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差生”获诺贝尔奖看我国教育观



诺贝尔奖近日揭晓，英国医学教授约翰·格登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可是又有谁知道，格登中学时生物成绩曾垫底，甚至被老师断言绝不可能成为科学家。 在笔者看来，格登能从生物成绩倒数第一到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除了与其自身的努力坚持分不开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所处的环境并没有将其“抛弃”，而是为其实现自己的理想、发展自己的兴趣提供了空间。 格登回忆称，自己少年时被生物学深深吸引，他甚至在学校养过上千只毛毛虫，并看着它们变成飞蛾，这在当时还引起老师的强烈反感。然而，虽然老师断定其根本不可能成为科学家，对其作为“强烈反感”，但他还是在学校里养了毛毛虫，还成功地看着它们变为飞蛾。老师认为他不具备专家的潜能是一回事，允许他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却是另一回事。而反观我国，这种情形似乎不大可能发生，不要说学生在老师的严格管理下，根本不可能有这一想法，就是有这一想法，刚开始实施，就有可能被老师叫去严厉批评，并联系家长，让他们帮助纠正学生的做法。这就是当前存在的教育现状——学校、社会把单一的成才目标灌输给学生，并要求学生按照一个模式成长，很少给学生自由生长的空间。 后来考入牛津大学的格登，最初读的是古典文学，后又转向动物学，正式开始了他的科研生涯。这听上去也很“传奇”。放在我国，像格登这样的学生也有可能进北大、清华（一门生物不好，或科学科目不行，其他科目的优异表现也可以让其进名校），可是，进入大学后是很难换专业的，尤其是换到自身并无优势的专业。很多学生对所学的专业不感兴趣，但却不得不学，鲜有机会去学自己感兴趣的专业。 当然，格登的这种“传奇”经历，如果放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我国，也算不上什么“传奇”，与他类似的就有钱伟长先生，甚至比格登更“传奇”。钱伟长在18岁那年高考中，数学、物理、化学和英文，总共考了25分。其中物理只考了5分，英文从没有学过，考0分。所幸靠着文科成绩（中文和历史两个100分），通过了清华的考试。进入清华历史系的第二天，发生“9·18”事变，钱伟长毅然决定：我不读历史系了，我要学造飞机大炮。物理系主任吴有训禁不住钱伟长的纠缠，提出先让钱伟长试读一年。如此，才有了我们今天熟知的钱伟长。 今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颇令国人振奋，但这也不能掩盖在李政道、杨振宁之外，中国科学家离诺贝尔奖越来越远的事实。每年诺贝尔奖颁发，我国社会都会集体焦虑，寻思什么时候我国也有本土科学家获奖。在笔者看来，与其预测我国何时能获得诺贝尔科技类奖项，还不如反思我国当前的教育环境和学术环境。何时我国能营造像格登、钱伟长先生求学时的教育环境，不用单一的标准评价、选拔学生，不扼杀学生的兴趣、爱好，给学生自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专业的空间，我国科学家离诺贝尔奖也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