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十七年”文学思潮和文动

【教学目的、要求】：

了解十七年时期的文学环境，理解当代文学规范的建立过程。

【教学重点、难点】：

十七年文学的建立，第一次文代会，建国初的三次文艺大批判，“双百方针”，文艺界的反右斗争。

【课时】：2学时

【教学内容】：

一．第一次文代会——当代文学的起点

1949年7月2日至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党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参加大会并发言，周恩来发言称之为“从中国第一次大以来逐渐被分离在两个地区的文艺工作者在今天的大会师”。 这次大会的目的就是要把各路文艺大军团结在社会主义文艺大旗下，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创作。国统区代表茅盾，区代表周扬分别发表讲话。但是茅盾的讲话重在“检讨前国统区的文艺运动中的种种错误倾向”，意在“总结教训”；周扬的讲话介绍了区文艺的经验，而这理所当然地成为今后新中国新的文艺的方向。

意义：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标志着当代文学的开始，对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总结了“五四”以来新文艺运动的经验、教训；确立了的文艺思想的地位，将“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确定为新文艺的唯一正确的方向；成立了“文联”（全称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选举郭沫若为，周扬、茅盾为副），实现了党对文艺的绝对领导。

附：第一次文代会的重要文献

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郭沫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

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文艺》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

二．建国初的三次文艺大批判

十七年时期文艺界斗争频繁，文学批评被作用于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几乎每一次政治运动都在文艺界鲜明地反映出来，甚至许多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就是由文艺论争开始的。

（一）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1．电影《武训传》简介

《武训传》由孙瑜编导，由赵丹主演，昆仑影片公司拍摄，1950年底拍摄完成。电影以清末鲁西堂邑县农民武训的事迹为基本内容拍摄，讲述了农民武训具有传奇色彩的行乞兴学的故事。影片1950年12月，影片在全国上映，引起了文艺界和整个社会的巨大反响，曾被推选为当年的最佳影片。

2．《武训传》的问题及批判：

电影一开始受到了高度评价。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登载了大量肯定、赞扬的文章。有的称武训是劳动人民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赞扬他那为劳动人民的子弟能够受教育而实施的“苦行主义”，一些文章甚至从理论上探讨了“武训精神”、“武训道路”。1951年3月，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国开展对《武训传》的讨论。

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这篇社论经过大量修改、并最后定稿。社论认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电影将武训的道路与中国相提并论，称为老百姓对付狗官恶霸的“一文一武”，认为被压迫者的可以通过教育而不必经过手段来得到。承认或者容忍歌颂武训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的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并强调，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竞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自此，一场文艺界的批判运动逐步展开，并发展为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

武训的主要问题，歌颂了不应当歌颂的人物，宣扬了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所以，对《武训传》的批判的实质就是文学创作应该如何反映历史人物的问题，这是斗争的核心。

3．教训

批评的简单、粗暴，把本属于文艺的问题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上来，对作家形成了政治压力，在创作界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二）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1．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

俞平伯是“新红学派”的主要代表，他于1923年成书的《红楼梦辨》和胡适前著的《红楼梦考证》同属于该派的奠基之作。他们把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实证方法同中国传统的考据、评点结合起来，对《红楼梦》的作者和版本作了大量去伪存真、核实正误的工作，以富于创见的阐释，推翻了自晚清以来颇有声势的“旧红学派”的虚妄臆测和索隐附会，开创了红学研究的现代格局。从批评方法的角度看，其研究具有传记批评和形式批评的某些特征。建国后，俞平伯在《红楼梦辨》的基础上未作重大修改，更名为《红楼梦研究》出版。后来又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如《读红楼梦随笔》、《红楼梦简论》等。不久，又将他几年来创作的单篇论文结集为《红楼梦简论》发行。

2．“两个小人物”

1954年，刚从山东大学毕业的两名青年学生李希凡、蓝翎对俞平伯的研究观点和方法提出了异议。他们的论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分别发表在1954年9月号的《文史哲》和1954年10月10日的《光明日报》上。李希凡和蓝翎运用社会历史批评和现实主义理论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进行批判。他们用现实主义胜利说批判了俞平伯的“色空”说。用人民性的标准批判了俞平伯的传统性。可以说这一批判把社会历史批评引进了向来保守的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并由此波及整个文化学术界，这无疑是一场批评方法的变革。《文艺报》在转载了他们的相关论文并加了比较谨慎的按语，认为“观点应引起注意”，但“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

二人的论文和《文艺报》的冷淡态度引起了的重视。肯定了两个小人物的批判，认为这种批判是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并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运动。自此，全国文艺界、文化界及整个政治领域迅速掀起了一场思想批判运动，其规模之大超过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整个批判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方面是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进而发展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实用主义的清算；另一方面是对《文艺报》的“错误”的批判。

3．教训

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只是导火线，批判的主要批判胡适自由主义思想，清除其思想在的蔓延。然而，这种批判将学术问题定性为“政治问题”，不少批判都未能采取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未能将研究者的学术观点和政治立场区分开来。所以，这种批判是粗暴的、轻率的，对学术界产生了不良影响。

（三）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1．胡风及其文艺思想简介

胡风，原名张光人，著名的左翼文艺理论家。抗战爆发后，先后主编文学杂志《七月》、《希望》，并担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研究工作。

由于不满当时批评界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作风，1954年7月，胡风向党提交了《关于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报告》，它曾被称为“三十万言”。《意见书》内容非常广泛，它从主义世界观、工农兵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题材等方面对当时的批评界进行了批判，提出了“五把刀子说”。《意见书》建议文艺界从理论到组织需要全面改革，并提出了具体的规划和措施方案。

2．对胡风的批判：

对胡风的批判1955年大规模开始，最后定义为“胡风反集团”， 并在全国掀起了“粉碎胡风反集团”的政治运动。胡风及其追随者被捕入狱，2100人受到牵连，逮捕92人，被定为“胡风反集团”分子的78人中，有路翎、阿垅、鲁藜、牛汉、绿原、吕荧、贾植芳、王元化、何满子、曾卓、张中晓等。这是建国后一起罕见的冤案。

3．教训：

胡风一案是被有些学者认为是20世纪中国非常重要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它使文艺界的空气日益紧张，在政治对文艺的密切控制和严格要求下，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泛滥。同时，胡风事件也体现出左翼阵营内部的思想分歧。

三．“双百方针”

1．“双百”方针提出的历史背景

1956年5月，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长期的基本方针。

它的提出，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国内背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由阶级矛盾转移为人民内部矛盾。

国际背景：总结吸取苏联的教训，发扬民主的要求。

2．“双百方针”的具体阐释：

陆定一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做出了具体的阐释：“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的自由”。一方面对自由的范围做出了：“人民内部自由”，一方面对确定敌我阵营界限的标准并没有具体说明。

3．影响：

①鼓舞了一大批来自五四的老作家的创作，周作人、沈从文、王静之、徐玉诺、陈梦家等。

②出现了“干预生活”的作品和表现“人性、人情”的作品。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李准：《灰色的帆篷》，耿简：(柳溪)《爬在旗杆上的人》，李国文：《改选》，宗璞：《红豆》等，创作界出现了繁荣的局面。

③围绕着反对理论批评中的教条主义和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展开了关于我国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关于典型，关于形象以及美等多种学术问题的讨论。秦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 ，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巴人：《论人情》等。

四．文艺的调整及“左”倾文艺思想的纠正

1957年4月，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主要是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提高全党马列主义思想水平，改进作风，搞好建设。但是极左路线进一步发展，整风变成了引蛇出洞，反右斗争迅速扩大化。一大批作家被打成右派，一批作品包括“百花文学”被打成“毒草”。随之而来的“大跃进”运动，更进一步助长了“左”倾路线的发展。文艺界也布满了浮夸、冒进的风气。

1960年冬，大跃进失败之后，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同时也开始对文艺进行相应的调整。

新侨会议（1961）：全国文联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了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周恩来同志作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讲话的中心思想，就是要克服文艺界“左”的倾向，正确认识和解决艺术民主和艺术规律两个重大问题。会议根据周恩来同志讲话的精神，拟定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经征求意见后，1962年4月正式确定为《文艺》，由批发全国各地贯彻执行。

广州会议（1962）：文化部和戏剧家协会在广州召开了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周恩来、陈毅都作了重要讲话，周恩来同志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是一篇建国以来对知识分子做出全面估计、正确评价的光辉文献。讲话对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现状有着精辟的分析，他指出：“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并肯定全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广州会议是在极其关键的时候，调整了党的，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文艺创作也逐步活跃起来。

大连会议（1962）：中国作家协会8月在大连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许多著名的文艺界领导、作家、评论家都出席了会议。作协副、党组邵荃麟主持了会议，茅盾、周扬等都在会上发表了讲话。这次会议旨在讨论农村的形势，讨论农村工作“左”的倾向的危害以及反映农村生活的创作如何克服“左”的影响。邵荃麟在发言中强调，创作应注重题材和人物的多样化。在描写先进、英雄人物的同时，更要重视对中间状态的人物的描写。他还指出，反对浮夸、歪曲真实的浪漫主义，强调“现实主义深化”的原则。大连会议提出了“写中间人物”、“现实主义深化”的理论主张。可惜不久之后就遭到了铺天盖地而来的批判，邵荃麟本人也遭到了惨重的。

围绕着几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文艺界在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上，都出现了令人欣喜的局面。

五．“左”倾文艺思潮的大泛滥

1962年，党的八界十中全会召开。出于对形势的错误判断，重新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一口号，从次年开始，在思想文化开展了持续多年的范围广泛(涉及哲学、经济学、史学、文学艺术等)的批判运动。同时，在多次的批示中对文艺界做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文艺界“问题不少”，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许多文艺协会“基本不执行党的”，已经“跌倒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的批示错误地估计了文艺界的形势，林彪、、康生等利用这个口号夸大阶级斗争，使得“左”的思潮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文艺界开始了持续多年的大批判运动。如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对昆曲《李慧娘》的批判、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等，都是别有用心、网络罪名的批判。经过一系列的批判，文化的激进思潮已经全面控制了文学界。

【思考题】：

1．“双百方针”给文艺界的影响是什么？

2．如何认识“十七年”文艺思潮的整体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