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定稿)

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规模扩大的一种历史过程。报告明确指出：“要遵循城镇化的客观规律，积极稳妥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新型城镇化相对传统城镇化更加注重保护农民利益，强调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从而实现城乡统筹和可持续发展。

1、新型城镇化现状及未来走向

（一）发展现状

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有些地方片面追求城市规模，大广场、宽马路，甚至将城镇化异化为“房地产化”，以致一些农民进了城，身份还是农村人，城镇化率看似上来了，但群众的幸福指数却降低了。这种以牺牲农村、农民利益的方式而发展的城镇化，有违城镇化的本义。对于城镇化发展模式，温铁军认为，城镇化意味着“去大城市化”；李昌平则认为，城镇化就是“就地的非农化”。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进行了部署，实施路径则由各地因地制宜进行摸索，从而也出现了诸多发展误区，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没有以人为本。巴曙松认为，“在未来的城镇化发展中，农业转移人口将是一个核心内容。”目前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出现了重视“城”而忽视“人”的现象，主要表现在生产、就业、消费和居住的不一致，城市居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不一致，土地、人口城镇化速度不一致；其二是逆城市化。“逆城市化”现象，主要表现在一些农民工不愿意要城市的户口，甚至于很多原有城市户籍的人口，希望换成农村户籍，以分得田地，享受城镇化带来的红利；其三是产业空心化。不少地方在新城镇建设过程中，偏重开发建设而导致产业空心化，甚至出现空城现象。城市规划时动辄冠以“高科技”、“文化”、“创意”等名头，产业布局时又因为根本没有配套的高科技产业基础和科研能力支撑，而吸引不了高科技企业等入驻，使产业发展失去了支撑。

城镇化发展之所以出现误区，主要是因为许多地方片面理解新型城镇化，把城镇化等同于城市建设。注重城市表面建设，修路建高楼大厦，追求地标性建筑，而不是从提升城市内在功能上花力气做文章。许多地区大力宣传新型城镇化，同时仍然以招商引资为工作重点，打着城镇化建设的幌子，负债建设、盲目上马，GDP上去了，城镇化建设规模达到了，城镇化率却上不去，人民生活水平短期内也得不到提升。一个重要的数据说明这一点，那就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增长速度 3倍于城镇化速度，也就是说城镇建起来了，但是城市户籍人口却没有提高。

    （二）未来走向

1.发展必要性

一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水平还远远落后，也制约着中国经济的总体发展。新型城镇化道路能规避传统城镇化发展的误区，有效带动投资和消费需求，又能通过产业发展带动农民就业，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从而最终实现人和城市的协同发展。据测算，2001年到2011年，城镇化每提高1个百分点，分别拉动投资、消费增长3.7、1.8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户籍城镇化率还很低，制约着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和水平。2012年全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2.57%，但户籍城镇化率只有35.29%，这一数据更说明了人口城镇化的迫切程度。2013年5月6日，常务会议就以提高城镇化质量、推进人的城镇化为基准来研究新型城镇化中长期发展规划。新型城镇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没有人口的城镇化，城镇化发展就失去了发展的根基，也就没有了生命力。

2.发展路径

要建立长效机制，始终将人的发展摆在核心地位，努力促进由土地的城镇化向人口的城镇化转变，积极建立引导资源要素向城镇和农村流动的有效机制。为此一要积极探索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打破现有的二元，实现工作地和居住地相结合的身份确定，使进城农民同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二要积极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积极发展股份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鼓励有条件的试点地区率先建立统一的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体系，以此来盘活农村产权，促进农村土地等资源要素的集约化经营；三要建立公共投入向城镇化倾斜的新机制。将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加大土地和项目的支持力度，在有条件的地区积极推行城乡一体的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二、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当前，新型城镇化正为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从农村走向城市、走向更高水平的生活创造新空间。2013年10月18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未来支撑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动力较强，其中城镇化还有很大空间，会激发投资和消费的潜力。未来10年，新增城镇人口将达4亿人左右。”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以及中等收入群体比例的提升，消费及投资总额都将稳步提升，从而为中国经济发展开启了新引擎。

（1）引擎发动——总理“力挺”新型城镇化

报告明确将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一起，作为我们必须要坚持走的道路提出。李克强总理更将新型城镇化作为施政纲要，多次在重要场合提出，可以说，总理“力挺”新型城镇化。他认为，“新型城镇化也是刺激投资的，但绝不是大城市基础上的‘床上叠床’、‘屋上架屋’，而是发展小城镇和小城市，放开户籍管制，让农民也享受到市民待遇和社会公共服务。”从经济学范畴分析，投资、消费、出口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除，西方国家对中国出口商品的歧视待遇仍然存在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商品出口陷入了低谷。产品在国外找不到出路，需要出口转内销，同时由于国内企业的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对人口、资源、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出口在短时期内很难恢复。投资作为过去十年高速发展的另一“利器”，近些年由于、大型企业过度投资，对通货膨胀造成了巨大压力，民间投资又长期找不到合理渠道。围绕“国退民进”抑或“国进民退”争议诸多，国家对投资进行了管控，从而了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如何找到一种投资既不会激起通货膨胀，又能有效带动人民收入增长，方向集中于农村。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居民收入增长幅度相对物价涨幅偏低的情形下，消费集中体现在教育、医疗等大宗民生领域。民生支出的高昂又了居民其它方面的消费欲望和水平。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的基尼系数为0.474，中国的差距导致很大一部分较低收入人群没有实际购买力，而这一部分人主要集中于农村。总理提出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就是要更加重视投资的方向和投资的效率，也能够持续提高老百姓收入水平。这种投资，就和重视民生以及促进消费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思路完全不同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引擎的发动，就是要让更多的农村居民转化为城镇居民，为新型农业现代化腾出空间；就是要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为新型工业化发展提供保障；就是要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使城乡有效统筹。

   （二）引擎运转——处理好“两个关系”

报告指出，城镇化要“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城乡统筹、节约用地因地制宜、提高质量。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要合理控制规模，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增强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要按照报告的要求，使新型城镇化这个引擎正常运转，就要处理好“两个关系”：

一是处理好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的顺序存在一定的倒挂。依照常理，工业化是带动城镇化的主要动力，而新型城镇化则反其道行之，希望以城镇化带动工业化，这意味着未来的城镇化过程可能不会顺风顺水，将遇到诸多困难。对于中国的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周其仁教授认为，中国的工业化超前，而城镇化滞后。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都处在中期阶段，两个进程今后都需要发展。工业化作为中国经济和城镇化的主要推动力，应该是发展的主角。在现阶段，中国的工业化应该不断改进，发展技术创新、环境友好的高水平工业化，这样才能为中国今后的城市化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和产业基础，反之则会本末倒置。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的大城市，由于工业化发展不够，产业支撑和经济支撑都不足，但城镇化率很高，结果导致出现典型的城市病，失业、贫困、拥挤、环境破坏、教育、公共服务等各个方面，都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为此要坚持以工业化为龙头，着力构建工农互促、产城互动的统筹机制。城乡统筹要在产业发展上实现突破，发展产业则要在强化转移农民、带动农业的作用上下功夫。在这一过程中，大量农民转移为职工和城镇人口，农村居民收入有了持续提升的源头，县域经济更得以快速成长，城镇化进程也能明显提速,就能通过兴工业实现带农业、强城镇。中国的新型城镇化还在制订过程中，相关决策层应该摆正城镇化与工业化的位置，理清它们的逻辑关系，这样才能在未来的中保持基本方向和策略不错。

 二是处理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农业现代化是农业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是必经阶段。农业机械化不等于现代化，而是要从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环节，运用信息化、机械化等手段，实现农业生产、加工、运输全链条化。要坚持以城镇化为主导，推进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建设的推进，首先要对城镇建设要有顶层设计，对涉及的相关要有明确要求和规范，特别是对土地、人口流动要有具体规定；其次，对目前已经在城镇就业并已长期居住城镇的居民身份要加以明确，关键是要处理好与其在农村的土地关系；最后，要逐步实现农村集体土地同权同价参与城镇开发，形成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和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改革，完善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体系，让农民带着资产进城。城镇化建设有序推进，农业现代化才能统筹规划、分步实施，才能更快、更好推进，从而最终实现。

    （三）引擎保养——就近就地城镇化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农村人口不再向大中城市迁移，而是依托小城镇和新型社区，实现就地就近城镇化、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我国宏观层面、国际经验、各地展开的试验、发展模式、现实选择等因素看，就近就地城镇化是最佳选择。实现就地就近城镇化的核心和关键是产业发展，必须把产业支撑放在农村城镇化的首要位置，通过产业发展完善城镇功能，拓展城镇新的发展空间，培育和增强城镇的竞争力，使农民不仅“搬得进”，还要“住得起、稳得住、能致富”。就地就近城镇化就要补强镇域经济这个短板。镇域是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紧密融合的最佳节点。镇域强，县域则强。湖北省大冶市能够率先冲进全国县域百强，不仅在于市级经济强，更在于占全市经济总量70%的镇域经济的高成长性。镇域是成本最低的城镇化平台，与大城市相比，转移农民的住房、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门槛更低，往往能够一步到位地实现“市民化”。镇域又是构建协调的城镇体系和社会结构的突出重点。补强镇域这个短板，让它充分发挥产业发展、人口集聚、服务功能等重要作用，引导农民实现“既不离土又不离乡”的就近就地转移，既是重要任务，也是必然趋势。做大做强镇域经济，就能增强就业吸纳能力，使更多的改革红利偏向农村，从而形成农民增收致富的稳定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就地就近城镇化好比是城镇化进程的润滑剂，使新型城镇化之路能走得更稳、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