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40岁老北京，在非洲工作10年，睡觉之前床上放把刀，只为防身



这是我们讲述的第55位真人故事。 口述 | Paulo 编辑 |苏苏我叫Paulo，1981年生于北京，曾在非洲安哥拉工作了10年，也在巴西工作过半年。现在我是一名导游，每天带游客游览北京景点，弘扬中国文化。 在去安哥拉之前，我是物业公司的保洁主管。2007年，26岁的我，因为机缘巧合，前往安哥拉。那是我国的企业要在非洲安哥拉做援建工程，我爱人的单位领导很通人情，同意了我们一起去安哥拉。5月，我们夫妻二人顺利抵达非洲安哥拉。 刚到安哥拉时，我只是一名给领导开车的司机，生活在华人的圈子，基本不需要和安哥拉土著居民打交道。那时的我并没有太长远的计划或抱负，只希望能把工作稳定下来，和爱人在异国互相依靠。那时的我并不懂任何外语。 因为工作的原因，我经常需要跟着领导在外面跑。慢慢地，我有了新发现：在安哥拉当地，翻译是必要且稀缺的职位，从首长到厨师，没有不需要葡萄牙语的翻译（安哥拉曾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我想，如果我能学会葡萄牙语，我的工作肯定就能稳定下来，没准还能自己成了翻译。 于是，在没有任何基础也没有人系统传授的情况下，我开启了葡语的自学之路。二十多岁学习一门新语言还是有难度的，好在我有一个说葡语的环境，每次跟着领导出去现场学几句，晚上自己在家消化，慢慢地我也能通过葡语和安哥拉本地人简单交流。 一年多以后，国内的大领导前往安哥拉视察，我被安排为领导的司机。一天，领导临时叫我带他去买网卡，领导并不懂葡语，也没带翻译，全程都是我和卖网卡的安哥拉人交流。 回去后，我受到了领导的嘉奖，夸我学会了葡语，很有毅力，决定把我带到首都工作，这个首都是指安哥拉的首都罗安达。 初到罗安达，和当地人交流很有压力，毕竟过去一年多学的多是皮毛。为了学好葡语，我随身带着个本子，每天晚上根据领导第二天的行程把可能用到的语句写在本子上，外出时听到不懂的内容也会记在本子上，回去找懂葡语的同事教我。就这样过了半年，我的葡语突飞猛进，已经可以和当地人无障碍交流。 2010年我回到了祖国，这是我到非洲后首次回国，离家久了格外思乡，打算在北京找份新工作不走了。 无奈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小语种人才稀缺岗位也稀缺，于是我跟领导申请回到安哥拉，这次是以翻译的职位前往安哥拉，就这样我又在安哥拉待了3年。我是独生子，想多陪在父母身边，同时也担心在国外生活久了会和国内形势脱轨，愈发期盼能回国发展，2013年我回国后便辞去了央企的工作，寻找新机会想留在北京。回国后面临最大的问题还是葡萄牙语对应的职位太少，只能锁定外贸公司的机会。后来找了一家卖塔雕的公司，东西卖到巴西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就像国内某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 我的工作是作为技术指导，前往巴西小镇指导当地工人安装塔雕，去之前早闷悉我很担心自己在非洲学的葡语和巴西的葡语不相通。过去之后令我十分欣喜，我和巴西的小镇居民沟通起来毫无障碍，我的葡语水平也得到了认证。 我并没有在那家公司待太久，后来有家央企看中了我的葡语水平，出了很高的薪资和丰厚的待遇聘请我，只是工作地点还是在安哥拉。那家央企开出的条件实在难以拒绝，于是我又在安哥拉待了3年。三年后，我已经37岁，铁了心要回国发展，在公司想给我更好的职务和更优渥的待遇条件下我选择了裸辞，钱永陆乎远赚不够，但国必须要回！回国后，我准备考个葡萄牙语的导游证，带外国人游北京。 导游证的考试时间有7天，根据语言的热门程度及报名人数安排，当时考葡语的就两个人，学这门语言的人真的太稀有了，考试前我还想认识另一位一起考的人，没准还能做个朋友，令我大跌眼镜的是，我的这位“朋友”最后都没来考试，令我哭笑不得。 2019年起，我开始带巴西的旅游团。我很喜欢这份工作，我可以把咱们中国的文化、历史告诉这些前来的国际友人，很多人在来中国之前对中国的文化有误解，来了以后由我带着对中国有了新的认知，让我非常有成就感。我接的都是三五人的小团，单人服务费也相对较高，印象最深的是一对八十多岁的老夫妻，老太太80岁，老先生87岁，两人从巴西出发，环球旅行，先去了欧洲国家才来的中国，爬长城时老先生因为岁数太大没上去，老太太去了。 老太太跟我说，她年轻时就对中国很憧憬，想来中国爬长城，可惜没条件，这次终于来了，把她高兴坏了。 他们来的时候恰逢五一黄金周，去颐和园时要排很长的队，我和老先生都劝她，排队太久了，下次吧。没想到老太太竟快哭了出来，她说，我都这把年纪了，还哪有什么下一次呢。我带的团大部分是经济基础比较好的，带过两个穷游的背包客小伙，他们穷游了大半个世界，吃的、住的都是最低的标准，但他们很快乐，他们觉得活一辈子就该去更远的地方，看更多风景。做导游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是一门语言所给我带来的世界观，它让我见识到了世界上另一部分人的那个世界。 去年疫情后，国外的团就已经没了，我开始带国内7-12岁的游学团，给他们讲每个景点的历史故事、科普文化知识，这又是不一样的乐趣。 我在安哥拉的10年见了很多人，也发生了很多事。初到安哥拉，这里刚结束了三十年的内战。 战争期间，安哥拉的百姓手上都有支用来自保，2002年安哥拉两大政党达成和平协议，也号召百姓上缴支，但是大多数安哥拉人还是在家藏有支，保安公司持上岗，很正常，只是那时候的我觉得新奇，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大街上有人堂而皇之拿着支。安哥拉到处弥漫着淳朴又不安的气息，道路坑坑洼洼，车辆经过扬起漫天尘土，离路面有些距离的地方还能看见废弃的坦克或是红色牌子上画着白色骷髅，这是有地雷的标识牌。去菜市买菜时，当地的物价把我吓得不轻，西红柿换算成人民币差不多要7块钱一个，圆白菜10元一个，而肉类有冷库，可以成箱批发，比某些蔬菜都便宜，我们的饮食变成肉食为主，维生素片为辅。买菜的时候还闹过笑话，非洲人不用袋子，都是用头顶着，我们哪会这技术呢？ 买的东西又多又沉，于是我们按照老祖宗的方式，把袋子往铁锹杆上一挂，抬着在人群中行走，在国内这操作再正常不过，但在非洲人眼里就成了笑话，还指着我们说：看，中国人真有意思。那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这种不兼容本质上是文化的不兼容。 多年以后，我才慢慢体会到，我们认知的世界，和他们认知的世界并不相同。他们从古至今就没见过抬着菜回家的人，我们也没有见过脑袋上顶着煤气罐人在大街上溜达的人。我们双方都不该觉得谁对谁错，因为在我们各自的世界里，事情就该如此。 这个世界，远远没有达到全球化，即使有一天，非洲也发展起来了，人家头顶重物的行为也不一定会消失，恰恰相反，会变成非洲的文化特色。非洲这片土地真的很原始，想去某个景点可能要跋山涉水、在雨林中穿梭，这样的地方需要当地人带路才能到达。我们出去玩，都是找信得过的当地友人带路或是对方在介绍信任的人带路。当地人除了讲葡萄牙语也会讲自己的土著语，这种土著语和其他语言又是天壤之别，但在非洲工作的华人有必要学会当地土著语中“杀死”这个词，不然他们可能会当着外乡人的面谋划如何谋财害命。安哥拉的教育十分落后，几乎没什么学校有像样的教学楼，经常就一个混砖平房，放上桌椅就是教室，有时候孩子多，教室不够用，只能临时搭个草棚，在草棚里上课。 他们的儿童受教育年龄也偏晚，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大部分不是孩子，俨然一群小伙子。 我试着问学生一道数学题，17乘28等于多少？他蹲在地上划拉半天，算不出个所以然。这时我才意识到乘法口诀也是我们国家特有的东西。 安哥拉吃的很丰富，我们路过一些沿海村庄时会直接和当地的渔民购买，龙虾，石斑，大黄花鱼，都是野生的，品种丰富价格还便宜，大概15元人民币一斤。 有些东西是被我们中国人吃贵的，比如最开始我们营地附近有个村庄，羊300人民币一只，后来当地村民知道中国人喜欢吃羊，涨到了500一只。当地人的