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增长因素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以接近10％的年均速度增长，宏观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理论上看，劳动力、资本、产业结构、制度等都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本文将从定量研究角度出发，考察1999至2014年间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并根据研究结果对未来我国经济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经济增长，资本，劳动力，产业结构，制度

一、引言

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现象，是宏观经济研究中最重要、最引人入胜的研究课题之一。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增长的理论，对于理解和认识现实的经济增长和制定促进经济增长的都是至关重要的。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是不同的，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必须结合具体的对象和具体的时期，从而得到这些具体环境下的结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以接近10％的年均速度增长，宏观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本文将从定量研究角度出发，考察1999至2014年间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由于存在信息披露、资料获取的困难合自身研究水平的有限，所选取的指标难以全面包含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所有因素，但仍可得出一些有用的结论。

二、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

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焦点之一，理论流派众多，现代主要经济增长模型有哈罗德——多马模型、以美国经济学家索洛为代表的后凯恩斯主流派模型、以英国经济学家卡多尔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模型以及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等等。

经济增长理论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索洛等人建立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由索洛最早提出的增长理论源于对哈罗德——多马增长理论中缺陷的修正。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的缺点之一是假定生产技术是不变的。对于一个给定的储蓄率，能够实现均衡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只有一个惟一的数值。但是，实现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的条件除非特殊情形，一般很难实现。为了克服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局限性，索洛、斯旺、米德和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类新的增长理论。这类模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调整生产中的劳动与资本的配合比例来实现。同时，索洛等人还指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受到重视的原因之一是其对生产函数中的技术进步因素的引入和强调。为了解释经济增长的长期持续性，索洛首先在生产函数中引入了技术因素变量。他假设技术是一种外生变量，并且保持一种固定的增长速度，即技术进步率，认为技术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经济增长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建立之后，进入了一个20多年的沉寂时期。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人物的“新增长理论”的出现，经济增长理论才又重新成为经济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两大缺陷正是“新增长理论”的先决条件。首先，新古典增长理论无法解释经济增长在各国间长期存在的差异性。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有一条很重要的结论，即所谓的“收敛定理”，该定理说明在长期内各国经济增长速度将趋于一致。其次，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这一长期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决定因素归结为外生因素，没能说明技术进步又来自何处，这一点是无法令人满意的。而新经济增长理论则采用规模收益递增和内生技术进步来说明一国长期经济增长和各国增长率差异。新增长理论试图使增长率内生化，从这点出发，新增长理论又称为内生增长理论。

之后，经济增长理论也陆续出现其他的学派，如以科斯、诺斯为主要代表人物的新制度经济学派，此学派不仅把公司和企业当作经济组织，也把和管理机构、大学等实体组织视为经济组织。新制度经济学一方面将社会组织泛经济化，另一方面将制度当作一种变量，认为经济组织的成长演变是为了孕育和促进技术进步和其他活动，是为了刺激与经济增长有关的投资。所以新制度经济学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看作是一套复杂组织系统运行作用的结果。

三、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经济增长表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即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根据前人的研究，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种，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归纳大体有三类。

第一类是从生产要素的投入角度，一般是从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劳动力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的、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低水平阶段，经济活动转移到资本密集型的农业部门，产出就主要取决于劳动总量的投入。根据经济增长理论的要求，在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中，都提到了劳动力因素。我国目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截止到2014年底，全国总人口达136782 万人，因此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至于资本因素，早在18世纪，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就曾指出，资本积累量的大小是经济增长率高低的关键。而在哈罗德——多马模型中，资本积累的作用更是被提高到了十分突出的地位——是经济增长中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麦迪逊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进步和》一书中也曾下结论：1950至1965年间，在诸多影响因素中，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55% 。由此可见，资本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第二类是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出发的，产业结构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各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及其相互联系。产业结构的演变引发经济资源不断从传统产业向新产业转移，各种生产要素在各产业间的流动使资源配置优化，从而推动经济增长。著名的配第——克拉克定理就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即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次产业向第二次产业移动；当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又向第三次产业移动。由此，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分布状况是：第一次产业将减少，第二、三次产业将增加。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所引发的资源再配置，可以推动经济的增长。为了反映产业结构的变化对国民经济的作用，本文将采用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占总从业人员数的比重变化来反映产业结构的变化。

第三类是从制度的角度，重视制度变迁和行为的作用。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良好的制度环境，有效的经济和适当的激励机制能够充分发挥各种经济要素的生产潜力，促进生产发展经济增长。金玉国就曾经指出，改革开放带来的宏观制度变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产权制度多元化、经济运行市场化、利益分配格局的演变和对外开放。其中，产权制度多元化、市场化、对外开放是三个紧密相联的宏观制度变迁的内容，它们不但为我国宏观经济总量的增长提供了可靠的制度支撑，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而且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运行质量起到了其它因素难以起到的积极推动作用。其中产权制度的变化是根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国有制比重持续下降而非国有制比重迅速上升。为了简化模型，本文将只采用非国有化率即非国有工业总产值与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值来衡量我国的制度变迁状况。 

四、经济增长因素的实证分析

1．模型的构建

参照前人的研究方法，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一般都采用索洛的增长方程。它的基本原理是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出发，建立经济增长与各因素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本文将在模型中引进资本（）、劳动力（）、产业结构（）、制度因素()等变量，建立经济增长模型：

=    （1）

其中，是总产出，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表示；是资本，由资本形成总额来表示；是劳动力，由就业人数来表示；是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来表示；是制度因素，用非国有化率来表示：非国有化率=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全部工业总产值 ；，，和分别表示，，和的产出弹性。

对方程（1）两边取对数，可得：

ln=a+ln+ln+ln+ln (2)

为了对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将采集1999年至2014年间的经济指标数据，采用sps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并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为我国经济增长提出微薄的建议。

2．计量分析

表1  1999年至2014年我国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情况

用spss软件对模型(2)进行回归分析可得：

表2  Model Summary

    表3  ANOVA 

Dependent Variable: lnY

表4  Coefficients

从而lnY=-9.447+1.054lnK-0.217lnL-0.8lnX1+0.231lnX2  （3）

由spss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调整后的拟合优度=0.998,接近于1，说明拟合优度相当好，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较大；F=1324.813，其显著性概率Sig.=0.000，说明回归效果极为显著。 

根据表1和回归方程（3）可以计算出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见表5）。表5  1999-2014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测算结果

1．资本因素

从回归的结果来看，资本的弹性系数为1.054，远远高于其他因素，说明经济增长对资本的投入最敏感。同时资本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7.92%，进一步表明了目前资本积累仍是我国最重要的经济增长源泉。资本对我国经济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说明了我国资本相对稀缺，资本边际产出较大，因此扩大资本投入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仍有很大意义。因此，国家在上要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优化投资环境，加大吸收外资的力度，还要改善资本投入结构，提高资本的产出效率。除此之外，可以充分利用民间闲置资金，增加社会资金的供给。在措施上，必须相应采取一些手段，例如降低利率，这不仅可以降低企业成本，增加企业利润，调动企业生产积极性，还可以引导资金合理配置。还要充分利用金融市场，通过向国内外发行债券筹措资金。还有必须注意到的一点，长期以来我国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使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因此，必须大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着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物质消耗，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

2．劳动力因素

从增长理论上来讲，增加劳动力的投入会促进经济的增长。但回归的结果却显示，劳动力的产出弹性和经济增长贡献率均为负数。究其原因，我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但劳动者素质较低，不适应经济发展对人才的要求。高素质劳动力在我国相对缺乏，劳动力资源的结构不合理。这种结构性的失衡一方面造成了社会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大量技术水平低下，知识结构陈旧的劳动力又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出现了一些下岗失业现象，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且我国企业普遍存在机构人员庞大的现象，导致工作效率低下。这些弊端的存在不仅不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地增长，还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要改变这一现象，就必须作相应的调整，在财政投资上向科技项目倾斜，对高科技产品国家在税收上给与优惠，采取措施保护高科技产业。国家要重视教育，加快高素质人才的培养，深化教育改革，使科技走向市场，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此外，对在岗人员还要不断进行培训，更新他们的知识结构，使之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现阶段我国也必须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积极推进企业的减员增效。

3．产业结构因素

我国产业结构大体上呈现加速转型态势，但仍有波动。回归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因素每减少1个百分点，即第一产业的比重每下降1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0.8个百分点，其贡献率为10.08%。我国向来是一个农业大国，随着农村劳动力不断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第一产业的比重越来越小，有利地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对于产业结构尚欠发达的中国而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应致力于发展二、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加快经济快速增长。

4．制度因素

我国长期以来高度注重公有制经济，而忽视了民营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产权制度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需要，也越来越束缚我国经济的发展，因此越来越需要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回归结果显示，制度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是0.231，贡献率为10.27%，说明制度的变迁为上世纪末期我国宏观经济总量的增长提供了可靠的制度支持，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而且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运行质量起到了其他因素难以起到的积极推动作用。而且，中国的改革尚未完成，据推测，我国比较理想的非国有化率应该在85-90%之间，说明我国仍有较大的制度创新空间，所以制度创新与制度变革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来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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