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孔子的高足子夏提出"学而优则仕"，孔子及其弟子并身体力行地在列国间的仕途上长期奔走之后，仕途与中国古代文人便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什么文人要入仕呢？用孔子的话说："学也，禄在其中矣"。宋朝的皇帝宋真宗赵恒写过一首《劝读诗》，形象地阐释了这个观点："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女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他的诗强调了读书的重要性，但并不准确，"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杜甫读书很多，但生活困苦，"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他的生活并不如宋真宗所说的那样。读书只是敲门砖，只有由"学"入"仕"，才能实现这些美好的前景。
仕途对古代文人来说，既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也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文人们在仕途上的经历，往往成为他们文学创作的素材。如孔子及其弟子的仕途经历，不仅影响了他们的思想，也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故事素材。唐朝人李公佐的小说《南柯太守传》，描述了一个落魄之徒在醉梦中经历仕途的荣辱盛衰，最终大彻大悟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反映了文人在仕途上的追求与反思，也展现了他们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刻理解。
然而，仕途并非一帆风顺。唐朝的卢生和宋朝的曹雪芹，都在仕途上经历了大起大落，他们的故事成为了"南柯一梦"、"黄粱一梦"的代名词。这些仕途上的挫折和失落，使他们对人生和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为他们的文学创作增添了深刻的内涵。
尽管仕途充满变数，但古代文人仍然义无反顾地追求仕途。他们希望通过仕途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获得荣耀和地位。然而，一旦面临困境，他们又会对仕途产生深深的反思和质疑。这种对仕途的矛盾情感，也体现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
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帝制的结束，现代文明为中国文人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他们可以经商办实业，可以从教授徒，可以著书立说，可以出书办报，可以发明创造，可以献身艺术……。然而，中国文人要想完全摆脱与仕途的干系，实在很难。在当代中国，非政治领域的行当，如工厂、学校、科研单位，甚至佛门，都有着类似政治领域的结构框架，衙门作风，等级森严，这种状况被称为"准仕途"。因此，即使置身仕途之外的文人们，也有一种很难割舍的"仕途情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