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思想的

浅谈中医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班级：09中医（2）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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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发展直接影响中医学及其医德的发展水平。在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及传统文化的发展水平不同,医德的成就和进步也不同,特别是封建社会几个阶段的发展,更清楚地表明医德的发展不是孤立的。正确对待传统文化与医德的关系,有利于医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扬光大。

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在于它从哲学、科学的角度上揭示宇宙、社会、人生的本质和意义的，既是充分说理的，又可以让人进行实证，这些内容不是一般宗教能随便解释得了的。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聚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二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的条件下，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佛学的兼容，三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条目繁多，内容丰富而庞杂。其中，尚公、贵和对中华文明、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可将其视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精神。

尚公 

尚公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从某种意义上说 ，贵和也是由尚公派生出来的。 

中国古代尚公，首先是由中国古代特殊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中国是在没有彻底破坏氏族血缘关系的情况下由野蛮进入文明、建立国家的。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是一种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扩大。这便是孟子说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因此，有学者说，中国古代的“国家组织，一如家族”，是“君与父无异”、“家与国无分”的。由家族本位引发的势必是整体主义。这是因为，家族的整体利益直接关系每个家庭成员的切身利益，个人的社会地位是由家族的地位所决定的。这样，人们自然会把家族的整体利益置于首位。 

中国古代重整体的观念又产生于先哲对人的社会性的深刻认识。荀子早就说过，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之所以高于和优于万物且主宰万物，就在于人能组成群体，从而形成巨大的合力。荀子又从社会分工来说明个人对社会群体的依赖。由于任何人都“不能兼技”，人类只能通过分工协作而共谋生存。所以，他一再强调：“人生不能无群。”只有群体“和一”，个人才能安乐；若群体因争而乱，由乱而离、而弱，个人便无法安生。这就突出了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一致性。在其他古籍中也有类似议论，如《汉书》中说人“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在这种古老的社会学理论影响下，家族整体主义发展扩大为重群的社会整体观念。于是，整体重于个体，整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就成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中国古代，群体、整体通常是用“公”来表述的，因而“尚公”便成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精神。 

一门学术的观念系统，是指处于这一学术深层的、具有方程式设计意义、而表现在理论系统和技术系统之中并对其起支配做用的思想性内容。它具有韧性持久、作用广泛和深刻且不易改变的性质。

中医学讲究超越结构的整体观念，就是脱胎于“尚公“思想的模板。中医学的整体观念不仅把人体自身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也把人与自然、身与心、人与社会等各种因素统一联系起来。所以在分析、认识人的生命现象和诊治疾病时，往往要从这种广泛的相互作用关系中去把握。

并且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又有其独特之处。第一，这一整体观念认为万物连同人自身都是由一元之气化生的，这一整体超越了结构，却又没有忽视结构；第二，气的运动变化是连续而非间断的。这样一种连续的气话运动整体，从过程而言，不能街区任何一段加以个别认识，个别需服从整体。所以无论生理现象还是病理现象，都只能从真题的全过程出发；第三，气作为万物始基，它是无限的，充满宇宙的。因为无限，所以无法选取有限的内容加以认识。整体辩证愈加重要。

同时，中医学重视顺应天地的自然观念。崇尚自然，顺应自然，最后达到天人合一。它既强调与自然地统一和谐，又强调自然而然的状态。这是对道家“无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老子的"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并不是不为,而是含有不妄为、不乱 为、顺应客观态势、尊重自然规律的意思。

尚公是贯穿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一条主线。首先，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仁是四德、五常之首。而仁的根本精神就是爱人利他，其着手处是“克己”，即克服自己的私心、私欲。到后来，宋儒直接以公释仁，如“公而无私便是仁”，以去私作为为仁之方。 中医更是以伦理强化医德。医德即医学道德。它以医药学为基础,经历了起源、形成、发展和深化的过程。由于医德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始终受着社会道德及意识形态其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所以与传统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明确这一关系,有利于医德的发扬光大。中医史上历来强调医德修养。孙思邈《大医精诚》，被誉为是“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 它论述了有关医德的两个问题：第一是精，亦即要求医者要有精湛的医术，认为医道是“至精至微之事”，习医之人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第二是诚，亦即要求医者要有高尚的品德修养，以“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感同身受的心，策发“大慈恻隐之心”，进而发愿立誓“普救含灵之苦”，且不得“自逞俊快，邀射名誉”、“恃己所长，经略财物”。更明确地说明了作为一名优秀的医生，不光要有精湛的医疗技术，还要拥有良好的医德。 

贵和 

  中国古代的整体主义又极为重视整体内部的和谐，试图通过人际关系的和谐、个人与整体的协调来实现整体的和谐。古人深知，群体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除了秩序，还有协调与和谐。对社会整体而言，秩序与和谐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建立秩序是为了保证协调和谐；另一方面，协调和谐的实现自然会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安宁。中国上古文化是礼乐文化，不仅重礼而且重乐。所谓“礼主分，乐主和”，就是要通过礼乐来追求国家与社会的和谐有序。先哲也一再申言，“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德莫大于和”。因此，贵和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又一重要精神。 

  中国传统的贵和精神表现在诸多方面。就国际关系而言，它主张“协和万邦”；就国家治理而言，它期望“政通人和”；就人际关系而言，它要求和睦相亲、和衷共济，强调“和气致祥”；就家庭关系而言，它告诫人们“家和万事兴”；就经营之道而言，它提醒人们“和气生财”； 就中医辩证而言，不仅要重视整体观念，同时也不忽略。中国人始终认为，祥和之气是最可贵、最美好的。 

为了维护和谐、稳定、均衡，中国古人始终对失和、失度、失衡保持警惕，这就促使中国人形成了中庸的民族性格。由于古代先哲从一开始论和就重视和同之辨，所追求的乃是一种多样统一的理想状态，这又养成了中国人较为包容的民族性格。这种民族性格，不仅使中国人对外来文化能够兼容并包，而且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在中国，以和为贵不仅是一种普遍共识，而且业已成为一种民族心理。这种民族心理又促使中国人形成了和解、礼让的处事原则，与人为善、宽厚待人的交往原则。由于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就使中国自古重视生态伦理，自觉维护生态环境；由于强调个人自身的和谐，就使人们重视“和心”、“和性”，养成一种平和的心态，深知“心必平和然后乐”的道理。概而言之，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贵和精神随处可见，对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习俗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医讲究养生，不治已病治未病；讲求阴阳的调和，五行的相生相克、相乘相侮、表里寒热虚实的对抗，尤其对“过犹不及”思想的发展更是达到了顶峰。就整体思想上也没有脱离“和”的思想，例如针灸导引、处方配药等等。

医德医风建设是很多医疗机构的薄弱环节,医德医风的败坏成为医疗系统亟待解决的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医德问题具有原因多样化、表现复杂化的特点。医者传统文化底蕴及人文素养的缺失是造成其医德缺失的重要原因,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知识精髓对于医务工作者树立正确的医德观、价值观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医德医风建设过程中,注重医务工作者对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应用和升华,将传统文化知识学习和医德修养相结合是提高医疗服务道德水平的方法之一

现代医学的巨大进步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健康。然而,在现代医学越来越造福于人类的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各行各业的竞争日益激烈,医疗市场的竞争及其存在问题也日显突出。医院是一个复杂的开放性系统,肩负着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光荣使命,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先学做人，后学做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