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传播学视野中的媒介理论变迁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Y angzhou University(Humanities&S ocial Sciences)

May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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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传播学视野中的媒介理论变迁

夏　文　蓉

(南京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江苏南京210093)

　　摘　要:发展传播理论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围绕传播与社会发展问题兴起的理论范式。由于全球大众传播领域的迅猛发展以及全球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发展传播理论经历了自身理论范式的转换,并面对全球化的新发展视野。重新审视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传播学视野中大众媒介的角色与功能,在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内环境以及全球化的语境中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发展传播学;媒介理论;全面小康社会

中图分类号:G2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07)03-0079-06

　　作为传播学的主要分支领域之一,发展传播学的提出是以美国学者勒纳在1958年出版的《传统社会的消失:中东的现代化》为标志的。“发展传播”一般被解释为运用现代的和传统的传播技术,以促进和加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变革的过程。

发端于美国的发展传播研究的目的主要在于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传播手段,有效地帮助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促进社会发展。在发展传播学的传统中,其理论焦点始终是大众传媒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由于20世纪下半叶全球传播领域的迅猛发展,大众传播理论自身历经巨变,发展传播理论也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传统的发展传播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5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阶段、60年代的依附理论阶段、70年代以后的世界体系理论阶段。90年代以来,全球化话语逐渐替代发展传播学的话语体系,但发展传播理论的中心议题未变,仍然是传播与社会发展问题。围绕传播与社会发展的主题,不同历史阶段的主导理论分别展开了对大众媒介角色与功能的探讨。近年来,国内传播研究正面临着一个急迫的现实命题,即在

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如何定位大众传播媒介以及如何发挥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问题。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其实正是新形势下的“传播与社会发展”问题。

本文试图通过对发展传播理论中的媒介观的变迁进行系统梳理,审视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传播视野中的大众媒介的角色与功能,再认识发展传播理论的发展脉络,在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内环境以及全球化的语境中,重新思考我国大众媒介的角色构建。

一

发展传播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现代化理论是主导范式。美国学者丹尼尔・勒纳关于传播与社会发展思想的理论前提是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视为对立的社会发展的两端。他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介于两者之间的社会形态则是过渡社会阶段。而所谓现代化,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变、过渡的过程,这就是一种发展。在这一社会发展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是具有

收稿日期:2007-03-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国新闻传媒的角色、功能与使命》(04BXW013)

作者简介:夏文蓉(1967-),女,江苏淮安人,南京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传播学理论和大众传播研究。

重要功能的参与者,对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这是勒纳对传播与社会发展思想的基本论点。

勒纳认为,传播系统是整个社会系统变化的指针与动因。通过对社会系统与传播系统指标的对比分析,勒纳指出传播系统与社会其他系统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他认为,人类的传播形态与社会形态以及社会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传统社会的传播形态的显著特征就是口头传播占据社会传播的主导地位。现代社会的社会传播则更加依赖大众传播系统。

勒纳认为,所谓口头传播、政体、文盲文化、农业生产、地域封闭和保守的心理状态等等,是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随着工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口相对集中,社会逐渐迈向城市化;城市化带来教育的普及;教育则为大众传播的发展准备了社会条件,使社会成员拥有了分享信息资源的能力;在城市化、教育和大众传播日益普及的基础上,公众逐渐获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条件和权利———上述四个要素相互作用,使得传统社会逐渐趋向现代社会。勒纳认为这一现代化模式对于所有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具有普适性,“世界各大洲所有正在进行现代化的社会都会重复出现……相同的模式”。他认为“没有发达的大众传播体系,现代社会就不能有效地发挥功能”。[1]

勒纳在探讨了大众传播媒介对社会形态演变的重要作用的同时,还指出大众媒介对人的现代化所起的作用。他认为,在发展的社会动力中,第一要素是能动的、接受变革的人组成的核心,第二要素就是扩散关于社会能动性和变革的观点和态度的大众传播媒介。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基础。现代工业社会要求社会成员必须具有现代化的人格和价值观。所谓现代化人格的基本特征是“能动的人格”,即开放进取,善于接受新鲜事物,关心社会公共事务,勇于尝试自己未曾经历过的新地位、新角色,自信,有信心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个人理想等。勒纳认为这是只有在现代社会才占有优势的人的风格,其特点是工业化的、都市的、能读会写的和热衷于参与的。而与传统社会相适应的传统人格则更多地表现出内在封闭性与惰性,这也是人们走出传统、走向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可以帮助人们突破地理,开阔视野,培养和发展现代人格。大众传播无远弗届的触角可以伸向穷乡僻壤,向分布广泛的社

会成员传递新事物、新信息,推广新观念,倡导新的生活方式;可以通过大众传播累积性的传播对社会成员进行潜移默化的熏陶,促使人们逐步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积极主动地投入社会变革,从而实现加速现代化进程的社会目标。

在勒纳的视野中,大众传播媒介对现代化发展所具有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他认为,大众传播有助于社会整合和资源整合,有助于刺激消费需求和经济发展,更有助于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传播新的价值观念和新事物,等等。因此,他认为大众传媒是现代化发展的“奇妙的放大器”。

关于大众传媒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著名的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在《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一书中提出了与勒纳一致的观点:“传播事业的一个方面是新兴国家特别关心的,这就是有效的传播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所能做出的贡献。……没有充分和有效的传播,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要推迟,并可能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有了充分和有效的传播,变革的过程就会顺利一些,缩短一些。”[2]121施拉姆认为:“在为国家服务时,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变革的代言者。它们所能帮助完成的是这一类社会变革,即向新的风俗行为、有的是向新的社会关系的过渡。在这一类行为变革的背后,必定存在着观念、信仰、技术及社会规范的实质性变化。”[2]121而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大众传媒能够促进人本身的改变。

具体而言,施拉姆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在国家发展中扮演着三重角色,即看守人角色、决策者角色、教育者角色。看守人角色是指媒介可以提供一些基础性服务,如开阔人们的眼界;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特定的问题和事物上;提高人们对社会的期望,树立起民族追求的目标,从而为发展创造气候。对于决策过程中的大众传播媒介所扮演的角色,施拉姆认为其作用是间接的,这种间接作用主要体现在:“它们能够向人际传播渠道馈送信息;它们能够授人以地位并强化规范;它们能够扩大对话的范围;它们能够帮助人们培养情趣。在未形成牢固观念的地方,或者在变革仅仅要求对现有观念稍加引导的地方,它们可以直接产生效果。但是,在改变牢固信仰和行为方面,它们多半只能起帮助作用。”[2]147因此,大众传播的效果并不是万能的,而是有边界的。扮演教育者角色的大众传播媒介对于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是可以对各类教育和培训提供极大帮助;在缺乏教师、培训人员的地方,媒介能够承担起大量的教学任务;而且,一旦人们学会了基本技能,媒介就能够提供进一步学习的机会。

由此可见,施拉姆对大众传播媒介角色的看法以及通过发展大众传播媒介来推进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的理论旨趣与勒纳是一脉相承的。但两者的观点也存在显著差异。施拉姆提出了大众传播媒介发挥作用的边界问题。施拉姆承认:“有一些传播任务是大众传播媒介可以高效完成的,而另外一些任务它们只能起协助完成的作用。”“理解这条界限———媒介在何处可以独自高效率地工作,在何处它们完成任务只是为了支援人际传播———怎样划分,这是发展中国家在能够最大限度享受到现代化传播的好处之前,为了自己所必须学习的首要事情之一。”[2]132现代化理论对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持十分乐观的态度。这一现象与当时传播研究领域内弥漫的对大众传播效果的悲观观点形成巨大反差。施拉姆则是在大众传播的强大的宏观影响与适度的微观效果之间取得了某种平衡。

总体上看,勒纳、施拉姆等人认为,现代化过程中的大众媒介作为一个积极角色充分发挥出其功能有赖于的推动,这包括宏观的有利于大众媒介发展的财税的制定、微观层面的有计划的技能培训以及先进设备的进口与生产。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大众媒介的发展应主要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为样板,移植西方国家的媒介发展经验。显然,早期的发展传播理论是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其基本价值取向的。对传播技术和文化移植力量的坚信表明,现代化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目标必然是西方式的现代化,不同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路径是相同的。

二

勒纳、施拉姆等人的现代化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勾画了一幅令人鼓舞的用大众传播促进国家发展的蓝图,并在实践中被一些发展中国家奉为圭臬。但正是在实践中,现代化理论的局限逐渐显露,一些国家在现代化理论指导下所开展的传播实验遭遇挫折。一些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传播技术以及媒介文化的移植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出现了经济有增长、社会无发展的局面。作为社会现代化的标志之一,这些地区大众传播的发展也并没有实现预期的社会促进目标。现代化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开出的药方非但未能带来这些国家大众传播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反而造成发展中国家大众传播事业逐渐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在传播制度、资金、传播技术、媒介内容等诸多方面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成为文化帝国主义的牺牲品。在此背景下,20世纪60年代,用以阐明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原因的依附理论在拉丁美洲等地区应运而生。依附理论是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不同于现代化理论侧重探讨大众媒介促进国家发展的正面功能以及仅仅从社会内部寻找根源的倾向,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研究侧重于寻找大众媒介未能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发挥正面功能的外部原因。

依附理论视野中的发展中国家的大众传播的发展是一种依附性发展。作为对发达国家存在严重经济依附的表现与结果,发展中国家大众传播媒介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传播技术的依附。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本国的大众传播事业,必须引进西方发达的传播技术,形成对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传播技术的严重依赖。大量西方的传播技术设备进口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并进而使发展中国家传播媒介的技术标准也对发达国家进行移植。

第二,发展资金的依附。建立现代化的大众传播体系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本国的大众传播事业,不得不在大众传播领域大量引进外资,建立合资或外资独资的媒体机构。

第三,传播制度的依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建设现代化的大众传播体系时,由于本国没有可资借鉴的先例,只能简单移植和抄袭西方的现代传媒制度。对西方传播技术的引进客观上导致西方专业技术标准也随之被引入,西方传媒的管理体系和管理方法自然成为发展中国家学习和模仿的范本。外资的引进更是传播制度依附的显而易见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传播内容的依附。这主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大众传播硬件体系的建立在速度上快于传播内容的建设。大量的大众传播设施快速建立起来之后,内容的匮乏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大众传播媒介面临的普遍问题。以电视等电子媒介为例,为了支撑媒介的正常运营,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大量进口西方的电视节目,以填充媒介时段,从而形成西方文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大量输出,导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发展中国家电视屏幕上充斥着从西方进口的质量低劣的电视产品。

第五,广告的依附。由于采用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介技术、专业标准以及商业化的媒介,发展中国家的大众媒介严重依赖广告收入维持生存,但由于本国经济的欠发达以及大量外国资本的进入,媒介不可避免地大量播出代表西方价值观和消费观念的外资广告。对代表西方价值观的广告的依赖直接造成了媒介经济对外国资本的依赖以及西方文化的入侵。在文化领域,这些广告所宣扬的文化往往是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目标相背离的,因此,必然对发展中国家的本国文化造成伤害。

在依附理论盛行时期,发展中国家大众传播的研究取向深受依附理论影响,一些西方学者,如阿芒・马特拉(Armand M attelart)在拉美地区亲自实验,并展开对西方传播逻辑观念的批判。马特拉本人在智利亲身体会到媒介依附关系的各种表现,亲眼见到智利遭遇迪斯尼文化的大量入侵,因此有了多夫曼(Ariel D orfman)与阿芒・马特拉的名作《如何解读唐老鸭:迪斯尼卡通的帝国意识形态》。马特拉在该书中通过对米老鼠与唐老鸭的解读,指出米老鼠的小拳头后面,支撑着它的正是帝国主义本质的文化价值观。他们认为,迪斯尼卡通夹带了一系列的意识形态主题,如:对金钱的执迷与非理性的消费冲动;“异国情调”的强调通常指向第三世界,并把那些地方当作财富源泉;歪曲反映第三世界国家形象;强调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合法性,等等。[3]83-84

发展中国家大众传播媒介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现象所带来的文化方面的后果是严重的。20世纪60年代“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等思潮的出现正是基于对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文化依附关系的思考。尽管学术界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解并不一致,但对大众媒介在文化帝国主义形态中的角色却有着共识:“媒介帝国主义可以是论述文化帝国主义的方式之一”,“一般提及的‘文化帝国主义’之过程,媒介占据了无以伦比的重要性”。[3]44-46“媒介帝国主义”是“一个国家的传媒软硬件或其他主要传播方式,单独或整体地,不论在控制权或拥有权上,都被另一个国家制宰,在这个过程中对本地社会的文化,规范及价值观带来有害的影响”。[4]

在依附理论视野中,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媒介依附是两者政治经济关系的反映,同时,媒介依附还将会加深已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依附关系。依附理论的重要性正在于其正确指出了西方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不发达状况应负的责任,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在发展本国大众传播事业过程中必须要摆脱对西方发达国家依赖的必由之路。

但是,依附理论的局限也是十分明显的。依附理论在批判现代化理论“媒介帝国主义倾向”的同时,未能对一种社会内部媒介发展之路指出实践路径,而且,正如英国学者汤林森所批评的那样,对国际媒介关系的关注在很多时候被政治化了。

三

20世纪70年代以后许多传播研究者对国际媒介关系的研究受到世界体系理论的深刻影响,一些当年的依附理论支持者后来纷纷发展自己的理论观点,转向世界体系理论,如阿芒・马特拉、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等人。

阿芒・马特拉从70年代开始把自己的理论工具结构归属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的概念框架中。在参与国际传播的理论实践过程中,马特拉针对世界经济体系中国际传播关系的实际,认为国际间的信息交流活动是不平等的。信息传播网络实际上是商品交换网络的一部分,其实质是中心化、等级化以及媒介产品的所谓多元化。在现实的国际传播关系中,这种传播模式与世界经济模式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即信息传播的流向是从中心国向边缘国渗透,并进而导致边缘国家对中心国在政治经济领域的严重依赖。这种依赖关系不仅体现在信息由中心国向边缘国的单向流动,而且体现在即使是事关边缘国自身的信息,也会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由中心国传播至边缘国。更重要的是,传播的依赖既是政治依赖的表现,又会反过来加深政治依赖。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大众媒介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因此,马特拉的传播研究十分强调政治经济学分析和对媒介文本的意识形态分析两者的结合。[5]11其中,对社会政治背景的考虑是理解媒介关系的关键因素。这种社会政治维度的批判研究在世界体系理论的研究中具有代表性。

赫伯特・席勒的传播研究在世界体系理论中影响深远。其著名论文《媒介与国家发展》援用世界体系理论,揭示了以全球为运作范围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发达国家实际上控制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路线。在媒介领域,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媒介依附关系,正是反映了现代全球资本主义的系统性的本质。其中,媒介公司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它们代表了这一体系最为重要的单位。媒介公司除了在意识形态方面操纵着发展中国家媒介,在经济方面,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有其需要,必须日复一日地赢取更多市场,媒介公司便成为资本财团的行销利器,用以操纵受众,并使他们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财富的消费者。[5]75-76席勒还勾勒出资本主义的扩散过程以及资本主义为达此目的所采用的传播策略及其变化。他这些政治经济批评的焦点,大多是从全球政治经济与传播的角度来探究国家发展问题,充满了对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批判色彩,并且坚持媒介在当代资本主义文化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以及对现有政治经济体系的支撑功能。

席勒等学者的观点与依附理论相近,着重探讨发展中国家大众媒介体系的制度特点以及媒介所处的外部环境,对于媒介在一个社会内部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功能并未深究,但通过分析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就大众媒介在一个社会内部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席勒等人的研究仍然坚持了一种媒介中心论的观点,即媒介是文化过程的核心。这一观点在发展传播学的研究历史中具有普遍性。在大众媒介与社会发展问题上,现代化理论侧重于提出媒介的内部理论,而从依附理论肇始的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研究则侧重于发展媒介的外部理论。从现代化理论到针对现代化理论提出的各种批判理论,如同一条数轴上的正负数,作为各种理论基本前提的媒介观是一致的,即媒介中心论。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著名学者霍尔认为,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20世纪,媒介在文化领域中已经取得了决定性与关键性的领导地位。大众媒介的巨大影响无所不在,使得其他传统的社会传播工具日益边缘化。大众媒介几乎成为人们保持对一个社会的“整体感觉”,感受社会联系的主要渠道。另外,大众媒介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科技———经济及社会过程紧密相关,媒介虽然无法代替人们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生存经验,但媒介提供了一个帮助人们理解这个世界并将各种生存经验组织起来的渠道。在这一意义上,媒介统领了当代人的经验,因而被赋予了文化领域中的领导地位。在霍尔的观点中,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媒介在当代社会中担当了扮演一个独特的文化统领的功能。

四

进入90年代,英国学者汤林森针对从现代化理论到世界体系理论的发展理论,在全球化视野中对媒介在当代文化结构中的作用提出了一种“去中心化”的媒介观。他认为当今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基本特征是“全球化”以及“全球化的‘文化经验’延伸到了世界上的所有国家”。[3]330

汤林森认为,全球化这一概念指涉的是全球各地域的相互关联与相互依赖。在全球化背景中,文化的同质化成为趋势,文化帝国主义的观点将让位于文化的全球化。这一晚期现代性景观正是当代人的文化宿命。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人们的生活经验必然是地方的(local),但这种地方性经验又是日复一日地由全球化的种种过程所塑造的。就媒介在当代文化过程中的角色而言,尽管汤林森依然承认媒介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性,但又反对将媒介视为当代文化的中心,否定了大众媒介对当代文化的决定性作用。汤林森的观点被称为“全球性文化宿命论”,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媒介观。尽管全球化范式并未循着发展传播理论的路径,其理论观点已经在实际上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对传播与社会发展的主题的新见解。

综观从现代化理论到全球化理论中的媒介观,是一个关于媒介的视野逐渐打开的过程,即视点由国家内部转变至国际视野再转向全球视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种观点认为,“随着发展中国家的逐渐成长与美国实力、地位的相对下降,以及随着以多媒体技术为标志的新技术时代的即将来临,‘发展’已被赋予了全新的涵义。打上了深深历史印记的‘发展传播’,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6]对发展传播理论作全面的梳理与分析之后,不难发现得出这一结论还为时过早。

由于理论所处的时代的局限,发展传播理论在不同阶段所提出的一些具体观点无疑已经不能适合当代的传播实践,但从发展传播理论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发展传播理论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即“传播与国家发展问题”却仍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制定传播时必须考虑的核心问题。虽然发展传播理论产生的最初历史语境已经几经转换,全球化成为当代传播发展的新的社会环境,关于“发展”的观念也注入了新的内涵,从注重单纯的经济发展向注重“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转变,但发展的主题未变,媒介在发展中的重要性地位不仅未变且有日益加强的趋势。因此,发展传播理论的媒介研究视角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就我国的社会发展进程而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念的提出,表明我们仍然处在现代化的阶段性发展过程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即全面建设一个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更全面的、发展比较均衡的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可以理解为不仅是物质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的目标,而且包括了文化建设、社会综合发展的目标,是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型的时期。其实质是为我国在本世纪中叶进入现代化社会在文化、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做全面的建设准备。作为我国进入现代化社会的过渡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着明显的中国特色;同时,作为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也必然会面临一般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既然如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大众传媒的角色与功能问题就需要回归到“传播与社会发展”这一发展传播的主题下并结合中国具体国情以及全球化语境来深入地探讨。因此,发展传播的理论范式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过程中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参照意义,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首先,发展传播学视野中的媒介理论提供了关于大众媒介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的内外部理论。这一理论框架为建构小康社会中的媒介理论提供了研究路径。对于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媒介理论的建构,既要考虑我国媒介发展的内部环境,如媒介制度、媒介的经营管理、媒介功能的扩展以及公民媒介素养的养成过程,又要充分考虑我国媒介所处的特定的外部环境,即经济以及信息传播的全球化背景。

其次,在发展传播学的媒介理论中贯穿的媒介中心论思想也是探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媒介角色与功能时必须思考的问题。明确大众媒介功能的边界是大众媒介角色定位的前提。在全球化背景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众媒介是否依然是小康社会文化进程的核心?如果是,大众媒介将怎样担当起使命?如果不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大众媒介究竟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这些问题都必须针对中国国情创造性地予以回答。

第三,尽管发展传播理论的具体内容不能完全适合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情,但其中的合理内容仍然可以为我所用,如现代化理论对大众媒介角色的概括,对我国大众媒介的角色定位,仍然具有借鉴作用,再如依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民族文化传承的危机意识在当代中国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因此,在我国迈向全面小康社会的进程中,重新审视发展传播学的媒介理论,系统研究,批判吸收,对于深化“大众媒介与社会发展”这一研究主题、构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媒介理论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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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支庭荣.由盛转衰的发展传播学[J].新闻大学,1996冬

季号:4.

Media Theories in the Vie w of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XI A Wen2rong

(Institute of Mass C ommunication,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210093,Jiangsu,China)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theory arose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20th century focusing on communica2 tion and s ocial development.With the dramatic growth of mass communication and the change of the glob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s,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theory has witnessed trans formation in its theoretical norm.It is crucial to survey afresh the roles of mass media both in the domestic environment and in the global context.

K ey w ords: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media theory;an overall well2off s ociety

(责任编辑　言　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