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原因

2011-10-17 9:26　陈英　【大 中 小】【打印】【我要纠错】

　　摘要：从科学技术冲击、供给冲击、需求冲击、制度冲击、货币冲击、信息不对称、金融冲击、政治周期等方面，来探讨经济周期发生的原因，发现经济周期理论随经济增长而发展，并且发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是技术冲击、需求冲击、制度冲击。由于中国国际化与金融市场的日益扩大，供给冲击、货币冲击、信息不对称、金融冲击也将越来越重要。 

　　关键词：经济周期；经济增长；原因 

　　一、引言

　　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指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现象，好像周期性发生一样，故称之为经济周期。古代经济几乎在一个水平上交替运动，比如Maddison估计1500—1820年间，西欧人均GDP增长率是0.15%，亚洲的人均GDP处于停滞，所以古典经济周期主要强调经济总量的扩张和收缩。而现代经济高速发展，远远超过古代经济增长速度，比如美国从1960年至20世纪初实际GDP平均每年约3.5%，而东亚“四小虎”每一个从1966—1990年的实际人均收入每年都增长7%以上，而中国近三十年的经济增长更是平均超过9%，所以现代经济周期主要强调经济增长率上升与下降的交替变动。正如1977 年卢卡斯在《对经济周期的理解》中对经济周期描述为“经济周期是经济变量对长期平稳增长趋势的偏离”。 

　　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关系之密切，下面就经济周期的原因进行探讨，其中不少也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可以一起分析以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并探讨未来中国可能需要关注的一些因素。 

　　二、原因

　　1.科学技术冲击。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才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缓慢，由此导致了经济增长的缓慢。随着第一次和第二次科技，世界经济得到极大发展。一战二战的爆发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技术，特别是战后科技，大大刺激了世界经济的增长。战后美国利用二战所积累和德国获得的科学技术，长期增长了一段时间，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时候放缓。中国建国后同苏联密切合作，大大提升了科学技术，后来趋于平缓。改革开放后利用全世界科学技术，经济高速发展，但随着与世界科学技术的接近，经济也渐渐的开始进入平稳增长。可见科技周期对长期和超长期经济的巨大影响，往往是长期和超长期经济周期的主因。著名经济学家F.E.Kydland、C.I.Plosser 提出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 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认为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是实际因素（如技术、、自然灾害、战争等） ，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技术冲击，而不是名义因素（如货币量等），使一般均衡分析、实际因素和微观基础在经济周期的分析中得以复兴，并以此获得了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2.供给冲击。古典经济学认为，供给冲击才影响产出，导致经济的波动。实际上古代产出往往不能满足需求，总供给往往占主导。现代经济周期理论以之为基础，继承了供给冲击巨大作用的观点，认为导致经济波动的实际因素，包括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变动、生产要素供给变动等供给方面的冲击。1973年、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重创了以石油为工业基础的西方国家，引发了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经济全面衰退与滞胀。中国改革开放错过了这两次石油危机，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际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比如石油和铁矿石等价格的剧烈波动必然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影响。供给不但包括原材料供给，还包括劳动力供给。20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国印度等国家打开国门，据哈佛大学一位教授计算，全世界突然多出了5 亿多个便宜劳动力，巨大的劳动力供给冲击降低了成本，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2004）用RBC分析中国经济后认为，引入供给冲击改善了模型对消费的预测能力；引入供给冲击优于引入需求冲击。 

　　3.需求冲击。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认为，总需求是短期中经济波动的主要决定因素。现代经济周期理论也把需求纳入导致经济波动的实际变量中，不但把供给方面的冲击纳入，还把个人需求偏好变化、需求变化等需求方面的冲击也纳入到导致经济波动的实际变量中。改革开放和全球化为中国带来全球市场，以前特别是巨大的美国消费市场需求，极大的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因为需求的巨大作用，危机时加大投入，扩大总需求，减少了衰退，平缓了经济周期的波动。上次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4万亿投资，有效的拉动了内需，维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在中国，投资很大一块是由进行的。因此，这方面的投资的波动可以计入总需求。丁从明、陈仲常（2009） 指出了频繁调整的与地方财政关系是经济波动大起大落 的重要因素。付一平、刘金全等（ 2005） 发现，中国财政规模与实际波动性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 

　　4.制度冲击。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改革这种积极的制度冲击已经明显极大的促进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制度能反作用于经济，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组织制度本身。庞东、杨灿（2006）结论证明： 在中国受政治背景的影响而出台的重大的经济制度改革对经济发展影响巨大而深远，制度变动冲击对经济周期变动的方向及程度起到了较大的决定作用。 

　　5.货币冲击。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冲击可以引起名义支出及总需求的变化。 King和Plosser （1984） 认为，货币与产出之间存在正相关性，符合于Friedman 和Schwartz、Nelson 和Plosser 等提出的货币非中性是经济周期的关键所在。苗文龙、陈卫东（2010）研究发现： 技术冲击和财政、货币冲击可以解释80%以上的中国区域经济周期特征；财政、货币存在显著的区域周期冲击效应。 

　　6.情绪，非理性和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偏差。经济学往往假设人是理性的，但实际上人往往是非理性的。由于人的非理性，往往人的选择不是经济学上论述的最优选择，比如羊群效应或从众心理。行为科学和行为金融学都研究了人的非理性行为。另外，由于信息不对称或信息不完全，往往导致选择不是最优，比如投资过度等，也引发或加剧了经济的波动。 

　　7.金融冲击。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与日俱增，与经济中其他部分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而金融市场往往是极具波动性。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往往引起经济的波动，如1929年金融危机和2007年次贷危机都引发了经济的下滑，损害了经济增长。 

　　8.政治周期。由于往往对经济有影响，因此，当不同经济的集团轮流执政时，交替的对经济产生不同影响。比如美国民主党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及扩张性的经济，共和党则主张自由放任的保守主义及紧缩性的经济。另外，选期对经济也有影响，临近选期时，领导人往往为了讨好公众赢得选票，往往采取扩张性经济，刺激经济发展。 

　　9.其他原因。目前，还有些其他理论解释经济周期的原因，如创新理论、太阳黑子理论、国际经济周期理论、信息周期理论、混沌周期理论等。 

　　三、结论

　　任何经济都不是由单一因素所影响，经济的变化往往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甚至各因素之间也相互影响，比如制度冲击促进科技的发展，而科技的进步引发供给出新产品，而供给新产品创造了新的需求，促进了经济增长，并给其制度冲击正的信号促进制度创新。而对于新技术和新产品的需求也可以促进制度变革科技革新，供给新产品。又如由于人们的非理性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而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往往引发人们的羊群效应跟风操作，而这更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经过上面的分析和讨论可以知道，科学技术的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长期以及超长期的波动由科学技术冲击决定。制度冲击往往影响中长期的波动，而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往往影响短中期的波动，货币冲击、非理性冲动、金融冲击往往影响的是短期波动，但如果不注意，则可能引起大衰退，比如1929年大萧条。所以，中国既要了解。另外，从经济波动原因中的分析发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是技术冲击、需求冲击、制度冲击。由于中国国际化与金融市场的日益扩大，供给冲击、货币冲击、信息不对称、金融冲击等也将越来越重要。 

　　参考文献：

　　[1]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41. 

　　[2]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什么造成了经济增长的波动，供给还是需求：中国经济的RBC分析[J].世界经济，2004，（4）。 

　　[3]夏斌。本轮世界经济周期的发展逻辑及中国对策[J].发展研究，2009，（3）。 

　　[4]苗文龙，陈卫东。财政、货币与中国区域经济周期异步性[J].中国经济问题，2010，（6）。 

　　[5]谭屹然，石柱鲜，赵红强，孟令莉。论经济周期与信息周期理论[J].现代情报，2010，（12）。 

　　[6]周姗颖。浅谈经济周期理论演进史[J].大众商务，2010，（8）。

（二）中国经济增长浅析

计63 高小松 2006011307

引言：

　　1978年中国开始了一场从农村到城市的全面经济改革，并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效。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8.4%。然而，这一增长趋势能否在今后得以持续，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本文通过解析劳动力数量增长、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探讨这些因素支撑长期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正文：

　　80年代以前中国经济增长率主要受到扭曲的产业结构、激励不足和技术效率低下压抑。至于形成的劳动力使用模式和就业结构，一方面产业结构资金密集程度高，抑制了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的吸收；另一方面，人民公社把劳动力牢牢地在农业非凡是种植业上面，随着农业装备水平的提高而富余出来的劳动力，不能随便地转移到工业部门和商业、服务业部门。其结果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的工业产值比重大大提高，而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很高。

　　一般来讲，在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有几个因素会影响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两个转换之间的对称性，或者说会造成就业结构转换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第一个因素是人口增长超常迅速，从而劳动力增长速度过快，以致工业吸收的就业量怎么也无法赶上劳动力供给量。第二个因素是工业增长中使用过多的资金，使用较少的劳动力。发展工业在利用资源方面，本是可以有不同选择的。也就是说，通过选择不同的产业重点，选择不同的技术类型，甚至通过不同的产业布局，分别可以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型的工业，或者资金相对密集型的工业。前者意味着一定量的工业产值，可以由较少的资金投入和较多的劳动力投入来取得。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是一种花费更多的资金，而吸收较少的劳动力的工业化战略。第三个因素是阻止劳动力就业的制度障碍。这种制度障碍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通过某种间接的途径发挥作用。说到直接设置阻碍劳动力就业的制度安排，把城乡人口分布和劳动力配置相分隔的户籍治理就是一例。

80年代后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四个主要源泉中，资本的贡献最大，劳动力、人力资本和未被解释部分三者之间的贡献十分接近。由于人力资本的弹性系数明显高出劳动力和物质 资本的弹性系数。因此，8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增长在依靠传统要素投入的同时，人力资本和生产率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尽管如此，8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中，传统要素投入的贡献仍然大于人力资本和生产率的贡献。

　　人口是劳动力供给的基础，在较长的时期里影响劳动就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50年时间，是中国有史以来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1950年中国总人口为5.52亿，到1998年末增长到1.25亿，翻了一番多。但是，从分时期来看，中国人口增长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概括起来，1949－1957 是中国人口第一个高增长阶段，被称为第一次人口增长高峰；经过1958－1961年短暂的增长低谷之后，又很快进入了高增长阶段，成为人口增长的第二个高峰；70年代之后，中国开始提倡计划生育，快速的人口增长得到有效控制，人口增长速度下降迅速，但在这个时期，人口增长率和妇女的生育水平仍然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的人口增长基本上进入了一个低生育率阶段。1998年中国全年出生人口1995万，死亡人口805万，自增人口 1190万，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分别为1.5%、0.65%、0.95%，人口自然增长率第一次低于千分之十，标志着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了低出生、 低死亡和低增长的“三低“阶段。尽管如此，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中国总体人口增长的趋势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仍将继续存在。综合国内外各种人口猜测的结果，中国人口在2010年为13.8亿左右，并将在2045年左右达到峰值，估计为16亿左右，之后，人口将会出现负增长。

　　总体人口的变动会对中国劳动力资源总量和社会负担系数带来严重影响，并进而会影响到中国劳动力资源的长期供给状况。根据猜测，从现在到 2020年是中国劳动力资源最为丰富的时期，也是人口抚养比最轻的时期。劳动力资源供给总量一直会维持在8000万以上，并在2020年左右达到其峰值， 估计为9500万左右。这意味着，从现在起的20多年时间内，是中国劳动力资源的黄金期，当然也是中国面临就业压力最大的时期。之后，中国劳动力资源供给总量将会逐年减少，人口的抚养系数也将越来越大。以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看，中国老年人口比例到2010年左右，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达10％，年龄中位数会超过36岁；2040年时，中国将步入严重老龄化时期，平均每5个人口中就会有一个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这种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形势，不仅会影响到全社会劳动生产率，而且还会对中国的医疗卫生和养老保障构成严重挑战。

　　从劳动力需求与就业趋势来看，近中期内由于国内生产总值对就业增长的弹性趋于下降，就业增长的前景不容乐观。从目前经济发展态势来看，劳动力需求缺乏后劲。主要表现在城镇失业率和农村劳动力剩余率上升上面。近年来因企业转制、转产和开工不足而造成的失业现象增多和部分企业工资支付不足，使城镇企业中潜在的就业不足转化为公开或半公开的失业。那些把城市企业冗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也计算在内的失业率固然是不恰当的，但根据下岗无业和登记失业人员计算的失业率，已经达到6.2％。当前出现的严重失业和下岗问题，不是某种单一的因素造成的，而是几个原因同时促成的。

　　首先，导致当前失业和下岗的首要原因是宏观经济处于相对低沉的时期，社会总需求不足，市场萧条从而生产能力未能充分开工。过去连续数年，国家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以控制过热 的宏观经济。这个过程的效果是成功地实现了宏观经济软着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从长期处于短缺状况向逐渐形成买方市场转变，从而宏观经济进入相对冷却的状态。从职工工资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商品零售价格等年度增长指数看，1994年以后均呈明显的降低趋势。这种宏观经济景气状况必然影响就业的增长，因而同样地，1994年以后城镇从业人员总数的年增长率也呈下降趋势。1994年为5％，1995年和1996年为4％，1997 年下降为只有2％。

　　其次，产业结构调整使得一部分丧失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的部门排挤出大量劳动者。国有企业长期执行着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其产业结构具有资金密集程度高、调整速度缓慢的特征。由于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大大提高，产业、产品的比较优势从而相对竞争力，决定着产业结构的 调整方向。面对国际市场的不断变化和非国有经济部门的竞争，国有企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迫在眉睫。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要伴随着一部分职工处于摩擦性失业状态。而一旦这些失业者的劳动技能不能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这种失业就可能是长期的。

　　第三，国有企业改革使得原来以冗员形式存在的隐性失业变为公开的失业或下岗。国有企业严重冗员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现象，也是其与迅速发展的非国有经济竞争中的一大弱势。随着企业自主权的落实、企业改制加快和减员增效口号的推动下，富余职工开始下岗，其中一部分被推向社会。然而，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因素造成的失业和下岗，仍然与宏观经济形势及产业结构状况紧密相关。因为事实上企业早就获得劳动用工自主权，但经理人员并未运用这种权力，直至 经济效益滑坡、经营难以为继，才被迫让职工下岗。

　　由于传统下的就业，是单一面向城市居民的全面就业制度，偏于重工业的产业结构也降低了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因此，企业实际雇用工人数往往超过实际需求。在微观放权改革使企业劳动效率提高的情况下，企业冗员现象就显在化了。由于国有企业承担维持稳定就业的职能，所以仍然雇用着超过需求的劳动力。

　　因此，国有企业中的在职职工可以分为两部分。那部分恰好与企业实际需求数量相符的职工，其工资在新古典的假设下应该等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然而，由于存在着一部分超过企业实际需求的职工，而所有职工的工资又是相同的，因此，企业中一部分职工的工资等于其劳动边际生产力，另一部分职工的工资高于 其劳动边际生产力。平均起来，国有企业中全部在职职工获得的工资是高于劳动边际生产力的。可见，在国有企业所依托的这个劳动力市场上，职工工资并不是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而具有分享的性质，或者说是制度决定的。

　　不仅如此，目前的国有企业中参与工资分享的还包括退休职工。在改革以前采取统收统支财务的情况下，退休职工的养老基金由国家统一筹集和统一负担。因而企业并没有为职工积累起这种基金。因而，一旦这部分费用转为由企业负担，就意味着要由在职职工来分摊。根据比较保守的估计，国有企业通常有1/3的冗员。1996年国有单位离退休人员总数为2515万人，其中约一半左右是1988年以前离退休的，接近1/3是1985年离退休的，1978年以前离退休的不到6％。目前，大约5.9个在职职工要负担一个离退休人员。由此推算，与根据实际 需要雇用劳动力，且无须负担已经退休职工的养老金的情形相比，现在国有企业要多支付大约46％的工资基金。

　　相对于企业工资决定的这种分享特征和生产率提高幅度，国有企业工资总水平并不低。从70年代末开始的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式改革，赋予了企业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增强了企业的利润动机，企业治理人员有了较大的权力决定职工工资和福利水平，也有相当大的动机提高职工的工资和福利水平。所以，相对于产值增长而言，改革以来国有企业工资增长速度快于其他部门，更不必说快于其效率的提高速度了。在货币工资之外，企业还要为职工支付各种福利补贴。从名义平均工资来看，1996年国有经济单位比城镇集体经济单位 高46％，比其他经济单位低24％。然而，国有经济单位为职工所提供的工资外福利和保险费用却是其他经济单位所无法相比的。这里所谓职工保险福利费用主要 包括医疗卫生费、集体福利事业补贴、集体福利设施费等，涉及职工医疗卫生、住房、培训、疗养、托幼等等。

　　中国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早在 1978年以前就下降到50％以下了。而与1978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79元的水平相比，并且按照该年的不变价格计算，1995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1471元，大约是1978年的4倍。然而，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高于50％。

　　中国人口在达到它的最高点之前仍会经历一个低生育、高增长的时期，劳动力供给不是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但是，人口老龄化、就业不足分别从劳动力素质和利用效率的角度提出了问题，是经济增长保持其可持续性不能不给予重视的重要方面。

　　人力资本或劳动力素质过去、现在和今后都将起着重要的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由于教育和卫生的改善具有外部性，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于投资，而中国的教育、卫生投资相对规模尚处于较低的水平。例如，财政对教育的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1996年只有2.44％，在世界上处于较低的水平。非凡是，教育、教学质量和医疗、卫生保健仍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为进一步的改善提供了机会和空间，从而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劳动力市场发育的滞后，抑 制了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更充分利用。另一方面，不利于就业的经济增长最终会由于一部分居民收入增长较慢、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从而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影响到经济增长的速度。非凡是，当国民经济从卖方市场逐渐转向买方市场的情况下，持续的增长在更大的程度上依靠于就业的充分程度。

参考文献：

1、冯兰瑞，《关于"九五"末期失业率及计算》，《社会学研究》第4期。

2、多马，《经济增长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

3、张二力、郭震威等，"中国中长期人口发展趋势预测"载《全国和分地区人口预测》，中国人口出版社，1998年。 

4、李培林，《老工业基地的失业治理：后工业化和市场化－－东北地区9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调查》，《社会学研究》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