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公共研究的视角与方法

学习目标

学习完本章后，你应该能够：

1.了解公共研究的产生和发展历史。

2、了解公共研究的多学科视角

3.掌握公共研究的途径和方法

4.掌握公共研究资料的收集与整理的方法

第一节 公共学的研究视角

               第一节 公共研究的产生和发展

一、公共研究溯源

当人类开始自觉的反思知识与行动的关系，追求相关知识的时候，研究就开始了。拉斯韦尔认为，分析公共的专门程序的出现与“文明相对突然地从自发的部落或氏族社会中的出现”和世界历史中城市文明的扩展和分化有关。在古代文明发样地，我们能找到研究的最初尝试。产生于公元前 21 世纪的汉谟拉比法典可能是已知最早的与公共有关的文献。它涉及司法程序、财产权、贸易和商业、家庭和婚姻关系以及公共责任等等。在古希腊，有一个智者阶层，他们中的许多人充当统治者的智囊，我们在西方的圣哲贤人的哲学和政治学著作中可以找到大量的有关和管理的论述。在古代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出现很早，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辅助统治者审时度势、选择时机、进行咨询的谋士，《战国策》专门记述了这些策士们的言行，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较为完整的研究及咨询的著作。 

中世纪的城市文明的分化和扩展产生了一种方便于专门知识发展的职业化结构，相关知识及这种知识的产生者的角色在缓慢地发生演化，封建统治者召集各种专家来提供公典领域的建议，特别是那些统治者自己难以做出决策的领域。 

当然，在古代和中世纪产生相关知识的程序和方法基本上是不科学的。他们主要依赖于神秘的手段或宗教仪式来预见未来。但这样的程序部分地依赖于经验获得的证据，建议最终也要由实际的证据来检验。因此，早期的研究者或咨询者的权威部分地依赖于他们的建议是否取得了好的结果，而不是依赖于产生这种知识的程序。 

到了近代，随着工业的来临和经验研究的成长，研究或相关知识的产生逐步变成一种相对自主的、由它自己的特殊程序所指导的活动，并逐步建立在系统的经验数据的基础上。在 19 世纪，应用社会科学作为了解、控制社会复杂性的手段成长起来，先是以统计学和人口统计学的形式，后又以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形式确立起来。因此，这一时期研究中新的东西是理解社会及其问题的程序或方法上的变化，神秘主义、魔术和神圣的东西让位于科学，这反映了经验的、定量的科学方法的成长。这种方上的变化并不仅仅是经验科学发展及对经验主义承诺的结果，而且也是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必然产物，新方法的应用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取得科学真理，而是统治者要利用科研产品来控制和管理社会。 

进入 20 世纪，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即主要的社会科学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及行政学的职业化。如果说 19 世纪产生相关知识的团体主要是银行家、工业家、记者以及统计学会的学者的话，那么 20 世纪则主要是大学教授尤其是社会科学学者了。这些教授学者从事专门的教学研究，他们也为提供有关制定和行政管理的建议。就其背景、经验和动机而言，他们是社会科学职业化的成员。职业的社会科学家，对制定的实践产生越来越直接的影响。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在 19 世纪和 20 世上半期，在拉斯韦尔提倡科学之前，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领域已经积累起相当丰富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例如，在经济学领域，经济的研究就备受重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带有明显的经济研究的性质，涉及经济领地中公共制定原则和建议及其选择问题； 20 世纪 30 年代出现的凯恩斯理论是为经济服务的；身为计划经济学奠基人之一的 J •丁伯根把计划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用于经济研究。可以说，在科学形成之前，经济学关于经济的研究已取得长足的发展，其内容包括制定原则，评价标准，目标体系，工具的选择等等。又如在社会学领域，西方社会学家也很早就展开了对社会的研究。 1873 年德国成立了社会学会；日本在明治三十年 (17 年 ) 也成立了社会学会；英国也有社会研究传统，尤其是在礼会理论的研究上颇有建树。在一般的社会理论的研究上，马克斯•韦伯、卡尔•曼海姆和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中，可以发现科学理论的先导。韦伯的《社会科学中知识的客观性和社会》（1904）和《伦理中立性的意义》等著作包含了对分析方尤其是事实与价值关系问题的论述；曼海姆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知识社会学导论》（1929）和《重建时代的人和社会》（1940）涉及社会组织、知识的决定因素及应用结果，包括为计划者和制定者产生专门的知识形式；而产生于 20 世纪20、3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对社会批判理论的论述与拉斯韦尔后来对科学的规定有者惊人的相似之处。 

总之，研究科学并不是突然诞生的，它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孕育时期。古代和中世纪的科学研究思想和经验是科学的早期思想的源泉，近现代经验研究的成长、应用社会科学的成长及其职业化是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事件，而近现代社会科学对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讨论则构成当代科学的先导。随着二战后社会政治和经济、科技的发展，最终导致科学的诞生。

二 公共研究的发展 

（一）西方公共研究的发展

科学诞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是当代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 

1951 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拉纳和拉斯韦尔主编的《科学：范围和方法的最近发展》一书，这被人们当作现代科学诞生的标志。拉斯韦尔被誉为“现代科学的创立者”，他在《科学》一书中，首次对的对象、性质和发展方向做出规定，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拉斯韦尔提倡科学的一个基本原因是他对当时社会科学的零碎的专门化的不满和担忧。他认为，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方向可以超越社会科学的零碎的专门化，确立起一种全新的统一的社会科学。与在二战期间流行起来的那种作为“婢女”的实际分析的传统不同，他将科学致力于一般选择理论的研究，强调对变化、创新和的研究，强调采取一种全球观点，关心“社会中人的基本问题”。 

在拉斯韦尔看来，科学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1）科学是关于民主主义的学问，它涉及个人的选择，必须以民主作为前提；（2）科学的目标是追求的“合理性”，它必须使用数学公式和实证数据建立起可检验的经验理论；（3）科学是一门对于时间和空间都非常敏感的学问，即它所选择的分析模型必须在时间和空间上加以明确的记录；（4）科学具有跨学科的特性，它要依靠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来确立自己崭新的学术体系；（5）科学是一门需要学者和共同研究的学问，后者的实践经验对于科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6）科学必须具有“发展建构”的概念，它以社会的变化为研究对象，所以必须建立起动态模型。

在后来的著作中，拉斯韦尔继续致力于科学的研究。在《政治科学的未来》（1963） 一书中，他将科学看作重建政治科学的主要方向，呼吁政治科学家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集中关注制定中选择理论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和社会问题。在《科学展望》（1971），一书中，他对科学作了进一步的讨论，将科学定义为对制定过程的知识的研究，而将科学家定义为那些关注掌握公共和市政秩序的脉络中开明决策相关技巧的人。在这里，他强调了分析中技巧的重要性，而关于历史的、跨文化的、多元方法的“脉络”的论述则体现出他对过去的科学概念的更深刻的承诺。在《决策过程》等论著中，拉斯韦尔对过程进行探索，并把注意力集中在过程中的各种功能活动上，提出了包含七个因素，即情报、建议、规定、行使、运用、评价和终止在内的“功能过程理论”。

拉斯韦尔的科学理论构成科学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指明了社会科学中的科学方向，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美国的科动，许多学者特别是Y•德洛尔等人直接沿着拉斯韦尔所规定的作为一门全新的、综合的统一社会科学的科学方向前进；而另一些学者则吸收了拉斯韦尔的有关科学的思想，效力于作为一门应用社会科学学科的分析的研究。这两个方面合流构成当代美国的科动。 

德洛尔是现代科学发展上的另一个关键人物。他在 1968—1971 年短短的几年里，出版了科学的“三部曲”：《公共制定检讨》（1968）、《科学构想》（1971），《科学进展》（1971），在这些著作中，他继承和发展了拉斯韦尔的科学理论，对科学的进一步具体而详尽的论证，使科学的“范式”趋于完善，从而形成了拉斯韦尔—德洛尔的科学传统。德洛尔将的出现看作是一场“科学”，认为与传统的常规科学相比，科学有一系列的创新。科学的基本“范式”有 14 项，主要有：（1）科学所主要关心的是理解和改善全社会的发展方向；（2）科学所研究的是公共制定的宏观层次；（3）科学是以行为科学和管理科学的融合为基础的跨学科整合；（4）科学是纯粹的研究和应用的研究之间的整合；（5）科学除了使用常规的研究方法外，还将不证自明的知识和个人的经验当作重要的知识来源；（6）科学突破了当代科学与伦理学、价值哲学的严格界限，并将建立一种可操作性的价值理论作为科学的一部分；（7）鼓励和刺激有组织的创造性是科学的一个主题和重要的方；（8）科学既强调历史的发展，又强调未来的方面，以此作为改善了的制定的脉络；（9）科学强烈关注变化的过程和动态的情境；（10）科学注重超理性过程 （如创造性、直觉、魅力和价值判断）和非理性过程 （如深层动机）的重要作用。此外，科学的“范式” 还有：科学既修正已被接受的科学原则和基本方，又将它们扩展到已被接受的科学研究的界限之外；科学要成为自觉的社会科学，它寻求自己的范式、假定和理论；科学为它自己在实际制定中的日益增加的应用和职业化而奋斗。 

显然，德洛尔的科学“范式”是拉斯韦尔的科学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构成科学发展史上又一里程碑，拉斯韦尔—德洛尔的科学传统是美国科动的主导“范式”之一，为许多科学研究者所赞同和遵守。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拉斯卡尔和德洛尔提倡的跨学科、综合性的全新的科学过于宏伟博大，没有明确的边界条件，几乎成为一个凌驾于所有社会科学之上的科学 （统一的社会科学），这是一种需要长期奋斗的理想，难以在短期内取得全面突破，它遭到一些社会科学家的批评 。（如有的学者批评科学不是科学，而是意识形态）。 

另一些研究者则吸收拉斯维尔和德洛尔的科学理论的因素，朝着作为一门应用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分析的方向前进，这种分析的趋势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科动中广为流行，大有超越科学之势。针对这一情况，德洛尔在1986 年出版的著作《逆境中的制定》中检查了科学距当时近二三十年的发展，提出科学需要在 4 个方面加以突破，主要包括提供关于制定和科学的哲学的理解；增加历史和比较的观点；真实地处理实际；寻求宏观理论；范式批判；探讨宏观创新；研究制定和管理设计；考虑改善制定的途径；探索制定的输人方式；加强学科基础 ；开发方法和技术；等等。 

到了 70 年代中期，拉斯韦尔所提倡的科学或社会科学的方向在美国已基本化了，每个社会科学学科都建立了特殊的、与研究相关的组织，如“研究组织” （政治科学），“社会问题研究协会”（社会学）、“社会问题的心理学研究协会”（心理学）。这种化在 80 年代更进了一步，出现了多学科的职业学会，如“公共和管理学会”（政治科学和经济学）、“社会经济学会”（社会学和经济学），以及包括《科学》、《研究》、《研究评论》、《分析和管理》等在内的数百种涉及具体领域研究的刊物。在教育培训方面，70 年代各主要的大学已相继设立科学或分析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点，现在大部分研究性大学设有公共研究生院、研究所或研究中心。这些组织大部分是在 5O 年以后建立起来的，科学的职业化也有相当的规模，分析家已成为一种官方的职业描述，而进行分析的专门单位已在联邦、各州和一些市建立起来，特殊的研究团体如“全国协会”、“全国城市联盟”等已发展起来。在20世纪后半期，科学及分析作为一个知识型产业迅速发展起来。 

公共研究从50年代正式成为政治科学、公共行政科学中的重要分支以后，经过60年代的咨询研究，70年代的包括执行、评估、终结在内的周期研究，发展至80年代开始进一步转向有关效率、信息多元化、学家与政治家关系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学家比较多地对学科采取谨慎的批判态度。

在效率的研究方面，西方学者并不仅仅局限于就的效率去考究效率，而是从两个更为深入的角度去研究效率问题。一个角度是从公共的比较中研究效率，这种的比较，不仅是就一个国家内部各项而言，而且还对国家间的进行比较分析。另一个角度是从公生与运行的生态方面去考究的效率，深入探讨一项制定与执行的政治环境、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环境。

在信息多元化的研究方面，西方学者开始认识到研究在提供分析技术，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方面的能力是有限的。研究只能促使的形成，并不能取代的决定。因此，学家不再自认为是方案的设计者，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要从诸如立法机关、联邦机关、州、地方、执政党、宣传团体、等与制定和执行有关联的利害人那里获取信息；学家的主要任务也不是协助决策者找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而是要在许多不同的利害人中，取得共识，制定出能够平衡不同观点和意见的满意。

在学家与政治家关系的研究方面，学家认识到过去过分强调科学家与政治家各自拥有一套分离的价值标准与规范，学家采取中立的、远离政治的立场是不合理的。相反，学家应当在政治领域中发展科学规范，分析家应当与追逐权力的政治家合作，融人到制定过程之中，与制定者成为知识上的伙伴。

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奈格尔的《研究百科全书》（1984年），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1978年），阿斯福特的《比较的公共》（1990年）。

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对各国国内的影响和压力与日俱增。制定者、分析家和学者都开始深切感受到加强宏观分析和拓展研究新方向对于国家兴衰、政权命运、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宏观研究，促进制定系统改革。宏观研究和分析更加重视国家总体制定，重视战略性大政方针和范式的改进与创新。欧共体各国在全民公决与斯特里赫特条约后陆续重视审视本国与欧共体规则的一致性；美国于1993年成立“国家绩效评议委员会”，对联邦的制定框架和绩效进行评估，开展了“重塑运动”；韩国在民主化改革后又开始“第二次建国运动”，对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从大政方针到公共文化进行全面革新；日本的“新行政审议会”不断推出改革制定的新思路，促进了《行政程序法》、《情报公开法》等一系列法规的出台，大力推动了制定和程序的改进。这一时期在经济研究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发展战略和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战略以及区域性经济联盟的发展战略成为宏观研究和分析关注的焦点。这一时期宏观公共研究的主要代表作有；叶海卡•德罗尔的《面向大政方针的宏观分析》（1990），海伦•英格拉姆的《为实现民主的公共》（1993）、《制高点》（1998），马克•莫尔的《创造公共价值——中的战备管理》（1995）。

第二，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公共学家将研究的兴趣转向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比如电脑犯罪、网络陷阱、温室效应、试管婴儿、克隆（clone）问题等等。因为这些方面新的社会公共问题既是对人类的挑战，也是对公共研究的挑战。不少研究者感到单靠以往的客观研究方法不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还发布采取后实证主义为主体的主观研究方法。如曼纽尔•卡斯泰尔的《网络社会的崛起》（1996）等。新的研究领域的开辟，增强了公共的应用性。另一方面是公共调查的兴起。以往公共学家过于重视经济与技术理性为主体的抉择研究，总是强调如何使“利益最大、损失最小”，强调如何依据制定者的偏好，排列方案的优先顺序。这种研究方法在实际生活中已暴露出弊端。许多学者转向调查研究。他们认为不存在一个最佳的即能为社会全体大众都能接纳的。所谓好就是具有法律正当性的。为此，就必须通过调查、辩论获得合理性，并由此确定出是否接受某项的前提条件。

第三，公共学与公共管理学日益融合，促成公共新的研究范式。公共必须靠公共管理来推行，而公共管理主要是对公共的管理。梅尔和贝拉塔在《组织》一书中提出了管理、沟通、组织、行动等四者的相互联系理论；林恩在《管理公共》一书中提出组织行为、政治理论与公共的融合思想，他认为把公共管理与组织行为以及政治与形成理论融于一体，才能有效管理公共。美国科学或分析的最权威组织——分析与管理学会的成立，目的之一就是希望沟通分析研究和管理研究，促进组织政治与公共的融合。这种融合，最终导致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出现。“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传统的科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种范式正逐步取代传统的科学的范式而成为当代西方公共科学研究的主流。

（二）中国公共学发展

真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公共研究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才兴起的，先后经过了孕育和开创两个主要阶段。

 1、中国公共学科的孕育阶段(20世纪80年代)

从70年末开始，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79年至90年代初，以为代表的中国党和中国在东方辽阔的土地上进行了成功的震惊世界的制度和创新的实践。在领导创新实践的同时，对新时期的理论作了研究。他指出，的本质要求是要讲求实效，给人民以物质上的实惠；检验是否正确的标准，不是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客观实践；的合法性是由多数群众是否满意来决定的，一项好不好，主要看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赞成不赞成；执行必须坚持稳定性与连续性的原则，一项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就必须坚持，凡被实践证明是不完全正确甚至错误的，就必须修正或抛弃。

公共的丰富实践为科学门类的创立提供了条件；同时，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大量问题特别是社会转型时期的经济方面的问题也向公共研究提出了要求。在80年代初，就提出，在学科发展上要赶快补课，要重新恢复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和行政学，其中也包括公共的学科建设。这为公共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随着政治学、行政学等学科的恢复，高等学校、社会科学研究部门开始进行政治决策和行政决策方面的研究。此时的公共还远未出来，被包含在公共行政学和政治学这两门学科之中。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开始介绍和翻译地区和国外的公共的文章和书籍，同时也编写出有关科学的教材与读物。其中比较重要的著作有：《制定过程》（1988年），《系统分析和科学》（1986年），《经济：原理与设计》（1988年），《公共》（19年），《公共析论》（1986年），《科学》（1988年），《研究学概论》（19年）等。

2、中国公共学科的开创阶段(20世纪90年代)

90年代是中国公共开始从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的研究领域的时期。其标志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开设了公共课程、创办了研究机构、培养了研究生。90年代，在一些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政治学、行政学专业中，开设了以“科学”或“公共”为名称的课程；成立了从事研究的机构；在未被列入国家学科专业目录之内的情况下，一些高校在其它专业的名目下，招收了以公共、科学或分析为研究方向的硕士生与博士生。

二是出版了一批公共教材。主要有《行政决策分析》（1991年），《公共学导论》（1991年），《科学导论》（1992年），《科学原理》（1993年），《学》（1994年），《公共分析》（1996年）等。

三是建立了全国性的公共科学研究会。1991年8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在吉林春市召开全国首届科学研讨会。1992年10月，全国科学研究会作为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的研究分会宣告成立。1994年，中国科学研究会成立，它是我国研究领域的最高学术组织。

四是从产业化上看，一个以半营利和营利为目的的咨询研究产业已在我国悄然兴起，它们有的以组织名义承接咨询研究任务，有的以个人名义受聘于和企业。

第二节 公共研究视角

公共研究的一大特征就是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其集中表现在三个层面：第一，认识论基础的多样性；第二，学科视角和分析路径上的多样性；第三，在操作层面或者说工具性方面方法的多样性。应该说，研究路径和方法的多样性对于我们深入地理解和把握公共的本质和运动规律是大有裨益的。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更加多元和综合的方法“并不能保证分析的成功，因为任何方都只能提供我们对这些方法的思考和理解，这些方法只有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展现其价值”。

美国学家内格尔认为，“广义的研究可被定义为对不同公共的性质、原因和效果进行的研究。所有的科学知识领域，尤其是社会科学都与这一研究有关。”在他看来，研究应当遵循“以政治学为基础的多学科性定量化的价值导向”，除了占重要地位的政治学以外，他还列举了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地理学、历史学、法学、哲学以及数学、计算机科学等各种学科对研究的影响。然而，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家都不可能精通与研究有关的所有学科，每个分析者也不见得都会成为他所从事的社会科学的所有分支领域的专家，但有一点已经成为共识：“谁要想提高研究工作的能力，谁就必须一般性地了解各门社会科学能起到的潜在作用和它们的弊端”，就像一个外行对医生或律师所说的话要有大概的了解一样，这种了解能够使研究者知道何时去求教于另一个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同行或者专著。

一、政治学视角

　　在所有社会科学学科中，政治学与科学（公共研究）有着最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者甚至可以说是政治学的一个核心分支，而政治过程是科学的一个方面或维度。因为政治学主要研究政治行为及政治过程，而这种行为或过程在现实政治实践中主要表现为过程，即的制订、执行和评估等。由于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因此，从政治学的视角对公共进行研究的途径也是多种多样的。托马斯·戴伊在《理解公共》一书中概括了公共研究的八种概念性模型或理论，即制度模型、过程模型、集团模型、精英模型、渐进模型、对策模型、系统模型和理性模型。安德森在《公共决策》一书则将西方分析的研究方法或观点归纳为五种理论，即政治系统论、团体理论、杰出人物（精英）理论、功能过程理论、制度化理论。据此，陈振明在《公共分析》一书中着重论述了系统理论、过程理论、团体理论、精英理论和制度理论。

　二、经济学视角

    公共学的经济学视角就是采用经济学的理论假定、概念框架、分析反噶法及技术方法看待公共问题。按照阿马切尔在《经济学和公共》一文中的概括，研究的经济学视角的基本内容是：（1）经济力量是实证的或非规范的，它由事实命题而不是价值判断所组成。这就意味着经济学要为决策者提供实证的知识，而不是某些“应该”的指导；（2）经济学理论结实某些事件的结果，它允许“如果A，则B”一类的问题，一般并不预言A的出现；（3）经济学家倾向于用私人市场过程来解决社会问题；（4）经济学家倾向于化大量的心血去澄清各种选择，并使选择的机会成本尽可能清楚；（5）经济学家更有可能认识在现存选择中的替代机会；（6）与第5点密切相关的一点是，经济学家使用渐进的和边际的途径；（7）经济学家倾向于用个人的途径来做社会分析；（8）经济学理论对所有经济系统和背景都是适应的。

　三、管理学视角

　　管理科学的理论核心即是改进管理决策，以西蒙为代表的决策理论学派认为，管理就是决策。由于公共从总体上来说是一种抽象的行为原则与规范，只有通过管理，才能将公共的目标变为现实。公共学与管理科学尤其是公共管理学在研究对象上有很多共同之处，它们都是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解决社会公共问题，都要经过确认问题、制定方案、计划实施到结果评估的程序。管理学对公共分析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特别是管理主义理论或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对传统的科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它大大改变了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管理学科的研究范围、主题、研究方法、学科结构以及实践模式，是公共管理学科和公共学科的又一次范式转变。这种范式正逐步取代传统的科学范式而成为当代西方公共科学研究的主流。

四、社会学视角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社会学既是一门特殊的社会科学，又是一门科学。”社会学与科学的联系以及它对科学发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主要有：（1）社会学研究日益关注了解社会的制定和执行过程。社会学家对过程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对某些特殊的过程和实况做出解释的宏观模式上，而不太注意决策如何做出的微观模式。他们的宏观模式力求解释某些特殊的社会控制形式是如何形成以及为什么形成、当代社会的功能一类的问题。他们关注的是回溯性地解释为什么有某项、法案出台以及为何出现某些管理效果。（2）社会学与科学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它对社会问题、越轨行为、犯罪和社会变迁所特有的学科兴趣上；社会学中的研究几乎都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规范性的，而且主要集中在过程，而不是内容上。（3）社会学在评估研究上对科学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尽管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也同样在这方面有所贡献，但社会学提出了一些独特的评估方法或模式，他们的日常评估工作是在自然的社会状况下来进行的，而且他们更重视或项目失败的组织原因的分析。（4）社会学领域中出现了“社会（学）”的专门领域，它既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也是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五、伦理学视角

从某种意义上说，分析或科学是一门关于选择的科学，而人的选择行为以价值判断或价值观作为基础。因而，伦理学是分析的一个重要学科基础，而伦理学分析（价值分析）构成分析的一个基本方面。分析的研究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1）描述性问题——公共的原因和结果是什么？（2）评价性问题——这项有什么价值？（3）倡导性问题——应该做什么？所以，邓恩在其《分析中的价值、伦理观和标准》一文中认为，分析采用各种探讨和论证的方法提出有关的信息并转换其形式，分析的范围和方法部分是描述性的，目的在于提出关于公共的原因和结果的信息；然而，分析也是规范性的：它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产生这种后果对过去、现在和将来几代人具有何种价值的信息。R•M•克朗在《系统分析和科学》一书中将价值分析看作分析（系统分析）方的一个方面。他认为，系统分析方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基本范畴：（1）行为研究；（2）价值研究；（3）规范研究。行为研究（事实分析）要回答的是“是什么”的问题，前提是能够了解到事物的本来面目，事实是能够被发现的，它要对事物、事件、关系和相互作用等进行描述、观察、计数和测度；价值研究要回答的是“喜欢什么”的问题，价值分析旨在于确认某种目的是否值得为之争取，采取的手段是否能被接受以及改进系统的结果是否“良好”，它通过价值的确认与分析而直接面对价值问题；规范研究要解答的是“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它寻求的是通过确定和肯定为达到预定目的而采取的行动和手段，来证实“应该如何”的论断或假设。

第三节 公共研究的主要方法

一、公共的系统分析和矛盾分析方法

1、公共的系统分析

尽管系统分析与科学或分析几乎是同时产生的，但是，科学是在运筹学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而，系统分析事实上成为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种根据客观事物所具有的系统特征，从事物的整体出发，着眼于整体与部分、结构与层次、结构与功能、系统与环境等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求得优化的整体目标的现代科学方法。根据系统的本质及其基本特征，可以将系统分析的内容相对地划分为系统的整体分析、结构分析、层次分析、相关分析和环境分析等几个方面。

（1）整体分析。系统的性质、功能与运行规律不同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在状态时的性质、功能和运动规律，它们只有在整体意义上才能显示出来。用整体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的核心是：从全局出发，从系统、子系统、单元、要素之间以及它们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中，探求系统整体的本质和规律，提高整体效应，追求整体目标的优化。因此，整体及其目标的优化是整体分析的主要内容。面对一些复杂的、较大的系统时，要求我们把系统分解为一组相关联的子系统，在整体的指导下，协调各个系统的目标，从而达到系统所要求的总目标，即通过求局部最优化得到的局部解，经过协调而达到整体的最优解。

（2）结构分析。所谓系统的结构是指系统内部诸要素的排列组合方式。结构分析是寻求系统合理结构的途径和方法，其目标是找出系统构成上的整体性、环境适应性、相关性和层次性等特征，使系统的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在分布上达到最优结合和最优输出。人们提出了如下两个公式来表达结构分析的基本原理；

其中：X是系统组成要素的集合；R是系统组成要素的相关关系的集合；C是系统要素及其相互关联在各层次上的可能分布形式；P是X、R、C的结合效果函数；“”表示这个函数对应于某种条件，例如表示P函数对应于系统目标集的条件，表示P函数对应于环境因素约束集的条件；E表示P函数在两个对应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优结合效果；Sopt的关系式表示具有最佳结合效果的结构中能给出最大输出的系统。结构分析的任务就是寻求X、R、C之间最优结合形式，使系统在稳定条件下结合效果最优，系统输出最大。

（3）层次分析。系统论认为，任何复杂的系统都具有一定的结构层次，它既指等级性，又指侧面性，是系统稳定性和连续性的重要保证，也是系统发挥其最佳功能的前提条件之一。20世纪70年代，运筹学家萨蒂提出了层次分析法，其基本思路是：明确问题中所包含的因子及其相互关系，将各因子划分为不同的层次，从而形成多层次结构；通过对各层次因子划分为不同层次，从而形成多层次结构；通过对各层次因子的比较分析，建立判断矩阵，并通过判断矩阵的计算将不同方案按重要性或适用性大小排列，为最优方案的选择提供依据。层次分析首先要解决系统分层及其规模的合理性问题，层次的划分要考虑到系统传递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效率、质量和费用等因素；其次要使各个功能单元的层次归属合理。

（4）相关分析。系统论告诉我们，构成系统的各个子系统、单元和要素之间以及它们与环境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这一特征叫做系统的相关性（有机关联性）。相关分析要求我们在研究过程，尤其是问题界定、目标选择和方案规划中，充分注意到各种问题及问题的各个方面之间、各个目标之间、各个方案之间、子目标与总目标之间的相互关系，注意目标和方案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考虑各种因素对执行的效果可能产生的影响，从而设计出较优的方案。

（5）环境分析。环境是指系统之外的所有其他事物或存在，即系统发生、发展及运行的生态条件或背景。要确定系统及其问题的边界和约束条件，必须对环境作出分析，系统分析的许多资料也来源于环境，因此，环境分析是系统分析中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环境分析涉及的内容很广，包括自然环境分析或物理技术环境分析、社会经济环境分析、文化心理环境分析等。在系统分析中，要对环境加以因时、因地、因人的分析，找出相关的环境因素，确定其影响的范围和程度，以便在方案的制定和执行中予以考虑，这正是环境分析的任务与目的。

系统分析方法包括大量具体的分析技术，如线性规划法、非线性规划法、动态优化法、排队论、网络分析法、层次分析法等等。 

2、公共的矛盾分析

矛盾分析法作为唯物辩证法认识事物和分析问题的根本方法，在我国的分析和实践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其要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辨证关系要求我们在普遍性原理的指导下，具体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分析问题、制定和执行，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反对不同具体情况的“一刀切”，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的错误思想和做法；必须遵循从特殊到普遍，再由普遍到特殊的认识规律；同时要学会“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解剖麻雀”等科学的工作方法。

其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辨证关系要求我们在分析问题、制定和执行时首先要善于抓住重点，抓住关键，集中主要力量去解决主要矛盾，同时又要学会统筹兼顾，恰当地处理次要矛盾，学会“弹钢琴”。既要防止不分主次，“眉毛胡子一把抓”；又要防止只抓中心，不顾其他，“单打一”。

再次，矛盾的主、次方面的辨证关系要求我们在分析问题日、制定和执行时要善于抓住重点，分清事物的主流和支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二、公共的历史—比较分析方法

1、公共的历史分析

研究公共必须坚持历史的观点。以为任何一个问题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和矛盾群体，是会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每一项也都是一个过程，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因此对公共的研究就不能仅限于对当前情况的分析，否则就难以把握变化的原因，更谈不上对的改进。研究一项公共的历史过程，首先必须研究该产生的历史条件，随着的发展，还要研究实施的历史条件以及变动乃至终结的历史条件。其次要研究前后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要对现行与过去的同类进行历史的比较，从中找出一些经验性的东西，为更好地贯彻落实现行服务。最后要深入研究该项或该的某个阶段的具体脉络，更多地以描述性的语言来记录的历史。

2、公共的比较分析

在科学研究中，比较方法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之一”。二次大战后，西方政治学界兴起了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比较政治学的成功启发了公共的研究，比较公共作为一种新的研究取向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比较公共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把社会问题提上议程要比较，拟订的方案要比较，执行和评估方案中也要进行前后比较以及预期与实际效果的比较，等等。当然，这都是些技术层面的比较，严格意义上的比较公共是对公共进行的比较研究。这种比较所关注的内容是不同国家的所采取某项的具体内容、原因、方式及其影响。根据比较主体的异同及研究目的是求同还是求异，可以分为同上求同、同上求异、异上求同、异上求异、同上就异同、异上就异同等六种类型。

3、公共的个案分析

个案分析或个案研究是比较研究的基础，大到一个国家、一个领域的公共，小到一个活动或现象，都可以进行个案研究。个案研究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公共，而研究案例“可以被用于阐释如何作出适当的、典型的或者值得效仿的决策”，把案例用于教学能够帮助学生获得专业性的分析技能，有助于学生评价：实际工作中制约因素给公共们带来的压力；无论是否达到对问题的科学理解就作出决策的必要；大部分问题的混乱和界定不清楚的特征；以及决策在更大的官僚制的、政治的以及社会的背景中受约束的程度。个案研究的步骤一般包括：（1）明确个案研究的目的和内容；（2）制定研究计划；（3）实施个案研究（如收集资料、访谈、观察、测量等）；（4）整理分析材料，形成结论；（5）起草研究报告。

三、公共的经济—社会分析方法

1、利益分析方法

利益是社会化的需要，是人们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需要。“利益的观念，在一个个人化程度很高而传统作用被削弱的现代社会尤为重要。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利益的概念是同权利、义务、责任、合理性等概念连在一起的，而这些概念又把现代自我界定为公民。”马克思主义认为，利益分析方法是从利益的角度去分析人们结成的经济关系、阶级关系、政治关系以及各种社会关系，并且认为经济关系、阶级关系决定其他一切社会政治关系，如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国家关系，等等。这是因为“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社会现象的根源存在于生产关系中间，“必须把这些现象归结为一定阶级的利益”。因此，列宁在论及苏俄政治时明确指出：“我国的对内和对外归根结底是由我国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地位决定的。这个原理是马克思主义者整个世界观的基础。”同样，研究当前中国的公共，就要弄清中国目前利益关系的具体状况，也就是说，要明确当前中国存在哪些利益关系（包括利益差别和利益冲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利益关系表现出哪些新特点，其中有哪些关系是不合理的、需要调整的，不合理之处及其原因是什么，如何进行针对性的，等等。

2、经济分析方法

人类的政治活动或经济活动都存在着如何通过最佳途径、手段来合理选择和实现目标的问题。因此，可以使用现代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来分析政治现象，尤其是现象。公共选择理论是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公共获得的最大成功，它是“对非市场决策的经济学，或者简单地定义为是经济用于政治科学的分析”。其对非市场决策的分析思路是：（1）作出与一般经济学相同的行为假设（理性的、功利主义的个人）；（2）通常把偏好显示过程描述为类似于市场（选民从事交换活动，个人通过投票行为来显示他们的需求表，公民自由进入或推出俱乐部）；（3）提出与传统价格理论相同的问题（均衡存在吗？它们是否稳定？是否具有帕雷托效率？她们是如何达成的？）。

公共大都具有经济上的效果或需要经济上的投入。考察经济效果有两个基本方法，即成本—效益分析或损益分析和成本—效能分析。

3、社会形态分析

社会形态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体系的总称，是这个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不同的社会形态需要不同的指导，而且，就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发展时期而言，公共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我国当前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因此，目前我国的各项应该建立在现阶段的经济基础之上，并且要为经济基础服务。同时，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公共要不断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一旦出现矛盾要及时予以调整，避免造成剧烈的社会冲突，影响社会的稳定。

4、社会阶级与阶层分析

阶级分析就是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和研究阶级社会中社会现象的方法。要想正确认识社会，指导社会实践，就必须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它们的政治态度和思想状况，还要分析各个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以及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对此，西方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建构了自己的阶级理论和分析方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精英理论。在公共研究途径中，戴伊和汤姆逊认为反映的是精英的偏好、价值观和利益，而不是群众的要求；的变化或完善实际上是精英们的价值观变化的结果。因此，是自上而下由领袖提出并加以执行，而不是自下而上产生于群众的要求。

    传统上，我们通常把阶层看作是同一阶级中，由于所处阶级地位不同而分成的若干层次。这些层次所反映的就是社会中各种资源分配与占有的关系，这种占有关系决定着人们的社会互动方式、互动过程以及其他社会关系的形成，因而也是社会结构中占主导性的社会关系。有关社会分层的理论解释，有功能论和冲突论两种。两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不平等的二重性。一方面，合理的、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分配确实比平均主义更能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而另一方面，由于权力与各种资源占有的不同而引起的不公平竞争和待遇，会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四、公共的制度分析方法

制度（Institution，有时专指机构）是公共过程中得以实现的场所，它包括政治组织、法律和规则等。这些制度构成每个政治体系的核心部分，并且制约着决策者的行为。它们划分各级组织的权力和责任，并且授予个人和团体以权利。传统制度主义把公共看作机构或制度的产出。机构赋予如下三个特征：合法性、普遍性和强制性。然而，传统制度主义往往偏重描述，并纠缠于行政的细节和正式的程序，而忽视了个人和团体会利用制度来谋求私利，也忽略了社会背景对正式制度安排的形成和调整所发挥的作用；再者它是从静态的角度来看待过程的，而且制度在其中并非是变量，制度的规则和运作实际上有赖于像官僚和政客这样的个人所作出的政治选择。因此，在行为主义时期诞生的科学最初倾向于反对制度主义。

新制度主义弥补了行为主义的不足，把制度因素重新置于研究的中心位置。公共的形成不再被简单看成是无数选民偏好的聚集，而是通过一定规则制定出来的，其三大流派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及社会学制度主义都为公共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新的范式。其中历史制度主义者倾向于对公共个案进行精细的研究，这不是单纯的描述，而是把目标放在分析影响公共的多元因素上，注重从历史和比较的角度对不同制度在相同领域的作用进行考察；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通过对公用资源或公共池塘资源的研究，为集体行动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答案，即在相对较窄的范围内用制度来解释结构对选择的影响；而社会学制度主义者从更为宽泛的角度把文化和价值引入制度分析，对政治生活中大量的无效率的制度的存在进行解释。

五、公共的价值、超理性与宏观分析方法

1、价值分析

公共的价值分析是考察公共过程中某种目的是否值得为之争取、采取的手段是否能被接受以及改进系统的结果是否“良好”，其力求回答的问题是：喜欢什么？因为什么？为了什么目的？多大风险？应当优先考虑什么？等等。价值分析的方法，一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1）对作为价值观念对在表象的行为方式和需要结构进行研究，调查水不同阶层的人对公共所持的态度与可能的行动。（2）对价值观念的各个方面，如人生态度、道德风尚、审美标准、生活方式等进行全面的调查和研究、识别社会公众、公务人员和社会团体等不同层面的价值观的含义、范围和变化趋势。（3）对规范性的价值体系即价值规范，如社会意识形态、道德伦理规范、精神文明规范，以及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生态环境等诸方面的规范进行分析，寻求价值规范所蕴涵的价值观念。（4）价值分析的具体方法包括：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调查，对上述几个方面进行研究与分析；可以运用决策分析对不同价值准则的敏感度进行分析；此外，可以通过对经济活动中的预算分析、劳动报酬关系以及资源分配优先顺序等方面的分析透视价值观念及其变化。

2、超理性分析

公共的分析和制定过程经常是超理性或模糊的，甚至，“当代用非理性和反理性决策方法的次数，远较用纯理性或有限理性为多”。但是，超理性的过程是极为复杂的过程。可以说，迄今为止人们仍然不能对其运行的机理作出完整的描述。但是人们根据现象总结可以知道，超理性过程基本上是非逻辑的过程，它直接影响人的决定和行为。关于超理性过程中的一些典型的表现，R.M.克朗进行了较好的概括（见表）。

表：超理性过程

叶海尔·德洛尔在他从事理论研究和担任顾问的实践中发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普通的公共分析在微观问题上的有效和宏观问题上无效的矛盾；另一个是现有公共分析的一般知识与“行动中的见解”之间存在的差异的矛盾。同时，德洛尔在对24个首脑机构的比较研究中发现，由于公共技术水平上的不足，公共分析方法和受过专门培训的分析人员在高层领导人面临的关键性问题上为力。为此，他强调有必要在分析领域进行一场大刀阔斧的革新，对整个系统进行综合考察，发展能够应付高层大政方针的宏观公共分析。这种宏观公共分析的思想主要体现在22条原则上。

第四节  公共研究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研究的效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充分的搜集资料和正确的分析方法。充分占有资料是促进研究深入进行的前提，正确的分析方法则是提高研究效率、保证研究结果正确的重要工具。随着公共学的研究对象不断地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公共的研究方法和资料搜集方法也不断被丰富和完善，并呈现出交汇性和综合性的特征。这种特征保证了对于过程既可以进行定性研究，又可以进行定量研究；既可以进行宏观研究，也可以进行微观研究；既体现了实证主义方，也体现了人文主义方。

一、一手资料的搜集与分析

搜集资料是公共研究的最基本步骤。一手资料是相对于二手资料即各种既有的文字资料而言的，它是研究者采取社会调查、实验和实地观察等研究方式，直接地从研究对象那里记录下来（有时也有研究对象提供的表达自身态度和认识的简单文字材料）并加以整理的资料。它可以是定量的，也可以是定性的。定量的资料搜集与分析方法的重点在于如何保持资料搜集的科学性，以利于后续研究过程的顺利进行；而定性的资料搜集与分析方法的基本特征就是资料的获取方法和所获取的资料的内容往往更适合于进行定性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进一步研究也往往得出定性的结论。

（一）定量的资料搜集与分析方法

这种一手资料的搜集与分析常常采用抽样调查的方式。它是按照一定的程序从研究对象的全体（总体）中抽取一部分（样本）进行调查或观察，并于后续的研究中，运用一定的数学方法，对研究对象（总体）的数量特征进行描述和判断。根据是否利用概率原则，抽样调查方法分为概率抽样调查和非概率抽样调查两种方式。

1、概率抽样调查

概率抽样，也叫随即抽样，就是按照概率原则，从总体中抽取一定数目的单位作为样本进行观察。这样做的结果排除了主观上的随意性，可以保证根据样本所做出的结论对总体具有充分的代表性。概率抽样可以分为两大类：等概率抽样和不等概率抽样。前者总体中的每一个个体被选中机会相等，后者每一个个体被选中的机会不等。其基本技术主要有五种，即简单概率抽样、系统抽样、分层抽样、整群抽样和多段抽样。

2、非概率抽样调查

非概率抽样又称非随机抽样，是指抽样时不遵循随机原则，而是按照研究人员的主观判断或仅仅按照方便的原则抽选样本。在与过程有关的调查中，采用非概率调查通常是出于下述几个原因：受客观条件，无法进行严格的概率抽样；为了快速获得调查结果；在调查对象不确定或无法确定时；总体各单位间差别不大，其调查人员具有丰富的调查经验时。非概率抽样技术主要有四种，即偶遇抽样、判断抽样、定额抽样和雪球抽样。

3、概率抽样和非概率抽样调查资料的收集方法

通过概率抽样和非概率抽样的形式可以确定被调查的个体，但是如何向这些被调查的个体收集调查资料，则是又一个比较重要的内容。调查资料的收集方法主要分为自填问卷法和结构访谈法。

（1）自填问卷法

自填问卷是完全由被调查者本人填写的问卷，其特征是问卷直接面对被调查者，因此具有较大的优点。效率很高是其突出的优点，它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同时调查很多人的情况，不用逐一进行访问和交谈，省时省力。同时该方法具有很好的匿名性，自填问卷本身也是标准化的，可以避免许多人为因素的影响，有助于被调查者如实填答问卷。但是，自填问卷由于十分依赖别调查者的合作，其回收率常受被调查者的合作程度影响；再则由于无法对答卷进行现场指导，缺乏和调查者的有效沟通，自填问卷也有赖于对被调查者文化层次的选择。根据发送方法和填写方法的不同，自填问卷法可以分为个别发送法、集中填写法和邮寄填送法。

（2）结构访谈法

所谓结构访谈法，是指研究者对访谈的走向和步骤起主导作用，按照自己事先设计好的具有固定结构的统一问卷进行访谈的方法。在结构访谈中，选择访谈对象的标准和方法、所提出的问题、提出的顺序以及记录的方式都呈现一种格式化、标准化的特征。研究者多所有的受访者都按照同样的程序了解同样的问题。结构访谈法经常采用当面访谈和电话访谈的方式进行。在结构访谈中，由于研究者和被调查者存在有效沟通的机会，调查的回答率较高，调查资料的准确性和总体质量也较好。同时结构访谈法的适用的调查对象的范围也相对广泛。但是，其匿名性较差，一些敏感问题、隐私问题、社会禁忌问题的调查可能受到一定的影响。

（二）定性的资料搜集与分析方法

这类方法主要在于通过实地研究获得第一手的、用于定性研究的资料。根据研究模式的不同，可以划分为无结构访谈法、实地观察法和准实验研究法等几种以带有定性特征为主的研究类型。

1、无结构访谈法

无结构访谈法，又称深度访谈法，是一种非标准化、非格式化的演技资料的收集方法。事先不设计问卷、表格和提问的标准程序，只给调查者一个题目，由调查者就该问题自由交谈，被调查者可以畅所欲言，从环境到过程，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固定的框框，能充分发挥双方的积极性，在交谈中可以就一些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思考，还可以获得许多背景资料，有助于以后对问题进行纵深研究。但是这种方法所收集的资料比较复杂，难于进行定量分析；同时，对调查者的要求也相对较高。按照访谈对象的人数不同，无结构访谈法大致可以分为个别访谈法和集体访谈法两大类。其中集体访谈法的常见形式包括焦点团体座谈会、头脑风暴法、德尔菲函询法等。

2、实地观察法

公共中的实地研究首先以深入实地进行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为前提。通常分为选择研究背景、获准进入、取得信任和建立友善关系、收集资料（观察和访谈）、整理和分析资料、报告研究成果等几个主要阶段。实地观察法属于实地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在自然环境下对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观看、倾听和感受的一种研究手段。公共中的观察要求带有明确的目的，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去直接了解正在发生、发展和变化着的现象。因此观察者的活动具有系统性、计划性和目的性，要能够对所观察到的与有关的现象做出实质性的和有规律性的解释。实地观察法可以分为非参与观察和参与观察两种方法。

3、实验研究法

 实验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一些变量的控制来观察过程中另一些变量受其影响的情况，从而掌握变量之间互相影响的有关事实，为公共的制定、执行和评估提供参考信息。与实验研究相对应的还有一种准实验研究。它是在缺乏某个实验条件或者实验环节，或者对某个变量不能完全有效的控制等不完备条件下的实验。由于实验要素很难在严格的意义上进行完善，所以准实验研究适合对一些量化程度要求不高的公共问题进行研究，也适合进行定性的公共研究。根据实验环境的不同，准实验研究可分为实验室实验和实地实验两种情况。

二、二手资料的搜集与分析

二手资料的搜集与分析又称非介入性研究或者文献研究。公共研究中常见的二手资料的搜集与分析可以分为内容分析、二次分析和现存统计资料分析。

1、内容分析

内容分析是一种对与过程有关的文献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描述的研究技术，主要内容是把现存的文字资料转换为数据资料，然后利用统计方法来分析现象。内容分析常常用于考察过程中人为的事实，主要是指已经成文的文件。其目的是通过考察这些文献来了解人们的行为、态度和特征，及其对过程的影响。内容分析可以分为定性内容分析和定量内容分析两种类型。但主流的、大量的内容分析则是定量的内容分析类型，即对各种信息传播形式的外在内容进行客观的、系统的和定量的描述。研究者分析的重点首先是从这些外在的、表面的内容中归纳出量化规律，而后透过这些规律再发掘关于内容的深层解释。其基本程序可分为抽样、编码和推理三个关键环节。

2、二次分析

二次分析是对与过程有关的现有的数据资料进行的再次研究，即直接利用其他研究者为其他目的所搜集的原始数据资料所进行的新的研究。这种分析方法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研究目的：一是利用别人为研究某一问题而收集的资料进行其他问题的研究，即把同一种资料再用于对不同的问题的分析和研究中；另一种则是用新的方法和技术去分析别人已经用过的资料，以对既往的研究结果进行核实，即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处理同一种资料，以了解是否能得出同样的结论。二次分析的主要程序是：确定新的研究主题；在此基础上寻找合适的资料，包括原来的研究者所建立的某些变量、量表和指标，所使用的公式、概念和技术，只要研究需要，只要没有错误，都可以直接使用；最后对资料进行再剖析和再发掘，的出新的结论。

3、现存统计资料分析

现存统计资料分析又称既有统计资料分析，是在利用各种官方统计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其目的是利用部门统计资料的权威性，提高研究的代表性、可靠性和说服力。现存统计资料分析的程序主要是：选择合适的资料；处理资料，即利用既有的统计资料去获取信息、发现规律；最后，基于现存统计资料的特殊性，需要确切地说明资料来源。

三、定量资料分析

1、定量资料分析概述

公共研究的定量资料分析方法一般是指在过程中对各种有关的资料和信息用确切的数字量化出来，建立数学模型，并运用包括计算机在内的各种计算手段进行计算和分析，为公共的制定、执行、评估和监控提供有效的依据与技术的过程。它的主要特征是科学性、专门性、敏感性和精确性。

以理性分析为基础和根据的定量分析是当代分析的主流。分析不能单凭经验、想象、判断或直觉，在许多情况下，必须有准确可靠的数字资料的分析作为依据。现代科学提高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和可靠性，从一开始就从运筹学、系统分析、统计学、数学、计量经济学等定量学科中借鉴和发展出一些适应于研究领域的新方法和工具。 

定量分析方法在运用过程中，首先对所涉及的对象做典型化分离，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然后把系统中各环节、各要素抽象成可以量化的变量；接着，运用经验的或统计的数据以及必要的假设，对量与量的关系加以描述；这些关系可以表示成各类数学模型，通过数学模型的求解，得到所需要的系统输出量。这些结果通过与目标或期望的比较，决定对系统的优化和改进，从而为的评估、优化、修改等提供科学依据。 

2、定量资料分析的分类

研究的定量分析方法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侧面对分析的定量方法加以分类。比较有影响的一种分类方法是克朗在《系统分析和科学》一书中完成的。他将定量分析技术分为两类，即确定型的分析技术和随机分析技术。其中确定型的分析技术包括线形规划、排队论、规划管理技术、马尔柯夫分析、对抗分析、质量保证、损益分析等。见表：

表：确定型的定量模型、方法和技术

表：随机定量模型方法和技术

四、定性资料分析

定性资料分析是一个对资料信息进行分类、描述、综合、归纳，并在此技术上提取出定性结论的过程。其基本逻辑是归纳法，即从具体的、个别的、经验的事例中逐步抽象出概念和理论。这种分析方法经常采用的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五种不同的类型：连续接近法、举例说明法、比较分析法、流程图方法和创造性分析方法。

1、连续接近法：是指从开始时概念含糊、信息杂乱的状态，通过不断反复和循环上升的多项步骤，最后取得一个具有概括性的综合分析的结果的方法。其特征是不断地、连续地去粗存精，去伪存真。

2、举例说明法：是用经验证据来说明某种理论或概念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氛围两种方法：一种是用某种特定的个案或现象为例，来表明理论模型与事实的吻合程度；另一种是同时列举多个不同的个案，来表明理论模型与事实的吻合程度或理论的应用范围等问题。

3、比较分析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少数理论或者概念上，用其他可以替换的解释与之进行比较，然后发现出新的有价值的东西。根据比较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一致性比较法和差异性比较法。两者的目的都在于找出使不同的个案具有共同特征的原因。

4、流程图方法：是指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都具有直线性、阶段性特征的研究方法。它主要是以历史和现时的发展过程为脉络，对定性资料进行分阶段描述，通过一个个的阶段性结论和描述，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具有逻辑联系的过程性结论和描述，从而展现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

5、创造性分析方法：建立在专家直接判断、灵感和类比等形式基础上的分析方法，是对一些典型的公共定性分析方法的统称，它既是心理的过程，又是逻辑的过程。其较为成熟和常用的方法包括个人判断法、脚本写作和运筹博弈法。

案例阅读

刑罚的经济学分析

犯罪问题一直刑事法学研究的领域。一般而言，犯罪就是触犯刑法的行为。但是，人们很少思考诸如如何减少犯罪发生率、如何配置有效资源用于减少犯罪等问题。如果从经济学的途径分析，则有助于人们澄清这些问题。

  一、犯罪行为的经济学模型

  众所周知，对犯罪行为的认定，依据的是4个关键变量：犯意(即犯罪意图，它是区分民事过错与刑事犯罪的重要标准之一)、公共危害(即严重侵害了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刑罚制裁(即以国家名义对犯罪分子实行惩罚的一种强制手段)、举证标准(主要由代表国家的公诉方承担)。

    根据经济学的理性人(“经济人”)假设，决策者都是具有理性的，犯罪分子也不例外。对于一个犯罪分子而言，是否实施犯罪行为取决于其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的比较。当预期收益值大于预期成本值时，犯罪是有利可图的；反之，就不会有犯罪现象发生。而当预期收益值等于预期成本值时，犯罪分子就处于犯罪的临界线上。

      尽管国家刑法中规定的刑罚是确定的，但是，由于在侦破、拘捕、定罪等方面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如由于侦破手段和侦破技术的落后，抓不到犯罪分子；或者即使拘捕了，却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犯罪)，也就是说，犯罪分子的每一次犯罪行为未必都能受到刑罚制裁。因此，犯罪分子总是心存侥幸，其预期刑罚小于法律规定的刑罚。

    如果用x轴表示犯罪的严重程度，用y轴表示刑罚的严厉程度，犯罪可按严重程度进行分类，刑罚也可按严厉程度加以分类，而且刑罚的严厉程度将随犯罪严重程度的变化而变化。再假设确定的刑罚、预期刑罚以及犯罪的临界线(补偿线)都可通过货币来测量，那么，确定的刑罚曲线、预期刑罚曲线以及犯罪的临界线(补偿线)可用图1表示。

                                                  犯罪严重程度

            图1 刑罚曲线与补偿线（一）

    确定的刑罚曲线：表示罪行越重，刑罚越严。刑罚曲线基值大于0，表明即使没有犯罪行为，犯罪嫌疑人也有可能受到惩罚(如误罚)。

    补偿线是犯罪分子是否实施犯罪行为的临界线．在这条线上，犯罪所得正好被刑罚制裁所抵消。

    顶期的刑罚曲线：介于确定的刑罚曲线与补偿线之间。这是因为，犯罪分子是通过计算不确定性来估算犯罪的预期价值的。比如，实施犯罪的成本为1 ooo元，如果对某一犯罪分

子的指控成立，那么他将被罚2 ooo元。但如果他被指控成功的概率只有75％，那么，预期刑罚值就只有1 500元。

    当侦破、拘捕或定罪的概率相当低时，犯罪分子的预期刑罚曲线就会向补偿线下方一直延伸，理性的犯罪分子这时就会乘机作案。图2的弧形阴影区域就是犯罪分子作案的备选空间．

    在x1-～X3之间，由于预期收益值大于预期刑罚值，实施犯罪行为对犯罪分子有利可图。但是，他在X1~x3，区间内的哪点实施犯罪行为对自己最为有利呢？

            图2 刑罚曲线与补偿线（二）

根据图2中给出的曲线，最合算的犯罪行为在x2这一规模点上。此时，犯罪分子的预期净收益达到最大，也就是收益曲线与预期刑罚曲线之间的纵向距离达到最大。

_ 下面我们对图2得出的结论进行理论推导，设犯罪严重程度为X，刑罚的眼力程度为Y，则补偿线可用函数Y=X表示。

    确定刑罚曲线由函数y=X(X)给出，犯罪严重程度X的受罚概率P由函数p：p(X)给出，则犯罪分子预期刑罚的函数表达式为犯罪的净收益，

    当取最大值时，犯罪分子实犯罪行为对自己最为有利。

    令的微商为0，则

    罪犯的最佳犯罪点，即图2中的x2由函数   确定.

    图1、图2省略了许多变量。事实上，犯罪的收益还包括金钱以外的快乐,包括：犯罪分子由于屡屡得手而未被抓获，犯罪“业绩”为其同伴所推崇而产生的心理满足感，等等；预期刑罚也包括了诸如耻辱感、社会的谴责、求职难等“非刑事制裁”。如果在前述模型中加入这些变量，就形成了一个更为一般、也更接近现实的曲线图，如图3所示。

                                     预期刑罚曲线

图3预期的刑罚曲线与补偿线

对图2、图3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所有这些复杂因素和变量的引入并不影响理想模型的解释力，因为度量单位改变的只是曲线的具体轨迹，而不改变它们的意义。

  二、犯罪行为模型的公共涵义

  犯罪是一个古老的社会现象。围绕如何降低犯罪率这一问题，主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基于社会学分析途径，认为犯罪是由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终济、生理因素引起的，因而降低犯罪率的最有效途径应当是集中社会资源彻底根除犯罪的生理、经济、社会根源，包括刨造就业机会，加大教育、卫生、保健、收入保障方面的资源投入。第二种看法基于经济学分析途径，它从“理性人”假设出发，认为人们是否犯罪取决于其预期犯罪收益与预期犯罪成本的比较。犯罪将随预期刑罚的上升而下降。也就是说，潜在的犯罪分子对威慑刺激反应灵敏。因此，增加拘捕、定罪、刑事审判等方面的公共资源投入，是降低犯罪率最为有效的处方。

    上述两种不同的看法实际上涉及这一问题，即如何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更有价值的公共目标上，是削减用于防治犯罪的公共开支，还是进一步提高社会总体的福利水平？众所周知，社会公共资源是稀缺的，而且社会公共资源的使用还存在一个机会成本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公共资源由某一领域转向另一领域，就相应减少了前一领域的资源。因此，投入多少公共资源，才能有效减低犯罪发生率?

如果用x轴表示犯罪数量的减少，用y轴表示投入的公共资源(假设可用货币进行测量)，则可以将犯罪的边际社会成本、边际社会收益在图4中表示出来。

                     x1                100%             X    

犯罪数量的减少

图4犯罪的边际社会成本与边际社会收益

    原点表示犯罪没有减少，100%表示犯罪已经销声匿迹。

    MSC线：表示将犯罪削减到一定程度的边际社会成本。它向上倾斜．表示犯罪数量减少时，边际社会成本递增。比如，在5％一10％这一区间内削减5％所花费的社会成本比在

90％一95％这一区间内削减5％所花费的社会成本要低。

    MSR线：表示实现各种程度的犯罪减量的边际社会收益。它向下倾斜表示．犯罪数量减少时，边际社会收益递减。比如，在5％一10％这一区间内削减5％所得到的社会收益比在90％一95％这一区间内削减5％所得到的社会收益要高。

    由图4可推知，当削减犯罪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即 MSC=MSB时，投入数量y的公共资源用以制止犯罪是最有效率的。在x(N)左侧，由于MSCMSB投入公共资源用于减 少犯罪数量是无效率的。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从公共资源利用效率的角度看，减少犯罪的目标不是百分之百地消灭犯罪，而是要使犯罪数量达到最优；而放任少量犯罪其实有利于整个社会状况的改善。

    下面，我们对图4得出的结论进行数学推导。

    犯罪的社会总成本包括犯罪的危害与制止犯罪的费用之和。令Z代表制止犯罪的所有公共资源投入(包括、、、监狱等方面的开支)，假定这些投入在这些机构间得到了有效、合理配置。犯罪频率p是资源投入相对于威慑效应的反比函数：p=p(Z)

    令d代表受害人遭受的损失，令z代表社会损失(包括潜在受害者的普遍防卫心理所产生的代价)，则频率为P的犯罪引起的社会危害为(d+i)·P(z)，频率为P的犯罪社会总成本为(d+i)·p(Z)+Z。

犯罪是否有收益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里暂时不予讨论。现假设犯罪是有收益的，b表示犯罪的社会收益，则犯罪的净危害等于犯罪的直接危害加犯罪的间接危害，减去犯罪的收益。也就是说，犯罪的净危害=（d+ i）—b

设威慑效应的标准为Z，则社会净收益

当Y取最大值时，威慑效应达到最优，用函数表示为

（b、d、i相对于z为常数）

用于制止犯罪的社会资源投入最佳点，即图4中的X1（Y1）由函数给出。

本章小结

1、现代公共科学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孕育时期及二战前的经验、思想储备，于1951年诞生于美国。其演变的历程包括了形成、发展、自我批判和拓展新方向等四个阶段。中国公共不仅有悠久的实践历史，也有深厚的思想基础。真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公共研究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才兴起的，先后经过了孕育和开创两个主要阶段。

2、科学是一个综合地运用各种知识和方法来研究系统和过程，探求公共的实质、原因和结果的学科，它的目的是提供相关知识，改善公共决策系统，提高公共质量。其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公共的原理、公共的学科体系和公共的方等三个层面上。

3、研究应当遵循“以政治学为基础的多学科性定量化的价值导向”，因此，从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等多学科视角来阐析公共是提高研究工作能力的必要途径。

4、操作层面或工具性方面方法的多样性是突现公共研究方法多样性的重要层面，其主要方法可以涵盖为系统分析和矛盾分析方法、历史—比较分析方法、经济—社会分析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和价值、超理性与宏观分析方法。在实践当中，学者们总是明智地以多种方式对不同的方法进行组合使用。

5、研究的效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充分的搜集资料和正确的分析方法。随着公共学的研究对象不断地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公共的研究方法和资料搜集方法也不断被丰富和完善，并呈现出交汇性和综合性的特征。这种特征保证了对于过程既可以进行定性研究，又可以进行定量研究；既可以进行宏观研究，也可以进行微观研究；既体现了实证主义方，也体现了人文主义方。

思考题

1、如何理解公共研究的多学科性？

2、简述公共研究中系统分析的内容与作用。

3、运用历史或比较的方法，撰写一个公共的案例。

4、试述社会阶级与阶层分析在当代中国公共制定和执行中的意义。

5、新制度主义的有关理论及其对我国制定的影响。

6、讨论一个个人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是如何影响其对研究方法的选择的？

7、认真阅读上述分析案例，并对其研究方法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