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国灭掉了吴国后，范蠡观察到勾践的长相是长脖子，嘴向前突起，认为勾践是那种能与他共患难却难以共享安乐之人。因此，他带着自己的门徒渡海到了齐国，并给大夫文种写了一封信：“鸟尽弓藏，狡兔死则走狗烹。你可以离开了。”
苏轼对此评论道，范蠡独善其身，却未能全面理解他人。他进一步指出，以范蠡的才华，他绝非那种聚敛财富的人，更不会去海边耕作以维持生计，而是为了积累财富。这显然是因为他的才能有余而道德不足，所以才会功成名就便想身退，内心却难以真正放平。
鲁仲连使秦国退兵后，平原君想封赏他，鲁仲连却婉言谢绝，认为士人应该为他人排忧解难而不取报酬，否则就等同于商人。他选择隐居，宁愿选择贫贱而自由。
如果范蠡的离开如鲁仲连一般，那么他离圣人的距离就会更近。然而，从春秋时期至今，能够懂得何时进退，何时隐居的人，没有人能比得上范蠡。然而，他仍有一些不足，这也是作者深感遗憾的地方。
伍子胥、文种、范蠡都是杰出的人才，然而扬雄却用他的学识来指责他们，认为伍子胥因三次劝谏未果而不离开是错误的，认为文种和范蠡在勾践被困会稽时没有奋力进谏而离开是错误的。扬雄依据古代三谏不听则去的说法，却忽略了实际情况和人情世故，显得见识狭窄。
三次劝谏不听而离开，对于那些与君主关系不够深厚的人来说，是可以理解的，比如宫之奇和泄冶。然而，对于伍子胥这样与国家生死与共的臣子，离开意味着没有去处。屡次劝谏不听，可以以死相谏。孔子离开鲁国也未曾劝谏，更不用说三次了。父亲被害，为人子者为父报仇是礼义所在，即使仇人已死，也要鞭尸以泄愤，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历代君子都同情并宽恕这种行为，扬雄作为人子，又怎能不懂此理？
至于抄家，是阖闾和群臣的罪过，而非伍子胥。勾践被困会稽后，才开始重用文种和范蠡，如果他们一开始就强谏并因此死去，扬雄又会如何评价他们呢？扬雄的观点不过是一些儿童之见，不足为道。作者写这篇文章，只是不忍看到这三个人被诬陷，才写下这些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