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朦胧诗_矛盾重重的文学史叙述_兼论当代诗歌流派的解读方式

二十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朦胧诗曾以浓墨重彩抒写过中国当代诗歌史的一个辉煌，并成为一代人至今难以割舍的记忆。“朦胧诗”被指认为新时期文学的源头之一，尽管在既有的文学史叙述中仅有短短的七、八年，但因它关涉的“问题”太多，而在后来的文学研究中一再成为被开掘的资源，并在“改写文学史”的呼声中，引来了矛盾重重的各种叙述。在笔者看来，有关朦胧诗之争，其意义显然已超越了对这一诗歌事件本身的评价，而且有关朦胧诗的未尽话题，还将伴随社会精神季候的变迁而引出更多的思考。

一、重新发现与朦胧诗“考古”

“朦胧诗”是一个模糊、笼统的称名，但因沿袭既久，其指称却是大致明确的，正如谭楚良在《中国现代派文学史论》之“在褒贬毁誉中生长的‘朦胧诗’”专章中的叙述：朦胧诗，作为一个独特的诗学概念，它指称的是以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芒克、食指、多多、梁小斌等为代表的一批“”中成长的青年诗人的具有探索性的新诗潮。朦胧诗逐步由“地下”走向“地上”，以致终于为新诗开辟另一新径大约是在1970年代末，它获得正统刊物公开承认是在思想运动进一步深入的1979年，“朦胧诗被认为是当代中国现代主义的最早标志”[1]。

随着1990年代学界对朦胧诗多年“考古发掘”工作的基本告罄，一条历史线索大致得以确认：朦胧诗孕育于“文化大”时期的“地下文学”，其精神之“根”可以追溯到以郭世英为代表的“X诗社”和以张朗朗为“精神领袖”的“太阳纵队”，而真正也是唯一带着作品进入1970年代的诗人，则是郭路生（食

“朦胧诗”：矛盾重重的文学史叙述——

—兼论当代诗歌流派的解读方式

谷鹏徐国源

内容提要在当代诗界和学界，有关“朦胧诗”的叙述始终存在各种矛盾，也引发了众多争议。近年来，随着朦胧诗“考古”和“细节化”的深度展开，学界已开始重视过去30年来以诗歌运动为主潮的“自由精神文化”的历史检视。而“中观研究”被运用到朦胧诗派的考察，提示研究者须深入到诗人群体的内部，把握诗派流变的脉络，进而探悉其文学生命的集结点。

关键词朦胧诗流派中观研究诗歌

谷鹏，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215000

徐国源，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教授215000指）。作为“新诗潮第一人”，郭路生不仅以自己的划时代之作《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相信未来》、《疯狗》等，为新诗潮提供了人文色彩强烈的时代文本，特别可贵的是，他把一种狂飙突进的启蒙意识融入了中国读者所熟悉的诗歌形式。之后，在离北京不太远的白洋淀，一片烟波浩淼、宛如世外桃源的边缘之地，一个“从中心放逐到边缘，然后又从边缘回到中心”的地下诗歌流派自然形成了，他们思考、读书、写作，创作了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诗歌，并直接孕育出后来朦胧诗派的主要代表，确实“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今天》的创办更为重要，因为后者在新文学时期地位的确立和产生影响，依赖于前所未有的思想开放的时代契机，而前者没有（至少在当时看不到）这种契机，它只能是非常个人化、非功利的脑力劳动”。《今天》的诞生，标明新诗潮从“地下”到“地上”，从潜流到公开，并使朦胧诗派声名远播[2]。这是一个整体性的历史轨迹，矛盾重重的朦胧诗叙述也在这一历史展开过程中产生。

相对于朦胧诗指称所具有的某种确定性，诗界特别是朦胧诗“中心人物”对既有的文学史表述便存有诸多异说。随着朦胧诗研究的视野拓展和历史场景还原，新的争论起源于被以往文学史叙述遮蔽了的几个潜在命题：既然朦胧诗从“地下”到“地上”、从民间文学形态到被文学所接纳，经历了孕育、酝酿、探索、定型的历史过程，那么除了被当今文学史叙述所凸现的历史和诗人，是不是还忽略、遗漏了十分重要的潜在历史和标志性人物？更为重要的是，由文学史叙述而成为“知识”的有关朦胧诗的思想话语、文学文本、审美内涵、形式语言等，有没有因历史的“误读”与批评主体自身的制约，而被滤去真正优质的思想与艺术资源？或许还有其它文学或非文学的追问，那些被文学史接纳、凸现的朦胧诗代表，如北岛、舒婷、顾城、杨炼等，他们对民间文学状态的朦胧诗有哪些精神继承、艺术沿袭和技艺借鉴？

作为来自同一“精神故乡”的朦胧诗人，亲历者依据自身的经验进而深度质问文学史的视角，无疑与当今新历史主义批评观念和“重写文学史”的时代吁求相合拍。有关朦胧诗的追问，不过是这种“重写”诉求的一种表达方式。“重写”既意味着对历史的还原，同时也隐含着对历史本真的“揭示”。研究者对朦

胧诗诸多“真实”的不同指认，反映出人们对于朦胧诗历史的认识存有差异，而认识的差异决定了方法的形成。与此有关，1990年代之后的朦胧诗研究，除了继续展开政治学、文化学、文本语义等理论研究以外，更引入了社会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注重还原历史的“非虚构”钩沉：研究者采用文化人类学者经常使用的“田野作业”方法，充分挖掘被岁月尘土湮灭、掩埋了的历史实物，如特定时期的民间刊物、个人诗集、档案资料、手抄本、信件和老照片等，试图接续从“地下”到“地上”的历史往事，澄清一再被误传的“知识”，进而展开新的历史叙事。恰如诗人廖亦武在《沉沦的圣殿——

—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楔子”中所言：“‘朦胧诗’概念的出现意味着整个六、七十年代的地下文学的‘集体自杀’。我以为这本书所展示的不应该是海面上壮观的艺术残骸——

—事过境迁的诗歌、小说、理论结集，也不应该是被商品观念所操纵的公众普遍认可，更不是掺杂编著者个人想法的历史评传或通俗演义，而应该是一本由图片、手稿、信件、刊物、编目、便条组成的资料集。当然，当时者的回忆、说明、论证及对当事者的采访都必不可少，这样才能一点点填补遗忘真空，部分恢复历史细节（历史肌肉）的弹性。”[3]廖亦武的话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预示着朦胧诗研究选题的“细节化”的深度展开，而其深意是走出“昨天的谈论”，重新检视与回顾过去三十年的以诗歌运动为主潮的“自由精神文化”的历史。

二、走出迷宫的“中观研究”

尽管对“朦胧诗”的源流有不同的指认，但朦胧诗写作被指称为“流派”或“准流派”却没有太多的异义。按照经典文学理论的解释，流派的特殊性，在于它乃是一种发自社会深处的文化召唤，以及特定作家群体对召唤的回应，是各种社会欲望和文化潜流借文学载体的突现和表演。流派作为一个有生命的文学构成和文学过程，它的形成须臾离不开社会、政治、文化对它的催生作用，对它的推动作用和挤压力；而在其组合个性和张扬个性间，不同程度地显示出五个常见要素，包括风格要素、师友要素、交往行为要素、同人刊物和报纸专栏要素、社团要素。以此契入朦胧诗派的考察便不难发现，近年来诗界出现的各执一词的状态，无非是被朦胧诗流变过程中的

“朦胧诗”：矛盾重重的文学史叙述文学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前后错位、相互交叉以及“谁是新诗潮第一人”的山头之争迷惑的产物，而要真正摆脱这种“无名”困惑，并寻求突破，还有待于研究者施展以庖丁解牛的“游刃”绝技，于该流派的肌理密集处进行深入研究。

鉴于此，流派研究的新方法——

—中观研究，恰恰成为一种有效的“深中肯綮”之技。杨义先生在论述流派研究方法的专论中指出，“中观研究”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生命存在于复杂之中，存在于异同微妙之处，“要想深入其间，就必须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比较分类、体悟探本、洞察而溯源，这就需要广泛使用带有悟性的锋利感的比较方法，以及宽广而深邃的、有主见而又宽容的文化学视角。”因此，中观研究应专注于流派的肌理密集处，因为“这里是文学生命的集结点，有流派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历史文化重重叠叠的投影，有文学个性的千姿百态的探寻”[4]。以“中观研究”的方法观照对象，迷雾重重的朦胧诗流变脉络或许可以清晰起来，且不致忽略其具有本质意义的“文学生命的集结点”。

首先，朦胧诗派孕育于大致相同的政治文化生态，其精神指向具有明显的共时性。尽管朦胧诗派也像其它文学流派演变过程一样，存在着酝酿、探索和发展的不同时段，但其生存的外部时代环境即“”岁月，以及民间从“”的狂热中冷却、思考以至“反动”的进程却是一致的。总的来说，朦胧诗是“”政治文化催生的“反叛”性文学，它所代表的“自由精神文化”也是整个时代的诉求。尽管朦胧诗在流变进程中，由于主体意识的差异和主题内涵的不尽相同，经历了由郭路生“相信未来”的灰色理想，到“白洋淀”诗群的理想失落和自我放逐，以至北岛喊出“我不相信”的时代呐喊，但其针对性和指向性非常明确，都明显表现为与当时威权意识形态的决裂和诀别。因而，正由于这种文化生态、文学主题的同一性，使我们可以从宏观上把握朦胧诗派的整体性，又可以从微观上透视其不同时段的丰富多彩的“个性”，并使这些个性得以定位、有所归属。

其次，朦胧诗派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在它经历的摸索、准备时期，诗人群体之间明显存在沿传、继承关系。这里就涉及到流派内部的复杂性，而各种表述矛盾也由此出现。但换一种思路看问题，就会明晰：朦胧诗派内部客观存在的诗风传习、技艺借鉴对于一个“流派”的形成，其作用显而易见且是正面的。杨

义先生认为：“作家间的师友关系和交往行为，乃是流派成员呼群引类（不要从贬义上理解之）、联络和组合诸多个性的人际行为方式。这类行为在学艺切磋中，有意无意地发挥了风格导向、心得传授、情感沟通、精神激励和行动协调的多种效应。”[5]比如现代文学史上，京派中周作人之于俞平伯、废名，沈从文之于萧乾、田涛、汪曾祺；七月派中胡风之于路翎、阿垅、鲁黎、冀汸、牛汉，均宜在师友之间；而上海现代派的戴望舒、施蛰存、杜衡有多年同窗之雅。这种“师友”关系就使他们多少可以享有一个共同的文化气候，而且在一个重友情的国度里，使文学个性的追求渗透着几分人间情义。其实朦胧诗派也不外乎此，如郭路生与白洋淀诗群大概在师友之间，而“今天”派诗人与白洋淀诗人互有穿插，诗人之间则多为同窗，或来自同一知青部落。他们以诗会友，相互切磋、激辩、借鉴、融合，构成了“”时期颇为独特的诗歌写作“社区”。他们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有传承，又有传习，而他们的读诗会、约稿会、聚餐会，也多少带点古代文人雅集的味道，到底也滋润着他们作为诗派的群体追求。

再次，审美风格和诗歌话语的趋同性。风格要素是一个文学流派的文学旗帜，也是区别于“他者”的个性标志。它是文学流派在汲取文化思潮、选择审美形式、形成审美意识和美学趣味等所反映出来的独特呈现。众所周知，朦胧诗派经历了“”特殊的黑暗岁月，大批判的盛行扫荡了“封、资、修”留下的一大片文化空间，仅靠“语录”是填不满人们广阔的精神世界的。于是那些正值15至25岁处于“断乳——

—反叛期”的青年开始千方百计寻找“内部读物”，偷尝“禁果”，在现代西方所有的“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文化中汲取精神营养。在“”思想史上起了重大作用“灰皮书”、“黄皮书”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登场，并在一代人的思想里程中催化了精神的“核裂变”。鉴于朦胧诗人的知识谱系相同，人生境遇类似，以及由此展开的精神探索的同向性，因此诗人与诗人之间同气相求、同类相聚几乎成为必然；另外，影响朦胧诗写作风格的要素还有他们独特的写作方式、传播方式、阅读方式，以及诗人的交往方式、成名方式等，互动式的交相群集既激励个人的创作个性，也在更高层次上制衡着一种大致相同的审美风格的形成。白洋淀时期的诗人马佳，曾经从一个侧面谈及朦胧诗诗人之间的“风格”问题：“我觉得，恐怕没有一个时期的诗人能像这个时期，没有功利的，能够真诚的直面人生。当然也只有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会产生这样一群人……但是我认为，这个时期不管留下来多少诗，应当说这些诗对于《今天》以后这些诗人产生过影响。尽管现在这些人拒绝承认这一点，但确实产生了影响。按我们内部朋友的话讲，大家一见面都露出了会意的微笑。就是说，你甭跟我来这一套，我知道你的诗是谁的，谁对你的影响最大。”[6]马佳的话有一定的启示性，如果撇开了朦胧诗人内部的非文学因素，我们仍能发现：作为一个诗歌群体，前后、同代诗人之间他们曾共同追求某一种诗歌风格是客观存在的，且在当时他们确实在自觉接受某一“典范”之影响。朦胧诗派审美风格与诗歌话语的相似性，客观上会授人以“我知道你的诗是谁的，谁对你的影响最大”的似曾相识之感，但不能由此便简单地断言是抄袭或模仿，而应从文学流派追求的一致性角度作出评价。事实上，没有这种“异中求同”、“同中存异”的风格追求，也就丧失了它作为文学流派的特质。

三、结语

文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一种优秀“传统”往往是累积形成的，并会以自己的力量延续这种文学的生命。最初的一批新诗潮“弄潮儿”在“”特定的历史与社会背景上展开诗歌的创造，形成一种自由精神和诗歌传统，便会极顽强地积淀在不断演进的诗潮的命脉之中，并逐渐固化为作为流派的朦胧诗的独特生命标识和资源。从这一角度看，今天当我们再回首朦胧诗派，就不能把它仅限于以《今天》为代表的诗人们构成的新诗潮，或如过去文学史的叙述中普遍接受的“知识”，即自1979年3月《诗刊》率先发表北岛的《回答》，1980年又以“青春诗会”形式集中推出的17位朦胧诗人的作品和诗歌宣言为始，至1986年以“现代主义诗歌大展”为标志的后新诗潮（或曰“第三代诗人”、“新生代诗人”）集体亮相、朦胧诗告别诗歌舞台这短暂的七、八年时间。或者说，朦胧诗派绝不只包括北岛、舒婷、顾城、杨炼等诗人的显泛书写，新诗潮也不只是“今天”诗派的“角斗场”，在他们之前还有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先驱者担当了“铺路石”的角色，他们构成了朦胧诗派的潜在写作或民间状态的写作。从创造人文传统、培育诗歌精神、孵化青年诗人角度评价朦胧诗的先驱者们，其贡献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如果确立了这样一种逻辑起点，并借之以“中观研究”的方法，那么便会看到朦胧诗派的整体或“全貌”，才会避免由朦胧诗派开创的“自由精神文化”在叙述中的全盘丧失，从而避免历史传统的断裂。

注释

[1]谭楚良：《中国现代派文学史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334-340页。

[2]参见杨健著：《文化大中的地下文学》，〔北京〕朝花出版社1993年版，第2-50页；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

—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乌鲁木齐〕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3-88页。

[3][6]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

—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乌鲁木齐〕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第222页。

[4][5]杨义：《流派研究的方及其当代价值》，〔海口〕《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责任编辑：平啸〕

“Misty Poetry”:Contradictory Literary History

—Also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ntemporary Schools of Poetry

Gu Peng Xu Guoyuan

Abstract:Discussion about“Misty Poetry”is full of contradictions and therefore is controversial.In recent years scholars has come to review free spirit and culture in the past30years.Moreover,moderate study is employed in the study of misty poetry to remind researchers to go into the group of poets and grasp the change of schools of poetry,further exploring the focus of literature.

Keywords:misty poetry;school;moderate study;poetry

“朦胧诗”：矛盾重重的文学史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