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_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_的思考

田辰山

一

《中国辩证法》一书涉及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化的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讨论主旨而言,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但这是带有根本性的一个问题,因为它涉及的是文化传统中高深层次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问题。中国从20世纪30年代就一直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去比较着重是马克主义在中国应该怎么用,它如何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或者说“实事求是”,或者“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的实际之“的”。在哲学层次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在很长时间几乎形成从党干部、各阶层人士乃至普通人的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词汇。人们基本上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反相成”。正是对于这个问题,当我20世纪80年代在国外学习西方思想传统和政治学理论时,就感到有十分值得研究的必要。

在美国开始求学的一些年,经常发现在国内学到的西方学术概念的含义与其英语对应词汇原本的含义相去甚远。比如,汉语“超越”不含英语“transcendence”的本质和二元割裂性的深层含义;汉语的“辩证法”较之“dialectics”,更具有相反相成的含义;“矛盾”与其说是英语“contradic2 tion”,不如说是“一矛又一盾”;“普遍性”不是“u2niversality”,而是“无处不在”;英语“unity”通过汉译变成现代汉语词汇的“统一”,也基本失去了它原有的深层含义;“理论”一词,延续着的本是宋明理学的含义,已不再包含英语“theory”———“未经证明假设”———的基本含义;“实践”和“prac2 tice”也变得如同陌路人一样互不相识。

我很幸运,在夏威夷遇到了安乐哲教授。我一开始接触他,就立即感到他的研究方法比其他西方学者更好,讲中国思想传统讲得更到位。也正好,他既是我在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领导,也是我的老师,还是我的硕士论文导师和我的博士论文评审委员会重要成员。我在比较中西思想文化方方面,受到安老师很大的影响。我开始意识到,西方很多概念,譬如很流行的“本体论”、

“辩证法”等,来到中国而被翻译成中文以后,都发生了一个从西方到中国的宇宙观、思维方式的结构性变化。这个结构变化就是:西方有一个上帝式的超绝主宰体与散布于空间、由无数的个体组成的宇宙及其由于这个宇宙观而形成的二元对立单线单向思维方式,可简称为“一多二元”结构;中国传统文化没有那个上帝式的东西,只有天下处于永远变化中、互相联系的万物,可简称为“一多不分”结构。也就是说,当西方的概念或词汇被翻译成汉语,在世界观、思维方式、语言结构上,已进行了一个深刻的变化过程。《中国辩证法》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分析与辩证法有关的一系列概念,以中文和英文对照,研究它来到中国之后,在世界观、思维方式、语言结构上产生的深刻变化过程,阐述中西传统文化结构差别之所在以及它是如何在具体哲学(如辩证法)问题上变化的。

二

通过这个课题的研究,在阐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变成中国辩证法的过程之中,我形成了以下一些观点。由于这些观点的详尽推理在我的书中以及其他发表的作品中已有阐述,我只是将这些观点在这里提出来,不进行阐述,或者留待将来更适合的机会讨论。我认为,辩证法中国化的过程使我们可得到如下启示:

1.在西方思想传统中,应该说马克思的思想是最有可能与中国传统思想进行对话的部分。

2.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间,基本上有一种难以意会而不易言传的东西。那就是两种宇宙观、思维方式乃至两种语言上的结构差别。这是在语言具体使用情形和场合中双方互相无法察觉的东西。明确地说,它就是一方面,西方人心灵深处的超绝主宰体的宇宙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二元对立、单向单线思维结构,另一方面,是以道和万物的自然世界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通变式互系性思维结构。

3.中西两个文化传统之间的结构差异,导致了大量的中西方互为暗处的问题。双方所处的态势,如同双方在黑暗中向对方摸行。这种情形可以用中国京剧《三岔口》的情节比喻。这种隐藏在双方文化传统暗处的结构性差异,必须得到明察,需要向人们解释清楚、需要互相了解。

4.中国与西方的任何交流,如果不把结构性差异作为前提加以理解,就不会产生真正的交流;这种情形包括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几乎包括任何人文社科、政治思想的研究乃至日常生活的交流。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如果我们把西文“dem ocracy”与中文的“民主”等同看待,其中委实包含了严重的转换概念性质的逻辑错误。意识不到结构差异,人们往往是用自己的母语意境当作对方语言的意境。在这种学习对方语言的过程当中,已然产生一种扭曲。这本来不是什么艰深的抽象思维问题,而是个不了解整个故事就不知道甲和乙关系的问题;而这个故事是靠把纷繁零碎的现象合理联系在一起才得到的。

5.近些年来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很多热点争论的问题,例如:中西文化到底谁优谁劣?中西方谁的政治制度更好?中国文化是否阻碍现代化?中国在现代为什么科技落后?中国传统思想是不是哲学?孔子思想是不是宗教?中国文学没拿到过诺贝尔文学奖是不是就不如西方?还有最近争论的,什么是和有没有“普世价值”?等等。实际情况表明,这些问题如果脱离了对中西方思想传统结构差异的认识,只能是莫衷一是的混乱。

6.中西方的可比性不在于简单地从“都是人”出发,不在于类似性和相近性;对比性更产生于对差异的研究。而最应当追究的差异、最使我们有可能知道怎么去追求和谐的根本范畴,就是两大文化传统各自形成的宇宙观/天下观、二元对立/通变互系的传统方式及如此形成的两种语言体系根本结构上的差异———这是导致价值观念乃至大量思想意识、社会生活、物质和精神、政治经济行为方式上的我们经常看得见的差异的根源。从根本结构上的差别看问题,等于是在两大文明和思想传统的广阔视野中比较。也就是说,是从森林看一棵树的比较,而不是脱离森林,只在任意两单棵树木之间的比较。

7.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其实仍是两大文明和思想传统广阔视野比较中的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应当认识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层次在西方思想传统中的位置,看到它实际是西方哲学结构上的一种异军突起,使得它尽管在与中国思想相结合或者说中国化过程中也产生了结构的变化,但毕竟是西方思想传统中最有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对话的部分。

8.在第7条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立的,而是有构和性的,尤其可以说在现代历史和政治意义上具有延续性,二者不可分割。中国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或者更确切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产生结构变化,成为中国本土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既与西方也与中国传统无法割断。这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历史过程中实现的一种结合。

9.其实,中西方思想的结构差异更突出地存在于西方自由主义、现代主义、科学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之间。引进任何西方自由主义、现代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思想概念,如果没有理解中西方结构差异的前提,导致误解现象是必然的。

10.弄清中西方文化的结构差别的目的在于达到文化深层的理解。而只有弄清文化深层的结构差异,才有可能达到切实的理解;有了切实理解,才会有消除误解的可能性,才会有可能为真正逐步实现文化之间的和谐共处并找到切实可行的道路。在今天,这个问题变得十分宏阔,十分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因为历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呈现中西文化互相开放的机遇。抓住这个机遇就是希望,抓不住就会滞留于误解之中,就是危机。所以我们必须珍视。

三

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这对我们思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有什么启示呢?我想通过回应一些流行的说法来进行说明。

有朋友说,“辩证法”(dialectics)本来是具有深厚内涵的外来词汇,但在中国目前的教科书中所使用的“辩证唯物论”中的“辩证法”却被解释“烂”了,甚至“烂”到了面目可憎、令人厌恶的程度,以至于人们把这种“辩证法”戏称为“变戏法”。产生这种心理状态有两种情况,一方面,可能是讲辩证法的人不懂辩证法,另一方面,可能是听讲辩证法的人搞不懂。不管那种原因,都不是辩证法本身面目可憎,而是我们不懂才导致心理上的厌烦。所以,不能因为讲“烂”了,就停止讲,而是更需要把它讲懂、搞懂。如果由于厌烦了,就批评“辩证法”,就停止讲辩证法,那只能使我们自己变得更愚蠢。因为讲懂、搞懂辩证法会让我们更聪明。

什么是辩证法?辩证法就是让我们多向思维、互系性思维、境域化思维,在千变万化的复杂现象当中寻找支离破碎的单一因素之间的联系、它的历史渊源、现实表现和未来走向。辩证法就在我们身边,有待于我们对它产生清楚的意识,把握它,让我们自己聪明起来。瞎子摸象就是生动的辩证法例子。一个瞎子摸到的东西就不是辩证法,就是愚蠢。几个瞎子摸到的联系起来就是辩证法,就是聪明!用中国传统文化的通变概念来解释,几个瞎子摸到的东西都是差别,都是变化,将它们联系起来,就是“通”,就接近了,就明智了,聪明了。

现在有很多不符合辩证法的说法。一些学问很高的朋友甚至都认为,中国科学不发达,西方走在中国前面去了,就是因为中国思维方式妨碍了中国人纯粹理性的发展。中国尽管古代科技辉煌,但比起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还是差很远。所以中国人要学西方的科学思维,要学主客观的对立思维方式。在儒家思想和科技思维问题上,我专门写过文章。中国在近现代没有出现西方的科技成就,思维方式有一定的原因。可以说,西方的科学传统与西方的二元对立单向单线思维方式有直接关系。但这不是唯一决定原因,还有更复杂的历史、社会、政治、文化原因。中国人是多向互系的通变式思维,是将单线单向思维包含在内的。这是优势,它既是古代科技走在西方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前面的原因,也是近现代没有出现西方那样的科技成就的原因。我在文章中对此有分析,不在这里赘述。

现在,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又成为一个十分流行的说法。其中的一个融合的内容就是上面所说的,中国人要接受和发展西方的纯粹理性。但是,把接受和发展西方纯粹理性当作融合或与西方文化的相通,还是不到位。因为西方没有统一的纯粹理性,这也使得这种粗线条意义的融合或相通变得复杂。西方的纯粹理性、科学思维往往是有不同目的的。它有把科学当成世界观的理性,服务于人类的科学,也有将科学当成手段,成为科学主义,威胁人类福祉的纯粹理性。所以纯粹理性和科学在西方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学哪个?不能囫囵吞枣。囫囵吞枣不是融合和相通的真正意义。我们要了解西方的各种纯粹理性和科学思维,只有懂得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纯粹理性和科学而是充满差别的,我们才有可能知道怎么融合,融合的意义是什么。

还有一点,我们不能混淆理论与实际。不能因为理论需要实践检验就忽视正确理论的指导意义。所谓理性思维的一是一,二是二,是指理论意义的。通常说的变通,是操作层次的概念,也即一中有二,二中有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理论在现实中必须变通,因为现实不是纯粹理性的表现。纯粹理性是人的思智,有时正确,有时错误,不是什么时候都对。纯粹理性可以是荒谬的,可以受极端非理性的指导,可以导致灾难性的结果,也可能前提就是错的。因为纯粹理性依据的是前提,而前提在很多情况下是由非理性提出的,甚至可以是在不正常心理状态下提出的。所以我们必须是通变思维的,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方向正确的道路不是直线,正确的理论的作用只在于掌握方向。与方向产生误差的变通如果最终是利于按照事先确定的方向进行实践,它就是可接受的。但这种迂回是暂时的、权宜的。如果它是长久的、变为目的性的,那就成了

南辕北辙。不能把操作的说法和努力当成理论。

通变是理性思维的,但比纯粹理性更缜密,同时又区别于操作的变通概念。通变与变通二者有本质的差别。我觉得现在中国的问题不是缺乏纯粹理性,而正是不适当的纯粹理性的支配造成了通变不足,变通有余。变通是具体操作上的,所以是小范畴的。而纯粹理性的有为之处,恰恰是在于小范畴的具体思维与操作。也恰恰是在这点上,在中国,纯粹理性思维往往与变通操作联姻。这就是中国大量引入西方纯粹理性思维在中国环境所呈现出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已经变成到处是不确定,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找不到可依据正确理论的影子,甚至失去“恰当性”或“正确性”的任何方圆规矩。其实,正确的理论在于通,坚持的是方向;实事求是在于变,追求的是恰当操作。正确理论加实事求是就是“通变”。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实事求是的意义,没有实事求是,正确理论就是束之高阁的摆设。这两个东西,缺一不可,二者必须结合,所以也必须通变。不通变,任何理论都会过头,都变成教条主义,都会走向反面。所以有正确理论与实事求是的结合,就是随时通变,随时修正错误。通,是正确的理论,是方向;变,是实践,是正确的策略,是实事求是。

在对待中西方传统的问题上,对中国人来说,通是弄懂中西方的正确理论,变是在弄懂中西方的基础上的实践操作策略,是实事求是地处理东西方的差别。在这里的通变,或者融合和相通,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笼统地谈通,谈融合,不是囫囵吞枣,生吞活剥西方的东西。不管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逻辑都是先有通,才有融合的实践方法。如何认识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关系?什么是确切的融合?不能笼统讲学习西方。笼统讲学习西方,这虽然永远安全,永远没有错,但没有积极意义,甚至会加深误会,带来危害。学习和融合西方文化传统在于操作,在于实际方法,而不在于变成西方的思维,不在于仅仅学习而不要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双月刊)2008年第4期识别。何况,变成西方思维是不可能的,因为它要求从整体上改变我们的世界观。我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过阐述这个问题的文章。我们在“学”这方面已经做得很多了。该是培养出识别和选择能力的时候了。因为西方不是全好,纯粹理性不是全好,而是有的好,有的不好。我们必须要识别,要选择,要洋为中用,中体西用。我还是赞成这两个提法,因为它们是经过历史验证的,而且在搞懂中西方传统文化的结构性差别之后,这两个提法就更显示出恰当性。

我们需要理解中西方传统文化的结构差别的意义所在。它的意义在于它是根本性的,在于你只有在它的结构中才能找到某一概念或说法的确切意义,在于二者之间和分别在不同结构中产生的概念是没有替代性的,在于决定对另一文化概念采取取舍态度的时候,是不能不将整个结构考虑进去的,还在于,对另一文化的某一概念的随意移植,是必然带来对本文化整个体系和结构的破坏的。这是今天为什么中国文化许多传统美德和价值观念,都由于我们采用了西方的一些概念和话语而失去了它们本来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给今天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带来混乱和彷徨。人们找到不少东西方哲学上的差异,但鲜有人从结构上看问题,鲜有人意识到结构上的差别意义有多么大,鲜有人想到若不对中国传统动大手术,从整体系统上毁掉中国文化传统,西方的某一概念是不能原封不动照搬到中国来的。而到了能移植过来的时候,也不称其为移植了。更何况,鲜有人提出对中国传统动大手术的不可能性。而这正是所谓“结构差异”的意义。

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始终保留着“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说法。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指导?马克思主义指导首先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辩证法,是通变!它在今天的具体化是“科学发展观”。在这里,人们普遍存在的模糊意识是认为,中国使用的“科学”概念就是西方那个一般的科学概念。其实不完全是,也有着结构的差异。马克思讲的科学不是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科学观讲的是世界观、方,是辩证法的科学,不是一般意义的科学。自由主义讲的科学是工具性的科学,是以纯粹理性为目的的科学。中国的“科学发展观”是辩证法的科学,是以人为本的科学,是为人类福祉服务、为人类前途负责的科学,而不是建筑在西方一己主义信仰原则上的科学,不是把一己作为世界终极目的、为攫取私人利润最大化为手段的科学。

今天涉及中西方传统文化及其关系未来健康发展的问题来自两个传统文化互为对方暗处的结构性差别。中国社会现在出现比较严重的既不懂西方、也变得不懂自己传统文化的丛生现象。在这种条件下,是根本谈不上如何适当处理二者之间关系的。所以中国面临的紧迫任务有两方面:一方面,要达到对西方的真正理解,另一方面,要让西方理解中国。只有在理解二者之间的结构差别和它所具有的牵动全局的意义基础上,才能真正了解西方,才会找到如何让西方理解中国的适当话语和可行的方式方法。而在这之后,才有在对二者用适当话语进行解释基础上,达到科学处理二者的关系,科学解决如何实现文明共处、创建和谐世界的途径。我在两个文化传统都生活过很多年,因而这是我想以个人微薄之力,身体力行去做的工作。

(作者:美国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李义天)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