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这部作品通过塑造两大类人物形象，展现了作者对不同人物的爱憎之情。其中一类是以外公为代表的自私残暴之人，另一类是以外婆为代表的正直善良之人。
外公是阿廖沙极其厌恶的人物，作者通过外貌描写和内心世界的刻画，赋予他辛辣的讽刺意味。外公身材矮小、干瘦，只有外婆的肩膀高，走路快而细。他自私残忍，野蛮粗暴，动辄打骂人，遇事歇斯底里。在破产后，外公变得更加贪婪吝啬，精神上也完全垮掉。
尽管外公身上还有一丝人性的闪光，如年轻时当纤夫的经历，以及教阿廖沙识字的举动，都体现了他对阿廖沙的疼爱。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掩盖他整体人性上的残忍与自私。作者通过对阿廖沙反抗外公的描写，表达了对以外公为代表的那类人的蔑视和厌恶。
与外公相比，外婆则是一个善良慈祥的人，她爱亲人、爱邻居、爱所有人。她心甘情愿地承担生活的一切压力，毫无怨言。外婆是一个充满生活气息与诗意的劳动妇女，能歌善舞，善于讲述形形色色的传说、童话和民间故事。在作坊起火时，她冲进火海，抢出水桶大小的一桶硫酸盐。
尽管外婆有对恶势力顺从忍耐、对上帝盲目信仰的缺点，但这并不影响她整体人性上的光辉。与外婆同类的人还有小伙子茨冈和房客“好事儿”。茨冈是个弃婴，被外婆收养，长大后成为外公的雇工。他勤劳能干，力大无穷，尽管被外公和舅舅当成牛马使唤，但仍很善良乐观。
房客“好事儿”则是一个成年人，对生活有透彻的了解与感悟。他是祖国无数优秀人物中的一个，教阿廖沙用心观察生活、发现生活，并教他做任何事都要讲究技巧。这些人都是阿廖沙所喜欢与崇敬的，他们对阿廖沙人生观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从正面唤起了阿廖沙对生活的热烈向往。
作品通过对阿廖沙童年经历的描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当时的俄国社会处于19世纪70至90年代，正是俄国大革命的前夕。社会处于沙皇的统治之下，人民流离失所。偷窃在村民中已形成风气，对于半饥半饱的小市民来说，偷窃是唯一的谋生手段。儿童无钱上学，沦落街头，靠捡破烂为生。
这种民不聊生的社会环境造成了阿廖沙的个人悲剧。高尔基在作品中流露出对这些人的热爱和赞美，通过阿廖沙与他们的交往，热情讴歌了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