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外语教育的兴起与现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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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近现代外语教育的历史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在反抗西方列强的侵略掠夺中浴血奋斗而站立起来的历史当中一代又一代外语教育工作者刻苦探索“教育救国”和中华民族悠久文化融入世界文化主流的历史。这一段历史中的成功与失败，对今天的国人思考我们当前的英语教育和与之相配套的大型英语考试，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对建设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目标均有值得借鉴的经验和需要汲取的教训。

【关键词】大纲，课程标准，教学要求，词汇量，一流大学，Live English, Life English

人类社会刚刚走过的二十世纪是人类有记载以来的文明史上极其重要的一百年。前50年中期爆发的经济大萧条将两次世界大战连在一起，把人类社会的互相残杀推演到了极至，将西方社会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觉醒和工业带来的文明和新野蛮共同编织成了现代社会的梦魇。经济学界的泰斗保罗·A.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不经意间在其经典著作Economics 17版(McGraw-Hill, 2001年)的序言里将这一段历史冠以the Great Depression(四年之后，萨缪尔森在18版中将此论述以及与此相关的论述均删除)。笔者在已经发表过的有关文章中将其译为“危机四伏时期”以佐证本人提出的相关人文教育观点，使这一观点从另一个角度将长波论(Long Wave Cycles)的经济周期学说创始人、前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D.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D. Kondratieff, 12-1938)的著名经济学理论延伸到了人文教育领域。在这一时期，我们的古老民族也从自恃的千年包袱和忍辱负重的百年苦难中开始醒来，前仆后继地追寻汉唐时期所炼就的“”。这个梦，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延伸，是历代先祖在天之灵的涅槃，激励着中华民族开始了走进世界主流文化的艰难长征。经过了全球战后50年“伟大和平时期”(the Great Peace,同上，与the Great Depression衔接)的痛苦跋涉，我们的人民已经开始感觉到了炎黄子孙的自信之所在，将一百多年来的包袱一点一点地还给历史。自40多年以前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 1911-1980)“地球村”（the Global Village）的理念出现在西方学术界起，英美国家英语语言文学界的一些前卫学者就成了超前思维的始作俑者。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坎坷，我们这些站在潮头的英语工作者，正像一百多年前开始兴办以外语教育为开端的“新教育”的前辈一样，正在逐渐地自觉担当起了民族赋予我们的这一重任。近年来自发和不自发地发生在名牌高校和中小学英语教育界的改革热潮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１．中国近代外语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l.1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坚船利炮惊醒了闭关锁国的晚清腐朽，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人开始力主兴办学习“西文”与“西艺”的“新教育”。所谓“西文”，即培养外国语翻译人才。所谓“西艺”，即培养掌握“洋”、“洋炮”、“洋机器”的科技和军事人才。所以，学习“西文”的京师同文馆于同治元年（1862年）正式开馆，初设英文馆。紧随其后，位于上海的上海方言馆和位于广州的广州同文馆也分别于同治二年和同治三年先后开馆。京师同文馆的第一批入学者均为十三、四岁的八旗之弟，有统一的课程设置和管理章程，基本不学“四书五经”之类的传统科目。而第一批“西艺”学堂的开办则晚了四年以上，分别是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在马尾造船厂奏设的中国第一所“西艺”学堂——福建船政学堂和次年在上海开办的第二所“西艺”学堂——上海机器学堂。这时，京师同文馆已经先后陆续开办了法文馆、俄文馆、德文馆和日文馆，基本上成为一所当时急需的主要语种齐全的“外语学院”。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得结论，中国近代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新教育”始于外语教育，更始于英语教育。

l.2  光绪九年（1884年）正值甲申，美国教重要差会的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监理会）将1879年在苏州创办的存养书院正式以Buffington Institute（博习书院）挂牌，以纪念Buffington捐资办学之举。从此，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的西式大学。博习书院后来与Kung Hang School（宫巷书院）和Anglo-Chinese College（中西书院）于1900年合并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私立的东吴大学，在Buffington Institute的旧址上成立。从1879年的存养书院到1900年的东吴大学，西方传教士“传教”的前提也是外语教育先行。

l.3  由于当时的社会所限，从京师同文馆建立至建国前，虽经彻底的改朝换代，但教育体系始终无法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在沿海地区和一些大中城市，在国立中学和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学生毕业时的英语水平都是相当高的。光绪28年（1902年），晚清颁布了《钦定中学堂章程》，标志着中国有了自己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中学教育国家课程标准。在《章程》中，第一次对全国各地陆续兴办的“新教育”统一了标准，尤其是对当时四年制中学堂“以英文为主”的“外国文”教育统一了课时、课程进度和授课内容。此《章程》在辛亥成功前分别于光绪29年和宣统元年（1909年）一共修订了两次，除明确了外国语的“主课”地位外，还将中学学制增加到了五年。由于课时一直稳定在每周九节左右（根据文理科分别稍作调整），所以使得当时的外语教育水准无论在规模和质量上都达到很高的水平，那个时期受益的年青学子很多都成为日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学术大家和中国新民主主义的中流砥柱。

l.4   辛亥成功以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在国民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的主持下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从《小学校令》、《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到《中学校令施行规则》的中小学课程标准，规定小学生从三年级开始每周三课时的英语读法、书法、作法和语法课程。这一系列课程标准的实施，在《纳氏文法》和《纳氏文法读本》等经典教材和师资力量的保障之下，使得当时小学毕业生的英文水平甚至可以达到今天高中毕业生的水平，而当时小学毕业生的国学水平更是今天的高学历人士甚至学者文人很难企及的。随着1913年中国近代历史上由正式冠名《中学校课程标准》的问世，标志着支撑中国封建社会从隋炀帝元年（公元605年）正式设置进士科到光绪31年（1905年）慈禧太后诏书天下废除为止的整整1300年的科举考试从法律的角度完成了先破而后立的过程。这个过程虽然只有八年，却见证了世界上唯一延续的建筑在古老文明基础上的封建皇朝的寿终正寝和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建立。教育是国脉维系的基础，近百年来中国走过的艰难历程同时也是中国教育迈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而从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开馆到《标准》颁布前的半个世纪里，领航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是中国近代才正式兴起的外语教育。这个时期的外语教育对造就中国近代史上几乎是空前绝后的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师功不可抹。

l.5   随着《中学校课程标准》的颁布，国民教育部先后于1915年、1916年、1923年、1929年和1932年先后对其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修订和完善，正式形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部较为完善的《初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和《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考虑到两套“标准”之间整整20年中国近代史上从军阀混战、北伐战争、蒋介石叛变到第一次国内战争几乎是战火连绵的历史，那一代教育界先辈“苟利国家身死已”的忧国忧民精神确实令我们今天的国人感动。从外语教育的角度讲，这一代教育家都是“西文”“新教育”培养出来的学贯中西的大家，一代“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中国文人，一代“喝了洋墨水”但国学底蕴深厚的中国文人。

l.6   虽然从1931年的“9.18事变”到1936年“双12”的“西安事变”短短的五年多时间内“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但当时国民教育部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于不顾，潜心于“教育救国”的梦想，将几乎是停留在纸上的中国教育现代化之梦设计到了“臻于完美”的程度。1936年国民将已经实施四年的《初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和《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经过全面修订，颁布了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标准最高、比较适合中国人学习英语的1936版的《初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和《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

l.7   在1936版的《初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和《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中的“教材大纲”部分，对高中毕业生英语词汇量的要求由1932年版的“连初约八千字”调整到了“连初高中各学年共约九千字”的标准。需要说明的是，60年前国民提出的这一标准，相比较于今天日本高中毕业生5900英语词汇量和地区高中毕业生6000英语词汇量的标准而言，我们不难看出那一代教育家“教育救国”心切的良苦用心。单从培养人才的角度讲，1936版的这两个《标准》对建国后以“两弹元勋”为代表的那一代共和国科技和文化教育精英的形成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上世纪80年代末，北京大学的翰先生（1915-19）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指出，当时他所任教的北大英语系三年级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只相当于三十年代高中毕业生的水平。单从1936年版的《标准》中对高中毕业生英语词汇量的要求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看出先生辞世前不久语重心长的话。即使在先生逝世后近30年的现在，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今天，上个世纪30年代高中毕业生9000英语词汇量的水平已经达到了现行《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的标准。从这里不难看出，上个世纪30年代高中英语教育所达到的水平和今天任重而道远的中国外语教育与中国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

l.8   随着7.7事变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使中国历史上标准最高的两个《标准》也深受其害。在战时的国民教育部根据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的有关决议修订的《六年制中学英语课程标准草案》公布后仅三个月，就于1941年12月紧急颁布了《修正初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和《修正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单就高中毕业生的英语词汇量而言，在《草案》降到8000的基础上又降到了7000。在此，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在当时的中学英语教育领域也可见一斑。

l.9   抗战胜利以后摇摇欲坠中的的腐朽也体现在了当时的外语教育上。1948年修订的《修订初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和《修订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中，单就高中毕业生的英语词汇量一项指标，就降到了6000。

l.10   即使按照1948年修订的两个《标准》，建国以前高中毕业生的英语综合能力已经相当于今天国内普通综合大学英语专业的水准。这一点也是当时的高等教育体系所决定的。在当时的国立大学，除国学外的各专业大都使用国外进口的原版教材，人文社会学科也不例外。客观的教育使学生的英文阅读、英文论文写作和英文听课能力达到了很高的水准。由于当时从小学到初高中阶段严格的国学教育，因此，近代国内的教育本身就为学生在受教育过程贯通中西创造了客观环境。从外语教育的角度讲，这种教育体系对学生英语语言能力的培养是成功的，但在文化传承方面却有着浓厚的半殖民地色彩。败退之后，在重新“延续”的各高校基本上沿革了这样的传统。今天，地区教育主管部门对高中毕业生英语词汇量的要求仍然延续着1948年版《标准》中规定的6000词汇量的水平。这样的词汇量所映射出来的英语水平，客观上保证了大学新生在入学的第一个学期就基本有能力使用至少一本的原版专业教材。

2. 建国后至前的外语教育

2.1   建国之初，由于抗美援朝战争和恢复国民经济之急需，一大批刚刚进入大学校门的英文专业的青年学生提前毕业，“时事造英雄”，在战争和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中练就出了一大批今天仍然是我们国家英语界的领军人物。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这批青年学生高中毕业时的英文水准是他们可以提前毕业以应国家急需的基本保障。

2.2   新中国的第一部中学英语课程标准《普通中学英语科课程标准草案》于1951年颁布。百废待兴的这一年，外有刚刚开战的抗美援朝，内有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和剿匪，经济建设有筹划中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这样的客观环境决定了共和国的第一部《标准草案》只能在1948年版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社会形势的需要适度调整，是过渡性的。共和国是人民的，教育也必须是面向工农大众的。这一年工农出身的大学新生比例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短短半个世纪的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创纪录的19%。达到这个具有战略意义指标的措施之一就是高中毕业生的英语词汇量由1948年版的6000降低到了5000。

2.3  1951年版的《标准草案》颁布以后，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国际形势所迫以及国民性的趋然，全国一盘棋，对苏一边倒。政务院在1954年4月3日的《关于全国俄文教学工作的指示》规定“初中一般不设外国语”。教育部在其后不久的《关于从1954年秋季起中学外国语科设置的通知》中更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精神，连“二、三年级原已授外国语科的一律停授”。强调高中“从一年级起授俄语”，“对可能训练成为高中俄语教师的初中外国语教师……进行短期学习，训练成为高中俄语师资”。这样，前培养的一大批英语工作者几乎是集体改行去从事俄语的教学和与俄语相关的工作，成为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一大社会文化特色。

2.4  1956年开始发生变化的中苏关系也波及到了新中国脆弱的外语教育。教育部在这一年7月10日《关于中学外国语科的通知》中要求“从1956年秋季起，凡英语师资条件较好的地区，从高中一年级起应增设英语课”，“高中二、三年级原教英语的”不要改俄语，“各地中学教俄语和英语的比例暂定各为50%左右”；并在这一年颁布了《高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草案）》，但对高中毕业生英语词汇量的要求只有1500,只及1936年颁布的课程标准中对初中毕业生要求的二分之一。

2.5   随着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和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1959年成为中国现代外语教育史上的一个转折。教育部将此前要求的“各为50%”的比例调整为英文2/3，俄语1/3；并从当年秋季开始，“全日制的甲类中学一定要在初中开设外国语”。由于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和高校招生严格的“政审”条件以及外语教育标准大幅降低的推波助澜，这一年全国高考录取的新生中工农出身子弟的比例第一次突破50％。这一严格的“政审”在此之后愈演愈烈，一直延续到后的“77届”方才开始松动，严格“政审”的结果使“77届”之前近二十年（包括期间的“工农兵”）中基本上保证了将“黑五类”子女排除在了大学校门之外。

2.6  1962年刘少奇主持召开的春节会议以后，随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落实，教育也开始整顿。整顿的重要标志是俄语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实质性打破，部分俄语课开始由英语课取代，大批英语改俄语的教师又回归英语本行。根据教育部《对小学开设外国语课的有关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建国后第一套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十二年制初中英、俄语教材第一册的上半册于1963年春开始发行，以供有条件的小学高年级和普通初中使用。这是建国后人教社组织专家编撰的第一套也是迄今最适合中国学生学习的一套基础英文教材。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政治和历史的原因，一大批知识界精英中的“右派”和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贬”的人下放到基层，下放到偏远地区的中小学，使这一时期中小学师资力量（当然包括英语）成为建国后最好的时期，“77届”中的“老三届”就是这个时期的典型受益者。

2.7  春节会议以后于1963年颁布和实施的《全日制中学英语教学大纲》是除建国之初过渡性的1951年版《普通中学英语课程标准草案》之外迄今为止教学要求最高的大纲。首先，它要求学生在整个中学阶段“掌握3500-4000个单词和一定数量的惯用词组”。虽然在课文的选择上带有那个年代固有的政治色彩，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选择英美名家名篇的大原则，其中不少的经典名篇是今天的大学英语专业学生都难得学到的（详见《全日制中学英语教学大纲（草案）》，教育部，1963年5月）。就好像当时的政治形势一样，正当外语教育的春天呼之欲出的时候，文化大开始了。这样一个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很好的大纲还没有完成半个循环的实践就夭折了。但是，这样的大纲造就了“老五届”。他们中间很多人虽然由于文化大没有完成大学学业，但扎实的中小学基础使他们直至今天依然是国家的栋梁。这样的大纲同样造就了“老三届”，十二年之后他们在而立之年走进考场。若不是当时有歧视性的录取，恐“77届”的大学生就是清一色的“老三届”大聚会。

文化期间大中小学复课以后，“英语”走进课堂，中学俄语课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几乎全部退出舞台，建国后第二次外语工作者的大改行做得相当彻底。

3. 改革开放以后的外语教育和现状思考

3.1   改革开放以后，基本延续了“英语”的一边倒。由于快速开放的社会变革对英语人才的迫切需求，全国大大小小1000多所大学，几乎没有一所大学没有开设“英语专业”。一段时间内各校英语专业的录取分数线在本校新生中几乎是最高的。应该说，此种作法在社会转型期的最初阶段，对解决当时社会的燃眉之急功不可抹。

3.2   从上个世纪之初中国开始出现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不久，“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这个名称就相对固定下来，并且几乎是每一所综合大学必然要设置的专业。这个名称也是当时急欲步入现代文明世界的中国人用自己的“中学”对“西学”的文化贯通所在。顾名思义，文学和语言是“英语专业”的专业所在。但是，作为当代人类文明最重要载体的英语，国人真正能够同时将“语言”和“文学”研习到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水平的高校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所，能够真正够得上研究生水平的更是可想而知。我们现在英语专业毕业的各级人才很多，试想，没有系统学习过英语文学的英语人才对当代文明和现代社会能有多深的了解？又如何笃学为师呢？前面提到先师翰先生曾把北大英语专业大三的学生与30年代的高中生相比。我们是否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有几所北大？当然，我们的高等英语教育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有了飞速的发展，但是表面的辉煌多了，内在的底蕴少了。最近拜读一位同事的文章，一则例子对笔者触动很大。某名校英语专业大三学生在翻译课的期中考试时，对要求翻译的一段介绍美国历史的文章中的一句看来很普通的话竟然有65.7%的同学明显地译错。这句话是：

All peoples regardless of their own history could apply it to themselves,…

当然，这句看似并不复杂的句子可以作为转换生成语法的深、表层结构去分析。但是，入学前均是全国各地英语成绩很高的高才生，又在名牌大学系统学习了三年的英语专业之后，只有三分之一的同学译文可以认可实在是值得深思的问题。这句话里涉及到的人文知识和语言知识对于一个英文专业高年级的学生来讲是很普通的，对名牌院校的学生更是如此。

3.3   我国有一千多万计划内的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加上很难有准确统计数据的“成教”和“自考”学生，应该有一支近三千万左右的庞大的“大学生”队伍。这个庞大的队伍几乎都是大学英语学习者。此外，为他们提供教学的大学英语教师有逾七万之众，这又是一支人类教育史上从未有过的单一课程任课的庞大的大学教师队伍。这支队伍使用几乎同样的教材，统一的大纲，无形中就是一个真正的“大兵团作战”的“大产业”。

3.4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已经从十几年以前刚举办时的几万人增加到2005年实施改革前每年有600万以上的考生参加的超大型考试，这个规模是“TOEFL”全球考生总数的八倍以上。外语（其实是英语）对于中国的大学生，由一门为专业服务的语言工具变成了一门每一位在校大学生彻头彻尾的必修（基础）课。课时最多，“学分”最高，定位发生了扭曲。致使大学英语教育与专业教育脱钩，和通才教育的高等教育方向相关甚微。因此，无论教育行政权威部门的主观意愿如何，我们的大学英语教育正在大踏步地越来越畸形地产业化。这一点在目前的教育环境下，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3.5  中小学英语教育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3.5.1  个别发达地区的重点中学或以英语课作为学校翻身的突破口的学校，通过聘请“外教”、大学低年级教材高中上、高中教材初中上和初中教材小学上等手段，培养出一部分语感较好的学生，给大学英语教育的各个环节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但是，这种学校所占的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全国的中学，甚至连教育部直属的全国“超重点”高中也不例外。在高考指挥高中教育、中考指挥初中教育的排它性潜规则的巨大应试压力和强大的商业运作模式左右下，几乎没有一所中学可以摆脱“英语教辅类报纸”的诱惑，“校校都为高考困，有困就有‘教辅’绕”。虽然目前经过“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批准的高、初中英语教材已达十几种的现实使得人民教育出版社几十年一统天下的局面早已不再，但再强再大的中小学英语教材出版商也竞争不过早已从“游击战”迅速经过“运动战”而转为“阵地战”的数家报纸。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地图已经基本上被各家报纸“交叉占领”。很多资深的大学英语老师都觉得最近几年大学新生的英文基础有退步的迹象，全国高校大学英语四、六级成绩近几年连年下滑的现象也一直令有关领导部门困惑。引起这一问题的原因很复杂，但质量基本无法保证的“教辅类报纸”排斥了教材、充斥了正常英文教学的怪现象非常值得英语界深思。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现象已经移植到了小学。小学英语教育如果变成规模更大的“中学模式”的话，其后果将更加令人担忧。

3.5.2   现行教材与国情的矛盾日渐突出，师资与教材和学生之间的“供求关系”日趋“紧张”，高考和中考对教学的指挥棒作用日趋严重。从1978年颁布了以后的第一部《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英语教学大纲（试行草案）》至今的28年时间里，教育部所颁布的基础教育英语教学大纲达十七次以上，几乎全部注明“草案”或“试验用”，没有一部正式版本的大纲。就词汇量这一重要的指标而言，只有第一部最高，达到2800（包括小学阶段的600，初中起始的为2200）。单从这一点我们也可看出，经过了十年的浩劫，举国上下拨乱反正的迫切心情。之后几年，教育部连续于1979年和1982年下达“加强外语教育的意见”的通知。虽然1985年6月28日印发的外语教学“调整意见”中强调“要求可以降低”，“进度可以放慢”，“外语课可不开设”，“中考各地可以自行决定”；但是第二年，也就是1986年颁布的改革开放以后唯一的一部正式版本的《全日制中学英语教学大纲》还是将1978年版中的2200提高到了2750的水平。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一时期，全国高校的学生和老师中间，学术空气也是1978年恢复高考以后近30年里最好的时期。

3.5.3  1986年版大纲作为唯一的正式版本还开创了另外一个第一。从这一版开始，国内所有大纲均附有词汇表。这一点几乎成了外语界不成文的规矩。1990年对1986年版的“修订本”中虽然强调了“调减”“降低”的原则，但对中学各年级教学要求累积的英语词汇量仍维持2750的水平。在此期间，为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需要，对初中毕业生的要求则从1988年版《九年制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初审稿）》中的700词降到了1992年版中的600词。这个词汇量是极不合理的。国际间有共识的英语基本词汇量是850。当年邱吉尔在盟国准备“诺曼底登陆”的百忙之中专程赴哈佛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时和罗斯福总统一起向全世界推广的基础英语的核心就是一个罗列850个基础英语词汇的词汇表。这就是著名的Odgen’s Basic English Word List，由英国两位伟大的语言学家C. K. Odgen和I. A. Richards在上世纪20年代设计。I. A. Richards当年曾在燕京大学外文系任教，李赋宁先生60年代出任北大副教务长期间曾邀其在北京大学西语系短期讲学。这在前的60年代实在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3.5.4  在此之后，1993年版、1996年版和2000年版的《大纲》无论是“初审稿”还是“试验用”基本上没有实质上的修订，词汇量基本上稳定在1800左右。即使2001年7月和2003年4月分别供实验使用的《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将词汇量分别增加到了3300和3500，与之配套的新教材也已普遍使用，但高考的词汇量仍取各方都默认的“就低不就高”原则，小心翼翼地踩在1800的钢丝上。北京作为首善之区，拥有几乎是全国最好的教育资源，采取的办法也只是在每年的高考考试说明中加一点的办法。今年增加的最多，91个，词汇量增加到2075。这样的高考词汇量只相当于前的一半，不到上个世纪30年代的1/4。

3.5.5   现在高校录取的新生全部至少学满六年的英语，有的甚至达到10年以上（现在全国各地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很多省市均在小学三年级就开设了英语课）。即使按学满中学六年计算，平均每年只掌握300单词，每天平均只有0.8个。我们不必按照认知科学和语言学习规律来分析，只对照中国经济二十多年来创造的人类历史奇迹，今天“费时较多，收效较低”的英语教育可以说是中国兴起外语教育以来的一百多年中，效率最低的时期。这样低效率的英语教育，延续到小学是毫无意义的，是劳民伤财的。考虑到小学几乎很难有合格的英语教师的现实，根据外语学习的规律，还是不开英语课为好，以免“误人子弟”。

3.5.6   建国以来，由于国家战略形势的需要，除“十年”外，一直是实质上全国一盘棋的全国统一高考体系。在当前社会快速转型的背景下，高考在全社会几乎是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建立比较科学和严密的高考试题数学模型以保证高考试题的质量以及建设相对科学和合理的考生成绩报告和评价标准等却始终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从改革高考的评价体系入手，从建立严密而科学的高考试题的数学模型入手，应该也必须是改革当前高考的突破口，是能够真正开始实施素质教育的突破口。

3.5.7   当前，全球大型英语考试的彻底改革都已进入实施阶段。虽然是语言测试理论和趋势在新形势下的传统回归，但直接的原因却是近十几年来畸形的英语考试产业所决定的。以TOEFL为代表的标准化考试体系，靠的是严密的法制和全民自觉的守法意识。但国内长期以来对考试结束后试题无法保密的混乱局面逼使ETS不得不痛下决心，彻底改革其麾下的各种权威英语考试，形成了目前国际上“托福跟着雅思走”这样一个有悖美国人思维模式的趋势。国内的主流考试基本上沿着传统的脚步，跟着TOEFL。这样，“四、六级考试跟着TOEFL走，高考跟着四、六级走”就成了国内主流考试长期以来和未来较长的时期内一直遵循的方向。而另一套非主流的面向所有公民开放的完全由教育部考试中心掌控的“全国英语等级考试”（PETS）则基本上是雅思考试的简化版。

4. 中国的英语教育究竟要干什么？

4.1   近年来在各名牌高校中，非英语专业的英语尖子学生在英语语言的综合能力方面普遍高于英语专业毕业生。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学生不仅综合素质较高，更有良好的专业素养。2001年的全国高校英语辩论赛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大学全部以非英语专业学生组成的辩论队参加了全部有华北地区著名高校英语专业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参加的天津赛区比赛，并一举夺冠。这一比赛结果轰动了全国名校的英语专业，开了新中国英语教育的先河。2003年该辩论赛杀出的一匹黑马（民办大学上海工商外语学院，第六名）又从另一个角度提出来同样的问题。近几年来，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英语专业也在探索应用化的路子，许多高校的英语专业也都在积极地进行着探索。

4.2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在社会转型的初期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在全国范围内保证大学英语的教学质量功不可抹。《大学英语教学大纲》要求大学生掌握的英语词汇量也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的3800几经变迁，上升到现在，2004年6月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中规定的“一般要求”4500，“较高要求”5500，“更高要求”6500的水平。即使达到“更高水平”（在重点院校中不足10%），也只相当于初期高中毕业生的英文水平，和30年代高中一年级的水平而已。

4.3    一千多所高校，1000多万在校生，七万多大学英语教师，使用几乎统一的教材。如此规模的大学英语教育，没有四、六级考试的后果是不难想象的。但是，我们不得不问的问题是，大学英语教育究竟要干什么？

4.4    庞大的教师队伍，海众的学生，教材的巨大出版效益，不管我们认识的程度如何或者对此承认与否，它都是一个牵动很多神经的大产业，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产业。传统的产业观念和教育理念是无法驾驭和引导的。既然是一个非传统产业，就得对它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结合国情作一个基本的研究，决不能任其自然发展。在新世纪国家发展的宏伟目标和严峻挑战面前，任其自然发展就是最大的倒退，眼前的蝇头小利延误了百年树人的民族大业。

4.5    中国大学的大学英语教育在2000至2002近三年的时间里，进行了总体的改革探索。用经济学的观点讲，就是探索一个比较好的投入和产出之比，以追求一种比较好的边际效应（Marginal Utility），取得了令全国高校刮目相看的成绩。每届学生中有8%的学生用两年的时间基本达到英语专业毕业生的综合英语水平，四年达到普通高校英语专业毕业生的综合英语水平。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学生的综合素质是英语专业毕业生所远不及的。近年来在和著名高校的英语专业学生的同台竞技中和以英语为表达工具的国际大赛中均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国家外交部、商务部等部委选中的从事外事的毕业生也基本上是非英语专业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综合成绩指标在进行改革的几年里在全国高校中名列前茅，2000级全部学生在修完教学计划后的四级通过率与优秀率分别达到92%和17%以上。

4.6   我国是一个13亿人口、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的独一无二的大国。教育部于2001年提出的“引进原版教材，采用外语教学”，必须与此相适应，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的实施办法；同时，也必须有别于与我们同文同种的、以及新加坡等地区和国家使用原版教材的指导思想和作法。由于我们的大国地位和国家的战略需要，人文社会学科的“引进原版教材，采用外语教学”也绝不仅仅需要考虑“国情和意识形态不适应”等相对简单的问题。中国大学的大学英语教育在实施改革的两年多时间里根据国家高校英语教育的发展方向和我校的具体实际情况，“摸着石头过河”，逐步完善和不断地总结经验，在人文社会学科的“引进原版教材，采用外语教学”方面率先走出了探索性的一步，得到了国外相关同行的大力配合和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有一些亲身体会和成功的做法，同时，也引发了什么是一流大学的深层次的思考。随着大学英语教育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国内应率先出现几所著名高校的某些理工类专业在基础阶段的大学英语教育开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只要我们继续努力，国内部分条件具备的重点院校会在人文科学类院系中也将开始迈出这一步。到那时，从某种意义上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才可能有少数几所著名高校开始迈入世界一流大学的门槛。

4.7   改革开放以后伴生在研究生教育制度之内的“研究生英语教育”一直游走在英语教育的边缘地带。一方面硕士阶段的英语教育虽然在规模上无法与大学英语教育相比，但也有庞大而完整的体系。博士阶段虽然无法拟定统一的大纲和教材，但很难找到不设置博士生英语课的高校。在今天的世界学术舞台上，一个攻读博士学位的人如不具备与其研究方向相需要的英文能力，其博士论文的学术水平是可想而知的。而另一方面，在全国的著名高校中，英语教育“倒挂”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现行的大学英语高端教材（各套教材的五、六册）无论在信息承载量和语言的难度与深度方面均高于现行的研究生教材。虽然萨缪尔森的Economics作为本科生的选修课已经坎坎坷坷地在中国大学使用了八个循环，但各个名牌大学需要将《西方经济学》作为专业基础课的研究生院，却很难找到一所将其原著作为必修教材完成的。书中涉及的人文、历史、文学知识等等，是这本举世公认的“经济学圣经”的经典所在。但与此同时，也是这本书从第12版开始，沿14、16和17版出版的中译本中译文错误比比皆是的地方。中国自出版译著以来，从未拒绝不同版本的译本问世。而萨缪尔森的《西方经济学》却以近乎“垄断”的方式，十几年来一直在误导读者。第18版已经出版快两年了，笔者将其作为选修课教材的第四个循环也马上就要结束，但18版的中文译本还未见问世，比起前面几个版本的译本来，实在有点反常。

4.8   笔者在英语教育的改革和探索中形成了把英语语言分为Live English和Life English的理论。Live English 系指以可作选修课和必修课使用的经典权威的最新原版的人文学科类教材。这些教材对人类文明信息的承载量和语言本身的质量是任何作为语言的英语教材所无法相比的。更重要的是，学生和老师通过该教材的学习和使用，在教学相长的同时，和世界上该学科发展的最前沿保持了动态的同步交流。Life English是指以经典原版电影为主要载体的视听说课，以动态的Internet和媒体发布的时事信息为主的实体英语课，英语论文及国际会议交流论文写作课等。这是英语日常生活和工作语言的精华，社会信息交互的真实载体，是当前全球化进程中我国大学通才教育和提高中国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笔者在对美国大学教育所做的实地深入考察中所得到的体会更加印证了这一点。需要说明的是，相对于 Live English和Life English之间是我们久已使用的Textbook English，“死的英语”。

4.9   从小学（甚至幼儿园）直至大学（甚至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学校英语教育，全民的英语终身教育（上至，下至胡同里的大爷大妈），举国上下对英语的重视已经到达空前的高度。与此同时，我们的国家战略又要求我们必须以一个独一无二的大国战略眼光来构建这一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重要基础工程。

从文艺复兴至今的600多年中，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渐地形成了以欧洲文明为中心的社会形态。随着战后半个多世纪“伟大和平时期”的延伸，英语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文明不可替代的最主要的载体。未来的世界文明，未来的人类社会形态，绝不可能仍然持续欧洲中心。作为古老的东方文化的后人，我们这些今天的英语教育工作者，任重而道远。等老一代开国元勋开创了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基业，这个基业为长波论所预期的2010-2030年代全球经济的辉煌时期奠定了夯实的基础。但是，我们的民族在夯实这个基础的建设过程中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外语教育就是其中之一。正如同志所指出的，我们目前的外语教育是“费时较多，收效较低”的“半呆子”教育，“是影响我国对外开放方针的更好落实和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这样的外语教育虽然多快好省地培养出了成千上万国家建设急需的工程师，但却缺失了培养学界精英的重要基础，缺失了培养学贯中西的大师的重要条件。教育部2004年6月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和此前颁布的《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标志着我国的外语教育开始了新的长征。这次新的长征将把我们这些英语教育的从业者推到民族复兴和构建新的世界文明的前沿。这也正是“新课标”中要求的把英语教育服务于促进学生“心智、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发展和综合人文素养的提高”的深刻内涵所在。同时，“教学要求”和“新课标”的全面实施将直接引发一场高等英语教育和中学英语教育以及全民英语教育的变革，促进“一流大学”的建设速度，全面提升中华民族的民族素质。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预测：《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恢复到1936年版水平的时候，就是《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刻，也就是中国有一批名校真正开始跨入“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也就是中华民族真正复兴，“”真正圆梦之时。

　　　　　　　　　　　　　2006年6月5日脱稿于万科星园《守中和》

【主要参考资料】

1.      《关于在中学加强和开设外国语的通知》，（59）普教董字第110号，1959年3月26日；

2.      《关于在中学加强和开设外国语的补充通知》，（59）普教董字第209号，1959年4月11日；

3.      《高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草案）》，教育部，1956年；

4.      《对小学开设外国语课的有关问题的意见》，（59）教普教叶字第511号，1962年7月30日；

5.      《全日制中学英语教学大纲（草案）》，教育部，1963年5月；

6.      《胡适早期使用的英文教材对今天的思考》，于健，2006年5月；

7.      《从胡适和郁达夫早期用过的英文教材谈起》，于健，2006年4月；

8.      《回顾与展望——中国外语教育百年》，于健，2003年9月6日，学生双语报；

9.      《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1936年，国民教育部；

10.  《初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1936年，国民教育部；

11.  《钦定中学堂章程》，光绪28年，满清学部；

12.  《奏定中学堂章程》，光绪29年，满清学部；

13.  《学部奏变通中学堂课程分为文科实科折》，宣统元年三月，满清学部；

14.    《对小学开设外国语课的有关问题的意见》，（62）教普教叶字第511号，1962年7月30日，教育部；

15.    《全日制中学英语教学大纲》，教育部，1963年5月；

16.    《修订初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1948年，国民教育部；

17.    《修订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1948年，国民教育部；

18.    《从翻译课教学的两个实例看语言知识与能力培养的关系》，黄宜思，2006年6月；

19.    《纳氏英文法讲义》（第一至第四），赵灼，群益书社，光绪33年，上海；

20.    《英华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21年，上海；

21.    《纳氏英文文法详解》（第一册至第四册），上海合众书店，1947年；

22.     Economics, 17th edition, Paul A. Samuelson & William D. Nordhaus, McGraw-Hill, 2001, USA

23.     Economics, 18th edition, Paul A. Samuelson & William D. Nordhaus, McGraw-Hill, 2005, USA

24.     A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 于健，《中国外语》，2006年；

25.    Live English and Life English, YU Jian, Tesol Asia, 2005, Beijing

26.    The “Cool” and “Hot” Educa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and the Three Civilization Revolutions of the Human Society, YU Jian, Tesol Asia, 2005, Beijing

27.    《一流大学应超越基础阶段的外语教育》，于健，《光明日报》，2002年6月27日；

28.    《英语是练出来的》，于健，《华夏时报》，2002年5月27日；

29.    《大学英语教育的重构和探索》，于健，《大学英语教育改革文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