敕勒川，阴山下，天穹庐一般，覆盖着辽阔的四野。天空蓝苍苍，原野草茫茫，风吹草低，牛羊的身影时隐时现。
北朝时期的敕勒族民歌《敕勒川》，以其宏伟的气魄和简练的风格，成为北朝乐府中的瑰宝。敕勒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游牧民族，曾在汉朝被称为丁零，到了魏晋南北朝，北方的鲜卑、柔然人称之为敕勒，汉人则称之为高车，南方汉人仍旧称之为丁零。该民族的故土位于今西伯利亚南部，从贝尔加湖以北的安加拉河流域向西延伸至叶尼塞河上游。在汉末，北方的游牧民族大量南迁，敕勒族的许多部落也随之南迁。到了“五胡十六国”时期，该族的酋长翟氏、鲜于氏等，都曾在中原地区活跃一时。然而，该族的大部分部落仍旧留在漠北原驻地。北魏时期，他们进一步向西迁移，到达阿尔泰山脉及鹿浑海（今新疆布伦托海）一带。这个伟大而坚强的民族，在极端艰苦的自然条件下，开垦了我国北部的广阔土地。他们在东起贝尔加湖北岸、西至阿尔泰山南麓的草原上，创造了独特的草原文化，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伟大的贡献。
敕勒族以畜牧业为主，兼营狩猎业，手工业也相应发展，制皮、毛织外，以造车技艺著称。整个部族过着随水草迁徙、衣皮食肉的游牧生活。
北魏时期，拓跋氏政权对敕勒族进行了大规模的侵略。公元429年，拓跋焘统一了敕勒族各部，命令将贝尔加湖一带的数十万部落迁至漠南千里之地。这些部落保持着原有的组织结构，分布在东起濡源（今河北丰宁县西）、西至五原（今包头市西）阴山的广大地区。经过敕勒族几十年的辛勤开发，这一地区的畜牧业迅速发展，农业也有了进步。他们向北魏王朝“岁致献贡”，“由是国家马及牛、羊至于贱，毡毛委积”（《北史·高车传》）。因此，漠南地区出现了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敕勒族人也开始“渐知粒食”。
北魏文成帝拓跋溶时（452-465年），“五部高车合聚祭天，众至数万，大会，走马杀牲，游绕歌吟欢快，其俗称自前世以来无盛于此”。这片广大地区因为主要是敕勒族聚居的，所以当时把这片大草原称为“敕勒川”。这首民歌即为敕勒川畜牧业生产兴旺发达的写照，展现了敕勒人勤劳、豪放、勇敢、乐观的性格，表达了他们对家乡的热爱之情。
《敕勒川》这样热情赞美大草原的辽阔广大、畜牧业兴旺发达的生机勃勃的景象。歌词中虽然没有出现人物，但可以感受到，正是勤劳、勇敢、坚强、刚毅的敕勒族人民用一捧捧晶莹剔透的汗水滋润了这片土地。没有敕勒族人民就没有这如画的草原。敕勒族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们为此感到骄傲与自豪。高尔基说过，民歌是与悲观主义绝缘的。歌手倾吐了本族人民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热爱边疆、热爱土地、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心声，抒发了各族人民共有的典型情绪。这是这首民歌成为千古绝唱的原因。
全歌仅37字，却脍炙人口，青春永驻，这与它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功密不可分。首先，动静相宜，粗细相补。前面写静景，大笔触勾勒，大色块涂抹，犹如油画画面，粗犷有力而又宁静深邃。“风吹草低见牛羊”，似吹皱一池春水，“吹”、“低”、“见”三字工笔细描，境界跃然，如电影分镜头，有层次地使无边无际、富饶丰盛的大草原生动起来，令人叹为观止。其次，虚实相生，情景相依。作者实写草原风光，虚写身在其中、引吭高歌的牧民。实写包孕丰富，虚写含蓄深邃，都耐人寻味。再说，歌手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对养育自己的故乡满怀深情，对自己的民族充满自信，所以看似平静的写景中包含炽热的感情，欢乐、赞美、愉快、幸福、自豪……纷至沓来。情因景生、景因情美，它在我国古代民歌中是独具风采的。再次，风格质朴自然、豪放刚健。由于各种原因，敕勒族的民族性格与南方不同。他们占朴质直，据《北史·高车传》：“其畜产自有记载，虽阑纵在野，终无妄取。”“质直，勇健过人。”他们豪放乐观，爱好自由，虽处于艰苦的自然条件下，却能歌善舞，开朗达观。“男女无大小，皆集会。平吉之人，则歌舞作乐。”对北魏王朝的苛求，“不任役使”，有“寇难，翕然相依”，坚决反抗。他们团结一心在冰天雪地中建设出美丽的家乡。这些民族气质给这首民歌留下了印记。全诗朴实无华，不事雕琢，写浩渺蓝天则自然想到“穹庐”，写草原美景，则自然想到“牛羊”、牧“草”，浑然天成，和谐自如。抒情则直抒胸臆，一气贯注，雄浑奔放。所以南宋王灼在《碧鸡浸志》中赞扬它“能发自然之妙”; 清代沈德潜称颂它“莽莽而来，自然高古，汉人遗响也。”可见文艺创作保持民族作风与民族气派多么重要。还应一提的是，译者对牧民的生活与精神世界都很熟悉，译文既尊重原意，又做到文字简朴，线条明朗，色彩鲜艳，声音响亮，“下”、“野” (ya)，“苍”、“茫”、“羊”押韵，十分成功。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