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的神话 - 社科网-社科网

——对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史写作的考察

唐宏峰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本文综合考察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史的写作状况。中国人的“文学史”写作，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新方式，其由来、发生、形成规范、达到高潮，以至最终成为文学研究重镇的过程，充满了历史的含义。它与文学学科的建立、文学含义的变迁和五四科学主义、白话文运动等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种历史的正解与误解中，人们通过文学史形成了三个神话般的叙述。

关键词：文学史；文学；历史；神话

中图分类号：I；K 文献标识码：A

按照我们对“历史”一词的双重理解，“文学史”也可以划为两个层次：一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文学现象、文学过程，一是人们对于这一现象、过程的描述，即文学史写作，在这篇文章里，我谈到文学史都是指这后一种理解，表述前者的时候，最好换一个词，“文学的历史”。显然，“文学的历史”是“文学史”的研究对象。

然而如同“历史”一词一样，在经过了新历史主义的洗礼之后，人们已经承认真实的“文学的历史”是不可复现的，文学史不过是关于文学的叙事，讲述一个关于文学的故事，这个故事有起因，有发展，有高潮，有结束。故事总是过去的事情，讲述者却永远是现代人。正如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阐释对象与阐释主体互相作用，对象也不是凝固的，80年代以前的文学史的对象不包括张爱玲、沈从文，的文学史的对象不包括茅盾等左翼作家。文学史的讲述使文学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个清代的人心目中的文学与一个现代人所理解的文学有着天渊之别。现在，提及这些已经是不新鲜的了。我们今天就来讲述一个关于文学史的故事。

一、文学学科的建立

众所周知，文学史这一种文学的研究方法肇始于晚清，是一个舶来品，它是随着现代学科分类的逐步确立而确立的。经史子集与文史哲的区别是巨大的。类似于西方的文学学科，在中国古代的学术史上，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它是随着科举废除、西学渐入、对欧美学制的模仿而逐步确立的。经史子集作为传统的书籍分类制度，由于日益增多的翻译的新学书籍，适用性越来越下降，经由日本改造的欧美学科逐渐被采纳，当然这个过程不是截然的和清晰的，在文化的交流中，误解从来都存在。在我们目前对于现代性的考察中，对学科和教育施于文化现代性的巨大作用，研究还远远不够。文学史作为一种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和学校教育关系极为密切。下面就简要列举这个学制变迁的过程。

1902年《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学习日本，大学堂设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七科，文学科下则分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七目。

1904年《奏定大学堂章程》：经学、理学剔出，但史学仍在。对“中国文学史研究法”作详细规定，涉及文字音韵训诂、文章修辞写作、文体文法、文学与国家、地理、考古、外交的关系等，提出学习日本的《中国文学史》。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即由此出。

初年，京师大学堂的文科大学分为文史哲三科。

1913年教育部的一份大学章程：大学文科分哲学、文学、史学、地理学四门，文学与史学、经学（哲学）的瓜葛彻底解除，除地理学日后被并入理科。中国近代以来的教育在制度上进一步与西方取得一致，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方现代学术的接轨。国文学下有十三种课程，包括文学研究法、说文解字、音韵学、尔雅学、词章学、中国文学史、希腊罗马文学史、近世欧洲文学史、言语学概论、哲学概论、美学概论、论理学概论等。这种以语言和文学为主要内容的课程设置，迄今仍在采用。1

文学史就是这样与教育密切联系的，迄今为止，大多数文学史的撰写都是应教学之需，形式也多为教材。鲁迅在他那本开创性的《中国小说史略》之后，一直想写一部全面的中国文学史，以他在小说史所显示出的才力，这部文学史应当是最值得期待的。但鲁迅的这一研究想法，始终没有实现。其中原因当然有很多，譬如出于现实斗争的压力，鲁迅的小说创作与学术研究整体停顿，全心投入杂文的写作，但鲁迅在其晚年生活，一直没有再获得教职，也是其文学史愿望没有实现的重要原因之一。以一人之力撰写开创性的文学史，没有职业的压力以及报偿，是很难完成的。2正如其《中国小说史略》正是由他于1920至1924年间在北京大学的课堂讲义整理而来。

二、文学史列表

为了便于下面对于晚清－时期中文文学史写作的考察，我先把一些重要的文学史著作书目列出来。

首先是日本的几本《中国文学史》：笹川种郎《历朝文学史》（1903译），古城贞吉《中国五千年文学史》（1913译），岛献吉郎《支那文学史纲》（1930译？）等。

西洋的《中国文学史》：翟理思《古文选珍》、顾路柏《中国文学史》。

时的文学史也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大致为20年之前和20年之后。前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关系密切。

1．林传甲《中国文学史》（1904）

黄人《中国文学史》（1904）

王梦曾《中国文学史》（1914）

曾毅《中国文学史》（1915）

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1918）

2．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白话文学史》（1928）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923）、《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1924）、《汉文学史纲要》（1926）、《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1927）

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1928）、《中国文学史新编》（1936）、《中国文学史纲要》（1936）谭正壁《中国文学史大纲》（1925）、《中国文学进化史》（1929）

胡小石《中国文学史》（1930）

胡怀琛《中国文学史概要》（1931）

胡冀云《新著中国文学史》（1932）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文学史简编》（1932）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

陈子展《中国文学史讲话》（1933）

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1935）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1941、1943）

林庚《中国文学史》（1947）

三、文学史的力量

1904年出现的林传甲和黄人的文学史，通常被共同看作是最早的中国人所著文学史，孰先孰后说法不一。我们先看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其第一编总论，内容包括：文学之目的、历史文学与文学史、文学史之效用。3可见，黄人对撰写文学史的意义问题很在意。

世纪初年的文学史，鲜明地具有一种塑造民族精神的目的。历史的讲述，从来都有一种现实的目的。就像40年代，在抗战的环境下，钱穆的历史写作，是在重新塑造一个向上的有力量的中国历史，反拨五四初期过激的新文化运动所导致的民族虚无。如果回应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的理论，文学史就是通过塑造一个共同的文化的历史，借着科学的手段，以回溯的方式对民族精神的一种塑造，目的在于激发爱国情感和民族主义。它从语言、文字构成的历史当中，寻找民族精神的祖先，完成文化大国的建构。同时也通过中国文学史，与西方文学史接轨，溶入世界。早期的文学史中，常见一种比较的手法，即我们的某某作家可比西方的某某，如赵景深将《离骚》比作但丁的《神曲》。中国文学史的写作一开始就自觉置身于世界文学当中，而且是立意迎着它上的。

黄人的文学史，对此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西方的文学史与中国传统的文章沿革不同，就在于它有“世界之眼光，大同之思想”。不朽的文学，只能是“能通古今中外一致之情感，不随时序而变迁”的文学4。通过文学史写作而使中国文学汇入世界文明进化的大潮中去，确立在其中的地位，并张显其世界性价值。“保存文学，实无异于保存一切国粹，而文学史之能动人爱国、保种之感情，亦无异于国史焉”，“示之以文学史，俾后生小子知吾家故物，不止青毡，庶不至有田舍翁之诮，而奋起其继述之志，且知其虽优而不可深恃。”5。

这种通过书写文学史，来重塑民族精神的做法，可以看作是文学史的第一个神话。四、“文学”的含义

现代意义的文学学科的建立，与“文学”含义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是一个过程。

中国传统的“文学”概念与现今的文学概念有着巨大的差距。古代“文学”，包括文与学，文章和博学，大不同于作为表情达意的语言艺术的文学。这种裂变就发生于晚清。鲁迅的一段话，很清楚地说明了“文学”一词含义由古到今的变化：古代人“用那么艰难的文字写出来的古语摘要，我们先前也叫‘文’，现在新派一点的叫‘文学’，这不是从‘文学子游子夏’上割下来的，是从日本输入，他们的对于英文Literature的译名。”6早期的文学史，“文学”概念还是传统的。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篇目，“第一篇：古文、籀文、小篆、八分、草书、隶书、北朝书、唐以后正书之变迁；第二篇：古今音韵之变迁；第三篇：古今名义训诂之变迁；第四篇：古以治化为文、今以词章为文、关于世运之升降；第五篇：修辞立诚、辞达而已二语为文章之本；第六篇：古经言有物、言有序、言有章为作文之法；第七篇：群体；第八篇：周秦传记杂史文体；第九篇：周秦诸子文体；第十篇：史汉三国四史文体；第十一篇：诸史文体；第十二篇：汉魏文体；第十三篇：南北朝至隋文体；第十四篇：唐宋至今文体；第十五篇：骈散古合今分之渐；第十六章：骈文又分汉魏、六朝、唐、宋四体。”7前三篇讲文字、音韵、训诂，属语言文字学的范围。第四篇文章简史，第六篇是写作学，第七篇之后按经史子集的顺序一次讲各类文体，遵循的是传统学术史的观念合目录学的规则程序，讲的是古代文章史。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学史与现在的文学史差距有多大。

到了二三十年代，文学概念的内涵极为复杂，古今中西混在在一起，写文学史，通常第一章都是先探讨“文学是什么”，譬如：

1918年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第一章“文学之定义：一、中国古来文学之定义，二、外国学者论文之定义，三、文学研究法，四、文学之分类”，一面由《周易》《说文》《释名》《文心雕龙》到阮元，一面由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黑格尔到白鲁克、戴昆西。8这种把各家各说统列一遍的方法是颇有代表性的，梳理之后，却并不给出自己文学史采取的是哪种文学定义，而是综合成一筐，传统的文学作为文章与学术与西洋的文学作为审美艺术，并行不悖，经史子传与小说戏曲，混成一团。

中西“文学”概念的冲突，使许多人从广义、狭义的角度理解文学，这是一条非常有效的途经，1904年，黄人就通过对欧美各国文学界说的归纳，总结出“以广义而言，则能以言语表出思想感情者，皆为文学。然注重在动读者之感情，必当使寻常皆可会解，是名纯文学”9；谢无量也在庞科士的《英国文学史》中看到，广义的文学“兼包字义，同文书之属”，狭义的文学“惟宗主情感，以娱志为归者，乃足以当之”10，但他在自己的文学史中显然不愿局限于狭义的文学。

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大规模引进西方经由浪漫主义思潮以及康德美学确立的审美文学观的时候，文学与美与情感的关系被凸现出来，并成为文学的本质。关于文学含义由传统到现代的的变化，朱自清在《什么是文学》一文中清楚得表明了这个过程。

“什么是文学？……也许根本就不会有定论，因为文学的定义得根据文学作品，而作品是随时代演变、随时代堆积的。因演变而质有不同，因堆积而量有不同，这种种不同都影响到什么是文学这一问题上。比方我们说文学是抒情的，但是像宋代说理的诗，十八世纪英国说理的诗，似乎也不得不算是文学。又如我们说文学是文学，跟别的文章不一样，然而就像在中国的传统里，经、史、子、集都可以算是文学。经、史、子、集堆积得那么多，文士们都钻在里面生活，我们不得不认这些为文学。当然，集部的文学性也许更大些。现在除经、史、子、集外，我们又认为元明以来的小说、戏剧是文学。

这固然受了西方的文学意念的影响，但是作品的堆积也多少在逼迫着我们给他们地位。

明白了这种种情形，就知道什么是文学这问题大概不会有什么定论，得看作品，看时代说话。”11

在这种变化的十字路口，人们对古今中西都还不隔膜，但发生问题的是，人们没有注意到西方的纯文学概念的历史性，把它当作亘古如斯的东西。并且人们很快遗忘了十字路口的清醒，赋予其以高尚性和唯一合法性。Literature的现代含义（美的、想象的、虚构等）确立也不过200年的历史，在1800年以前，Literature是指“著作”、“书本知识”，这实际与中国古代的文学含义很相近（章太炎），在学校里，所谓literature的课程，包括演讲、布道、历史和哲学。现代西方关于文学是想象性的作品这个理解，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德国浪漫主义理论家那里，与1800年法国斯达尔夫人的一篇名为《论文学与社会建制的关系》的文章有关。12

文学史写作被这种理论的时尚引导，把杂文学与纯文学的划分与进化论联系起来，“为文学观念的历史演变，做一个富有逻辑的说明，就是借此把文学观念的变化，描绘成一个其意义由广至狭、由杂至纯的历史性过程，这个过程的起点是《论语》的时代，终点则是新文动的发生。”13广义——杂文学——传统；狭义——纯文学——现代，划分为两个层极，明确表现出孰去孰取的态度，这成为文学史的第二个神话。

20年代之后的文学史写作者，再回头看传统的文学定义，就觉得十分落后了。朱希祖在1920年回头看他四年前的中国文学史讲义，就有今昔大不相同之感，说“此编所讲，乃广义之文学，今则主张狭义之文学矣。以为文学必须，与哲学、史学及其他学科可以并立，所谓纯文学也”。14胡冀云在32年《新著中国文学史》的自序中，表达了对此前20几种文学史的不满：“在最初期的几个文学史家，他们都缺乏明确的文学观念，都误认文学的范畴可以概括一切学术，故他们竟把经学、文字学、诸子哲学、史学、理学等，都罗列在文学史里面，如谢无量、曾毅、顾实、葛遵礼、王梦曾、张之纯、汪剑如、蒋鉴璋、欧阳溥存诸人所编著的是学术史，而不是纯文学史。”15只是短短的时间，文学史的“文学”就已经与传统那样隔膜了。

从此，文学史才开始真正采用一套新的语言叙述中国文学过往的历史。

用纯文学的概念重新提取传统文学的符合条件者，组织叙述成为所谓完整的文学史。杂文学——古代，纯文学——现代，这是文学史的第一个大举动，正是有了这个举动之后，真正的文学史才开始。文学史的写作者们，开始以一种全新的观念为标准来衡量古典著作，作为经典的经、史被剔出，包括各种实用文章——陈词、笔记、奏章等，而不如流的小说、戏曲被纳入，这个重新筛选的过程，意义非凡，因为文学史描述的是文学的面貌，它的选择就改变了文学面貌本身。

一件事物的“发生”是很容易被遗忘的，历史性常常被遮掩，被当作是亘古如斯。刨根问底者，便时常可以揭开世事的假面。

五、文学史写作规范的形成

现在我们的文学史一般包括这样的内容：对作家作品的评判分析；对他们产生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的描述；对文学传统如各种文类、风格的发展演变的揭示等等，这是我们现在的文学史的面貌，这种写作规范是一步步形成的。

（一）传统的文学学术

虽然我国古代没有文学史，但类似的作家传列、诗文评判还是有的，各种史传（文苑传）、诗话、选本、目录（艺文志），成为早期文学史写作的重要依据。早期的文学史，依赖史传来了解作家的生平，依赖目录、艺文志来获取作家的作品，依赖诗话文评来品评鉴赏作品，相比较而言，早期的文学史更接近传统学术。文学史写作的现代形态的确立，是在二三十年代。

（二）考证

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史则更多反思传统的学术规范，不满足于传统鉴赏性的体悟式的文艺批评，也不满足于个个的文人列传，开始寻找一种新的文学史叙述语言，这种更新的语言显然是一种更西方的语言。但也正是清学的传统，使西方的文学史研究框架非常易于接受，有利于摆脱主观印象式的鉴赏，进行“文学的科学的研究”。经过现代思想的洗礼，传统的文学批评只是鉴赏和体悟，都算不得研究，没有系统。于是考据成为新时期文学史写作的重要内容。这种考证一方面带有五四的科学主义色彩，一方面也与传统的乾嘉学派（重实证轻体验）相连，具有理论渊源。与传统的诗词鉴赏相比，特别体现一种研究的态度。

郑振铎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1927）一书中，“为埋头于传统的文学研究的传统学者作了一系列近乎讽刺漫画的肖像”，譬如第一幅：

浓密的绿荫底下，放了一张藤榻，一个不衫不履的文人，倚在榻上，微声地咿唔着一部诗集，那也许是李太白集，那也许是王右丞集，看得被沉浸在诗的美境中了；……

他受感动得自然而然地生了一种说不出的灵感，一种至高无上的灵感，他在心底轻轻呼了一口气道：“真好呀，太白的这首诗！”

于是他反复地讽诵着。如此的可算是在研究李太白或王右丞么？不，那是鉴赏，不是研究。16

在科学主义的笼罩下，文学史开始朝着一种历史主义的路向前进。就是试图通过严密的考证，挖掘、整理大量的资料，来确定文学的历史的本来面目。这种科学的历史主义的态度非常强烈，胡适、鲁迅、胡小石、陆侃如、郑振铎，都在此方面颇具功力。作为先驱者，他们的资料整理工作具有筚路蓝缕之功，大大有利于后学。这种考据、资料整理，显然是受了历史研究的影响，在“古史辨”之后，没有人再能轻易判断历史。譬如胡小石提出的“信史的时代”，对于上古、先秦等文学遗著，首先判断真伪。鲁迅“以历史的，同时又是考据的态度，来从事整理，成‘史’而又可信”17，其《中国小说史略》以其出色的考据成果，甚至压倒了他敏锐的文学感觉。鲁迅一向主张写文学史当从长编入手，《古小说钩沉》和《唐宋传奇集》可以看作是其小说史的准备。这种严谨的态度，也是他没有完成一部完整的文学史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看这一时期的文学史，有大量的判断某著是伪作的文字，“皆伪”、“为后人造”、“不足信”。“古史辨”派与西方的新历史主义有相似的地方，但有意思的是，新历史主义在知道历史不可知之后，便放弃追求真实历史的想法，而古史辨在知历史是背叙述的之后，却获得了研究历史的更大动力，力图通过考证，去伪存真。

（三）史识——求因明变——文体变迁

科学的历史主义，除了体现在考据之外，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史识意识，“求因明变”的追求，这造就了20世纪文学史的叙事模式。早期的文学史就是拿作家传记和作品鉴赏联合、再加上“时代”的天然次序“整齐划一”的，而很少能够说明文学的沿革变迁、文学演进的规律，一种历史的、发展的、因果的、联系的面貌没有形成。朝代自然的推进成为文学史叙述的经纬。考据、整理局限在细处，缺乏一种史识意识。

二三十年代，一种按照文体演进的规律来叙述文学史发展的叙述模式形成，那就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章回小说，文学的发展表现为文体的盛衰。这种说法并不是五四的专属，晚清即有此种说法，最著名的是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自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没能继焉者也。”18并指出文学嬗变的基本趋势是“始盛终衰”，《人间词话》云“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循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问题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19而王国维的判断则源于清人焦循：“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以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余尝欲自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20这种取舍判断，相当有见地，他发现了中国文学演进的规律，并被后世学者完全继承，以至今朝。焦循的楚骚汉赋五言唐诗宋词元曲等，还是一个并立的没有明显因果关系的体系。这种对于文体演变的考察，一旦到了五四，到了文白尖锐对立的时代，就被进一步整合，以唐代为分界线，之前为古文的传统，之后为白话的文学，并辅以进化论，从而确立白话文学的崇高地位。

这个文学史的第三个神话的开始点，是胡适。考据和“代胜”，这两个时代特点，在胡适身上体现的极为明显。胡适自称具有“历史癖”，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造成一代风气。胡适的《白话文学史》28年出版，是积累了5、6年的讲义，创造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叙述模式。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是个鲜明的转折点，不是说它写得有多么好，——之前的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比这个强——而是它开启了一种范式、思维模式、一种对古典文学的讲述方式，这个方式在胡适那里形成，其后影响了迄今我们的文学史讲述。虽然它的模式，十分激烈，毁誉参半，但影响巨大，即使是批评的人也难以全盘否定它的话语，具体的问题都可以商量，而基本的脉络却让以后的研究者无法跳出。尽管现在的读者看文学史，很少有人再看胡适的这本书，现在看来，它确实已经没有多少借鉴意义，然而那正是因为他的体例已经成为常识，渗透在其后几乎所有文学史的研究中。

这个模式主要就是“双线文学的观念”。《胡适口述自传》“特别是我把汉朝以后，一直到现在的中国文学的发展，分成并行不悖的两条线这一观点。……这一个由民间兴起的生动的活文学，和一个僵化了的死文学，双线并行发展，这一在文学史上有其性的理论实是我首先倡导的；也是我个人[对研究中国文学史]的新贡献。”21这种古文传统与白话文学相对立相并行的叙述模式，打破了此前按朝代按文体讨论文学演进的惯例，找到了一条可以贯穿二千年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胡适很得意，这种“新的文学史观”，“给全国读文学史的人们戴上一副新的眼睛，使他们忽然看见那平时看不见的琼楼玉宇、奇葩瑶草，使他们忽然惊叹天地之大，历史之全”22。虽然有些夸张，但却很形象。确实是这样，文学史范式的作用正在于此，“你的范式让你看见多少，你就能看见多少”。胡适发掘了大量资料，在浩如烟

海的中国文学中，整理出一个丰富的白话文学传统，确实首开先河。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他区分了白话与文言就是首创，明清发达的白话小说文学，已经使许多人认识到文学由古语向俗语发展的趋势。就像提倡白话文不是五四首创一样，文白并立的观念，梁启超就有“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23。但梁启超等晚清新小说的提倡者，提倡白话文学，肯定白话文学为“文学之最上乘”，却并不主张废弃古文。胡适的真正创新是创造了“死文学—古文”、“活文学－白话文”的称谓，宣判了古文的死刑。提倡白话文并不等于要废弃古文，刘师培主张言文合一，但不废古文，以保存传统中国文化。“近日文词，宜区二派：一修俗语，以启渝齐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国学，庶前贤矩范，赖以仅存。”24胡适提出的中国文学传统“双线并立”，其目的却是让他们在现代不能并立，废止古文。胡适以唐代为中心，分别向前看和向后看，确定了唐代为白话文学发生的时代，第一编唐以前，第一章古文是何时死的，第二章白话文学的背景，第二编唐朝（上），这是未完成之作。整个《白话文学史》就是一部“古文文学末路史”和“白话文学发达史”25。胡适的这部著作，有着鲜明的时代色彩，作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他先前的白话文的思想在这本书中得到更充实的展开论证。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既已提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正宗”；其后《建设的文学论》又说：“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简单说来，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近于白话的。其余都是没有生气的古董，都是博物馆中的陈列品！”26这种看法显然是极端的。胡适撰史的两大任务中，“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是有历史的”，无疑获得巨大成功，而“要大家都知道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27，则并没有被接受。

在宇文所安看来，胡适的这本文学史完全是“托古改制”的模样。五四白话文运动时的一批文章，胡适自己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文学论》等等，都简要叙述了一个白话文学史发展的故事。宇文所安这样带有讽刺意味地描述这个故事：“低俗”的文学体裁和语言符号不断地在和“高雅”的文学体裁和语言符号在做斗争，有时被打败，有时取胜，的结果是产生了“我们”和“他们”、“现代”和“传统”，而在书写文学史的方面，传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被简化谓二元对立的。“五四”文学史家的最大成就，乃是勾勒了一条白话文学与永远都处在垂死状态中，与“正统”文学不断较量的发展线索；白话文学永远都在上升期。这样的叙述恰好把“五四”作家们自己的地位放在了文学史发展的一个顶峰。28

中国人的“文学史”写作，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新方式，其由来、发生、形成规范、达到高潮，以至最终成为文学研究的重镇的过程，充满了历史的含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重新塑造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形象。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的考察，某种程度上是想重新揭开历史的“发生”29，正如当前众多的现代性研究者都在试图回到那个古今中西交叉的十字路口一样。

1琚鑫圭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36、697页，转引自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2关于鲁迅的文学史追求，参见陈平原：《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载《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8－53页。

3陈玉堂：《中国文学史旧版书目提要》，合肥，黄山书社1986年版，第2页。

4黄人：《中国文学史》，国学扶轮社，转引自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页。

5黄人：《中国文学史》，国学扶轮社，转引自魏崇新、王同坤：《观念的演进：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北京，西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页。

6鲁迅：《门外文谈·不识字的作家》，《且介亭杂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76页。

7陈玉堂：《中国文学史旧版书目提要》，合肥，黄山书社1986年版，第3－4页。

8同上，第11页。

9黄人编《普通百科新大辞典》，载钟少华编《词语的知惠》，贵阳，贵阳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0页。10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上海，中华书局1924年第6版，第1－4页，转引自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11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12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

13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14朱希祖：《中国文学史要略叙》，线装1册，1922年，转引自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15胡冀云：《新著中国文学史》，北新书局1932年版，转引自魏崇新、王同坤：《观念的演进：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北京，西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

16宇文所安：《他山的石头记》，田晓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9页。

17阿英：《作为小说学者的鲁迅》，《阿英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254页。

18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自序，第1页。

19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3－14页。

20焦循：《易余龠录》卷15。

21胡适：《口述自传》，载《胡适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28－329页。

22同上。

23陈平原与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

24刘师培：《论文杂记》，收入《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10页。

25胡适：《白话文学史》，骆玉明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引子，第3页。

26胡适：《建设的文学论》，见《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2页。

27胡适：《白话文学史》，骆玉明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引子，第1－2页。

28宇文所安：《他山的石头记》，田晓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4－318页。

29正如陈平原所说：“破除‘迷信’的最佳办法，莫过于思考这一学科的建立，以及这一知识体系的诞生。”《“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载《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参考文献

［1］戴燕. 文学史的权力 [I].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2］陈玉堂. 中国文学史旧版书目提要 [I] 合肥: 黄山书社, 1986.

［3］宇文所安. 他山的石头记 [I] 田晓菲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4］魏崇新, 王同坤. 观念的演进：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 [I] 北京：西苑出版社, 2000.

［5］王瑶编. 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 [I]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6］陈平原编. 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 [I]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7］陈平原. 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I] 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9.

［8］朱自清. 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 [I]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The Myth of Literary History

－Explor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in the First Part of 20th Century

Tang Hong-feng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Literary The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in the first part of 20th century generally. The literary history written by Chinese is a brand new measure of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created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couse that it origined, happened, established its criterion, reached its climax and at last became the most important method of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is full of the meanings of History.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Literature Subject, the change of the meaning of W enXue, and the scientism and the vernacular movement of May 4th. It is in the underatanding or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people created three myths through their literary history writings.

Key Words: literary history；WenXue；history; myth

收稿日期:2005-01-10

作者简介：唐宏峰（1979－），女，吉林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