第一个博士生、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副所长吴中学说：“他常叮嘱我们，‘作为医生，应该时刻为病人着想，病人的需要就是对我们的命令’。”

“当医生必须有技术，但首先是要有服务精神，必须把病人放在第一位。” 追忆王忠诚的指导，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中心副主任张俊廷感佩不已。

“病人的生命比医生的面子更重要”

王忠诚始终无法忘怀他第一个失败的手术。40多年前，他为一名脑干血管细胞瘤患者做了26个小时的手术，但病人最终没能救活。他为此总结出治愈该类病例的经验教训。他总说，在医生的成长过程中，病人付出了很多。

王忠诚认为：“拿起手术刀，要不停地去掉病人身上的痛苦，但不能割断对病人的感情。” 许多疑难重症，在别人那里可能就放弃了，但是落到王忠诚手上，只要有一丝机会，他就要试试看。

1997年6月，王忠诚接诊了一名大面积脑水肿、生命垂危的患者，由于患者肾功能严重衰竭会引发其他并发症，随时可能死亡。学生张俊廷担心这会给王忠诚抹黑，便建议由自己来做。王忠诚说：“病人的生命比我的面子更重要。”最后，手术获得成功，病人转危为安。

“作为一名医生，任何时候都要为病人争取生的希望。”在挽救病人生命面前，王忠诚心无杂念，从不退缩，“治好病人是最高兴的事。”

“最大的心愿就是发展神经外科事业”

“如今，国外能做的神经外科高难度手术，我们都能完成。一些国外做不了或达不到治疗效果的手术，我们也能成功。”张俊廷说，在王忠诚院士的带领下，中国的神经外科已享有国际口碑。

53岁的美籍华人周先生，患上极其罕见的巨大颅底脑膜瘤，美国一家州立医院的医生告诉他这种高难度手术没有任何医生能做成功。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周先生回国找到王忠诚。当时，近80岁高龄的王忠诚指导学生张俊廷等进行了13个小时的手术，肿瘤被完整地剥离取出。术后周先生不仅生活能够自理，还能给家人做饭。那位下过“死亡判决”的美国医生闻讯后，惊讶地竖起了大拇指。

成功治疗世界上最大的脑干血管母细胞瘤、成功治疗世界上最难的枕大孔脑膜瘤、一次成功切除10个脑干和髓内血管母细胞瘤……行医60余载，王忠诚率领他的团队创造了无数医学奇迹。

王忠诚曾获得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授予的世界神经外科最高荣誉奖，以及多个国际奖项。84岁本命年时，他荣获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我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发展神经外科事业，为患者多做一点事情。”王忠诚院士走了，他的大爱和忠诚挺立起医德和医术两座高峰。

王忠诚：学风医德人才一个都不能少 

□科学时报见习记者 吴昊

两盆摆放在书桌上的蝴蝶兰，绽放着自己的美丽。

3天前，它们成了王忠诚家中的一员。这是总理亲手交到王老手中的礼物。 

86岁的王忠诚，是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神经外科的开拓者和缔造者。

突然造访

2011年9月4日，利用周末看望了王忠诚。

这一天，王忠诚一如平常，4点半起床、锻炼、看书、看报。前一天，中国工程院给家里来电：明天有领导来访，细节不详。因此，他并没有刻意准备。

     王忠诚所在的天坛医院同样不知情。“以前有领导来看望王老，医院都会组织。这次我们却是事后才知道的。”王忠诚秘书、天坛医院神经外科研究所伽马刀治疗室主任刘阿力回忆。

早饭时分，家中电话又至，传递了总理要来的确切消息。

“当时猜测应该是温总理吧。”王忠诚淡淡的语气仍难掩当时的不平静。

那刻的猜测，让王忠诚快速思考起来。之前，他写过一封长信给总理，建言我国神经外科人才的培养问题。总理对此有过批示。

“该怎样和总理继续谈谈这个问题呢？”

家人此时也在忙活。想尽量多收拾出一片空间，谁都不知道总理将有多少位随行人员。

    10点20分。等候在门口的王忠诚和女儿见到了快步走来、伸出双手的总理。进门之后，四手相握，长久没有分开。

一行人数很少。随行的有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干勇。

关注神经外科发展

  寒暄过后，问起王忠诚有什么要求。

“我告诉总理，美国人口3.5亿，有神经外科医生约4000人；中国有13亿人，能达到美国神经外科水平的医生大约也是4000人，相差太远。我们的人才培养速度远远不够。来天坛医院看病的病人，就需要等待很长时间才能有床位。”

    “做神经外科医生很不容易。病人多，需要加班加点，经常一天做两台手术。手术要求高，时间长。甚至有连续26个小时不吃不喝才完成手术的情况。培养一个神经外科大夫真的很难。”

在交谈中，王忠诚发现，对我国神经外科的现状都非常清楚。尤其是对人才培养不足、需加强培养力度的问题，显得非常务实。 

“王老现在有‘地’没有？”的询问让王忠诚有些没想到。

     “总理思考的就是帮我们落实。甚至提到我们神经外科研究所有没有专门的地皮进行扩建的问题。”王忠诚难掩感动。

    “您的要求，我记住了。”当场表态。

 意犹未尽

     每天10点准时到达办公室、看片子，身体允许还参加会诊……这是86岁的王忠诚的工作现状。

   “医生要终生学习，同样的病在不同的病人身上表现不一样。医生的学风、医德都很重要。做医生首先要端正态度，全心全意地为患者服务。”王忠诚对谈了从医60年的感悟。

      表示赞同。

更让王忠诚没有想到的是，对科学界的情况非常关注，主动提到科学研究的诚信问题：“总理告诉我，科学界存在造假和学术不端行为，这不实在，非常不应该。”

    时间在热烈的讨论中总是流逝得很快，半个小时的会谈时间渐渐逼近，干勇不得不提醒总理注意时间。

      第二次催促之后，谈话仍意犹未尽。

      无奈时间催人。在叮嘱保重身体、请家人照顾好王老后，起身话别，相约再一次相见。

     而那两盆静谧的蝴蝶兰，则是这次谈话忠实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