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贾宝玉的人生悲剧

一、 贾宝玉人生悲剧的原因分析

     贾宝玉的人生悲剧，是由众多的人生矛盾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时代的震荡、家族的衰败、思想的深刻矛盾与性格的“乖僻邪谬”，都是构成其悲剧形象的重要因素1。

     首先，贾宝玉的悲剧命运，与他的贵族家庭的衰败，乃至他的阶级的衰败有着必然的联系。

《红楼梦》中所描述的是十八世纪中叶的中国封建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封建贵族地主阶级日趋没落，政治上极度。在第四回中，作者借门子之口，道出了护官符的作用，点出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黑暗内幕。他们上通朝廷、下结州县，“一损皆损、一荣皆荣”。而像贾雨村这样的封建，更是投机钻营、趋炎附势。“他的良心是写在‘护官符’上的”。2这一切都揭示了封建官僚的，更是预示了其从到衰败的必然命运。

     贾府就是这个衰败的典型。《红楼梦》所描写的贾府已是由盛转衰的时节，家族内部已是“一代不如一代”。但就在这种情况下，其生活仍是穷奢极欲。一顿螃蟹是庄稼人一年的生活费，一盘茄鲞要用十几只鸡来做配料。秦可卿死后光是棺材板就用了一千两银子。为了迎接元妃归省，更是大兴土木，造得“琉璃世界、珠宝乾坤”，连元妃本人都感叹“太奢华浪费了”。在奢侈的同时，贾府上下，还充斥着荒淫。贾赦、贾珍、贾蓉、贾琏无一不是衣冠禽兽，其淫乱无耻已到了乱伦的地步。这些“个人无节制、无止境的欲求又必然导致相互之间的你争我斗、勾心斗角。这些都揭示出贾府荣华富贵的表面之下所掩盖的无法治愈的痈疽”。3说明这个家族已是彻底的肮脏、没落，已经是无可救药。

     而可悲的是贾宝玉就出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他的形象在贾府社会悲剧的发展过程中有着特殊的意义。

      在家族衰败的关键时刻，贾宝玉是最后一个有可能，也有条件实现金榜题名、家族振兴的人物。他是贾府的继承人，是贾家的希望所在，他应该走一条科举荣身之路，以便立身扬名，光宗耀祖。他也应该找一个“德言工貌”俱备的女子做妻子，主持家政，继续家业。贾政也正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设计和塑造宝玉的，但是他却力图挣脱家庭强加于他的名缰利索，要做个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富贵闲人”，他“最不喜务正”，“不肯念书”，不愿走“仕途经济”的人生道路。在婚姻问题上，他也不愿考虑家族利益，不愿按传统道德的要求去做。这就与家族、阶级的需要形成了一对无法解决的矛盾。拒绝了封建家庭给他规定的生活道路，他便成了“不肖子孙”。与家族要求形成的格格不入之势，就注定贾宝玉人生的最终结局必将是悲剧的。

     其次，思想的深刻矛盾，使贾宝玉的形象充满悲剧色彩。

     贾宝玉生长在一个极度动荡的时代，此时整个家族，乃至整个社会都受到各种思想的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的思想是有着深刻矛盾的“思想的深刻矛盾，使贾宝玉这一形象变得特别复杂”4。

一方面，贾宝玉的思想中有着许多不同于传统的东西，但同时，他的思想又与封建传统，与其所属阶级的意识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着很多割不断的东西。

     在贾宝玉看来“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浊臭逼人”，5他鄙薄男子，把女儿当作心目中的上帝，甘愿充当女儿的杂役。这一点，极大地驳斥了封建传统中男尊女卑的思想。但在同时，他对不同身份的人，又能一视同仁。见了未婚女子便是“无价之宝”，见了已婚女子就又成了“鱼眼珠”；做官的都是“禄鬼”，不做官的又都是奇士雅人了。

此外，贾宝玉厌恶贾府男性主子的淫荡生活，同情鸳鸯、平儿的遭遇，然而他自己却在青天白日下与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甚至当着王夫人，调戏金钏，导致金钏 跳井身亡。他同情贫贱之人，珍重贫贱之交，但他也不厌富，只是觉得“锦绣纱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根死木头；美酒羊羔，也不过填了我这类窟泥沟，‘富贵’二字，不料遭我荼毒了”。他还强烈批评了“文死谏、武死战”的道德信条。但是，他却从未否定君权与父权的威严。

     这一切充分说明贾宝玉在冲破封建思想束缚的路上已走了很远，但他却始终难以割断同家庭、阶级、社会的联系，他的一切民主主义色彩的观念与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意识是共存的。“既憎恶着现实的污秽，又不能从现实的污秽中自拔；既与统治阶级格格不入，又与统治阶级血肉相连；既同情被统治阶级，又无力救助被统治阶级。”6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对于贾宝玉而言是痛苦的，面对这种痛苦的矛盾，他既无法担当封建家族给他的天赋重任，也做不到一个彻底的叛逆者。最终，他只能选择逃避，选择到佛门中去求精神上的解脱，选择一个悲剧的了结。所以说，思想的深刻矛盾，促成了贾宝玉的悲剧结局。

     最后，贾宝玉的性格矛盾也是决定其人生悲剧重要因素。

     作者所描述的贾宝玉是一个病理的典型。这种病态的表现就在宝玉的性格矛盾上。在作品中，作者多次通过书中人物之口对此进行揭示，如第二回中贾雨村就说：宝玉系正邪两赋而来的一路人，其“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

     贾宝玉的性格矛盾突出体现在了“内闱厮混”时与在男性世界中交际时的表现，在这两种不同的环境中，贾宝玉的两种表现形成鲜明对比。

     在与大观园内的女性，尤其是与年轻女子的交往中，宝玉是一个“乖僻邪谬”、心智混浊的病态儿。在这个女性世界中，贾宝玉从来没有公子爷的架子。“没上没下”，“没人怕他”，“没刚柔”，对所谓“体统”与“尊严”，他似乎根本不考虑，“惯能伏低做小”，放任奴婢任性，乐于为丫鬟充役。不仅在宝黛之前自甘做贱，就是对卑贱的丫头，也是“赔声下气，情性体贴，语言缠绵”。更有甚者，宝玉秉性下流，不知检点，迷醉女子的气息，喜好女子的什物，“见了女儿唇上的胭脂，动不动就上去吃”。在女性世界的争高下，论赏罚的唱酬中，宝玉根本就不在状态。在别人扬才露已，惟恐被人耻笑了去时，他却左顾右盼，心不在焉，一副无意争春。甚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旁观者派头。要么做不出句子来，要么做出了，也是名落孙山，所以黛玉挖苦他“作一回，罚一回，没得害羞的”。第五十回中就有这样的描述，众人芦雪庵内即景联句，互不相让，他却看“宝钗、宝琴、黛玉三人共战湘云，十分有趣，哪里顾得上联诗”，联出来时，又被湘云耻笑“不中用”。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贾宝玉，在于男性交往时却是好胜心切，急于表现自我且面目峥嵘，是一个“聪俊灵秀”的宝玉。在“大观园试才”时，他才情泉涌，总是“未曾作，先要议论人家的好歹”，衮衮诸公，他都视如草芥。不是指责“不妥”，就是“太迂腐”、“太露了”。甚至对自己的父亲也敢批评。不仅如此，他还俨然一个卫道者的形象。当众人争论“翼然”与“泻玉”两题的优劣之时，宝玉却先从伦理纲常的角度考虑：“此处虽云省亲驻跸别墅，亦当入于应制之例”，建议题“沁芳”二字。在下一处，当贾政命宝玉题名时，他还是从纲常角度认为“这是第一处行幸之处，必须颂圣方可”，主张题“有凤来仪”。

      在古代中国，君臣大义是第一位的，元春虽是宝玉亲姐，但在等级上首先是贵妃。宝玉能将君臣大义置于首位，说明他又恪守纲常。此外，当他听到柳湘莲骂贾府“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也不干净”时，他马上红了脸。说明他也在乎家族形象，关心家族荣誉。这一切与在大观园女性世界中恣意妄为的贾宝玉判若两人。

     贾宝玉这种令人困惑不解的表现，就是其内在性格矛盾的集中体现。这种矛盾增加了他对未来人生道路的选择与取舍的难度，从而成为决定其悲剧人生的重要因素。

二、 贾宝玉形象的悲剧意义

     大观园是一个已贾宝玉为中心的“女儿国”，而在大观园之外，又是一片浑浊肮脏的现实世界，贾宝玉正处在“女儿国”青春生命的美的世界和浑浊肮脏的现实世界的交点上。作者对其人生矛盾的描写和悲剧命运的安排，对贾宝玉而言，不能说是一个是完美的结局，但对《红楼梦》这部作品而言，却是有着积极意义的，是为了作品的完美。这个悲剧形象既是对社会悲剧的影射，也是表达作者创作意图的需要，更是曹雪芹本人的思想在作品中的集中反映。因为“《红楼梦》就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7

      首先，作者通过对贾宝玉的悲剧形象的刻画，深刻的批判了封建社会的罪恶，揭示出封建家族自然枯萎的悲剧命运。

      作者成长的背景正是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时代，处在这个时代的封建贵族地主阶级，已逐渐没落，这种没落在曹雪芹的经历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就自然的流露在他的作品中。《红楼梦》正是通过对通过贾府“一代不如一代”的深刻描写展示了这种衰败。

     贾府的始祖宁国公和荣国公是马上“得天下”，创下了贾府的基业。第二代“人”字辈的贾代化和贾代善已是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无所作为。到了第三代“文”字辈时早已退化成昏聩、腐化、的一辈：贾敬醉心丹汞，贾赦贪婪荒淫，贾政则庸碌古板、不通庶务。从“玉”字辈的贾珍、贾琏、贾环，到第五代“草”字辈的贾蓉等，更是堕落为聚赌嫖娼、淫纵放荡之徒。贾府的隆盛基业，终于要毁在后代儿孙的手上了。

     生在这样的家族之中，贾宝玉是最后一个被寄予了殷切希望的继承者。贾政夫妇正是按照这样的要求，用尽一切心机，用封建道德的标准来培养宝玉，期望他成为贾家百年之基的继承人。然而，贾政无法培养出一个孝子，“处于封建末世的贵族地主阶级，只能在本阶级的内部造就出两种人物，一种是‘浪子’，一种是‘逆子’”。性格乖谬的贾宝玉就是一个“浪子”，一个“逆子”。他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挽救这个千疮百孔的末世，最终不得不和他的家族一起悲剧收场。

      所以说，贾宝玉的悲剧首先就是贾府的悲剧，也就是整个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的悲剧。贾宝玉的悲剧形象，揭示了这个阶级，这个社会不得不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而这正是对这个社会、这种制度最为深刻的批判。

      其次，作者通过贾宝玉的悲剧形象写出了自己对封建社会传统文化的强烈反思，这些反思在作品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体现在对“入世”思想的批判和否定。这是宝玉叛逆性格最为核心的内容。他反对“仕途经济”，把科举说是“沽名钓禄之阶”，将醉心仕途的人痛斥为“禄鬼”，甚至把“文死谏，武死战”这个杀身成仁的最高封建道德也认为是胡闹，认为“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这种叛逆思想，构成了贾宝玉的道德标准，并以此来律己律人。这种思想就是对儒家“学而优则仕”和“君子杀身以成仁”等封建教条的批判和否定，是对儒家入世思想的批判和否定。

      二是体现在宝玉的性别观念上。在古代中国的封建礼教思想中，夫权与君权、父权并为三纲，男性是高贵的，女性是卑贱的。男性是世界的主宰，在生活中女性必须无条件的服从自己的父亲和丈夫，只能成为男性的装饰品和玩物，就连大观园中的那些女性也无法摆脱这种命运，虽然他们有着身份和地位的悬殊。在封建礼教面前，他们和天下的所有女性一样，都是牺牲品，甚至连嫁入皇宫的元春也是如此，这就是那个时代赋予女性的地位和命运。

然而，在宝玉的眼中却是另外的情况，女子都是清爽的，男子都是浊臭的，这种“男贱女贵”的看法正是对封建社会“男尊女卑”思想的深刻批判。

     三是体现在宝玉对儒、释、道的整体认识上。贾宝玉的世界观是复杂的，尤其是对儒、释、道的批判。在反对儒家思想的同时，他也批判道家与释家，尽管他最终选择了皈依佛门。不过他对这三者的批判是有差别的。对于儒家的思想他是极度反对其内容，但是并不反对其形式，而对释、道两家却是批判其混盖庙、乱敬神的形式，但却肯定了其包含哲学思想的内容。

     贾宝玉的这些认识就其实质而言，其实正是作者的反思，正是作者经历了一番痛苦挣扎之后当世界观陷入悲观的时候，对哺育他的封建传统道德文化所进行的反思。

     再次，作者通过贾宝玉的悲剧形象，反衬了大观园中诸钗的美貌与才学，歌颂了作者心目中女性的青春的美。在这里作者对宝玉矛盾与悲剧的描写，实质上可以看作是一种为成就主题而有的一种人物表现技法。

     作者曹雪芹就生长在一个家族破灭、社会动荡的时代，经历了一个家族由盛转衰的历史。这种经历使他对这个阶级、这个社会有了极为深刻的、与众不同的认识，尤其是他对地主阶级的男性充满了绝望。于是在作品中就倾其全部热情歌颂了大观园女儿国里那些有才智的青年女子们。正如第一回所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如彼裙钗”。

      作品中贾宝玉就是男性世界与女性世界的中介，曹雪芹对男性的批判和对女性美的歌颂都是通过宝玉来完成的。

     第一是借宝玉映衬了诸钗的才。在正式情节中，大凡夸耀女子才干的地方，宝玉总是莫名其妙的存在。尤其是在诗集酬唱时，宝玉总是充当着绿叶，映衬了诸钗这些群芳。

     第二是借宝玉来区分了人物性格，尤其是黛玉和宝钗的性格。就黛玉来看，她是宝玉讨好、亲近的对象，但却对宝玉一次次地施以难、冷落；而宝钗则是宝玉宣泄其乖僻的对象，在作品中，多次出现宝玉在宝钗面前撒娇耍泼，但宝钗却拿宝玉没有办法的情况。这样一来，通过宝玉这个中介，黛玉和宝钗两人的性格对立就非常明显了。

      第三是借宝玉来映衬了诸钗的“不俗”。在作品中宝玉的地位是高贵的，但为了光大女子形象，凸现女子价值，宝玉常被作为一个被贬损的人物，来映衬诸钗的“不俗”。

      第四是借宝玉批判了大观园诸男子，通过宝玉的对比显示了其余男性的恶男本性，用宝玉的话说就是“浊臭逼人”。

      可见，作者对宝玉悲剧形象的描写，正是为歌颂作者心目中的女性青春的美而服务的。

      最后贾宝玉的悲剧，尤其是爱情悲剧，也是曹雪芹对“才子佳人”小说陈旧模式的一种突破。

在《红楼梦》创作之前，“才子佳人”式的爱情是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这些作品中，大都是男女一见倾心，然后经历一番斗争，最终“状元及第，奉旨完婚”。这类故事在小说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演变，最终使小说完全成了一种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使其思想性和艺术性大大降低。而《红楼梦》中贾宝玉的人生悲剧，尤其是爱情悲剧正是对这种模式的否定。

      贾宝玉不是一个才富八斗，金榜题名的状元郎，不仅如此，他还极其厌恶“仕途经济”，他不是封建的思想意识下的“才子”，而是一个“于国于家无望”的情痴。林黛玉也不是一个正统意识下的“淑女”，她爱宝玉只是因为彼此的理解，她从不曾劝宝玉去求什么功名利禄，正是在这种超脱世俗偏见的共同理解的基础上，宝黛之间建立起相互爱慕高于一切的纯真爱情。

      然而，这种爱情违反了传统道德的要求，也就违背了封建家庭给他们，尤其是给宝玉规定的生活道路。最终只能是一个凄美的悲剧。这种悲剧的描写，彻底改变了已往“才子佳人”式的爱情方法方式与最终结局，从而使《红楼梦》有了高于已往任何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正如鲁迅所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所以说，贾宝玉的悲剧，实际上是作者对传统写法的一种突破，是小说思想性的一个极大突破。

     《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悲剧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体悲剧，它的产生有着极为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应该说是他内在的悲剧细胞成就了外在的悲剧条件。同时，这个悲剧对于整个《红楼梦》以及创作者本人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可以说，贾宝玉的悲剧就是贾府的悲剧，就是整个地主阶级的悲剧，是那个社会的悲剧，最后，它也是作者的悲剧。

参考文献：

（1）《中国文学史》第四卷，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2）（4）（6）（8）均引自《红楼梦谫论》，薛瑞生著，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

（3）见《中国古代文学史（二）》，罗宗强、陈洪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5）本文中凡引《红楼梦》原著文字，皆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红楼梦》

（7）语出胡适，见《中国古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王立群、张进德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