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集中政权
为维护自家王朝皇位延续，防止柴周的同情者或者部下勋臣不轨乃至故技重施，北宋王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
（1）三权分立，削弱相权。宋初，宋太祖、宋太宗先后制定削弱相权的措施。宋沿唐制，中央设三省六部。但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与朝政”，无甚实权。另“别置中书于禁中，是谓政事堂”，又称都堂，长官为宰相，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但为分割宰相的行政权，在宰相之下添设“参知政事”为副宰相，“与宰相同议政事”， “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权”（《续通鉴长编》卷14》），协助君主处理政事，成为实际的行政宰相，以掌管中书门下宰相应处理的大事。于是，将原三省六部长官排除于国家军政大事决策权之外。因而宰相的行政权被参知政事瓜分，没有皇帝的特别诏令，是不能执掌任何国家大事的。宋代还把宰相的军权给枢密院、财政权给三司。枢密院是军政办公之地，长官为枢密使，掌管资料、军事情报和调动军队。枢密使是最高国防官，是军事宰相，但手中无兵，故宋人范祖禹说：“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病之重；京师之病总于三帅,（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此所以百三十余年无兵变也.”（范祖禹《范太史集》卷26,《论曹诵札子》）三司指盐铁、度支、户部三个部门。盐铁掌“天下山泽之货、关市河渠”以及兵器制造；度支掌天下财政税收；户部掌户口,手工业收入以及军队的衣食。三司共置一个长官为三司使。朝廷称为“计相”，是财政宰相。因此，北宋将“事无不统”的宰相之行政、军事、财政权三分，因而宰相只剩下有限的权力。
当宋朝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的时候，由于权力归粉分散，新的弊端又产生。当时人说：“今中书（政事堂）主民政，枢密议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用兵不已，中书视民困而不知使枢密减兵，三司宽财，制国之用，职不在中书”。由于分割宰相权力，是非中央权力过分分散，各部门之间互不了解情况，运转不灵，故制定政策时往往脱离实际，产生许多新大问题，是造成北宋积贫积弱大重要原因之一。
2．收回军权
北宋统治者为避免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局面，收军权于中央。措施如下：
（1）杯酒释兵权与取消一些禁军高级官职。961年，宋太祖将禁军最高将领殿前都点检慕容延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罢为节度使，并取消殿前都点检一职，由赵匡胤亲掌禁军。接着，召集石守信、王审琦等高级将领举行酒会，宋太祖软硬兼施说：“人生如白驹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涑水纪闻》卷1）于是，众人“皆罢军职”（《长编》卷2）。殿前副点检一职也取消。这就是“杯酒释兵权”。改组后禁军领导机构为殿前司和侍卫司，殿前司设殿前都指挥使，侍卫司设步军都指挥使和马军都指挥使，简称“三衙”、“三帅”。他们分统禁军，互不统属。“三衙”主帅和禁军将领都由皇帝任免，只对君主负责。
（2）统兵权和调兵权分离。三衙三帅分掌京师禁军，有统兵权，只负责禁军的日常管理和训练，并无调兵和发兵之权。调发军队之权在枢密院，但它无统兵权，因此二者权力分离。而且，枢密院调发军队必须“御前画旨，下殿前司，然后可发”，即没有皇帝的命令，任何人无权调动军队。这样，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一则使军权集中于皇帝于皇帝之手，不致大权旁落，二则各方面相互牵制，可防止专权和兵变的发生。
（3）采取“内外相维”（“内外相制”或“守内虚外”）的驻军原则。宋的军队分四种：禁军、厢军、乡兵和蕃兵。禁军有二十多万，宋太祖将十万禁军驻扎京城，另十万禁军分散各地驻扎。“京师屯十万，足以制外变；外郡屯十万，足以制内患”（王明清《挥尘录余话》）.这样使京城禁军能控制外地驻军，会合外地禁军又能控制京师禁军，达到内外军队互相制衡的目的。这被称为“内外相维”或“内外相制”。而京城禁军又多于外地任何一处驻军，这反映了宋太祖“守内虚外”的思想。这样，皇帝可牢牢控制全国军队。但我们应看到，各地和边境地区军事力量弱小，造成北宋军队既不能有效地抵御辽、西夏等侵扰，又无法应付各地爆发的农民起义，这是造成宋代军队积弱的原因之一，为其驻军思想原则的失误，是值得深思和检讨的。
（4）“更戍法”与兵将分离。宋统治者规定京城内外禁军都必须经常变换和调动屯驻地点。京城驻军要轮流到外地戍守，而外地驻军也须到京城屯驻，这种轮流驻防的办法称为“更戍法”。其目的是“分遣禁旅,戍守边地,率一二年而更,欲使往来道路,足以习劳苦；南北番戍,足以均劳佚.故将不得专其兵,而兵亦不致骄惰”（《文献通考》卷153）有战事时，将领由皇帝临时委派，士兵则是来自别的兵营。皇帝并亲自制定作战方略，指示将领，甚至授以阵图；兵事完毕，兵即归本兵营，而将还本镇。这样，就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识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长编》卷30）,将与兵的分离,使将领不能在士兵中建立自己的威信,也就无法使军队为将领所私有,因而无法与朝廷和君主对抗。但客观上又造成将领不能灵活地指挥军队,而军队又无法领会将领的作战意图,故在对敌作战中不能克敌制胜,是北宋军队积弱的又一个原因。
3．收回财权
在中央有三司使掌中央政府的财政大权。对地方财政的处理,964年宋太祖接受宰相赵普的建议：“令诸州自今每岁民租及筦榷之课,除支度给用外,凡缗帛之类,悉辇运京师”（《长编》卷5）,即各地租税除留够公费开支外,其余全部有转运使运送京城,有三司的左藏库掌管。“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长编》卷6）,造成“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于三司”（《长编》卷34）,就把地方的财政权收归中央。
4．完善和改革科举制度
宋代的科举间年一举或三年一举,广泛地吸收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参加政权。每次取进士多至三四百名,诸科八九百人,特别年份达数千甚至上万名。考试实行糊名考试法与誊录试卷法,增加了考试的公正性。另外,实行殿试,使科举的录取之权由皇帝直接掌握。对科举制度的改革完善,为宋朝选拔人才,巩固中央集权,都起了应有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扩大科举名额,使官僚队伍膨胀,增加政府的财政开支和加重人民的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