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国平 来源：人民日报 中国戏曲走出国门，首先会面临外语翻译的挑战。20世纪是西方人的世纪，因此，“戏曲”一词在英文中通常被译为“Chinese (traditional) opera”，而京剧则被称作“Beijing opera”。依此类推，各地方戏剧如豫剧被译为“Henan opera”，越剧则是“Yue opera”。尽管中国戏曲是一种具有独特风格和魅力的综合艺术，唱、念、做、打的表现形式与西方歌剧不等同，但为了便于西方人的理解和接受，这样的翻译也情有可原。这就如同将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视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将汤显祖称为东方的莎士比亚一样，都是以西方表达为参照。
中国戏曲艺术历史悠久，产生了关汉卿、王实甫、汤显祖、洪升、孔尚任等众多大家和《窦娥冤》、《赵氏孤儿》、《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传世佳作。这些作品早在17世纪就已流传海外，影响深远。同时，以李渔为代表的一批杰出戏曲理论家也应运而生，他们提出了“立主脑”、“密针线”、“肖角色”、“正音律”、“结构第一”、“修容”、“习技”等中国式的戏曲理论和术语。然而，随着上世纪初西方戏剧传入中国，“新剧”如话剧等逐渐成为中国戏剧舞台的主导，苏联斯坦尼体系也一度占据主导地位，传统戏曲遭遇了盲目批判和改造的困境，其理论也大多被西方戏剧术语所取代。
反观西方人，他们对自身文化的坚守似乎到了偏执的程度。去年《环球时报》上载有一篇外国人写的文章《中国，在翻译中迷失》，其中提到，许多西方观察家拒绝在有关中国的报道中引用中国术语，反而以西方概念来描述或解释中国文化。《纽约时报》最近刊登的“中国的儒家宪政”一文中，作者“儒学哲学家”贝淡宁通篇未使用任何中国术语。这种做法并非个例。德国人要求其“中国专家”都要“很德国”，有关中国的书籍须用纯正的德国词汇撰写。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将中国的元素排除在外，将欧洲的文化标准强加于人。
西方人对本国文化的坚守可能源于对自家文化的自信心。相比之下，我们的文化自觉和自信显得不足。中国文化传统深厚，有着自身独到的魅力，吸收借鉴外来文化丰富和充实自己并没有错，但我们不能失却自身的文化自觉和自信。日前，国家大剧院上演话剧《大宅门》，导演郭宝昌呼吁“说戏曲腐朽落后的都是外行”，强调戏曲中的写意美学观念已经超前200年，相信未来200年依然超前。我们不应妄自菲薄，而应保持文化自信。
21世纪的中国已经走向世界，我们不应永远延续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命名、翻译习惯。当下的中国戏曲，正如当年梅兰芳唱响欧美一样，以其独有的东方魅力征服世界。因此，“戏曲”一词的翻译应当回归到更符合中国文化的表达方式。在日本，歌舞伎“Kabuki”、能乐“Nogaku”等词语的翻译，已经按照这种音译方法进入并丰富了英语词汇，我们的戏曲及京剧等也有权利得到这样的认可。中西方文化各有千秋，我们应熟悉和借鉴国际的表达方式，但决不能迁就西方而消解了自我，更不能让中国文化和戏曲在翻译中迷失。
在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中，翻译是首要也是重要的门槛。我们是在以西方表达为主要依据？还是在借鉴的基础上寻找和建立充分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表达方式？本文作者提出的戏曲这一翻译难题，在其他中国文化翻译中也会遇到，这个问题看似小，实则无法绕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