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斯著：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

第一章  论题

被经济史学所忽视的两个关键问题：1、建立有关经济结构的理论；2、解释这种结构的稳定与变迁。

新古典理论：用总产出与人均产出来衡量经济实绩。追求最大化前提：普遍稀缺性，基于偏好的选择，机会成本。

资本存量=F（实物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知识）

新古典理论的5大假设及诺斯的讨论：

1 、假定这样一种激励结构，它使得个人在边际上完全能获得投资的社会受益，即私人与社会受益相等。——要使这个假定成立的产权被充分地界定且交易费用为0，这样的条件从未有过。

2、假定由于能使增加自然资源存量的成本不变，因此新知识的获得与运用不存在受益递减。——仅仅到了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才使得克服受益递减成为现实。

3、假定储蓄存在着正收益。——储蓄正收益取决于产权结构，产权的保障是储蓄率与资本形成率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4、假定抚养儿童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历史上马尔萨斯拐点的循环证明要达到这样的条件是不可能的。

5、假定人们的选择与其期望的结果是一致的。——非预期的后果

   新古典理论排斥市场之外的任何组织和制度，认为通过客观市场相对价格的变化和调节可以从变化不均衡达到新的均衡点。

   新古典理论无法解决搭便车问题。新古典经济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按自我利益行事，也可以解释人们为什么讨厌选举。它可以解释，作为搭便车问题的结果，当个人得利微不足道时人们为什么不愿意参加集体行动。然而，它不能有效地解释问题的另一面，即对自我利益的计较并不构成动机因素的那些行为。（即利他行为）——所以诺斯认为有必要需要一个意识形态理论来解释

第二章　经济结构导论

    关于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压力，一个论战：人口扩张的型式是否与马尔萨斯理论相符？１、埃斯特·博斯鲁普把马尔萨斯的观点颠倒了过来，他认为人口的增长促进技术变化，导致资源存量的扩张；２、来自现代对原始部落的研究，似乎表明人口能够自动平衡。（如丢弃儿童）

资源变化对人口的反馈：通过饥荒、疾病等来提高死亡率。

但是关于人口与资源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Ｐ１５

本书观点：１、历史上存在着两个重要的人口与资源比例的转折点，可称之为第一次和第二次经济。２、在两次之间，存在着马尔萨斯的人口压力，克服这种压力，有时通过生理和社会的相应调整来实现，有时则通过能改变资源技术的经济制度效率的改进来实现。

    人类的创造力使得人区别于动物，似乎发明和创新是人类固有的天性，但什么因素决定了历史上发明的速率和方向。１、通观历史，在发明与创新中几乎总是存在着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巨大差异。这是对知识及其在经济活动中运用的产权界定问题之一。２、技术发展是相互影响的，技术发展史建立在前人知识的积累上的，这些知识决定了发明活动的方向。３、除非基础知识存量扩张，不然新技术的发展最终会陷入收益递减的境地。

政治和经济组织的结构决定着一个经济的实绩及知识和技术存量的增长速率。人类发展中的合作与竞争形式以及组织人类活动的规则的执行是经济史的核心。

     理解制度结构的两个基石是国家理论和产权理论。因为是国家界定产权结构，因而国家理论是根本性的。最终是国家要对造成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

    解释人类力图降低交易费用和组织交换的经济组织形式，产权理论是必要的。实际上，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

    但是这种交换的规则的执行存在很大的风险，因为存在很大的考核费用，监督费用。因此这里无法解决破坏规则已谋取最大利益的问题。遵从规则的成本是如此之高，以致在对个人的最大化行为缺乏某种制约的情况下，任何规则的执行都将使政治或经济制度无法存在。因此，需花费大量的投资去使人们相信这些制度的合法性。因此，意识形态理论在这里就显得很必要了。

Ｑ为什么违反规则对交换各方都有好处？那么受害者是谁？

第三章　　新古典国家理论

 国家的存在时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爱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

定义：国家可视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在扩大地理范围时，国家的界限要受其对选民征税权力的。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

关于国家的两种解释：１、契约理论，２、掠夺或剥削理论。

关键点：“暴力潜能”的分配理论

国家模型的三个基本特征：１、国家为获取收入，以一组服务——我们称之为保护——与公正作交换。２、国家试图像一个带有歧视性的垄断者那样活动，为使国家收入最大化，它将选民分为各个集团，并为每一个集团设计产权。３、由于总是存在着能提供同样服务的潜在竞争对手，国家受制于选民的机会成本。

    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的基本规则，规则的两个目的：１、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２、在第一个目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

   关于目的的３个重要推论：１、在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使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２、由于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与统治者并不一致，因此统治者要设立一套规则以图迫使他的代理人与他自己的利益保持一致。３、统治者提供的服务有着不同形状的供给曲线。

竞争约束与交易费用约束通常造成无效率的产权。

第四章　　历史中经济组织的分析框架

关于经济组织的分析要结合交易费用理论和国家理论。

卖桔子的例子：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受到重复交易的束缚。

１、度量费用降低使得交易费用降低；２、信息费用由于买者和卖者的大量存在而降低；３、机会主义受到成员众多的竞争和人格化交换的约束；４、私人所有者之间通过市场契约转让的产权必须是排他性的权利。５、国家作为第三种当事人，能通过建立非人格化的立法和执法机构来降低交易费用。（补充，受交易应该公平和合法的观念的约束，这个其实就是意识形态问题了。如何使得经济中的个人主义变得有道德。）

关于企业代替市场

市场上的考核费用：主观的考核要素；客观考核要素。考核的难易：当交换主要由市场上的购买构成是，市场就起到直接的约束行为作用，但当一个工人只是整个流水线中的一员时，他的考核费用就要大得多。

科层组织取代市场首先是因为在班组生产中出现了规模经济，此外，往往是那些专用性的人力资本或实物资本投资因不完全实施而使委托人易受后契约机会主义伤害的地方。

国家往往确定规则以使统治者及其集团的收入最大化，然后在一定的约束下设计出降低交易费用的规则。

契约执行中的主要问题在于契约关系合法性的理解。

第五章　　意识形态与搭便车问题

新古典模式中的矛盾：福利最大化和霍布斯主义的国家模式。

　存在一种现象即当收益超过成本时人们违规则，但也存在另一种现象，尽管个人主义的计算要他们不这样做，人们却遵守这些规则。人们有时成为搭便车者，但有时却不是。——意识形态观念在多大程度上是成功的。

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法则是使经济可行的社会稳定的要素。

    意识形态的三个方面：１、意识形态是种约束机制，通过它，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环境，并被一种“世界观”导引，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单明了。２、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与个人在观察世界时对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相互交织在一起。３、当人们的经验与其思想不相符合时，他们就会改变其意识观点。

    不同的意识形态起源于地理位置和职业专门化，最初，它是经验各异的相邻的人群在地理上的分布，这种各异的经验逐渐结合成语言、习惯、禁忌、神化和宗教，最终形成与其它人群相异的意识形态。

   任何一个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克服搭便车问题，其基本目的在于促进一些群体不再按有关于成本与收益的简单的、享受主义的和个人的计算来行事。这是各种主要意识形态的一个中心问题，因为无论是维持现存的秩序，还是推翻现存的秩序，离开上述行为都是不可能的。

    意识形态在解释制度合理性上的作用。合理性使得规则和产权的执行费用大大降低。

    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的解释

第六章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历史上知识存量的积累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逆转的，但人类经济的进步去不是这样。（知识一直处于增长状态，但经济则有盛有衰）——正是人类组织的成功或失败决定着社会是进步还是倒退。

   古典经济学的悲观派模型将经济史置于人口和资源持续的紧张状态之中，新古典经济学的乐天派模型用新知识的弹性供给曲线和在所有边际上的可替代性接近了第二次经济之后西方经济前所未有的发展历程。

但是，新古典模型的前提是：国家不干预，交易费用为０，偏好持久，即便修正后的观点包括了正的交易费用和国家理论。

    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包括了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等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因素，因此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很有说服力。但马克思模型的局限性包括它不能用一种理论来说明技术变迁的速率和过分强调技术是以牺牲其他的变迁动力为代价的。（轻视人口变化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

   新古典模型和马克思模型都没有解决“搭便车”问题。

   本书的框架：人口扩张?排他性产权的建立?扩大了转型化和劳动分工，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组织形式（国家）去界定、判决和行使产权?一个地区的地理环境和资源环境状况同军事技术水平一起决定国家的规模和特征以及经济组织的形式?保持意识形态一致性的费用与信息成本成反比，而与相对价格的稳定成正比

第七章　　第一次经济

第一次经济是指人类生活从狩猎采集到定居农业的转变。

   狩猎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劳动力规模的扩大都会导致人类从一个单纯的狩猎者逐渐向农民转变。

   从狩猎向农业转变的几种理论：１、Ｖ·戈登·蔡尔德认为环境的百年华导致自然资源的基数下降，而使得狩猎劳动生产率下降，使得人类为了生存必须加强对剩余资源的控制；２、罗伯特·Ｊ·布莱德伍德的原子核区理论；３、刘易斯·Ｒ·宾福德认为，由迁徙形成的人口扩张对资源基数产生了压力，并在各个竞争性团体之间引起了生存竞争。弗兰纳里将此归之于狩猎和采集型式下人口压力的变化，人类从捕获大型哺乳类动物变为较小的哺乳类动物，从采集业转向开发农业。

以上三种简单模式没有涉及到关键的产权问题。

    自然资源不论是狩猎动物还是采集植物一开始都是作为公共财产而被占有的，这种类型的产权意味着所有人都能自由使用这些资源。（无使用一种资源会导致其无效率性）

作为排他性的公有财产而组织起来的原始农业从产权的小粮仓来看，优于狩猎业。

狩猎的公有产权与农业的排他性公有产权的差异是解释第一次经济的关键。

排他性的公有产权：产权能够开发资源的速度。缓解资源稀缺性对人口的适应。

产权的演变过程：首先是不准外来者享用资源（确定外部边界，建立排他性的公有产权），然后是制定规则内部人员开发资源的程度。

但是这种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持续的人口压力的结果。

    之所以说第一次经济不是一次，是因为它使人类的主要经济活动从狩猎采集业转到了定居农业。之所以又说它是一次，是因为这种转变为人类带来了基本均衡的激励机制的变迁。直接刺激获取更多的知识和新技术。可以用这种激励机制的变迁来解释过去１００００年人类所取得的迅速进步和漫长的原始狩猎采集时代发展缓慢的原因。

（因为在排他性产权制度下求取生产率的最大化，要依赖于一定的知识技能。如驯化种植中对动植物品种的改良等。所以说，人口压力下产生的排他性产权提供了一种激励机制，而这种促使人们去获取更多知识和新技能的激励机制则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Q：我觉得这里产生的产权是排他性的公有产权，还不是私有产权，它应该主要是用于真个群落的追求福利最大化中。应该说在这时经济学家们所说的经济个体还未完全出现，虽然群体整体利益的提高会附带增加个人的收益。另外，可能更加正要是关于群体内部的对资源开发的限定稳定，因为这个可能更多的带有私有产权的性质。

第八章  第一次经济的组织结果

这一章主要是考查作为第一次经济成果的国家的出现。

   第一次经济后8000年里的10大趋势：1、人口在增长，而且是一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人类定居的区域也在扩大。2、从狩猎采集向种植业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3、第一次出现了国家政治组织。4、在技术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5、贸易得到了发展和扩大。6、首次出现了城市。7、出现了各种经济组织。8、各种产权奠定了各种经济组织的基础。（排他性公有产权? 排他性国有产权，排他性公有产权?个人私有产权）9、出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10、随着最初普遍存在的分配不均等，收入分配变得明显地较不公平。

    定居农业需要复杂得多的社会和经济组织。排他性的公有产权意味着某种形式的共同体保护。（这种对共同体的保护或许就成了国家产生的理由）

    国家具有使其内部结构有序化的相应规则，并具有实施规则和与其它国家竞争的强制力。国家的出现是古代世界最主要的成就。

    国家在发展复杂文明和古代世界的快速经济扩张中所发挥的作用。

   不管国家是起源于契约还是暴力，能够产生出有生存能力的政治结构的制度组织都经过了漫长的形成、革新过程。宗教在使统治者的强制力合法化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早期的国家具备寺庙社会的特征。地理位置在限定国家的发展和国模变化方面起了关键作用。

埃及，波斯帝国，希腊，罗马。

第九章 古代世界经济的变迁与衰落

经济衰落通常会导致主权国家的灭亡。

人口增长，收益递减?经济衰退

   国家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赋税和强制征用改变了产权结构，从而降低了对从事生产性活动的刺激作用。（大门口的野蛮人，内部腐化），摆脱困境的方法：殖民化或征服邻国；重新界定产权，使得降低人口增长而促成人均产出的增长，另一种方式是，获得无地农民支持的竞争对手可能会取代当朝统治者，把土地重新分配给无地农民，同时也将产权变得不鼓励生产率的增长，例如，规定土地不可转让或制定农产品销售的最高限价。

1、变迁的动因是对改变这一直接感兴趣的风云人物。2、古代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口增长由于日益加剧土地的相对稀缺性而诱发了变迁。3、以征服和形式出现的变迁受到统治者或其代理人的怂恿。4、国王、篡权者和改革者都会选用各种激励办法取悦于追随者。5、奴隶制的兴衰反映了它获利能力的变化。6、古代世界经济活动的变化轨迹有时是战争、混乱及由此而产生的产权无保障的结果，有时是一种关税和贸易壁垒方面的变更的结果，但更为常见的是技术扩散和改变相对价格的结果。7、各个帝国——包括埃及帝国、波斯帝国、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官僚政治反映了一种在统治者与其代理人之间一直存在的冲突，统治者试图使收入最大化并想控制臣民，而那些代理人其自身利益很少与统治者利益完全一致。8、政治稳定的主要危机来自于王位继承问题。

 意识形态作为对稳定和变迁中的影响因素。

   罗马帝国的崩溃：军事费用的增加恶化了税基；地方自给自足程度加剧，贸易衰落，奴隶制瓦解。当罗马帝国的军事优势消失，而且大型国家不再提供产权保护和执行产权时，罗马帝国生存的理由也就完全消失了。

小型政治经济单位的趋势

第十章 封建主义的兴衰

    封建主义的兴衰：人口变化、战争起关键作用。战争是政治单位的规模和结构的决定因素，人口变化则通过土地和劳动的相对价格，从而在改变经济组织和产权中起着同样的决定作用。

    封建制或庄园制的一般特征：地方城堡和骑士是保护的关键。封建主义产权实际上是有条件地转让土地使用权以换取军事服务。

    庄园制的三个比较多争议的方面：作为农奴和自由民向领主履行义务的主要形式的劳役；农奴制基本的制度特征；以及在上面的引文中所描述的个体劳动者的条状地在敞地上的分散状况。

庄园制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农奴-领主间契约实施的性质。

人口增加导致了殖民地化? 庄园的边疆运动。边远地区的殖动使得贸易的交易费用下降了，贸易的收益增加了。

     行会对产权的保护作用，以及产权保护从由自愿团体进行的非官方管理转向国家管理。（商业贸易的发展使得排他性性的公共利益或排他性的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向排他性的私人利益转移，突出了产权的意义。）

以掠夺、搜捕和敲诈为生的武士阶层统治世界。

军事技术巩固封建结构，经济活动的复兴最终就会逐步削弱这种结构。

雇佣军。常备军。

    面对收益的减少和财政开支的增加，欧洲的君主面临着日益恶化的困境。建立经常性收入来源用以偿还战争借款的必要性影响甚至决定着国有和私有部门的关系。?统治者与选民的谈判，三个基本因素：1、国家从地方领主和自愿性协会那里接管对产权的保护，从而给选民所能造成的潜在利益的程度；2、国家的竞争者提供相同服务的能力；3、决定征收各种税收的收益和成本的经济结构。

第11章  近代欧洲的结构与变迁

    解释欧洲的向西扩张：东方陆路贸易受土耳其的控制，虽然贸易仍在继续，但相对价格的变动促使西欧另觅出路，向大西洋探险。宗教因素，侍奉上帝的信念。

    欧洲的扩张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并入大西洋国家产生了两种基本的结果：1、从宗主国延伸来的制度和产权奠定了殖民地地区后来的发展模式；2、贸易格局和生产要素的流动也有助于形成大西洋国家本身的发展格局。

17世纪正兴起的欧洲各民族国家之间出现不同增长率的原因可以从每个国家建立的产权的性质中找到。

在两个成功的国家里，所建立的产权激励人们更有效地使用资源，并把资源投入发明与创新活动中（英国。荷兰）

  在不太成功的国家里，税收的绝对量和取得财政收入的具体形式刺激个人做相反的事情。（法国，西班牙）

第12章  产业的再认识

   新技术发展与新知识发展之间的关系是问题的关键。（新知识在多大程度上发展为新技术，这就需要一种激励机制，而产权的界定，更准确的说应该是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权则是一个关键性的激励和促动因素）

研究产业的经济史学家着眼于把技术变化诗作这一时期的主要动态因素，然而他们常常不能回答是什么引起了这一时期技术变化率的提高。技术进步率的提高既缘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又出自发明者有能获取他们发明收益的较大份额的可能性。

产业始于市场规模的扩大。

产业得到奥莱士改进对工人监督的组织变化的结果。

产业是以建立新的社会规范和伦理特征的持续努力为特征的。

第13章  第二次经济及其后果

   第一次经济创造了农业和“文明”，第二次经济创造了把经济增长纳入经济体系的新知识弹性供给曲线。

产生第二次经济的三步：1、科学法则的提出；2、产业期间科学家与发明家之间的知识交流；3、产权的演变，提高了私人收益率，并使之更接近于社会收益率。

第二次经济在西方世界展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也导致了大规模的反抗市场经济和资源配置的市场形式的行动，由此出现的劳工运动主要是英国和欧洲的社会主义与主义。

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变》提出了市场社会趋于自我灭亡。

第14章 经济的结构与变迁  17-1914年美国

    的制定者试图怎样控制国家和最后这些控制措施是如何被摆脱的。

第15章 制度变迁理论与西方世界的经济史

     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这种框架约束着人们的选择集。

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

    委托者与代理者之间的区别。大部分人们一方面作为雇员扮演着代理者d俄角色，另一方面作为消费者而成为委托者。

    资本存量问题。首先是人口变化的结果；其次资本存量因知识的变化而变化。资本存量的变化通过许多途径来诱导制度的变迁：相对价格，军事技术，意识形态。资本存量的变化越快，现存制度体系越不稳定。

本书历史章节的主题：知识存量的积累对政治和经济制度的长期变迁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制 度 变 迁 纲 要——读《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因为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诺思1993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HISTORY）是诺思的重要著作之一，发表于1981年（有关诺思著作见附录）。  

     诺思认为经济史的核心问题是：一，解释决定和衡量一种经济体系实绩的制度结构；二，解释这制度结构的变迁。该 书旨在为分析经济史实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在该书中，“结构”一词指制度框架，“变迁” 一词指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pp.225)。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 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 (pp.225－226)。（注：制度是人类创造的约束条件它们为政治经济、社会交往提供了结构。正规 的制度包括、法律、财产权利等等。非正规制度包括禁忌、习俗、传统、社会谴责、行为规 范等等North,1991, “institutions”, J.E.P. Vol 5, No.1 Winter pp.97-112）。本文按照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顺序，第一部分是解读理论（该书第1篇）；第二部分是解读历史 (该书第2篇)；最后一部分是要点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一．理论 

    诺思的制度理论有三大理论基石：1、描述一个中激励个人和集团的产权理论；2、界定实施 产权的国家理论；3、影响人们对“客观”存在变化的不同反应的意识形态理论。 

1．国家理论 

     关于国家的存在有两种解释：契约论（以卢梭为代表？）和掠夺（剥削）论（以马克思为代 表？）。契约论认为国家起源于契约。掠夺论认为认为国家是某一集团或阶级的代理者，它的作用是代表该集团或阶级的利益向其他集团或阶级的成员榨取收入。诺思认为两种理论都是不全面 的(pp.22)，因为契约论解释了最初签订契约的得利，但未说明不同利益成员其后得最大化行为， 而掠夺论忽略了契约最初签订得得利而着眼于掌握国家控制权得人从其选民中榨取租金。他提出 了“暴力潜能”分配理论把两者统一起来。契约论假定主体间暴力潜能得平等分配，而掠夺论假定不平等的分配。 

诺思构造了一个统治者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国家模型，该模型中的国家有如下三个特征：第一， 国家为取得收入而以一组被称为「保护」和「公正」的服务作为交换；

第二，为使统治者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个不同的集团设计不同的产权；

第三，面临能够提供同样服务的潜在对手的竞争，这 些对手是其他国家和现存政治─经济单位中可能成为潜在统治者的个人。

在这个模型里，诺思解 释了经济史的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解释了产生无效率产权与不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家扩 展趋势；另一方面，解释了导致经济变迁并最终致使经济衰退的所有国家的内在不稳定性。诺思 的国家模型有四个主体：统治者、代理人、竞争者和选民（如下图所示）。统治者与选民的关系 印了中国的一句老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诺思认为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的基本规则。它有两个目的：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 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二是，在第一个目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国家 税收增加(pp.24)。

    由这两个目的可以得出3个重要的推论：1、这两个目的并不完全一致，经常存 在着持久的冲突；2、国家基础结构的创立旨在界定和实施一套产权，并指定统治者代理人的权力 代表；3、统治者提供的服务有着不同形态的供给曲线。用国家理论解释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使诺思超越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在该书的开篇诺思就对新古典增长模型进行了批评。它在解释长期的 经济史中的变迁上存在明显的缺陷。 

   国家最佳规模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毫无疑问，国家在提供服务方面存在规模经济优势。国家规模的 决定因素主要有两个：第一，地理因素；第二，军事技术。 

2．产权理论 

    科斯在他的论文“企业的性质”( 1937)中发问为什么存在企业。他认为企业能够超越市场在于企 业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对市场上的考核费用与科层组织的度量费用抉择决定了企业的边界。阿尔 钦和德姆塞茨（1972）认为企业内的对生产(Team Production)具有规模经济。把企业看成 一组契约。诺思认为为了分析经济组织，我们必须结合国家理论来运用交易费用理论(pp.35)。因 为国家仅仅在使那些统治国家的人的福利最大化目标的范围内促成和界定有效率的产权，并且统 治者租金最大化和降低交易费用两个目的并不完全一致的。 

由于稀缺性和竞争的存在，那么更有效率的组织形式将替代无效率的组织形式。但是国家征税形 式能改变相应的考核费用和相应的组织。诺思认为，假如对统治者来说是有利可图的话，那么非 自发的组织形式将出现。假如来自内部或外部较有效率的组织形式对统治者的生存产生威胁的话，那么相对无效率的组织形式将存在下来(pp.45)。 

3．意识形态理论 

    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对待意识形态上都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确实，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里难以 考虑意识形态问题。经济学假定人都是理性的。每个人都有机会主义倾向。搭便车行为无处不 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给我们太深的印象了。他发现，当个人在团体活动中收益大于成本时 或个人被迫卷入活动中时，一个小集团就会产生；当成员能得到排他性的个人收益而外人却不能 获得时，大集团就会出现。他同时指明，当大集团被组建并产生变动，而这并没有给成员们带来 排他性的收益时，他们将趋于不稳定和解体。统而言之，当个人仍能通过“搭便车”方式得益时，理性人就不会承受参与大集团活动的成本(pp.10－11)。但是我们现实中观察到太多的反面事实了。诺思并没有否定经济学理性人的假设，而是觉得个人效用函数远比新古典理论迄今为止体现的简单假定复杂。社会科学家的任务是拓展理论以便能预言人们什么时候像搭便车那样行动和 什么时候他们不那样。理论不扩展，我们就无法说明由大团体行为所导致的大量现实的变化 (pp.50)。 

   马克思主义者把阶级做为制度变迁的主导力量。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再到上层建筑的模式，我们 再熟悉不过了。诺思并没有完全同意马克思主义者的套路。他认为解释经济史中的制度变迁需要一个意识形态理论。 

二．历史 

1．第一次经济及其组织结果 

第一次经济是指发生在1万年前的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从狩猎采集业向定居农业的转变。诺思采 用一个比较静态经济模型来考察可以用来解释第一次经济的条件。大致有三种变化可以用来 解释 从狩猎业向农业的过渡：第一，狩猎劳动生产率的下降；第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第 三，劳动力规模的扩大导致人类从一个单纯的狩猎者逐渐向农民转变。这三种变化分别地或共同 地在发挥作用。但是以上3种解释与历史事实上都没有完全吻合。诺思从产权理论角度对狩猎业向 定居农业地转变做出解释。他认为作为排他性地公有财产而组织起来的原始农业，从产权的效率 来看，优于狩猎业(pp.90)。狩猎的公有产权与农业的排他性公有产权的差异是解释第一次经济革 命的关键。这里的排他是群落与群落之间。而部落是作为一个共同体存在的。此时没有主要考虑群落内部的产权清晰是有其合理性的。第一，群落的成员数量比较少，监督比较容易；第二，群落可以通过规则、禁忌和戒令来约束其成员。 

    经济的实绩取决于这种经济的组织结构。这里主要考察从定居农业的出现到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 八千年间经济结构的变迁。国家的出现是古代世界最主要的成就。在这段时期里，国家的规模是越来越大。 

2．封建主义的兴衰（公元500－1500年） 

    诺思认为，人口变化和战争在解释有关结构转变中起关键作用(pp.143)。战争是政治单位的规模 和结构的决定因素，人口变化则通过影响土地和劳动的相对价格，从而在改变经济组织和产权中 起着同样的决定作用。庄园制是欧洲封建主义的主要特点。领主是统治阶级，他们的生存及其原 因依赖于军事技术。封建主义产权实际上是有条件地转让土地使用权以换取军事服务。庄园制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农奴－领主间契约实施的性质。领主给农奴提供土地使用权，农奴给领主提供劳役及其事物，相当于税收。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农奴为什么没有用货币缴税给领主？领主可以用农奴上交的货币去市场购买所需的物品。这里涉及到通过市场获得消费品所需的交易费用与分配劳役的交易费用谁高的问题。 

    在第一次经济与第二次经济之间，欧洲处于马尔萨斯陷阱里。十四世纪的瘟疫（黑死 病）对欧洲的打击是致命的。瘟疫再三复发。人口出现了急剧的下降。劳动相对与土地变得稀缺 了。农民在和领主谈判时的实力增强了。这是导致庄园制解体的主要因素。制度安排和产权方面都发生了变化。 

3．近代欧洲的结构与变迁（公元1450－1650年） 

 在欧洲，从1450年至1650年这两个世纪中有两个显著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大范围的探险、开发 和贸易以及向新世界和印第斯的殖民；第二个特征斯，危机范围和政治－经济单位的结构转换(pp.162)。这时期有四个主角国家：法国、西班牙、荷兰和英格兰。马尔萨斯危机依然是这时期 欧洲发展的阴影。十七世纪的危机横扫欧洲。四个国家的情况如下：英格兰和荷兰因为产出增长 快于人口增长而逃脱了马尔萨斯危机；法国尽管没有发生经济萧条，但明显地落后与英国；西班 牙以前是欧洲最强地国家，但此时陷入了绝对下降的状态。 

诺思结合国家理论和产权理论来解释这四个国家发生的不同。国家一方面要保证统治者租金最大 化，另一方面要降低交易费用以增加社会产出。这其中国家与选民之间关于税收权的谈判实力对 比决定产权配置。在英格兰和荷兰这两个国家里，所建立的产权激励人们更有效地使用资源，并 把资源投入发明与创新活动之中。而在法国和西班牙，税收地绝对量和取得财政收入地具体形式 刺激个人做相反的事情。法国的三级会议制增加了法国皇室和官僚机构的收入，但对生产率的影 响却是抑制了经济增长。把梅斯塔作为皇室筹措与摩尔人作战经费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西班牙堕落 的根源。国家行政垄断对生产的破坏是极大的。但是，西班牙却转让垄断权当作收入的主要来 源。垄断、重赋和没收的结果是贸易和商业的衰落(pp.171)。而贸易和商业的发展是荷兰经济的 主要动力(pp.173)。贸易的扩张提高了荷兰市场运行的效率。英国经济能成功地拜托17世纪地危 机，可以直接地归因于逐渐形成地私有产权制度(pp.174)。 

4．第二次经济及其后果 

    技术使用同样面临着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约束。但是基础科学的研究是技术的新发明更加容易。 诺思认为产生第二次经济可以分成三步。第一步是科学法则的提出；第二步是产业期间科学家与发明家之间的知识交流；第三步是产权的演变，使私人收益率更接近于社会收益率。诺思在这里是明显的制度派（制度先于技术）。产业并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早在产业之 前，英国就颁布了第一部专利法－－《独占法》。但其实比专利法本身更重要的是一个非人格的法律的建立和实施，这个法律要保护和执行界定产权的契约。他考察十七世纪初“荷兰长笛”得出结论是比较有意思的。由于海盗减少，船队规模扩大，贸易增长，以及往返时间缩短，使交易费用降低，从而导致了在产业之前150年就开始的持续的生产率增长，它们比技术变化更多地 促进了生产率地提高(pp.187)。 

    第二次经济重复经历产权保护－－技术进步－－交易费用上升－－经济组织创新－－交易费用下降。诺思批判钱德勒关于美国企业的管理是实现新技术生产潜力的努力的看法。他认为管理的主要部分是试图设计一套规则和服从程序以降低伴随新技术而来的交易费用。由于专业化和分工致使交易费用上升。经济进步的一个表现可能就是对庞大固定资产的投资。这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结果。首先，考核产出质量的资源费用增加；其次，虽然班组生产存在了规模经 济，但却因消极怠工增加而付出了代价；另外，由于得自机会主义行为的潜在收益同样是丰厚 的，这就导致了企业内和企业间契约关系的策略性行为；最后，存在着外部效应(pp.199－200)。 

    诺思希望把技术进步纳入到交易费用的分析框架，以帮助理解经济组织与技术变化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 

三．要点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要点： 

1、产权理论要结合国家理论 

2、国家模型 

3、意识形态理论 

供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1、制度与技术存在着先后的吗？ 

2、诺思在论述第二次经济是注重制度安排，这与杨格的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能统一 

起来吗？区别在哪里？ 

3、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经得住中国史料验证吗？ 

4、知识供给变得有弹性是让人类走出马尔萨斯陷阱的关键吗？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读书笔记与心得

 一 由近代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看诺思（此段基本与经济理论无关）

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可大致归类如下：

对自然现象进行精确观测，总结出规律；

提出理论假设；

利用数学和逻辑得到推论；

对推论进行客观、可重复、精确定量的实验检验；

修改理论及架设；

实验检验理论及假设；

……

而当我们纵观诺思的思想的发展历程似乎可以得到很多相似的启发：最初他深受古典派和马克思的影响。前者对经济运行的分析十分透彻，后者则开宗明义直指问题的要害是制度，并分析了制度的长期变迁。然而，诺思认为他们都有不足之处，前者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因而使得有很多问题难以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如在1600年——1850年间，世界海洋运输业中比呢没有发生用轮船代替帆船之类的重大技术及步，但这期间海洋运输的生产率确有了很大提高，这又作何解释呢？诺思教授通过《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一文，明确指出尽管这一时期海洋运输技术没有大的变化，但由于海洋运输变得更安全和市场经济变得更完全，因此，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从而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最终使得海洋运输生产率大有提高 ;而后者（指马克思）则把阶级分析作为唯一的研究主线，但事实上并不能用一种理论来说明技术变迁的速率和过分强调技术是以牺牲其它的变迁动力为代价的。例如，马克思轻视人口变化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诺思教授通过对人类经济史尤其是产业的再认识，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术因素（源于《西方世界的增长理论》）。

注：这一段是通过对历史的考察，总结规律，从而提出一个假说（制度对于人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甚至推出：制度重于制度重于技术的推论。

诺思认为制度变迁的原因、动力都源与经济人对收益与成本的比较，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与其成本的时候，制度变迁才会发生。但是，当诺思用这一理论解释另一些历史的时候却陷入了困境，因为历史事实证明即使是在预期收益大于成本时，制度变迁并不一定发生。于是他就用意识形态理论来你不这一缺陷，以使其制度变迁理论能自圆其说（《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的出版则标志着他这一任务的完成）。至此，诺思教授已成功的构造了一个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的制度变迁理论框架。

注：这一段是在用历史检验原先理论的时候，对其进行的修改和完善。

对比以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方式纵然有许多的不同（如自然科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客观、精确定量、可重复。而经济学家在验证一个理论的时候，更多的则是求助于经济史或是依赖于自身的经验），但他们的研究程序却在很多方面有着很多惊人的相似。所以我想对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拥有一定的自然科学基础，将是非常有益的。同时，我也认为制度变迁的理论还远没有达到完善，它需要解释的问题依然还有很多。在本文的后面我将试着阐述一二。

二  制度变迁理论与传统的经济学

狭义的新古典经济学其实主要是微观经济学，也可以说是价格理论。他的内核主要为稳定偏好、理性选择和均衡结构。而在诺斯的分析框架里，基本上放弃了理性选择假设，代之以“有限理性”和“满意”的假设。从这个意义上说，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其实采用的是一种新的分析范式。具体在我国经济学界对制度变迁理论大体上有两种评价：一种认为诺思制度变迁理论重新认识和解释历史是经济史学中的一大创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另一种评价则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本身就是向古典制度经济学的复归，其中的制度变迁理论也不例外。

但我认为持前一种观点的人似乎过分夸大了制度变迁理论在经济学上的地位，事实上，通读完《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我们不难发现，诺思分析问题所用的基本假设依然是“理性经济人”，而分析制度变迁的最基本的方法依然是成本——收益的方法。更何况，我认为相对于逻辑严密的新古典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需要说明的问题还有很多。再有就是连诺思自己也赞同的“新经济史学必须用可靠的统计资料作为其坚定的基础”。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方面的工作在制度变迁理论中还远远没有达到完善（例如对制度变迁的成本的核算问题，诺思也仅仅是停留在估算的层面上，在这方面，还缺少强有力的核算体系作为其理论的支撑点）；对于持后一种观点的人则认为从古典制度经济学到西方市场经济运行理论，再到新制度经济学，体现了经济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性，但他们却没有看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意义。制度变迁理论中的“理性经济人”已不再是完全理性的了。由于交易费用的引入使这里的分析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加贴近真实，制度变迁理论中所研究的乃是现实中的经济人，而不是古典经济学里的抽象的经济人。他的最基本的着眼点是人，制度，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就是制度变迁理论虽然依旧采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和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但这也与古典经济学有很大的不同，这恰恰是因为诺思看到了在现实中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用成本——收益的思路来解释的，因而需要引入意识形态的理论以使其完善。当然，我认为最为精彩的则是制度变迁理论得出了与传统经济学截然相反的结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正式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诺思）那么，这个论点是否正确呢？我想先从他的上述两个创新之处入手进行分析。

 交易费用：

众所周知，目前对于交易费用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他的核算方式自然也是千差万别。核算的难度和可信度自不用提。我想也许也正因为此，交易费用才长久的被人们所忽视。虽然诺思曾说他度量了53个国家的交易费用有多大，以及每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多少。但是，如果连核算方法都不能得到认可的话，最终所得到的数据将是难以让人信服的。很自然的，这是无法被科学所认可的。当然，我也并不是说，这一系列的工作毫无意义，至少它可以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交易费用的重要性。

但需要注意的是，毕竟现在人们所信奉的科学是建立在精确的基础之上的。一个模糊意义上的“很多”和一个精确的具有权威性的数字，给人们所带来的影响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因此，我认为，产生一套公认的对于交易费用的核算体系不仅对于新制度经济学，而且对于整个人类的经济发展都将具有重要意义。

要想对交易费用进行核算，就必须先形成一个关于交易费用的能被大家所广泛接受的概念。有学者曾试图去做到这一点：交易费用其实就是人们为了使他人的行为可预期而付出的一种费用。但我认为这个概念非常抽象，并不能满足我上面所说的核算要求。我认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经济学论题，应该不仅仅满足于把众多繁杂的论题纳入自己的解释之中，更为重要的是，他要能形成一整套的理论框架，使别的论题能够自觉地归入此框架之中。（打个比方：在一个有着很多小企业的市场之中，每一个小企业都可以被称为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要形成更大的权威，就必须要有收购与兼并）。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降低交易费用，减少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的差距，激励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型活动，以此来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制度的变迁本身也是有成本的，并且它的成本还非常的高昂。那么，如何来度量这个成本呢？

在上面我们已经谈到连交易费用的度量都是极为困难的，那么要度量在交易费用的基础上衍生出的制度变迁的成本不就是难上加难了吗。诺思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也正是因为此，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你才会常常看到这样的句子：人们会对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进行估算，只有当人们的预期收益大于成本的时候，人们才会采取这一行为。我们会发现这里的“预期”与“估算”说的都是很牵强的。更何况制度本身也具有很多属性，如阶级性，公共性，正负性（有些貌似好的制度其实是方便了一些人钻空子）等等。有鉴于此，某一特定的制度变迁究竟是减少了交易费用还是增加了交易费用还很难说。但是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似乎存在着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制度似乎是越来越好了。

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理论是诺思在解释历史时陷入困境后才引入的，因而，我的感觉是这一理论似乎更多的是被作为一种工具来时制度变迁理论更加完善，但这样却又给这一理论本身带来了很多问题。（有点像拆东墙补西墙的感觉）在这里只是大概提一下，有关意识形态理论的问题将会在下面单独讨论。

制度重于技术？

一种常见的误解以为，只有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才是本源性的东西，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变化。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高兴技术产业发展的快慢不是决定与盖了多少钱，掉了多少人，研制出多少技术，而是决定于是否有一套有利于创新活动开展和人的潜能充分发挥的制度安排，社会会环境和文化氛围。                                  吴敬琏                                        

可以看出，这和诺斯的论调是同出一辙的，他们同样是强调制度的重要性。那么，既然制度如此之重要，为什么长期以来，人们会忽视它的作用呢？我认为制度之所以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不变的，是因为人们对制度的认识不足（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这就需要借助其他的东西来认识它），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缺少一套对制度变迁的历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体系。另外就是在大多数时候，制度变迁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它具有很大的长期意义（参看下面的制度变迁的一般框架）。与此相比，一项“好”的技术一旦的一发明，便会被迅速的推广使用，且具有明显的“自我强化机制”。

 很多新制度经济学家都会和古典经济学家争论说制度重于技术。 诚然，制度为技术的发展、经济的增长营造了环境、创造了条件，但是技术的进步则为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认为争论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究竟何者为因，何者为果，以及哪一个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决定性作用，就如同讨论先有蛋还是先有鸡一样，其实际意义并不大（如虽然诺斯证明了在产业前是先有一场制度的变革的，然后才导致了第二次经济，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引起了这场制度的变革呢?）。如果跳出制度与技术谁是更为根本性的争论这样一个圈子，让我们从经济的增长这个视角来看，我认为制度因素与技术因素都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他们共同为经济的增长而服务，并且只有当把制度与技术的贡献转化为经济的时候，他们在经济学上的讨论才是有意义的。

 但是，对于具体的历史时期，这样的讨论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如我认为，就我国现阶段而言：制度重于技术）。   这就需要人们（往往指国家）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对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成本与收益进行估算。如果由技术变迁所引起的经济净增量大于由制度变迁所引起的经济净增量那么，国家就应该先想办法发展技术，以此来带动制度变迁，然后二者相互协调，共同为经济的增长服务；反之，就先进行制度上的改革。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的估算往往是不准确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人们的意识形态，并且当国家已经决定要采取制度变迁或是技术变迁的时候，他们成功与否，也并不严格符合上面所作说的成本——收益分析。因而这种决策的成功率支具有概率上的意义，而不服从因果决定论。牺牲是在所难免的。

三 制度变迁的一般框架

  由《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这本书具体来看，制度变迁的一般过程可以分为这样几个步骤：

1 由于相对价格或意识形态的变化，引起了制度的不均衡，从而使得一部分人有了改变现有制度的倾向，暂且把它们称为第一行动集团；

2 由第一行动集团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方案；

3 当这一制度提出以后，其他人则分成了两大阵营：支持者和反对者（对于不属于这两者的则不予考虑）

4 接下来则是旧制度的拥护者与新制的倡导者这两大集团博弈的过程，这个过程又可以分为渐进式的比较缓和的过程（大多数制度变迁都属于这一类）和突变式的暴力过程（如法国大），两种过程所付出的代价的差距是巨大的，

5 最后制度变迁的完成

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也可以被理解为众多利益集团博弈的最终的均衡点。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里所谈到的制度变迁其实更倾向于是诱致型的制度变迁。它具有盈利性、自发性和渐进性等显著特点。因而，它也是一种比较好的制度变迁的方式。与此相对的，强制型的制度变迁并不需要按照上述过程完成。强制型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在这里，我更愿意把国家理解为一种在暴力上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国家的基本功能是提供法律和秩序，并保护产权以换取税收。国家在进行制度变迁的时候，能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而它的资本就是自己的强制力和“暴力潜能”等方面的优势。并因此可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但是国家并不是中立的，更何况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效果常常要受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往往会事与愿违）。因而，我并不认为它是一种好的主要的制度变迁的方式。那么，为什么强制型制度变迁常常又是必要的呢?

 除了制度具有很大的公共性、制度供给是国家的基本职能之一以外，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单纯依靠诱致型制度变迁，往往会导致制度供给不足。这又于制度是具有差异性的有关，简单的说，就是一些特定的制度必须要有特定的团体来实施。如法律必须由国家来制定。

综上所述，虽然国家在使用强制力时有很大的规模经济。也能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但是，我认为除非必要，否则国家就应该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如何促成成功的诱致型制度变迁上。

（在这一段的分析中，已经隐含了，制度变迁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当然，也许事实并非如此）

四  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大基石

产权理论和国家理论

正如陈郁在《经济史中的制度与变迁》的《译者的话》中所说的“显然，诺思教授在制度变迁理论中对产权理论并没有多大的发展，可诺思教授处理问题的独到之处则是将产权理论与国家理论结合起来”。在我所参看的关于诺思的著作与论文中，很少谈到关于产权的问题，而关于国家理论则往往写得比较多。我想这大概和诺思的一个论调有关，国家决定了产权，因而国家是更为根本性的。但是，我想如果离开了对产权的分析，我们也无法去理解国家。即产权结构往往能够反映一个国家的性质。

传统的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国家的起源的特性，其中最有影响的也不外乎是契约理论和掠夺理论。前者认为，国家是选民达成契约的结果，他要为选民服务，并且由于契约限定着每个选民相对他人的活动，因而契约对经济的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后一理论则认为，国家是某一特定集团或阶级的代理者，国家的作用是代表该集团或阶级的利益向其他集团或阶级的成员榨取收入，掠夺性国家通过界定一套产权，以使权利集团收益最大化。但是，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现实中的国家往往居于这二者之间。如“契约论未说明不同利益成员其后的最大化行为，而掠夺论忽略了契约最初签订的得利而着眼于掌握国家控制权的人从其选民中榨取租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有鉴于此，诺思提出了“暴力潜能”分配论的观点使得上述两者得以统一在一个理论框架之内。即如果暴力潜能在选民之间进行平等分配，便产生契约性国家，如果这种分配是不平等的，便产生掠夺性国家。紧接着诺思提出了他的国家模型， 一个具有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统治者的国家具有三个基本特性，

其一是，国家为了获取收入，常常以提供一组服务，如保护产权和维持社会公正作为与公民的交换条件，获取选民提供的税收。以维持国家正常运行。由于国家提供这些服务存在着规模经济效应，因而作为一个专门从事这些服务的组织，国家由此得到的社会总收入要高于每一个社会个体自己保护自己拥有的产权所得到的收入。

其二是，国家为了使自身收入达到最大化，它将选民分为各个集团，并为每一个集团设计产权，在这里，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带有歧视性的垄断者”。

其三是，国家在实际运行中，面临着潜在的竞争对手，这一潜在竞争来源于其他国家以

及在“现存政治—— 经济单位中可能成为潜在统治者的个人”，正是潜在竞争对手的存在，促使国家在行使其职能时不得不做多方面的利益权衡，并防止被潜在竞争对手所替代的可能性的发生。（《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其次国家还有两个目的：（1）使统治者租金最大化；（2）使社会总产出最大化

但由于在这两个目的之间往往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的矛盾是使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由此也就产生了著名的“诺思悖论”）又由于技术的变化、更有效率的市场的拓展等等，改变了相对价格与选民的机会成本，最终导致与产权的基本所有权结构的矛盾。即导致了国家内部的不稳定性。（《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至此，也就完成了诺思的国家理论的基本框架。

但是，现在我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在完成了这一基本框架的叙述之后，对于国家究竟是什么，我感到更加模糊了。我觉得弄清国是什么是非常必要的，否则对国家的一切解释都是难以让人信服的。

首先我想从“暴力潜能”分配论入手进行分析，我始终对于这一概念感到难以理解，在所查的文献资料中有关国家理论的地方，虽然都会提到“暴力潜能”，但大多也只是把诺斯的话重复一遍而已，基本上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在这里，我先说一些我的不成熟的看法。

在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中，他曾经提到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国家是更为根本性的。这似乎也就是说，要了解制度变迁理论，就必须先要了解国家，然后通过国家来认识产权结构，继而来全面的理解制度变迁理论。但是按照上面的关于暴力潜能分配论的分析，这似乎又表明，先要看一个国家的权力在选民之间的分配情况（往往通过产权结构来反映），然后以此为基础来认识国家，进而理解制度变迁理论。我总觉得这里似乎把因果的顺序给颠倒了。并且有点循环论证的味道。

诚然，“暴力潜能”分配论对于历史地解释力是巨大的，他似乎可以囊括一切国家形态。但我认为它的缺陷也就在此。我认为一个具有真理意义的命题不仅要能解释历史，更重要的是能预测未来。对于许多事物，我们往往是先知道他的性质，然后依照此性质可以对他以后的发展做出的预测。但是按照暴力潜能界定的国家的性质，这种可预测性则大大地削弱了。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暴力潜能分配论中的“平等”的标准究竟是什么，诺思也没有说明。如果没有平等的标准，那么之后所指的契约性国家和掠夺性国家也是没有意义的。最后，按照这种理论，他如何对现实中的国家的性质进行界定呢？显然的，没有哪个国家的统治者会说他们的国家是掠夺性的国家。

再看国家模型的三个基本特征和两个目标。我想这对于我们认识现实中的国家具有很大的帮助（具体就我国而言，我想他最大的作用就是让我们认识到无效率的制度的根源，以及如何才能营造高效率的制度环境）。但是，我认为这里的国家模型毕竟与现实中的国家还有很大的出入。例如，此模型显然把统治者当成了一个非常理性的经济体，由此他才导出了国家的不稳定性是由于技术变化等原因。但是在我国的历史上，国家的不稳定性往往是因为，在这里我想大多是因为在封建社会的中国，并不存在对统治者强有力的制衡因素。其次，统治者也并不是理性的，吃喝玩乐对于一些统治者来说也许更有吸引力。另外，需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关于剩余索取权的，在诺思的国家模型里，剩余索取权是清晰的，但是，现实中的国家机构往往要比它复杂得多，由此而导致的剩余索取权也很难清晰地确定。（第一次听统治阶级这个词的时候我可能还在上小学，但直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楚统治阶级究竟是什么）最后想说点题外话，我认为构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模型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我们现在用得很多知识都是源自于西方的，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这众多的科学当中却看不到多少中国的影子。人们常说这是一个需要创造的时代，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但在我的印象里，精明的中国人似乎永远都是在借鉴、在学习，学习自己的祖先，学习西方的文明。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思想从近代开始就这样被我们延续了下来。并且延续得很好。我不晓得我们究竟是被什么束缚住了，但确实被束缚住了。

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理论是诺斯教授在解释历史陷入困境时引入的，由于意识形态理论的引入，使得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也更加接近真实，他成功地说明了历史上的搭便车行为，与此同时也论证了意识形态是寻求社会稳定性的灵丹妙药。

例如：虽然人们对投票和匿名献血并没有什么好感，但事实上，人们也确实去投票，确实去匿名献血。而诸如此类的现象在新古典的行为假定中是难以得到有效地说明的。但是这样的现象又确实普遍存在着。因此，诺斯教授就想到了要发展一套意识形态理论来克服搭便车问题。无可否认对于这样一种以无招胜有招的意识形态理论，他却使得已受命许多问题，但我认为，也正因为它的这种特性，又带来了新的问题。比如说，在引入意识形态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总是先看到一种行为，当这种行为用成本——收益分析不能奏效的时候，我们就不自觉地会说这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但我想形成一种用意识形态分析问题的理论框架是非常必要的——就像新古典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那样（但他又不可能像成本——收益分析那样成为全世界通用的语言，这主要由于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地域性、阶级性等）。然后将这二者结合在一起，通过缜密的权衡来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解释和预测。（其实诺思也曾提到过这个问题“对于解决搭便车这个难题，意识形态的实证理论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意识形态本身又特别的复杂，在一个社会里，既有一些意识形态是被大多数人们所认同的，与此同时，每个人由于自身经历的不同，又会形成不同的世界观。并且对于这种世界观，我们是无权告诉他们那究竟是对还是错的。如诺思在论述时曾指出“家庭和教育会灌输给人们一种价值观念，使每个人的个人行为受一整套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的协调。”另外，意识形态又“努力使个人和团体的行为方式理性化”（《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还有就是人们对于公正的看法，我们不难发现在一个社会中既存在“证明现存的产权结构和交换条件的合理、公正”的意识形态，也存在“抨击现存的结构不公”的意识形态。（《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以上这些都恰恰是说明了意识形态本身的复杂性。

在论述到意识形态的起源是，诺思指出“不同的意识形态起源于地理位置和职业专门化”。但是具体到现阶段，在我们认识意识形态的时候还决不能仅仅限于此。比如说，华北平原千百年来就一直在那里，千百年来也一直就有人在那里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但是人们的意识形态显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关于意识形态的本质陈郁教授在本书的序言中写道“在诺思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这种方式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是行为决策更为经济，同时它不可避免地与人们有关世界是否公平的道德和伦理方面的评判交织在一起，一旦人们发现其经验与他不服，人们就会试图改变其意识形态。”这里有两点需要进行说明。

第一，意识形态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中不断形成，并不断变化着的。这种变化的来源有很多，诺思教授就相对价格变化所引起的意识形态的改变做了一些说明。（主要例举了四中，具体见《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55页）

第二，也是我最想要说明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机制的看法。从这个视角来看，其实意识形态与制度有某些相似的地方。但他的适用范围却比制度更为广泛。在本书中诺思教授有一段颇为精彩的叙述“如果每个人都相信私人家庭‘神圣不可侵犯’，那么可以在室内无人而门不闭户的情况下不用担心房屋会被毁或被盗。如果一个美丽的乡村被认为是公共物品，个人就不会随便乱抛人杂物。如果人们相信政治民主的价值，他们就会把投票当作一项公民的义务来履行。为了所有者的利益，劳动会勤勤恳恳，管理会兢兢业业；契约就会像在法律上那样，同样在精神上受到尊重。”这里所描述的一切似乎比我们的主义理想还要美好，而且这绝非不可能！虽然中国现阶段的意识形态离此还差了很远，但未来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在与张军博士的对话中，诺思教授曾经谈到了国内普遍存在着的不守信誉和不守约的问题。他指出“这也是为什么现阶段中国还存在这么多问题的基本原因。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弄清人们不讲信誉和不守约的原因，这样才能找到使他们守约的办法。千百年来，人们的思想是在他所处的环境中所形成的。他们必须学会相互信任和相互依赖，就像在一个家庭和在一个家族中一样。”

既然对意识形态以及他的重要性有了一个大体的认识，下面我想提出我的一些关于意识形态的看法。首先我认为意识形态是存在着阶级性的。但我不明白为什么诺思教授一方面赞扬马克思说，马克思的见解对发展成“阶级意识”具有重大的贡献；而另一方面又说，意识形态是颇便存在着的，但并不适用于任何阶级。不知道该如何去把握它的这种论断。

然后我想就中国的意识形态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首先我认为很有必要先构造一个关于中国的意识形态的模型。我把他用图来表示如下：

                                        低                    高

图1    图2

图1：左边的纵轴表示意识形态的灵活性（这里指一种意识形态适应其他的意识形态的能力），而横轴则表示他的稳定性（这里要求此种意识形态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并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不变，类似于共同的信仰），右边的纵轴表示处于这一灵活性与稳定性的意识形态所占的比例。图1中的虚线表示理想的曲线形状，实线表示中国的情况，加粗的线表示处于这一灵活性与稳定性的意识形态所占的比例。从图可以看出，我认为在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高度的稳定性这两个区间内，中国的意识形态是处于空白的。换句话说就是在广大的地区，既缺少一种与时俱进的精神，又缺少一种高度的凝聚力。我想这也是改革的难处之一。另外，此曲线也过分的图像原点，以致有些畸形。

图2：左边的纵轴表示某一意识形态的群众基础，横轴表示不同的阶层，右边的纵轴表示某一意识形态在一国中的权重（我主要是依据基尼系数来衡量的）。图2中的虚线表示不同阶层的意识形态在一国中的影响力。实线表示出于某一阶层中持有相同意识形态的人数。

当我们在进行改革的时候，意识形态既是一种资源存量，他约束着我们改革的路径，但它也是一种可以加以利用的有利条件。“在我国目前的一些改革中，存在着一些误区，动不动就强调制度创新，并且这些所谓的制度创新往往就是一种认为设计的结果。”（《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卢现祥）我想，如果上面所说的曲线的一成立的话，应该会对我国的改革具有一些借鉴意义。

五 经济史

在这一段中，我只是选择一两段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史进行简要地说明。

第一次经济

第一次经济说白了，也就是一个从原始的狩猎和采集向定居农业转变的过程。为了说明稀缺劳动力资源会从传统的狩猎采集转移到农业上，诺思先构造了一个简单的比较静态经济模型。如下：

在此我们首先要做以下假定，假定劳动力是固定的以及资源存量是由生物本身决定的。现在，可以对这个图作一个简要地说明，A点左边表示相对于劳动力规模，生物是过剩的；A点—B点之间表示随着劳动力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狩猎的边际效用开始减少，但仍然高于从事农业的边际效用；B点右边则表示从事农业的边际效用大于狩猎，此时，劳动力会从狩猎采集转移到农业上来。

接下来，诺思总结到有三种变化可以用来解释从狩猎业向农业的过渡：即狩猎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规模的扩大。

但是，这一模型是不完整的，因为它没有清楚地说明史前人类的产权结构。大家都应该熟知这样一种观点：无的使用一种资源会导致其无效率性。当资源的需求增加时，这种无效率会导致资源的枯竭。而狩猎业恰恰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形，由于没有建立起排他性的产权，狩猎者们会疯狂的对动物进行捕杀，因而使动物面临灭绝的危险。与此同时，也导致了狩猎成本的上升。比起作为排他性的公有财产组织起来的原始农业来说，狩猎业的产权效率是低下的。而在诺思看来，狩猎的公有产权与农业的排他性公有产权的差异是解释第一次经济的关键所在。“狩猎和农业的不同类型的产权确实使技术的变化将逐渐导致劳动向农业部门的转移。”（《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产业

在提到诺思的时候很多人可能都会联想到它的那个不同凡响的观点：对经济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他的这种观点，在有关产业的论述中更是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指出“市场规模的扩大导致了更高的专业化分工，从而增加了交易费用，结果在市场规模扩大以及发明的产权得到更好的界定，从而在提高了创新收益率的同时，创新成本得到根本性的降低。正是这样一系列变化为联结科学与技术的真正技术——第二次经济——铺平了道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那么，既然产业的影响如此之巨大，而制度又在这其中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先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情呢？“因为新的东西仅仅是粮商的变化，而没有性的特征”。在举出了几个例子之后，诺思如是说，“真正的产业的出现要迟得多，即出现在19世纪后半叶。”（《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但是，我认为在对产业的认识中，最具吸引力的还不是“制度重于技术”这一命题。而是究竟什么样的制度导致了产业的发生。（在第11章中诺思已经论述了为什么产业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在法国和西班牙。）这对我们现实中的制度变革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诺思指出“知道近代，不能在创新方面建立一个系统的产权仍是技术变化迟缓的主要根源。”

那么我们不仅要问，什么样的制度才是有效的制度呢？按照诺思的观点，有效的制度至少应当有如下两个基本特征：第一，能够最大限度的消除人们搭便车的可能性，从而使个人收益率尽可能的等于其社会收益率；第二，给每个社会成员已发挥自己才能的最充分的自由，从而使整个社会的生产率得到最充分的发挥。

参照上述两个标准，思考一下，为什么在高新技术产业上，我国投入的人力物力都很多，但却始终发展不起来呢？其原因可能也就在于缺乏保护专利的强有力的制度吧。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也不能盲目地进行制度上的改革，因为在各种制度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联系。如我国企业的股份制改革，目的之一是为了减少对企业的干预，实行政企分开，但改革的结果大家都是看得到的：照样对企业进行干预。这个中的原因就在于产权制度改革还没有到位，一些人就可以通过改革形式的变化获得好处，形成一种既得利益集团。因此，要想成功地进行改革，不仅仅要目标明确，还需要多种因素的相互协调、配合。

六 有关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想法

也许是深受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我始终认为一个具有真理意义的命题，应该不仅仅能解释过去的和现在正发生的事，他最重要的是要能对来作出合理的预测。通读完全书，我们不难发现，此书对未来是很少涉及的，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涉及。其实我们在本书的结尾也不难看出诺斯教授写作本书的目的。“作为约束演变理论而被接受的经济史不仅要解释过去的经济实绩，而且要为现代社会科学家提供有关的分析框架，并在此框架中解释现行政治—经济的实绩。这一任务仍待继续。”（《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并且我们也不难看出，这本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针对西方国家的。因此，即使它对于我国的制度变迁有很大的启示，在选用时也必须慎重。至少在此制度变迁理论框架下得出的最终结论与我们所熟知的马克思理论的最优的社会制度是相左的。这就需要我们缜密的加以权衡。

对于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大理论基石：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诺思在运用他们进行分析的时候更多的是看重其一般性。当然这符合科学研究的一个特点，即要总结出具有一般意义的东西，然后将其上升为理论。但是，具体到每个国家的情况又将是特殊的。这又需要我们将这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与我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然后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变迁理论（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也略微提到了一些），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服务。

另外，我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在于它对理性经济人的假定作了修正，使得经济学世界里的经济人更加接近现实生活中的人。但是，这种修正又是不完全的——它忽视掉了人的社会属性。每个人都从属于一定的阶层或是利益集团，他们的行为不可能不受这些因素的影响。离开人的社会属性谈人，必然还是抽象意义上的人。

最后，由于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我也会由衷地相信中国将会是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的最好的沃土。这不仅仅是因为新制度经济学将会在我国普遍存在着的寻租现象，产权的不完善，的蔓延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亦或者是一些经济学家所说的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拥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功底将有利于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而是因为我似乎从新制度经济学里看到了整个世界的未来以及对正在腾飞着的中国的一种深深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